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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孔孟道德修養思想之比較
〔論文關鍵詞〕 孟子 修養
〔論文摘要〕 中國非常重視個體的道德修養，并將之視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基礎。孔子、孟子開創了儒家文化發展之先河，在他們那里有著非常豐富而精辟的道德修養思想。在如何通過道德修養鑄造自我品性方面，孔子和孟子既具有認知上的共同性和傳承性，同時又具有各自的思想特色，對之進行比較研究，挖掘和開發其中之思想精髓和理論精華，對于開啟我們今日之心智無疑大有裨益。
“修養”一詞本為“修身養性”之意。《孟子•盡心上》中說：“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宋代程頤后來將“修身”與“養性”結合起來，提出了“修養”這一概念。其主要含義是指一個人在思想、道德、 學識、技藝等方面，自覺地進行學習、磨煉、陶冶和提高的實踐活動，以及經過自身的不懈 努力所最終實現的程度和達到的境界。因此，修養問題涉及生活的各個方面，如思想修養、文化修養、修養、理論修養、技藝修養等等。道德修養主要是指社會個體在個人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等方面，根據一定的道德價值標準所進行的自我鍛煉、自我改造、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行為活動，以及經過這種努力所形成的相應的道德情操和所達到的道德境界。中國儒家倫理文化非常重視個體的道德修養，并將其視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基礎。孔子、孟子開創了儒家文化發展之先河，在他們那里有著非常豐富而精辟的道德修養思想。在如何通過道德修養鑄造自我品性方面，孔子和孟子既具有認知上的共同性和傳承性，同時又具有自身的思想特色。
一、孔子的道德修養思想
一個人之所以要進行自我的道德修養，其目的在于培養自己高尚的道德人格。在孔子那里，最理想的人格境界是“圣人”，其次是“君子”。在孔子看來，只有堯舜這樣的圣德明君才算得上是圣人，一般人是很難達到圣人之境的。所以，在個體的道德人格追求上，孔子充分認識到如果要求每一個人都成為圣人事實上是很不現實的。于是，孔子從現實可能性的角度指出：“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論語•述而》）可見，孔子在對理想人格的追求上非常務實，主張“圣人若不可求，可求君子”，一個人若能達到君子之境亦可也。那么，圣人之境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境界呢？它與君子之境的差異又在哪里呢？孔子認為，圣人之為圣人，其關鍵在于他能夠實現“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的統一，從而對現世乃至后世以積極的影響，所以圣人能夠做到不朽，即所謂“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 ?傳•?襄公二十四年》）。而君子則不同，孔子認為君子的人格應當是“智、仁、勇”的統一。所謂“君子道者三……仁者不憂，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也就是說 ，一個人只要能夠知仁愿為而不惑，知仁善為而無憂，知仁勇為、知仁敢為而不懼，在必要 的時候能夠做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話，就算是君子了。孔子的期望是：“ 圣人之境”要追求，“君子之德”是基礎。那么，一個人應當如何努力才能培養自己的“君子之德”，并在此基礎上追求“圣人之境”呢？孔子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公》)即欲成德，先修身，強調只有通過自我的道德修養才有可能鑄大德、成大器。孔子將如何進行道德修養的具體方法稱作“為仁之方”，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欲仁得仁”。即在道德修養問題上，個體自身首先要有這方面的內在欲求，孔子認為道德修養是主體自己的事情，自己都沒有對“仁”的追求，那怎么能夠“成仁”呢？自己首先要“欲仁”，沒有這個前提，什么也實現不了。所以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同時，在成就自我的道德人格方面，孔子一直主張“道不遠人”，即道德的追求并非遙不可及，“仁”就在我們身邊，只要自己有這個欲求，有這個決心，那么就一定能夠實現自我對理想人格的追求，所以，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 至矣。”（《論語•述而》）“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
二是“善學知仁”。孔子認為要加強自我的道德修養就必須不斷地加強自身的學習，只有通過學習才能知善惡、辨是非、別美丑、明事理，故“唯善學者方能知仁也”。孔子非常強調“學”與“思”的統一，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善不善“學”，關鍵看會不會“思”，只學不思枉學也！在學與思的過程中，孔子特別強調應該多在實踐中學習和思考，在社會生活中“多見”、“多聞”，他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論語•述而》）另外，還要善于在生活中向有德性的人學習，時刻注意將自己的思想和行為與他們相對比，主動地“見賢思齊”。他特別指出：“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在孔子看來，一個人只有通過這樣的學習和思考，才能真正感知“仁”的存在，真正把握“仁”的?本質。?
