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的走向分析
自20世紀80年代之后，英美的領域基本上趨于一種沉寂的狀態。這主要是因為，包括庫恩、拉卡托斯、費耶阿本德、勞丹等人在內的科學哲學家們提出的各種都面臨著一些自身難以解決的困難；而后來哲學家的所有修補工作，都無法完全取代從邏輯實證主義和波普爾那里得到的關于科學哲學的模式。可以說，為止，當代西方科學哲學中尚未出現能夠引起“革命”的理論，如同波普爾和庫恩的思想曾在這個領域帶來的革命那樣。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科學哲學家們沒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成就，也不表明科學哲學研究領域已經衰落或消退。事實上，哲學家們對科學哲學的研究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這從近年來陸續出版的各種版本的“科學哲學導讀”、“科學哲學指南”等書中的綜述性文章中就可以看出來。
從總體情況看，當代英美科學哲學的基本趨勢主要表現在這樣三個方面：第一，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間的爭論趨于緩和，特別是出現了一些試圖調和這兩種科學哲學的觀點；第二，對各門具體科學中的哲學問題的研究開始逐漸取代傳統的論研究，特別是一些具體自然科學領域帶來的重要哲學問題引起哲學家們的思考，如醫學、機科學、思維科學以及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問題；第三，后主義思潮對科學哲學研究產生了直接的，導致了后現代科學哲學的出現，并有可能成為不久的將來的西方科學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
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在英美科學哲學中出現的最為重要的哲學事件。這場爭論從表面上看是圍繞“科學能否表達外部世界的實在”問題展開的，但更深刻的分歧卻是在于科學假設的實在性問題。科學實在論一方堅信，科學假設雖然可能無法用經驗的方法得到證實，但它們設定的實體或過程卻是在整個假設中起到了基礎作用，因而，應當承認這樣的實體是存在的或這個過程是真的。這種信念的根據就是科學推理中的“溯因法”或“假說推理”（abduction），即對于無法用一般解釋的現象，可以為它們找出共同特征并形成新的理論，用其中的一個現象作為對這個新理論的經驗檢驗。事實上，這是根據對科學成功的解釋活動來保證科學假設的合法性。但這種觀點遭到了反實在論者的尖銳批評。在反實在論者看來，科學的目的不是要證明科學理論的真理性，而是要尋求科學理論的恰當性；在這種意義上，對科學成功的解釋并不能，也不需要保證科學假設的合法性，而只是說明了成功了的科學假說在一個具體的場合或語境中發揮了作用，但這并不需要保證其中承諾的實體是存在的或這個過程是真的。
關于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爭論的主要問題，不同的哲學家有不同的概括。美國霍布金斯大學的阿欽斯坦（PeterAchinstein）教授把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爭論焦點分別概括為三個方面：[1]在實在論方面，第一，訴諸于常識，就是說，實在論基本上是一種直覺的觀點，即認為只要科學家們在他們的理論中談到了原子、分子、質子等等東西，那么它們就應當是這個宇宙中獨立存在的成分。第二，“奇跡”論證或“對最好解釋的推論”：假定一個理論T“拯救了現象”，那么對這個事實的最好解釋就是實在論，就是說，這個理論是在實在論的意義上為真，比如，它所描述的實體是存在的，這些實體具有這個理論所賦予它們的屬性等等。如果這個理論不是在這種意義上為真，那么說它“拯救了現象”就會是一個“奇跡”。第三，“共因原則”的論證：假定兩個可觀察的事實或事件之間相互關聯，那么，就一定是其中一個造成了另一個，或者是第三者造成了這兩個。這個第三者可能是不可觀察的，但由于它是兩個可觀察事實或事件的共同原因，所以，應當假設這個第三者的真實存在。
