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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論語》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
當代，論文常用來指進行各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和描述學術研究成果的文章，簡稱之為論文。下面是是小編整理的從《論語》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一起來看看吧。
從《論語》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 篇1
論文關鍵詞：
《論語》思想
論文提要：
作為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有其自成體系的政治思想。通觀《論語》，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首先，要提高領導階層的素質；其次，在治國方略上要以“德治”為根本原則；再次，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要以“仁”為精神內涵；最后，要以“禮”為國家和公民的行為準則。四者相聯系，“德治”是實現“仁”和“禮”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禮”的精神內涵，“禮”則是德治和“仁”的具體形式，而領導階層的素質提高是“德治”、“仁”和“禮”具體實施的前提。
一 、孔子所處的政治
要想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首先就要看看孔子所處的政治環境。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政治上混亂、軍事上諸侯國互相征伐。自從周平王東遷后，周王室衰微，地位一落千丈，實際上和一個中等諸侯國差不多。各國為了在眾多的諸侯國中得到一塊生存之地，互相攻伐，戰爭持續不斷，小國被吞并，大國不斷崛起，先后出現“春秋五霸”。各國內部，卿大夫勢力強大，動亂時有發生，弒君犯上現象屢見不鮮。
在這種情況下，周代從文王武王及周公等人時期傳下來的禮樂制度也隨之崩潰了，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①]這段話中孔子所說的“天下無道”的情形就生動地描繪出了春秋時期混亂的政治局面。
隨著禮樂制度的崩潰，人們的也逐漸淪喪。春秋是一個講究實力的時代，凡是講實力的時代，道德都是沒有的。
面對這樣混亂的，孔子作為一個對社會負責任的人，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社會的政治思想。
二 、孔子政治思想的具體內容
為了實現“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恢復文武時代的統一局面，孔子在《論語》中提出了以下四點內容。
一、要建設優秀的領導階層。
孔子很注重政治生活中領導階層的作用，他要求領導者必須首先在道德和修養上作出一定的成績，否則就無法領導下層的民眾。同時，孔子把社會上的人分為兩個階層，即“君子”和“小人”，這里的“君子”和“小人”的意義與我們現代意義上的“君子”和“小人”的意義是不同的，孔子這里講的“君子”和“小人”實際是分別有兩層含意，第一層含意是指領導者和被領導者，“君子”指領導者，“小人”指被領導者；第二層含意是指道德高尚的人和道德低下的人，“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例如：孔子說：“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②]這里的“君子”就是指領導者。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③]， 這里的“君子”也是指領導者，“小人”則指被領導者。而大部分時候“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而這兩層含意也是有著聯系的，孔子認為領導者就必須有道德，即在道德上也應該是君子。道德低下的人即“小人”就應該被道德高尚的人即“君子”所領導，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之德風，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④]。這些在《論語》中是沒有明確表示的，需要我們在讀《論語》的過程中細細斟酌。
那么，領導者應該怎樣做呢？
首先是要高尚，必須“以德治國”即所說的“為政以德”，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⑤]“共”通“拱”，這段話代表了孔子的“為政以德”的思想，孔子用天象比喻生活，領導者如果實行德治，民眾就會像眾星圍繞北極星一樣自動圍繞著你轉。在這里孔子強調了道德對政治生活的作用，主張以道德教化為治國的原則。而孔子本人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有人問孔子說：“子奚不為政？”孔子說：“《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⑥]孔子就是用道德來感染眾人的，因此，孔子雖然沒有在世俗政治上擁有權力，但在精神上卻是一個領導者，孔子也正是希望那些在世俗政治上擁有權力的領導者也能像他一樣，通過高尚的道德來領導民眾。
其次，領導者要帶頭走正道，為民眾做表率作用。魯國貴族季康子曾經向孔子請教治國的方法，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⑦]領導者本人帶頭走正路，那么還有誰敢不走正道呢？另外，季康子擔憂盜竊，問孔子怎么辦，孔子說：“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⑧] 領導者自己不貪圖財利，即使獎勵偷竊，也沒有人偷盜。季康子還把自己所認為正確的治國之道告訴孔子，他建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⑨]，而孔子卻說：“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⑩]這里的“君子”指有道德的領導者，而“小人”指被領導者，從這三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季康子是一個行為不端正，貪得無厭，并且政治頭腦簡單的人，他雖然居于君子之位，卻沒有君子之德，而孔子通過批評季康子提出了領導者應身先士卒走正道，為民眾做表率，方能治理好國家的道理。
二、孔子提出了領導者治國的正確方略——“以德治國”。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1]在這里，孔子舉出兩種不同的治國方針——以政令和刑罰為核心的“法治”與以道德和禮儀為核心的“德治”。孔子在比較這兩種治國方針后認為法治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恥的道理，而“德治”比“法治”更有優越性，因為德治能使民眾有知恥之心，從而在心中樹立一個什么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的榮辱觀，這樣民眾在做某件事之前就會先用自己的榮辱觀去衡量這個行為，從而得出一個正確的符合禮法的決定。通過德治，民眾不僅明白了是非，而且也會了解到領導者的用心良苦，從而達到“有恥且格”的目的，這就是孔子的德治思想，具體來說有兩個方面。一是要取信于民。子貢曾經問孔子如何為政，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說：“去兵。”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12]孔子認為“信”是治國的最基本的因素，是高于和軍事的，他這番話說明了“取信于民”在以德治國中的重要性。二是要教化民眾，孔子認為，如果人民在經濟上得到富足，就會追求安逸的生活，而人之所以為人，不僅要有物質上的欲望，更要有精神上的提高，這也是領導者進行“德治”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必須對民眾推行教化政策。冉有曾經陪著老師孔子到衛國去， 孔子說：“庶矣哉！”冉有問老師：“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說：“富之。”冉有又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說：“教之。”[13]古時候由于地廣人稀，諸侯國君們大都實行鼓勵增長的政策，人口多寡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實力大小的'重要指標。人口多了，那自然是首先讓民眾在物質生活需求上得到滿足。在物質生活需求上得到滿足之后，就要進行孔子所謂的“教”，即教化，使民眾在精神上有一定的提高，其最終的目的，就是希望每個人都保持自身的品德，從而達到“以德治國”政治理想。