三是要“克己為仁”。孔子認為，道德修養的過程并不是一條坦途，在這個過程中關鍵是要能夠戰勝自我，排除各種雜念，克制各種欲望，抵御各種誘惑，即必須“克己”才能“為仁”。為了讓自己的身心少受外界的侵擾，孔子主張人們應當主動地以“禮”克己，最好能夠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外在的誘惑小了，內在的雜念少了，一個人就更能把持住自己。所以，孔子提出“克己復禮為仁”。
四是要“內省思仁”。 孔子認為道德修養必須不斷地反省自我，他將這種反省稱之為“自訟”，主張每個人都應當“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論?語•?公冶長》）。在“自 訟”的過程中應當“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論語•衛靈公》），多從自身找原因，嚴格要求自己。要能夠通過“自訟”以“仁”的標準來審視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以“內省思仁”的方式尋找自身的不足。自我道德的完善以“知不足”為前提，只有“知不足”方能“思過而改之”。所以，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只有內省吾身，改之為貴，方能成就自我。孔子說在自我道德修養方面，自己最大的擔心就是唯恐“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論語•述而》），如果知道了自己的過錯卻“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衛靈公》）。
五是要“力行近仁”。在個體加強自我道德修養的過程中，孔子非常重視道德實踐活動。在他看來，道德修養必須身體力行地去努力，才能越來越接近乃至達到“仁”的境界，這就是孔子所謂的“力行近乎仁”。所以，孔子認為道德修養切忌“空談”，“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一定要身體力行地去做，方能成氣候。他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做任何事情都應當篤實 躬行，言行一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只要身體力行地去做了，那么“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論語•學而》）。
六是要“磨煉成仁”。孔子認為道德修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修身乃人終身之事。他稱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 從心所欲，不逾矩”。因此，道德修養需要終身的反復磨煉才能成大器。在這方面必須態度誠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必須按照《詩經》所說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方式追求自我在道德上的至善；必須“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論語•泰伯》)，永不放棄。在孔子看來道德修養“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住也”（《論語•子罕》），所以必須持之以恒。
二、孟子的道德修養思想
在道德修養所要達到的人格境界上，孟子的認識與孔子不同，孟子認為圣人之境并非高不可攀，每一個凡夫俗子都具有成為圣人的資質，關鍵在于愿不愿意去追求，去實踐。所以，孟子指出：“圣人之于民，亦類也。”（《孟子•公孫丑上》）只要愿意并付諸努力，那么“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孟子的認識與他的人性論密不可分，他認為“人之初，性本善”，人人都具有與生俱來的四個“善端”，據此，人人都能夠成善達仁，成為圣人。所以，成就圣人之境關鍵要“存心保善”，“寡欲養心”，通過“反求諸己”實現自己的夢想。在孟子看來，現實社會中之所以很多人不能成為圣人，關鍵就在于他們為外在的名利所惑，不注重心性修養，從而使得四心皆失，而不能成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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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從其性善論的思想出發，認為修養的“成仁之道”有以下六個方面。