在反實在論方面，第一，訴諸于經驗論，就是說，反實在論比實在論更容易在經驗上得到滿足，我們無需假設任何神秘的、不可觀察的或未知的世界，超越了現象界的世界只能是形而上學的，在科學上則是多余的；而且，即使存在這樣一個世界，它也不是科學家所能了解的世界。第二，訴諸于本體論上的簡單性，就是說，反實在論比實在論更容易在本體論上得到滿足，它只承認世界上存在著可觀察的實體，談論不可觀察之物僅僅是為了組織我們關于可觀察之物的知識的一種方式而已。第三，訴諸于科學的目的和實踐，反實在論認為，科學家的目的不是要帶來關于獨立存在的不可觀察之物的世界的真實陳述，而僅僅是為了“拯救現象”，特別是他們經常使用不可兼容的理論和模型。
當然，阿欽斯坦的這種概括主要是根據實在論與反實在論關于觀察和理論的關系問題上的分歧。萊昂斯和克拉克則提出了對科學實在論的三種反對意見：第一是直接針對“無奇跡的論證”（no-miraclesargument），認為科學實在論提出了一種錯誤的兩分法，即為了尋求對科學理論成功的解釋，就必須在求助于奇跡和推論我們的理論大致為真之間進行選擇。范·弗拉森就提出了另一種達爾文式的選擇：成功是理論生存的需要，如果我們的理論是不成功的，我們就不必保留它們。勞丹、雷謝爾（NicholasRescher）、法埃因等人則提出了另一種觀點，認為應當取消認知實在論的核心問題，因為在認知實在論者看來，真理提供了比非實在論者更好的解釋。
另一個非實在論論證來自數據對理論的不確定性（underdetermination），主要代表是迪昂、蒯因和范·弗拉森。他們認為，任何成功的理論都會大量經驗上的競爭對手，雖然是無法比擬的。由于每個對手都會與我們的理論共有經驗上成功的機會，因此，我們無法證明我們的理論就一定強過其他的理論。雖然我們的理論成功了，但這并沒有證明我們的理論是真的。但實在論者會反駁說，我們并不能在經驗上對每個理論都產生平等的對手，經驗上的成功并不只是在認識論上具有價值，我們也可以通過求助于其他的超經驗的好處如簡單性來選擇我們的理論。但非實在論者反對用這種超經驗的長處來證明信念。
第三種重要的非實在論論證是上的。它認為，科學實在論僅僅提供了經驗上可檢驗的假設，它開始提出的成功理論無法被解釋為真的。這種論證目前最為流行的形式是悲觀主義的元歸納，即認為，我們曾經有許多成功的理論，現在卻被證明是假的；所以我們現在的理論也可能在以后被證明是假的。[2]
目前圍繞科學實在論的論戰大多是試圖為實在論與反實在論尋找妥協方案。其中一種妥協是認為，實在論是關于科學理論中所描述的實體存在的問題，而并沒有考慮科學理論的真的問題，這種形式的妥協被稱作“實體實在論”，這主要是一種認識論觀點，即認為真理陳述應當基于實驗操作。目前不少哲學家認為自己是科學實在論的反對者，但卻同意實體實在論，因為只有這樣的實在論才是關于操作的實體的存在，并把這看作與關于科學理論真理性的實在論相悖的。不過，仍然有哲學家認為，這兩種實在論都有共同的假定，即認為科學推理的規則是普遍的，對這些規則的證明是哲學上的。對這些假定的挑戰，導致了語境主義的實在論，即僅僅承認具體科學領域里的經驗材料的存在。
對歷史在科學理論成功上的作用，哲學家們同樣給予了關注。比如，萊昂斯就表明了，科學上的大量成功恰好是來自以往被看作是錯誤的理論，因而實在論者通常求助于新的成功并沒有解決歷史問題。還有哲學家指出，實在論并不具有科學理論的地位，因為真理并不是解釋性的。
