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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憂患意識論析
論文關鍵詞:憂患意識;《周易》;居安思危;防微杜漸;天命觀
論文摘要:中國中洋溢著濃厚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惠意識的源頭在《周易》。《易經》卦爻辭中包含著居安思危、防微杜漸的憂患意識,以教導人們防患于未然,通過自身的努力化險為夷。經過《易傳》的系統闡發,憂患意識始成體系,構成了中華和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體現了先民的人生和生存智慧,影響極其深遠。《周易》中的憂患意識,和殷周之際天命觀的轉變有著直接的關系。
憂患意識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中華民族人生哲學和生存智慧的體現。正因為有濃厚的憂患意識,才使中華民族雖屢經磨難,仍綿延數千年未曾中斷,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中華民族憂患意識的形成,和《周易》有著直接的關系,《周易》是中國文化中憂患意識的源頭之一。
一
《周易》本經中雖然沒有出現憂患的概念,但其卦爻辭中卻包含著深沉的憂患意識,處處提醒人們在身處順境時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漸,防患于未然;在身處逆境時要謹慎戒懼、自強不息,通過自身的努力擺脫困境,化險為夷。
《周易》認為事物總是處于對立面的相互轉化之中,正如《泰》卦九三爻辭所言:“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否極泰來,泰極則否,事物發展到頂點就要轉向反面。所以在身處順境時,要有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方能保證長治久安,如《否》卦九五爻辭日:“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休,猶怵也,即恐懼。休否,即恐懼否塞之來也。苞,草木豐茂之意。苞桑,深根而固柢者也。此條爻辭勸誡人們要居安思危,時時戒懼,常恐否運之將來,唯有如此才能保證其人及國家的命運像系在堅韌的桑樹根上一樣安固,無有傾覆之危險。《系辭傳》解釋此條爻辭說:“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日:‘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可謂得其居安思危之真諦。又《家人》卦初九爻辭日:“閑有家,悔亡。”《說文解字》:“閑,闌也,從門中有木。”閑的本意即關門上拴,引申為防止此條爻辭意謂治理家事要有憂患意識,時時防止不軌行為的發生,才能保證家庭的興旺發達,不至于因家庭的敗亡而后悔。《周易》卦爻辭中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都是強調人要有居安思危的戒懼之心,有備方能無患。
居安思危,防止走向反面,就要“知幾”。關于“幾”,《系辭傳》解釋說:“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幾”就是事物發展變化的苗頭,是吉兇禍福的前兆,“知幾”就是善于發現事物發展變化的苗頭,以防微杜漸,趨吉避兇。《坤》卦初六爻辭日:“履霜,堅冰至。”霜降乃是天氣要變冷的先兆,走路踩到霜,預示著嚴寒的冬天即將到來,快要結冰了,這時就應該玎始為御寒做準備,以免將來遭受嚴寒之苦。《文言傳》解釋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日:‘腥霸,堅冰至。’蓋言順也”也是強涮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是積小成大,有…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要求人們知幾早辨,防微杜漸,避免大的禍殃發生。又《屯》卦六三爻辭日:“即鹿無虞,惟入于杯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即鹿,即逐鹿虞,謂虞人,掌禽獸者。古人狩獵,先由熟悉Il_的虞人負責把禽獸驅趕出來,再行射捕。如糶沒有旗人的幫助,蟻身追逐野鹿進入林。不仍j!能有收獲,而且還有迷路的危險。狩獵之人如果“知幾”,在這種情形下就應該舍棄,因為繼緞避趕F點只能陷人困境,到時候后悔也來不及《周易》正是用這些形象的比喻強調“知幾”的重要:,省城人們要善于發現事物的苗頭,見機而作,或防微杜漸,或知止而止,以趨利避寄,防止陷入利的境地。