一是“存心保善”。孟子認為“人之初，性本善”，任何人都具有成圣達仁的潛能，因為“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既然每個人都先天地具有“仁義禮智”四個善端，那么，人人就都應當具有成圣達仁的可能性。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孟子•公孫丑上》）因此，道德修養的首要任務是要“存心”，即保持自己“善端”的本性不變。在孟子看來人人都可以成堯舜，其關鍵就在于能否做到“存心保善”。他說：“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孟子•離婁下》）所以，圣人“何以異于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孟子•離婁下》）。
二是“寡欲養心”。孟子認為許多人之所以不能保持自己的“善端”，就是因為受到各種欲望的引誘，因此，要做到“存心養心”保持本色就必須寡欲，盡可能地減少乃至杜絕各種雜念、欲望、誘惑對自己心靈的侵擾，所以，孟子說：“養心莫善于寡欲”（《孟子•盡心下》），唯有清心寡欲才能做到操守自潔，不為物役。在孟子看來，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缺德不善之人關鍵就在于他們沒有將自己的“心”養好。不能“養心”，怎能“存心”？不能“存心”，又如何能夠“保善”呢？所以對于善者和惡人，孟子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后來的李翱和楊簡繼承了孟子的這一思想，李翱認為要“養心”就要去思絕慮，以此來保護“本心”，他說：“弗慮弗思，情則不生，乃為正思。”（李翱《復性書》）楊簡則提出“不起意”的主張，在他看來，一個人只要凡事不起意念，善之本心就不會失落。他說：“孟子明心，毋意，意毋則此心明矣。”（《絕四記》，《慈湖先生遺書》卷二）
三是“反求諸己”。孟子認為既然人性本善，那么道德修養就只須切己自反，發明本心即可。“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 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盡心上》）。所以，成仁之道關鍵在于個體自己的主觀努力。只有意識到了自己所具有的善知良能，并有意識地去努力“求”之，才能夠“得”之。而這種“得”并非獲得了自己所沒有的東西，它不過是將自己本身的“善端”開發光明出來了而已。可見，孟子所主張的道德追求是一種“內求”，而不是一種“外求”；是一種“內得”，而不是一種“外得”。
四是“盡心知性”。孟子從“天人合一”的觀念出發指出，“反求諸己”的關鍵是要“盡心”，只有“盡心”才能使自己的善端得以最大限度地開發，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也，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這就是說只有“盡心”方能“知性”，若“知性”則能“安身”；同時只有“知性”方能“知天”，若“知天”則能“事天”，能“事天”方能“立命”。在孟子看來，一個人唯有如此才能將自己的“心性”與“天性”統一起來，從而尋求到“安身立命”之根本。孟子認為，天地之間存在著一種“浩然之氣”，一個人若能將“心性”與“天性”統一起來，那么就能使“充塞于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常存于胸中，從而為自己培 養起一種“至大至剛”的天地?之性。?
五是“動心忍性”。孟子認為，要達到道德修養的至高境界，就必須經受得住磨難，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所謂“動心忍性”就是指要在道德修養的過程中不怕艱難困苦，無論外界怎樣動搖其心，都應該以堅強的意志力堅忍其性。所以，孟子說：“天將降大任于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 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一個人要想成大器大德絕非易事，必須經得住外界的 各種考驗和誘惑，無論在怎樣的情況下都要堅忍其性、堅守其志，只有做到了“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才能稱之為大丈夫！
六是“以義求仁”。道德修養是自我“求仁以成仁”的過程，如何“求仁”？如何“成仁”？孟子主張“以義求仁”、“以義成仁”。他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來，一個人只有以“義”為路徑，才能尋求到自己“仁”之本心和“善”之本性。既然如此，“義”就應當成為為人處事所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無論做什么事情，都要始終堅守這一“做人”的準則：以義取利，以義謀名，以義暢欲，以義成德。正因為如此，所以孟子主張：“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
