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與生活

略論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與生活

在《邏輯論》[1]的自序里，維特根斯坦說“這本書的整個意義可以概括如下：凡是能夠 說的事情，都能夠說清楚，而凡是不能說的事情，就應該沉默。”書的最后一句話也確實是這么 說的：“7. 一個人對于不能談的事情就應當沉默。”他的理由是“這本書討論哲學[2]，并且表明，如我所認為的，這些哲學問題的提法，都是建立在誤解我們語言的邏輯上的。”于是這本書要做的工作便是通過對“我們語言的邏輯”的具體，“為思維劃定一條界線，或者不如 說不是為思維，而是為思維的表述劃定一條界線”。最后，“這本書的價值，就在于它表明當這些問題已經解決時，所做的事情是多么少。”──引用這些話干什么？我寫這篇文章做什么？本 文試圖就幾句《邏輯哲學論》的文本做一點點簡略分析工作（直面事情的、具體的工作，非此等 所謂paper者所能為也），表明那本書所做的事情確實是多么的少──當哲學問題完全被引錯了方向，從而雖深無益的時候。

首先什么是哲學問題？

韓林合先生說得好：“對邏輯和哲學的雙重興趣使我選擇了分析哲學……讀弗雷格、羅素和卡爾納普……蒯因這些分析哲學大師們的著作時我發現他們的著作的眼界都過于狹窄，于人生倫理問題幾無涉及……令我深感寬慰和欣然的是，我的這種缺憾在研讀維特根斯坦的著作時得到了完全的彌補。”[3]筆者走過與此極為相似的讀書歷程。不同的只是那“彌補”對于我遠不是“完全”的。就象維特根斯坦的寫完《邏輯哲學論》回維也納老家不搞哲學想當修士，我也曾在踹掉那把“梯子”以后，回到了東方思想的老家想當和尚不搞哲學。是偉大的引路者佛陀給我上了思想和哲學生活的第一課，而他也只有能力上第一課（猶如比起后期來，維特根斯坦前期不過是一年級素描班學生而已）──這差不多是學者縱貫的文理：從沉湎佛老到反求六經，如宋明諸賢。新儒宗師熊十力更是如此。正是他老人家給我上了關鍵的第二課。下課之后才翻到《哲學》，方知維特根斯坦自己也終于（從維也納）回到了（劍橋的）哲學課堂，給自己補上了第二課。只是如今在我看來，他對自己的這個“彌補”仍然是不“完全”的。

閑話少說。回到“什么是哲學問題？”的考察。還是就便引用韓先生的一段話：“無論是在他的前期著述還是在他的后期著述中，我們都找不到維特根斯坦對‘哲學’這一概念的明確而唯一的界定或使用。也就是說，他是在不止一種意義上使用它的。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不妨對它權做如下的規定：哲學探究的是對人生有終極意義的東西，這些東西以最根本的方式著人之為人的生活。因而它至少應處理以下這些問題：作為整體的（現實）世界的存在以及作為其組成部分的任何東西之存在性；人生中究竟什么是最為本質、最有價值的東西？絕對的善、絕對的價值何在？如何才能達到幸福？人生的意義何在？……”[4]

我也相信這些問題就是維特根斯坦礙于邏輯的鐵面不好意思明說出來、實際上卻秘藏于他心中真正要關懷的問題。但是這里韓先生明說出它來，與維特根斯坦的不明說出來，除了寫作策略上各自的方便需要，并沒有什么不同。為什么？還是請維特根斯坦自己來作答：“When the answer cannot be put into words, neither can the question be put into words. riddle does not exist. If a question can be framed at all, it is also possible to answer it.”[5]“A question (can exist) only where an answer exists, and an answer only where something can be said.”[6] 問與答是一個圈套，是一個繭。俗話說進了誰家的門，就是誰家的人；解鈴還須系鈴人。我自知入了人家的圈套不容易自己出來，所以本文不打算對《邏輯哲學論》的邏輯分析再作一番邏輯分析。但是不打算解鈴，卻并不一定意味著示弱保身──鈴不關己，高高掛起；不解鈴還可以是釜底抽薪的打算──非我不解也，是汝本不該系也。

為什么？還是請維特根斯坦先師親自來解惑。緊接著上面引述的話有這樣的句子：

6.52. We feel that even all possible scientific questions have been answered, the problems of life remain completely untouched. Of course there are then no questions left, and this itself is the answer.

6.521.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f life is seen in the vanishing of the problem.