三、孔子所提倡的“德治”的精神內涵是“仁”
孔子講領導者要以德治國，而以德治國的方法是貫徹以“仁”為核心的政治理念。“仁”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概念，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4]可見，“仁”是離我們不遠的，而且，似乎一伸手就可以夠得著，但他有同時說：“若圣與仁，則吾豈敢？”[15]孔子又不是仁者了，他一會兒有“仁”，一會兒又沒有“仁”，這是這么回事呢？我們仔細品讀《論語》后，方才恍然大悟，在“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6]中有一個十分關鍵的但很容易被忽略的字——“欲”，而在“若圣與仁，則吾豈敢”中孔子說他只是“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也是一個“欲”的意思，這樣，我們就理解了孔子的“仁”，這個“仁”不是一個頭銜，說某某人是個仁人，而是一種欲望和實際行動，這也是孔子“仁學”中最關鍵的，正如公西華所言“正唯弟子不能學也”[17]。孔子對“仁”的解釋，最精彩的莫過于對子貢、顏淵、仲弓、司馬牛、子張和樊遲這六個學生的講解。子貢問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18]顏淵問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9]仲弓問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20]司馬牛問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說：“仁者，其言也讱。”[21]子張問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說：“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 [22]子張又問孔子“五者”是什么，孔子說：“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23] 樊遲問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說：“仁者先難而后獲，可謂仁矣。”[24]樊遲還有一次問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25]由此可見，孔子的“仁”的核心是“愛”和“禮”，要以愛心對人，時常替別人著想，要以禮法克制自己，行為言語要謹慎，類似現代政治理念中的“以人為本”，孔子在這里看似是在自己的學生做人的方法，而實際是他的一種政治設想，前面我們已經討論過，孔子講的“君子”有兩層意義，孔子教他的學生做有德之人，即“君子”，他說：“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26]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為，從政還有什么困難呢？孔子認為這種人就應該走上領導崗位，而由這些擁有“仁”的君子來，就必然會實行仁政。
四、思想中的治國工具是“禮”
孔子是一個十分懂得“禮”的人，據說他小時候就把禮器當玩具玩，《史記》中記載：“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27]可謂天賦異秉。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28]孔子對于夏禮、殷禮都很精通，但他認為夏、商、周的禮儀是一代比一代進步的，他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29]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30]。可見，他認為周禮是最為完善的。
“禮”是周代典制的重要內容，“禮起源于氏族的風俗習慣”[31]。也就是人類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時代的習慣法，這些習慣法在進入王政時代后，被領導階級加以整理改造，形成比較系統的制度，于是，夏有夏禮，商有商禮，周有周禮，“禮”成了國家穩定的一個重要保證，而“禮”經過了夏商兩代的改進，到了周代，經過周公的系統化，成為更加完善的一種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內容見于先秦典籍《儀禮》之中。周禮的基本精神是“在各種典禮、儀式當中，不同社會地位的參與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嚴格的具體行為規范。通過這些行為規范區別尊卑、親疏、賢愚等社會范疇，界定每個人在社會秩序中的具體位置，協調全體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32]。到了孔子時代，周公所作的“禮”已經徹底崩潰了，社會進入了“天下無道”的時期，孔子在這樣的社會里能夠站出來，用一種“雖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力圖改變社會現狀，這種精神是我們后世子孫們所應該敬仰和學習的。
孔子要用“禮”來治理國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子路曾經問老師：“衛君待子為政，子將奚先？”孔子說：“必也正名乎！”[33]子路覺得老師有些可笑，因為在當時的社會中要想“正名”確實是一件異想天開的事，他問：“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這“名”怎么正呢？孔子對子路解釋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34]所以說，孔子認為“正名”是治國的首要工作。所謂“正名”，就是建立一個名實相符的社會，社會的各個階層都應該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心盡職，不得僭越。齊景公曾經問孔子為政的方法，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5]即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樣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樣子，做父親的要有父親的樣子，做兒子的要有兒子的樣子，孔子要建立的是一個秩序合理嚴謹的社會。因為當時的社會是一個秩序混亂、禮崩樂壞的社會，季孫氏曾經用八佾的規模在庭院，古時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四十六人，據《周禮》規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諸侯為六佾，卿大夫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大夫，只能用四佾，他用八佾是典型的破壞周禮的事件，對此，孔子表現出極大的憤慨，發出一句響徹古今的名言：“是可忍，孰不可忍！”[36]可見，當時禮制的破壞程度有多么厲害，也正因此，孔子才提出“正名”的主張。
