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辯解進一言”- 日常語言分析的經典

“為辯解進一言”- 日常語言分析的一篇經典

“為辯解進一言”—— 日常語言分析的一篇經典 日常語言學派是分析哲學的重要一支。舉其重鎮，有摩爾，后期維特根斯坦，賴爾，奧斯汀，斯特勞森。其實這五位哲學家，旨趣風格迥異，讓人覺得要不是為了寫教科書，怎么都不會把他們歸到同一學派里頭。另一方面，強調日常語言對哲學研究的基本重要性的，遠不止這幾位“日常語言哲學家”，例如懷特海在《思想的諸模式》開篇就說：“哲學探討的第一章應當是就某些根本觀念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出現的情形來自由地考察這些觀念”。
這五個人中，以奧斯汀對日常語言的分析最為精采。在奧斯汀的文章里，又以A Plea for Excuses（“為辯解進一言”）一文最為精采，每次讀，都有奇文共欣賞的欲望。這篇文章倒有中文譯文，收在洪謙先生主編的《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里，題目是“為辯解辯”。可惜譯文很糟，誤譯連綿，還有大段大段脫譯的。況且，原是一篇上好的英文，一字一珠，經了一遍翻譯，成了篇磕磕絆絆的劣等論文。奧斯汀從來主張只有用說得通的英語或漢語才能有效地討論哲學問題，但我們的哲學譯文，以及哲學論文，已經習慣于用病句來寫，或用模糊得不知是不是病句的句子來寫。“這些考察使我們強烈地反對在整個對表示辯解的詞的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最困難的詞”——誰能讀懂這個句子？“詞是我們的工具，而且詞作為一個最小的單位，我們應當使用干凈利索的工具。”這里的原文挺簡單：words are our tools, and, as a minimum, we should use clean tools——“詞是我們的工具，說起碼的，我們應當使用干凈的工具”。要不是習慣于病句，我們多半不會犯這樣簡單的錯誤。把奧斯汀譯成文理不通，來說明奧斯汀想要說明的主張，就會有相當困難了。不過這也不能全怪譯者。所要分析的是日常用語，活潑潑而又值得分析的日常說法，總難用另一種語言套牢。He ate his soup deliberately，一個意思是“他故意把湯喝了”，二是“他煞有介事地把湯喝了”，但現在要分析的就是這個“deliberately”，就得用同一個漢語詞把這兩個意思都對上，我承認我找不到這樣一個單一的漢語詞。譯文分別作“他故意地喝湯”和“他帶著一種故意的表情喝湯”，用的倒是同一個中文詞，但兩句都不像中文。就是Excuse這個題名，也沒有一個中文詞同它比較接近。Excuse的中心意思是根據某種理由或借口消除或減弱指責從而給予某種程度的原諒。“借口”“托詞”過于消極。“辯白”太強，必須把指責洗刷干凈。“辯解”不一定那么強烈，但沒有包括整個過程中寬宥原諒的那一半。“原諒”則只表達了辯解者所希冀的結果，沒包括辯解那一半。當然，好文章總是難翻譯的。不過，即使翻譯得好些，刊登在專業哲學譯文集里，就只有幾個學哲學的偶爾問津，而“為辯解進一言”這樣的文章，依淺見，原是所有文化人都該讀到的。所以竟起意擇其精要，獻與《讀書》雜志的老朋友們共賞。這篇介紹文章，把某些例句換成漢語里較有意思的例句，還夾雜了少許筆者自己的發揮議論，直接翻譯的句子則用引號標出，隨之注出的頁碼來自J.L.Austin：Philosophical Papers，Oxford，1961。