在當代哲學家看來，科學最初是對常識的擴展，保持了強烈的常識推理。但科學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挑戰常識的平臺，特別是當代科學越來越表現出與常識的沖突。由于科學實在論者試圖根據成功的科學理論去證明我們的信念，因而當代科學實在論也與常識發生了沖突。然而，科學實在論者卻始終承認常識的觀點，認為存在著獨立于心靈的對象，它們都存在于外部世界中；而科學實在論的擁護者也求助于常識的實踐去證明他們的溯因法的用法。這樣，當代科學實在論與常識就處于這樣一種兩難境地：既沖突又依賴。作為這個兩難的解決，一些哲學家把科學推理看作與常識推理同樣具體的，語境的，因為它們都是經驗的和的，這樣就不應當承認有普遍的科學邏輯；另外一些哲學家則認為，由于常識給我們提供了真實之物的標志，因而實體實在論應當是與這樣的常識相一致的，如哈金所說，“如果你可以噴灑它們，它們就是真實的”。在科學與常識的關系上，塞拉斯對“科學的形象”和“顯現的形象”之間的區分在當代哲學家中仍然有很大影響，不少哲學家從他的論述出發，更多地用實用主義的方法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如范·弗拉森對“科學的形象”的反實在論處理方法。
二，當代科學哲學的主要問題
對自然科學具體領域中的哲學問題研究成為當今西方科學哲學的重要方面，其中被看作是熱點領域的是化學哲學，生物學哲學仍然在研究進化論問題以及分子生物學問題，對基因的研究主要是與進化生物學聯系在一起的，目前對生物學進展的研究構成了新的起點，并逐漸成為非常重要的研究領域。隨著對健康問題的關注，醫學哲學也成為新興的重要領域，社會科學哲學仍然是一個工作重點，但社會科學研究的模式已經從社會學轉向了人類學。學哲學，特別是博弈理論模型，逐漸成為了一門多少有些普及的學科，這最早是在20世紀40年代興起，到了60年代基本消沉下來，只是由于生物學運用博弈理論重塑進化過程以及實驗經濟學家試圖以經驗模式研究經濟行為，才使得這個學科得以復興，具有影響的經濟學哲學家把博弈論作為經濟的工具。
當然，最大的變化是心哲學的復興，這個學科以往是與哲學心理學、心靈哲學、行為主義、認知科學以及關于精神的性質問題等聯系在一起的。但“認知革命”深深地影響了哲學的，這使得認知研究逐漸成為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包括了實驗心理學、神經科學、語言學、人工智能等，這些領域重新定義了許多傳統的哲學問題，如表象、解釋還原、確證等等。例如，確證理論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重新確立了最初由亨普爾提出的確證功能模式，認知科學所解決的問題重新塑造了科學本身的性質；同樣，神經科學與傳統哲學問題的關系也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如對表象和知識的研究。
歷史地說，認知科學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中葉，這正是邏輯實證主義開始發生轉變的時期。許多導致了哲學轉變的思想動力同樣帶來了新的認知模式，但最為重要的還是計算機的影響，特別是它的行為方式和思想方式。因為計算機已經不再被看作是一個簡單的計算、推理和處理工具，而且是思考人類以及思考科學的一種模式。甚至有哲學家認為，未來的科學哲學應當是“計算和信息的哲學”，在這種哲學中，“計算”（computation）、“復雜性”（complexity）、“系統”（system）和“信息”（information）應當是最為基本的概念。不僅如此，現代社會中的許多問題都與計算機有著密切的關系，并且只有在大量研究計算哲學和信息哲學的基礎上才能對這些問題給予恰當的解決。這樣，由此就產生一些新的分支學科，如“計算機倫理學”、“以計算機為媒介的通訊和人機互動”、“互聯網文化”、“數碼”，“人工智能”等等。同時，這種學科的出現也使得傳統的哲學問題得到了新的解答，如“身心問題”、“關于實在世界的本體論”、“語言與知識”、“邏輯與概率”以及“科學與技術”等等，也為哲學家們提出了許多嶄新的問題，如“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關系”、“信息世界中的超文本”、“納什均衡問題”（NashEquilibrium）、“作為哲學方法論的計算模型”等等。[3]
哲學家們在這些具體學科中的工作的重要意義就在于，他們都明確地反對把科學和哲學嚴格地區分開來，他們發現把自己想象為所謂“理論的”科學家是很合適的，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實際地闡明他們所研究的科學理論和實踐中的實質性變化。