──這就差不多要把束縛在自己的脖子、喉管、氣脈、發聲、說話（這也正是人之為活人的要害，生活的命脈）上面的項圈上掛著的鈴鐺卸下來了（戴圈掛鈴者…[7]，摘圈卸鈴者人），差一點就要開口說話了。從這里本來可以順理成章地導向對“問題是什么，哲學有不有問題，哲學的言說是不是一定得是象《中學生必備》那樣的《問答集》，沒有問題可問是不是就意味著無話可說，問到無可發問之處是不是哲學就到了英雄無用武之地、形而上學就該被拒斥消解，是不是越到無可發問之處就越是哲學的用武之地、而且只是到此時說話才突破問答（這一‘’）模式（模者，牢籠也，枷鎖也）的卡脖子，形而上學才開始綻露頭角？！”這些問題的考察的（雖然這些也是以問題的方式問出來！），可是很遺憾，我們看到的6.522是這樣的一句話：

6.522. There are, indeed, things that cannot be put into words. They make themselvesmanifest. They are what is mystical.

──這是什么意思？這便是說：可說的==成問題的、可對之提出問題的。而這又表明了什么？這表明持有這個等式的人的生活是成問題的。本來他說得很好，manifest，說話本來就manifest，問答圈套的游戲只是manifest的一個“家族成員”；可是這里他卻因為一個人不是某一個特定的家族成員，而認為他不是這個家族的成員；而且因為這個荒謬的理由要把他趕出家園，把他當作陌生人，給他臉上刺上美其名曰“mystical”的金印，流放到無人居住的他鄉。

即使就算有所謂神秘領域與可說領域之分，在精確科學（及邏輯的分析的哲學）與神秘之間，也并不是無話可說（無話可說即無聊，聊者說也）的境地。倒是那種要么精確要么神秘要么說要么不說，認為“凡是能夠說的事情，都能夠說清楚，而凡是不能說的事情，就應該沉默。”的人，才會覺得無聊。因為他們脫離生活，而且尤其因為他們是以一種哲學的方式（名義）脫離生活。這是一個悲劇。生活，尤其是哲學的生活，天然流暢地總會有很多話兒要說，要傾訴（別一看這詞就以為一定與感情有瓜葛。口蜜腹劍的人還老傾訴呢。再說好的文字，不管多么邏輯森森的，也不是憋出來的。反倒是情詩卻十有八九是硬憋出來的。），而且更要緊的是，在這生活之聲里，從來就沒有少過沉默的位置。這是不言而喻的：神經亢進的瘋子和會講“宇宙語”的氣功師才不停地哇哇呢。科學如今也終于反省了自己曾經的狂妄（波普），不再以為自己能將一件事情一勞永逸地講得徹底明白，從而從實證主義營造的虛幻水晶宮回到了有說有笑的日常生活（費耶阿本德）。而那一邊的人，例如早期維特根斯坦和達摩祖師，也終于要從面壁的洞里出來，生活到世界之中。“凡是能夠說的事情，都能夠說清楚，而凡是不能說的事情，就應該沉默。”──這話聽起來好象跟他說時的語氣那般嘎嘣利落，但仔細想起來其實不簡單。現實是，從來沒有什么事情“能夠說清楚”，也沒有什么事情“不能說”。這樣一來，里打外敲，剩給早期維特根斯坦的實際上就一句話都沒有了。或者說只剩下“兩個凡是”這句話了──而他自己又說過“在爬上梯子之后把梯子拋掉”[8]的話，所以還是脫離得干干凈凈，不留下一句話。無話可說。無聊。活得無聊。活到這份兒上，只有四個出路：1. 顧左右而言他，哲學上的“兩個凡是”只讓它留在“哲學”上，“生活”上我想說啥還是照說不誤。──就象中國前些年的官員，在辦公室里盡可以“兩個凡是”唯唯諾諾，回到家來則不妨惟我獨尊以自己為親戚家人和進貢者的凡是。2. 皈依（流俗的[9]）宗教。3. 自殺。4. 回到生活，回到哲學，回到哲學生活。羅素走第一條路。這里又不妨順手抄一句韓先生的話來作旁證：“雖然羅素也非常關心人生倫理問題，但可惜的是他的專門的分析哲學著作與他的人生倫理方面的著作基本上是脫節的，其間沒有什么內在的有機聯系。”[10]韓先生不滿意；維特根斯坦這種執著認真的人更不會走這條路。第二和第三條路，在維特根斯坦回維也納的那些日子里，曾經象兩條陰魂一樣分別纏繞在他的左腳和右腳（關于此點，筆者亦曾感同身受，能不知個中況味！至今回首，猶然唏噓。然可感之余，猶覺其可恨；以今是而言昨非者，不能不痛而至于罵。此蓋人之常情也，看官其諒歟！）。但剛健不息的內在生命力不會讓他就此妄自菲薄，有負天命。維特根斯坦終于走了第四條道。《哲學研究》這部后期哲學的代表作，可以說是向生活、向哲學、向哲學生活回歸的沿途風景速寫集。我這話是說得有分寸的。如果說《邏輯哲學論》是在一條導向錯誤方向的路上所作的刻畫準確、筆觸精微、惜墨如金、凝練而稍遜雋永的素描的話，《哲學研究》就是在一條回歸正確方向的路上沿途記下的、雖然較前豐富但是仍然不敷鉛華、狀物類情頗得些神韻而東鱗西爪稍欠些要領的速寫。