當身處逆境時,更應該心存戒懼,通過反省改過以求擺脫困境。《乾》卦九二爻辭日:“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這是說君子身處險惡之境,要終口不懈怠,至傍晚猶懷警惕之心,如此方可保證不犯過錯,爭取改變現狀以化險為夷。《履》卦九四爻辭日:“履虎尾。翹恕,終吉。”恕想,恐懼也。踩到老虎尾巴上,比喻處境十分險惡。但只要心存戒懼,小心對,最終會化兇為吉。義《困》卦上六爻辭曰:“困于葛蕊,于脆脆。臼動悔。有悔,征吉。”髖碗,危而不安。遭遇葛藤纏繞,比喻身處闌境,居而不安,行無通路。然處困之地,正用謀之日時也,這時如果能保持警惕,反身自省.就能找出擺脫困境的正確途徑。
不僅以上所舉數例,《周易》中的占斷之辭本身就包含著濃厚的憂患意,秈殿墟卜辭相比,《周易》的占斷之辭除了吉、兇,還增加了悔、吝、無咎、悔亡等。關于這些占斷之辭的含義,《系辭傳》解釋說:“吉兇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吉兇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者.善補過也……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吉兇是指人行事有得有失的結果;悔吝是指人在行事有小的過失的情況下,采取不同的措施而得到的結果:如果有憂患意識,及時發現問題并加以改正,就能使事物向好的方向發展,這就是悔;如果沒有憂患意識,有了小的錯誤而不及時改正,就會使事物向不好的方向發展,這就是吝。悔和吝處于吉兇中問,二者的界限非常細小,只要能存心存憂患恐懼,不越過這個界限,就可趨吉避兇,否則就得兇。所謂無咎,就是指人能心存誡慎,及時發現過錯并加以改正,使事物向好的方向發展。《周易》使刷悔、吝、無咎這些占斷之辭,目的就是告減人們要有憂患意識,從細微處做起,善于補過,以趨利避害,化兇為吉。
《易》卦多危辭,在64條卦辭和386條爻辭中,悔、吝、閃等負面占斷之辭占丁絕大多數。這并不說作《易》是個悲觀主義者,而是要提醒人們要有憂患意識。正如《系辭傳》所說的:“《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危詞、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電。”電就是說,《易》卦中多危之辭,是要人們了解常懷戒懼危亡之心則能安樂、常懷安樂享受之心則會危亡的道理,提醒人們要始終心憂患,保持警惕,不至于因自身的過失而導致不好的結果。《系辭傳》又曉:“《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膳,同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義明于憂患之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一辦‘,既有典常,茍非其人,道不虛行”《劂易》是講變化的書,用卦爻和卦爻辭把事物變化的規律淺履地告訴人們。順著卦爻辭而思度其指引的方向,人們就可以體察到在事物無常的變化中有不變的常法可供遵循,即事物總是處于對立面的相互轉化之中,從而也就明白了憂患的理由和重要性,就可以趨吉避兇。學習《周易》,明白了憂患的道理,雖然沒有師長的教誨,也能時時告誡自己要保持警惕,就如同有父母在身邊保護一樣,不至于有傾覆的危險。
總之,《周易》在仰觀俯察中體悟到事物總是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并進而產生了強烈的憂患意識,告誡人們在平泰之時要保有警惕戒懼之心,居安思危、防微杜漸,防止由泰轉否;在身處逆境或困境時反身自省,小心應對,以便擺脫困境,化險為夷。《周易》之所以被稱為“寡過之書”,就是因為其中包含著濃厚的憂患意識,處處告誡人們要保持警惕,見幾而作,防止因本身的過錯而導致不好的結果。
二
《周易》提醒人要有憂患意識,要居安思危,趨吉避兇,但同時強調處憂患要不失操守,趨吉避兇當以修德為本,切不可因個人的一時安危而放棄做人的原則,從而由憂患意識引出重德的思想。
《周易》的吉兇占斷,并不僅僅指個人的安危禍福,而是和直接相關聯。如《益》卦九五爻辭日:“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就是說只要懷著真誠的惠人之心對待別人,則別人也會以真誠之心惠及于我,這樣不用卜筮,就知道結果一定是大吉大利。這里的吉兇就是直接從個人的德行推導出來的。《系辭傳》解釋說:“吉兇者,失得之象也。”“吉兇者,言乎其失得也。”即吉兇是得道順理和失道逆理的結果。關于“道”,《說卦傳》日:“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日陰與陽,立地之道日柔與剛,立人之道日仁與義。”可見《周易》所謂的吉兇,是根據人的行為是否符合仁義等道德原則來定奪的,是善于不善、義與不義的判斷。正如王夫之所說,《易》“于其善決其吉,于其不善決其兇。無不自己求之者,示人自反,而無僥幸,無怨尤也。”針對《恒》卦九三爻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說:“不占而已矣”(《論語·子路》),茍子說:“善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都是認為人的吉兇禍福和其德行直接相關,觀其德行義與不義、善與不善,不用占筮就可知吉兇結果。孔子和茍子的“不占”正確導出了《周易》吉兇觀的真諦。既然《周易》的吉兇是善與不善、義與不義的結果,那么其所憂患者也就是對道之不明、德之不修的憂慮與戒懼,其趨吉避兇的關鍵也就在于反身自省以提高道德修養。