三、孔孟道德修養思想之比較
由上觀之，可見孔孟思想之異同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孔孟在道德修養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定位上存在著較大差異。相對而言，孔子“圣人若不可求，可求君子”的主張比較務實一些，孔子對人們的道德期望是希望大家“做人”最起碼要做君子，不做小人，更傾向于對如何“做人”的一種低維度方向的要求。而孟子的“人皆可為堯舜”的道德理想則將“圣人”平民化，從而使每個人都能夠意識到只要愿意，只要努力，就能夠成就自我，所以，孟子的主張更有利于增強人們的道德信心，更有利于調動人們內在的進取欲求。因此，孔子的“圣人”高不可及，遠不可達，而孟子的“圣人”不僅可敬，而且可親，洋溢著濃郁的生活氣息。
其次，在如何進行自我道德修養的路徑上，孔子更傾向于“外”的實踐鍛煉，孟子更傾向于“內”的心性修養。孔子一直主張與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所以，道德修養必須篤實躬行，言行一致。君子應當是“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要“聽其言”，但更要“觀其行”。必須能近取譬，近處著手。孔子認為道德修養要求雖然極高，但卻并非高不可攀。只要從近處著手，一步步地去做，就一定能達到“仁”的境界。必須態度誠實，反復磨煉。在實踐中不斷地琢磨領會，不斷地切磋提高。必須強力而行，力行近仁。只有在實踐中身體力行地去做才是通往至高境界的真實路徑，等等。這些都足以顯見孔子對道德實踐活動的重視。孟子則從他的人性論出發，建構了一條與孔子不同的道德修養路徑。在他看來，每個人的“善”與生俱來，不假外求。所以，道德修養的關鍵 在于加強自我的心性修養。因此孟子才提出要盡心以知善性，要反求以開善端，要寡欲以養 善心，要忍性以保善根。唯有如此，方能避免自己的“善端”丟失，以成堯舜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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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修養的人格追求上，孔孟都特別強調“修身在己、成德在我”。他們認為道德修養的本質乃是個體在一定的道德理想的支配下，為了完善自身所進行的一種自覺自 愿的行為選擇活動。它應當完全由個體自由的意志所支配，沒有絲毫的外在強制性。所以，提出的道德修養“為仁由己”與孟子提出的“反求諸己”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均對“修身在己”的道理予以了非常清晰的說明。不僅如此，孔孟還認為個體人格境界的高低從根本上講也是自我成就的結果，為什么有的人其人格境界讓人景仰，而有的人其人格境界遭人鄙視？關鍵就在于個人的欲求不同，既然道德修養是通過“為仁由己”、“反求諸己”的方式實現的，那么一個人對自身“理想的我”的設定就顯得非常重要，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你“理想的我”是做一個圣人，那么也許你真的就可能成為圣人；如果你“理想的我”是做一個君子，那么也許你真的就能夠成為君子。相反，對于一個自甘平庸的人，我們是 很難想象他會成就多高的人格境界的，這就是孔孟所言的“成德在我”。
最后，孔孟都主張要弘揚道德修養的主體性精神，以塑造自我的道德人格。孔孟都意識到道德理想的實現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客觀上存在著一定的距離，因而道德修養的過程將不會是順利的坦途。個人意志力的強弱對于道德修養來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道德修養過程中的苦累與付出對于意志薄弱者來說是永遠無法跨越的屏障，只有意志堅強者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弘揚個體的主體性精神，靠“內求”的方式來實現對自我的超越。孔子強調為仁要“克己”就是主張要充分發揮行為主體的自我自制力，以超常的恒心和毅力來戰勝自我；強調“近仁”須“力行”就是主張要充分發揮個體的自我意志力，靠堅強的意志持之以恒。孟子指出“知性”須“盡心”就是強調個體主觀努力的極端重要性；指出要“動心”、“忍性”，就是說我們的意志力必須經受得住外界的各種考驗。道德修養的過程漫長而艱辛，任何人如果不弘揚自身的主體精神，沒有強大的“內求力”作支撐，是根本不可能修得正果，成就大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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