當然，仍然有一些科學哲學家繼續關注科學的歷史和社會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對科學的社會研究導致了關于科學史的內在主義者（internalists）和外在主義者（externalists）之間的爭論，這最終由于歷史學科本身轉向了社會史而遠離思想史，導致了外在主義者在這場爭論中占了上風。另一方面，認識論上的相對主義也符合以相對主義思想刻畫歷史時期，或以文化相對主義刻畫文化人類學。這里的關鍵是認為，科學本身就是人類的社會活動，因而屬于歷史和文化的偶然。為了研究這種人類活動，我們就必須了解科學家成長、和工作的社會文化環境。他們認為，正是這樣一種歷史的、文化的或認識上的具體特征，才使得科學家們持有他們的共同觀點。在這種意義上就可以說，沒有哪一個種觀點要比其他的觀點更好一些，因為一切都是由這些科學家們共同的和文化決定的。
但這種相對主義往往會使人們擔心科學的價值和地位問題，因為文化相對主義是與種族相對主義密切相關的，在價值與科學的關系上最有影響的問題是來自醫學的價值問題，醫學實踐和技術的發展帶來了一系列醫學倫理學的實際問題，如生與死、醫患關系、知情權等問題，這些問題在實踐上需要很快能夠給予解答。這樣，倫理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就越來越多地被卷入的日常決策和重新制定健康政策等事務之中。而科學哲學家這時也體現出自身的用處，因為他們實際地了解在做出有用的決定中所需要的科學，他們可以研究決策的各個方面和對證據的使用。此外，倫理學的另一種實際作用還體現在職業倫理學方面，這些目前成為實踐的或哲學的重要方面。
科學哲學在討論價值問題時涉及到的另一個重要領域，是關于如何把科學作為日常決策的基礎，如領導決策問題、全球變暖問題等等。同樣，在討論現實的科學研究中仍然會涉及到價值問題，如在選擇某類實驗范式時所傾向的價值，或者是，在對愛滋病研究上而不是在對痢疾研究上投入更多的金錢，同樣體現了一種價值取向。20世紀60年代后期的女性主義運動同樣帶來了許多價值問題，如性別傾向直接影響了科學的實踐活動。
當然，由邏輯實證主義者提出的原有的科學哲學問題和話題并沒有完全消失。正如馬哈莫（PeterMachamer）所說，“科學哲學家們仍然困惑于什么會帶來好的解釋、什么樣的證據會為理論提供什么樣的確證、科學與偽科學的區分究竟是什么。這些是會不斷出現的科學哲學問題。如今，我們仍然試圖以具體的方式回答它們，這些方式會對科學和更大的世界產生影響。”[4]
三，后的
地說，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導致了后現代科學哲學的出現；或者說，反實在論對實在論的批判也可以看作是后現代主義思潮在科學哲學領域中的具體表現。
對“后現代的科學哲學”，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是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家對科學性質的理解，例如大衛·伯姆、大衛·格里芬等人把當代科學的看作是進入了一個后現代的，因而認為，“后現代科學必須消除真理與德行的分離、價值與事實的分離、倫理與實際需要的分離。”[5]這種后現代主義的科學觀的確抓住了現代量子力學的建立對摧毀傳統科學觀的重要意義，但由于這些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大多是從科學的外部看待科學的演變，特別是從現代神學和宗教的角度面對現代科學的進步（如《后現代科學》一書的許多作者對宇宙創始說、現代有機論以及靈學的推崇），因而，這種后現代的科學觀在當代西方科學哲學中并不占據主導地位。