《系辭傳》說:“《易》之興也,其與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惰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后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游義。巽,以行權。”選取了九卦分三次陳述,即所謂“三陳九卦”,以見其處憂患而不失操守進德修業以脫困之意。履者,禮也。禮是道德修養的基礎,行為遵守規范,以禮待人處事就能調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際關系和諧則能得到別人的幫助,無往而不利。謙,即態度謙恭。態度謙恭是道德修養的把柄,越謙恭謹慎則越能得到別人的尊敬,事業自然會順利。《周易》六十四卦中,只有《謙》卦六爻皆吉而無兇、利而無害,由此可見謙恭之重要。復,即復歸人性之本善。如果能覺復歸人性之本善,然后才能善待一切人和物,反過來也能得到別人的善待。恒,是說不管是處于安泰的境遇中,還是處于危厲的境況下,都要堅持道德操守,不失其信念,才能終得善果,損,即減損私欲和惡念,能減損私欲和惡念則會遠離禍害。益,即增益善念和美行,能增益善念美行則利興。困,即身處困境,這時可以考驗其德是否充實,如果能處困而不失操守,不怨天,不尤人,就一定能由窮轉通。井,取養之意。身處窮困而能涵養其德,進而施及于人,如同井以水養萬民一樣,公而無私。巽,入也,即能深入了解事物之理,遇事據中行權,裁斷無所不宜,結果自然是大吉大利。其實不止這九卦,《周易》六十四卦都在告誡人們處憂患之時要以修德為本,正如孔穎達所說:“以為憂患興德為本也。六十四卦悉為修德防患之事。”
當人處于困境時,為了擺脫困境,最容易喪失德行和操守,故《周易》特別提醒人們即使身處困境,也要守節不移,臨危不亂才是擺脫困境的正道。如《泰》卦九三爻辭日:“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是說事物總是處于對立面的相互轉化之中,否極必然泰來,人處困境之中,一定要不失其信念,堅持道德操守,進德修業,見幾而作,才能終得善果。反之,如果不能堅持道德操守,為了擺脫困境不擇手段,就不能有好的結果,此即《恒》卦九三爻辭所謂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傳》也屢屢提醒人們在困境中要注意提高道德境界,如《蒙·象》日:“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否·象》日:“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蠱·象》日:“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坎·象》日:“水濤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蹇·象》日:“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惰德。’’《蒙》、《否》、《蠱》、《坎》、《蹇》的“卦時”都是險、難,《象傳》告誡人們在此境況下千萬不要受客觀的攪擾而放棄做人的原則,而是心懷戒懼,守道行義,通過提高道德品質和精神境界來擺脫困境、轉危為安。
《周易》講盡人事而聽天命,當身處困境之時,要心存戒懼,不因危難而放棄操守,努力去改善客觀,以求擺脫困境。但這樣做仍然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時,就要泰然處之。《困·象》日:“君子致命遂志。”程頤解釋說:“君子當窮困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惟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寒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②當個人無法改變困厄的處境時,要堅持操守,不因禍患而動搖其志,一心行義,切不可為了擺脫困境而喪失做人的原則。
正如北宋大儒張載所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正蒙·大易》),圣人作《易》的目是教人極深研幾,明白吉兇禍福的道理,居安思危、防微杜漸以趨吉避兇,堅持操守、修德進業以轉危為安。《周易》是君子修德寡過之書,而不是小人追逐名利的工具。
三
《周易》濃厚的憂患意識及重德思想和殷周之際天命觀的轉變有著直接的關系,是周初統治集團對殷商天命觀改造成果的集中體現。