其次，除了“正名”之外，孔子還提出要以“禮”為行為規范的思想，即“齊之以禮”的思想。“禮”的實行有兩條缺一不可的途徑：一是自下而上的途徑，孔子在教導他的學生子貢時說為人要“富而好禮”[37]，在教導他的學生顏淵時說要“克己復禮”[38]，在教導他的兒子孔鯉時說“不學禮，無以立”[39]，這就是說民眾自己本身要以“禮”為自己的行為準則，要求人們做到“非禮勿視，非禮無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40]；二是自上而下的途徑，即領導者要以“禮”治國，即孔子所說的“上好禮，則民易使也”[41]，“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42]。領導者以“禮”為行為規范，民眾就會效法，國家就會穩定，從而達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會。
三、結語
綜上所述，筆者將孔子的政治思想概括為四大塊：首先，要提高領導階層的素質，要讓那些有德有才的人去領導民眾，而不是讓像季康子那樣的人居于領導崗位；其次，在治國方略上要以德治為根本原則，而不是一味地以嚴刑峻法來統治人民；再次，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要以“仁”為精神內涵；最后，要以“禮”為國家和公民的行為準則，反對越禮的行為。這四點是聯系的，德治是實現“仁”和“禮”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禮”的精神內涵，“禮”則是德治和“仁”的具體形式，而這三點的實行都有賴于領導階層的素質的提高。而且這四點是聯系的，德治是實現“仁”和“禮”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禮”的精神內涵，“禮”則是德治和“仁”的具體形式，而這三點的實行都有賴于領導階層的素質的提高。
孔子雖然已經逝去兩千多年了，但他留下的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我們后世子孫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我們應當繼承祖先的優秀并予以發揚光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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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論語·顏淵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頁。
[⑧] 《論語·顏淵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頁。
[⑨] 《論語·顏淵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頁。
[⑩] 《論語·顏淵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頁。
[11] 《論語·為政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頁。
[12] 《論語·顏淵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頁。
[13] 《論語·子路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頁。
[14] 《論語·述而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頁。
[15] 《論語·述而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頁。
[16] 《論語·述而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頁。
[17] 《論語·述而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頁。
[18] 《論語·雍也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頁。
[19] 《論語·顏淵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頁。
[20] 《論語·顏淵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頁。
[21] 《論語·顏淵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頁。
[22] 《論語·陽貨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頁。
[23] 同上。
[24] 《論語·雍也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頁。
[25] 《論語·子路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頁。
[26] 《論語·子路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頁。
[27] 【漢】司馬遷：《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新華書局簡體字本，第1538頁。
[28] 《論語·八佾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頁。
[29] 《論語·八佾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頁。
[30] 《論語·泰伯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頁。
[31] 張帆：《中國古代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頁。
[32] 張帆：《中國古代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頁。
[33] 《論語·子路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頁。
[34] 《論語·子路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頁。
[35] 《論語·顏淵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頁。
[36] 《論語·八佾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頁。
[37] 《論語·學而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頁。
[38] 《論語·顏淵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頁。
[39] 《論語·季氏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頁。
[40] 《論語·顏淵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頁。
[41] 《論語·憲問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頁。