另一方面則是科學哲學家在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上的爭論引發了哲學家們對科學性質的重新理解，這既是科學哲學中的歷史學派反對邏輯經驗主義的產物，也是反實在論反對科學實在論的產物。“后現代的科學哲學”的出現被看作是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間爭論過程中的第三階段。[6]現代科學表現出的不確定性、非決定論、非連續性等特征，使得科學的客觀性和權威性受到了極大挑戰。正是在這種科學發展的背景中，蒯因用實用性標準取代證實說，把本體論承諾與經驗事實區分開來；庫恩以科學革命的把前后相繼的理論看作是不可通約的，把科學理論的確定性解釋為科學家們的信念所至；費耶阿本德提出無政府主義的綱領，主張科學研究“怎么都行”，這些都直接導致了科學哲學研究中的反實在論思潮逐漸轉向后現代的科學哲學，其最大的后果是否定了認識論在科學研究中的主導作用，最后否定了科學真理的存在。在這種后現代的科學哲學思潮中，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勞丹、范·弗拉森等人。
勞丹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提出的“規范的主義”觀點，已經包含了明顯的反實在論特征，特別是他反對普特南提出的“趨同的實在論”，認為科學的目的不是為了趨向某種關于實在的真理，而是為了達到不同的科學規范，因此，在他的自然主義理論中，科學是與科學目的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就是說，有什么樣的方法決定了有什么目的，而這樣的方法又是與價值密不可分的，因為價值要求和方向確定了科學家的研究方法和目的，在這種意義上，不存在一種統一的或單一的科學研究方法。雖然這種觀點被看作是反實在論的觀點中較弱的一種形式，但由于勞丹對庫恩以及拉卡托斯等人的歷史學派觀點給予了嚴厲批評，因而他的觀點在后現代的科學哲學中仍然占據著重要地位。
范·弗拉森（BasC.vanFraasen,1943-）是當代美國重要的科學哲學家之一，被看作是反實在論陣營中的主力成員。他于1980年發表的代表作《科學的形象》一書，被看作是開啟了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的新的歷史階段。他提出的“建構的經驗主義的”反實在論觀點，明顯地帶有后現代科學哲學的特征。[7]“建構的經驗主義”的核心概念是“經驗上的適當性”，就是說，“如果理論關于世界上可觀察物和事件的描述是真的——確切地說，如果理論‘拯救現象’，那么理論在經驗上就是適當的。精確一些地說就是，這樣的理論至少有一種模型，使得所有實際現象都可以填充進去。”[8]由此，他為科學制定的目標是，為我們提供具有經驗適當性的理論，而且認為，理論的接受僅僅與相信理論具有經驗適當性的信念有關。范·弗拉森工作的意義絕不僅是為反實在論增加了一個新的；更重要的在于，他改變了以往談論科學哲學的方式，徹底放棄了科學哲學對科學理論真理性的追求，把科學哲學研究完全建立在經驗適當性的基礎之上，用經驗上的實用標準取代了以往的科學客觀性的標準。這些都使得當今西方的科學哲學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使得科學哲學研究呈現出一種兼容并蓄的開放姿態，而這些正是后現代科學哲學的明顯特征。[9]
[1]PeterAchinstein,“Observationandory”,inW.H.Newton-Smithed.,ACompaniontothePhilosophyofScience,Mass.
【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的走向分析】相關文章：
西方歷史哲學轉向原因探析06-04
現代西方哲學論文（精選7篇）05-19
為什么說西方哲學已經死了？05-05
21世紀西方文學的走向與特征論文05-03
中西方藝術精神的異同分析12-13
大眾文化對當代文學的影響分析論文04-16
藝術本質角度下我國當代油畫藝術分析06-09
我國當代舞蹈藝術的當代性傳承發展08-03
類哲學：一種新的哲學視野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