殷王朝的統治者認為自己是上帝之子。《詩經·商頌·長發》說:“有賊方將,帝立子生商。”因為相信和上帝有血緣關系,所以殷人認為上帝會永遠保佑自己,使其統治天下的權力一直延續下去。《尚書·西伯戡黎》載,當周文王既戡滅黎,“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殷朝的統治處于風雨飄搖之時,殷紂王還堅信“有命在天”,相信上帝會保佑殷商王朝平安無事。然而,相信“有命在天”的“大邦殷”卻最終被“小邦周”消滅。
從殷周之興亡的經驗中,周初的統治者認識到天命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可能常保一家,而是可以變易,從而對殷人的天命觀進行了改造。周人對殷人天命觀的改造,并不是要徹底否定殷人的天帝信仰。《詩經·大雅·文王》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又:“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大雅·生民》說:“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尚書·大誥》載周公說:“天降割與我家。”《召誥》載周太保召公日“今天其命哲,命吉兇,命歷年。”說明周初的統治者對天命深信不疑,認為天帝對人既能“保右命之”,又能“降割(害)”,主宰著人世界的吉兇禍福,人必須“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周人對殷人天命觀的改造主要是認識到“天命靡常”(《詩經·大雅-文王》)、“惟命不于常”(《尚書·無逸》)的道理,并賦予天帝以屙I生。提出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思想。“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一方面否定了殷人“有命在天”的觀念,使皇天上帝由殷王的保護神變成了普天下之人的保護神;另一方面,和殷人信仰的“帝”相比較,周人的信仰的“天”不再是恣情任意、喜怒無常的主宰之神,而是能賞善罰惡的具有倫理屬性的理智之神。呂大吉先生指出:“對于這種神靈的內心世界、神靈的屬性和理智特征,有些宗教神學家是用富于情欲和意志的色彩塑造和描繪出來的,而有些宗教神學家則使用富于智慧和理智的筆調去精心雕琢。這樣一來,就使不同宗教的不同天命觀,在內容和性質上有不同的形態和色調:或者發自于神靈的恣情任意,表現為注重情欲的天命觀;或者出自于神靈的倫理和理性的思考,使其天命觀具有某些倫理性和理智性的特征。前一種天命常常是反復多變、不可捉摸,神靈喜怒無常,天命亦不可測。后一種天命則往往表現為有常的天道和整然有序的世界結構。”殷商和西周的天命觀正好和呂先生所論述的兩種天命觀相符合。殷人信仰的“帝”具有恣情任意、注重情欲的特征,而周人信仰的“天”則具有倫理性和理智性的特征。和殷人的“帝”相比,周人的“天”在“命哲,命吉兇,命歷年”時不再是隨意的,而是有著道德上的標準。《尚書·大誥》說:“我不敢知日,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康誥》說:“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在周初的統治者看來,殷王因不能敬德,結果被上天剝奪了統治天下的權命;而周文王因能明德,得到了皇天上帝的贊賞和輔佑,讓其“恭行天之罰”(《尚書·牧誓》),以武力剿滅殷商,接替殷王來統治下民:
周人在用“天命靡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來為“小邦周”代替“大邦殷”而有天下提供合法性證明的同時,也產生了強烈的憂患意識。既然“天命靡常”,是可以轉移的,能由保佑殷商轉向保佑周人,那么也就難保天命再次轉移,從而使周人失去統治天下的權力。正是在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的導引下,周初的統治者一再告誡子民要居安思危、敬德以保天命永駐,從而由憂患意識又引出了重德的思想如《尚書·召浩》說:“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命。”《詩經·大雅·文王》說:“無念爾祖,聿惰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小雅·節南山》說:“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正如王國維所說:“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為務。”
《周易》是西周初年王室成員所做的卜筮之書,作《易》者把其從殷周興亡的歷史經驗中出來的“天命靡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道理,融人到《周易》的吉兇占斷中,從而使《周易》卦爻辭中處處充斥著濃厚的憂患意識和重德思想,目的是要當政者時刻牢記創業之艱難、守業之不易,要居安思危,常懷警惕戒懼之心,敬德保民以求基業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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