[42] 《論語·子路篇》，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頁。
從《論語》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 篇2
《論語》反映了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學術思想和教育思想，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在諸經中，《論語》得到的評價極高，對后世影響的時間最長久、地域最廣遠。孔子作為一個偉大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至今值得引起我們重視和學習。
1.重視教育的社會功能和促進個體發展的作用
《論語》中可以看出，孔子認為治國治民，政治、軍事、法律都不可缺少，但最根本的還是教育，他把教育放在很高的地位。
孔子認為教育可以把社會的政治思想、倫理道德，傳播到民眾之中，從而對政治產生重大影響。《論語為政》載“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這就是說，通過教育把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風氣傳播開來，就會影響政治。
孔子認為教育是立國治國的三大要素之一，教育事業的發展要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論語子路》中“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通過冉有之問，孔子扼要地闡明了他的庶—富—教的施政大綱。“先富后教”的觀點表明，須先發展經濟，教育才能更好地發展，教育要受經濟的制約。
孔子認為治理國家不能只靠政令、法律，而要通過教育引導實現德政。他通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表明：教育可以感化人，既使百姓守規矩，又使百姓有“羞恥之心”，形成道德信念的力量，收到德治的效果。
孔子對教育在人的發展過程中起關鍵作用持肯定態度。他在中國歷史上首次提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指出人的天賦素質相近，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天賦比平民高貴、優越的思想。孔子的“舉賢才”及整個教育思想都放在這種天賦平等的人性論基礎上，他盡力將教育推向平民，為其“有教無類”主張提供理論根據。同時，孔子指出人的個性差異是后天作用的結果，充分肯定了教育的影響力，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倡導培養志道弘道的志士和君子的教育目的
《論語》反映出孔子致力于通過教育來培養“士”、“君子”，以完善人格為教育的首要目的。
孔子一生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道。他教育他的學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他的學生也頗有體會，曾參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可見，教道和學道是孔門師生共同的目的，孔子的教育目的已轉化為學生的學習目的。
孔子主張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士”，而“士”的標準就是“君子”或“君子儒”。“君子”原是奴隸主貴族統治者的專稱，即奴隸主貴族老爺的意思。孔子把它發展成為具有一定道德標準的精神貴族的理想人格，即把“君子”當作教育的培養目標。他明確提出作為一個“君子”，一要能“修養自己，保持恭敬謙遜的態度”，即要有“德”。二要有“使親族朋友以及老百姓都得到安樂”的治國安民之術，即要有“才”。君子德才兼備，以德為主。
“學而優則仕”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學而優則仕 ”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學習是通向做官的途徑，培養官員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學習成績優良是做官的重要條件，如果不學習或雖學習而成績不優良，也就沒有做官的資格。“學而優則仕”和孔子倡導的“舉賢才”是一致的，確定了培養統治人才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義。它反映封建制興起時的社會需要，成為當時知識分子積極學習的巨大推動力量。
3.實施以道德教育為重心的豐富的教育內容
根據《論語》，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概括孔子的教學內容：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這是指教學內容的四個基本方面。其中“行、忠、信”都是道德教育的要求。孔子還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馀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首先要求做一個品行符合道德標準的社會成員，其次才是文化知識的學習。所以，在孔子的教育內容中，道德教育占首位，文化知識的學習必須為德育服務。
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是指孔子教學的主要科目；《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書”，是孔子所使用的基本教材。“六藝”偏重于才能和技術的訓練，“六書”偏重于文化知識，屬于文的范圍。
總之，孔子的教學內容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識和技能技巧培養等三個部分。這三個方面，從教育內容結構，以及社會需要和個人人格形成看，是初步完整化了的。這是孔子在教學內容發展史上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對這三方面不是等量齊觀，他把道德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為三者的重心，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
4.主張“有教無類”，擴大了教育對象
春秋以前，平民是沒有資格入學接受教育的。孔子創辦私學，在教育對象上進行了相應的革命，實行“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的辦學方針，這是孔子教育實踐和教育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實現這一原則，孔子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誨焉。”（《論語述而》），意思是：只要本人愿意學習，主動奉送10條干肉作為見面禮，就可以成為弟子。
事實表明，孔子招收學生不分貴賤、貧富、地域、種族。他的弟子來自各個諸侯國，分布地區廣；弟子成分復雜，出身于不同的階級和階層。其中大多數出身平民，如顏回、子路、曾參、原憲、仲弓等，也有貴族家庭出生的孟懿子、南宮敬叔、司馬牛等，還有商人出生的子貢和“大盜”出生的顏涿聚。
孔子“有教無類”的招生原則，打破了貴族壟斷、學在官府的格局，把受教育的對象擴大到一般平民，使教育活動擴展到了民間。雖門下人品混雜，卻皆能兼收并蓄，教之成才，這說明了孔子教育家胸懷的寬大能容，教育藝術的高明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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