何出此言？為了避免言出無據的同時又避免因求據而無暇顧及我自己的出言，也為了避免觸犯如今流行的知識產權法，這里再次就便借重一段韓先生的話：“后期維特根斯坦放棄了他前期真正的哲學不可說的觀念，認為真正的哲學也可說，真正的哲學也是可能的。但由于他認為人生的意義就在于今生今世的生活、體驗（筆者不知如今流行的這兩個詞與說話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在此維特根斯坦的反私人語言的論證是反對這種流俗的神秘主義的），因而，哲學雖可說但沒必要說。也許正因如此，他后來就幾乎不談人生意義問題了。……在維特根斯坦看來，由于上面所談論的哲學僅指我們所謂的真正的哲學，而通常意義的哲學的范圍要遠比這廣泛，因而職業哲學家們完全可以并有必要去研究、處理那些并不屬于真正的哲學的哲學問題（！）。諸如語言是否本質；語言、世界和思想的關系如何……”[11]

怪不得我的一位同學和朋友逄飛說《哲學研究》這樣的“哲學”是家庭主婦式的嘮嗑兒；而以《哲學研究》為“材料”、“資料”的“研究”是跟在家庭主婦的屁股后頭跑。嗚呼，這些就是我們的哲學、研究、和哲學研究？！是啊，鍋碗瓢盆，挺生活的。我不是批評維特根斯坦前期脫離生活嗎？如今他也生活了，我應該高興才是啊。我自己不也是在趕時髦，如標題所示，在談論“哲學與生活”嗎？可我談論的是哲學與生活，是哲學生活。

其實正因為《哲學研究》是對《邏輯哲學論》的批判，所以它只是對它的批判。反對一個東西，表明他還要反對那個東西，表明他想反對、而事實上沒有脫離那個東西。如果你想做的事情只是想要擺脫某個東西，那么你一切的擺脫嘗試都將不過是一再向世人聲明：那個東西附著在我身上！這個情形適用于描述無論前期還是后期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與生活。無論前期后期，無論表面上看起來是脫離生活還是貼近生活，他想要做的事情有一件是沒變的：那就是力圖反對、批判、擺脫（舊有的）哲學、形而上學。前期，他“為語言立法”，然后說哲學的工作無非是做司法官或警察──通過分析傳統形而上學的邏輯句法，指出形而上學的言說是違反“語言”的、從而是毫無意義的胡說。不過說是這么說，他自己卻沒有興趣去做任何警察的瑣碎分析工作。他更象一個頒布法律的君主。賢明的君主認識到他前期為語言立的法是武斷的、不尊重語言本身的。于是他搞了一場君主立憲式的維新變法──撤消暴君的專制法律，樹立“法”。天賦人權。生而平等自由。但是正象馬克思指出的：人們只是陷入了新的束縛，并沒有人真的從此投入生活，活得自由。就象維特根斯坦的“日常語言分析”，并沒有真的從此投入“日常語言”，言說哲學，言說生活，言說哲學生活。他只是陷入了另一種分析的瑣碎公務之中。警察依然是警察，只是制服換了一套：肩章與領章上的圖案由皇家的徽志分別換成了“國民警察”和“日常語言衛士”這樣的字。要抓的嫌疑犯還是那一個：形而上學；只是罪名有所不同：以前說它違反王法，現在的理由則是化的文明人的說法：是的，首先你是自由的，你有天賦的說話權利，任何人都沒有任何理由來封住你的嘴巴；但是，為了維護你的自由與權利，你必須遵守語言民主共和國的法律，因為這法律不是別的，正是語言共和國里千千萬萬、各式各樣、彼此之間血緣相連、面貌“相似”的祖國大“家族”的廣大公民們民意的代表。

法律與警察的比方也許太硬，而且沒有“文本根據”[12]。那就換一個軟的，有文本根據的：“哲學處理問題就有如治病一般。”[13]我沒見過無病的人。醫生當然少不了。我也沒見過不是正在患著病的醫生。問題在于，如果大家同意維特根斯坦醫生悲天憫人的忠告，一致商議好要在治好所有人的所有病之后，再開口說話，好好生活，恐怕就見不著一個有氣兒的活人了。其實，根據維特根斯坦醫生后期的醫學理論，本來可以得出這樣一個洞明世事練達人情的結論的：不但說話與沉默，而且健康與疾病原來也是彼此長相相似的同一家族中的成員。醫生從來不可少，永遠受人尊重。但往往只有剛進的病人和剛出校門的醫生不適當地夸大這種重要性和尊重感以至于神秘的地步。治病的事情不再由神仙、上帝來做，醫生也不再是神人中介的女巫。行醫是千千萬萬普通職業中的一種，醫生靠治病維持生計。歷事豐富的醫生從來不把自己置身于蕓蕓眾生之外，再捉摸著怎樣來拯救這群苦難的生靈；他知道自己首先是作為這蕓蕓眾生之中的一個人活著，而且往往顧不上自己也生著病，卻兢兢業業地為人治病。他以他久經滄桑的智慧做了病的朋友，而不止是病的敵人。

“你哲學中的目的是什么？──給捕蠅瓶中的蒼蠅指出飛出去的途徑。”類似地，這也不過是年輕的蒼蠅常懷的大志。深諳世故的老蠅知道自己做不了在瓶外指點江山的“上帝之手”，他只是自強不息地飛舞，而且從心所欲不逾矩──無論在瓶內還是瓶外[14]，都不碰壁。

注釋：

[1] 凡引中文皆自郭英譯本，商務，1962. 無論中，僅標注原文序號，不注頁碼。

[2] 凡引文中以劃底線或加粗的方式給出的著重標記，皆由筆者加之。

[3] 韓林合《維特根斯坦之路》第1頁。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4] 同上書第9頁。

[5]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6.5. 英德對照本。因系復印件，譯者不詳。引英文，是因為考慮到郭譯的中文總有些不盡意的地方。下皆放此。

[6] 同上書6.51.

[7] 此處以省略號出之，非“不可說”也，惟恐說出不雅而已。

[8] 同上6.54.

[9] 此處何以附加流俗二字：筆者愚見，以為非哲學非形而上學之宗教，不管他如何自詡為遺世脫俗，必為流俗者無疑。至于吾所謂哲學、形而上學者，倒不妨冠之以宗教之大名。

[10] 同注3.

[11] 同上書185、186頁。

[12] 也不是連間接的文本根據都沒有。如有時哲學被比作戰斗：“哲學是一場戰斗，它反對的是用我們的語言作為手段來使我們的理智入魔。”有時被比作調解人：“我們的是一種語法研究。這種研究是通過消除誤解來澄清我們的。”戰斗和調解正是民警最常做的兩件事。──《哲學研究》109節、90節。李步樓中譯本，商務版，1996年。韓著中引到的《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亦屬后期）上則有一句更接近的比方：“哲學是語法的女管家（Verwalterin）”──韓著201頁，原著54節。

[13] 《哲學研究》255節。

[14] 這是權且假設有那么一個瓶的情況下才這么說。其實對于老蠅來說，已經無所謂有不有瓶。倒是那以為有瓶而且自以為好不容易飛了出來的少蠅還有可能重新飛進去──再說就算在瓶外，又何嘗不會碰到瓶的外壁？更透徹的說法，就象前面說過的，想飛出瓶子的艱難嘗試，只不過是一次又一次地向世人宣布：我還身在瓶中。佛的大智大勇便在于一棒子打破那瓶子，用不著飛到什么外面去求什么“解脫”，如如不動，立地成佛。他的錯誤在于一破到底，歸本寂滅，終是反生活。達摩沉默的面壁、維特根斯坦前期無話可說的問答和后期指點蒼蠅的慷慨，真可謂是異曲同工。大體說來，西學與佛學好比是雙刃劍，哪一面都能傷人、死人。而生、活之道乃在于取其中庸而行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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