為辯解進一言

我們所討論的題目是辯解。這個題目極富趣味，給了我“發現的樂趣，合作的快意，以及獲取共識的滿足之感”（123）。這幾樣東西，不少人認定和哲學無緣，果然也真把它們弄得和哲學無緣了。在別的領域，爭論是為了獲取共識，唯在哲學中，似乎無需建設，重要的只是互相反駁一番。
我們要探討的當然不止“辯解”，而是一個概念群，包括借口、強辯、辯護、辯白、抗辯、原諒等等。在辯解的一端，我承認犯了錯誤，出了差錯，但能找出某種緣由請求原諒；在辯解的另一端，我要表明自己所做的事情甚為正當，指控完全不能成立，甚至要進一步指控指控者。
辯解可以粗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承認做出的那件事情是壞事情，但我辯護說那件事情并不是我做的，至少嚴格說來不是我做的，例如我本來是在做另一件事情，而那件壞事情卻連帶發生了。另一大類情況則相反，我并不否認自己做了那件事情，但試圖表明那事不像看上去那樣是件壞事情，或至少在當時的特殊情況之下不能算是壞事情。
辯解經常依賴的理由，也在我們的考察范圍之內。好忘事兒，笨手笨腳，不講究方式方法，不通人情世故，這些本來都是批評責怪之辭，可是最常用來請求原諒。因為我們在請求原諒的時候，很少指望別人能讓自己全身而退，能把責任減輕一些就蠻不錯，笨手笨腳之類恰是把大事化小的說辭。你要真想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凈，往往不僅得不到原諒，反倒讓對方火上加油。
這些用語的反義詞也在我們的考察之列，成心、故意、有組織有計劃，這些詞加重了錯誤的分量，要定罪的話，自然罪加一等。
道歉、辯解、原諒或不原諒，這些是生活里的重要內容，為這些現象本身的緣故就頗值得加以考察。不過，我們的探討卻更多出于理論的興趣。對于倫理學建設，“辯解”這個課題能作出特殊的貢獻，“從正面說，它有助于發展一套謹慎的、較合乎當代精神的方式來描述行為，從反面說，它有助于糾正一些以往的比較草率的理論”（125-126）。都說倫理學研究善行惡行，可是倫理學卻不太過問我們都有哪些具體的行為模式，而是一上來就從概括的“行為”出發。像“行為”這樣的詞兒，原不是基礎層次上的詞匯，究竟指什么，通常要看上下文，就像百搭，究竟充當什么牌，要由一手具體的牌來定。你很難泛泛問：行為是什么？行為有什么特點？“物”啊“屬性”啊也都是這一類詞。可從前人們不管這些，就匆匆通過一些概括建立起物和屬性的形而上學，建立起關于行為善惡的一般理論。世界是由一個一個又一個物體組成的，每個物體具有一種一種又一種屬性。人生是又一個一個又一個行動接續而成。所謂“物”者，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桌椅木石，于是萬物都要以桌椅木石的簡單范式來描述，我們甚至不問一問：火焰是物還是活動？同樣，我們也不細究睡覺算不算干一件事。我問你“下午干什么了”，你答“睡了一覺”，我于是乎得出結論：睡覺像挖坑種樹收核桃一樣，也是干事的一種方式。
如果頭腦清醒的哲學仍然要使用這種抽象語匯，我們就不得不問：打噴嚏是一件行為嗎？將你一軍能用“行為”來代稱嗎？“長話短說：哪些范圍的動詞，用在哪些場合里，能用‘做一件事’來代稱？”（127）我們還得進一步決定，一件行為從哪里起始到哪里結束？我們怎么區分那是一件獨立的行為，抑或那是某件行為的一個部分或一個階段？“而且我們還得了解，即使稱作‘最簡單的’行為，也不是那么簡單——反正并不只是身體的一些活動。”（127）一件事情可以用那么多方式來描述。尤其凡描述行為，就難免使用描述意圖的詞兒，如“打算”、“正要”等等。即使拋開這個大問題不講，問題仍然不少。他從她那兒拿走了錢，還是從她那兒借走了錢？還是騙走了錢？偷走了錢？他當時說了聲“知道了”，還是他當時同意了？
我們現在希望發展出一些比較謹慎的方式來描述人類行為。為此，考察一下人們什么時候請求原諒，以什么方式請求原諒，會是項很有益的工作。我們可以由此了解，哪些行為人們看作自然而然，哪些卻被看作是不正常的，需要辯解；哪些辯解人們認為可以接受，哪些卻不接受，或在什么場合接受，在什么場合不接受。通過形形色色的辯護辭，我們還可以看到影響行為的種種重要方面。例如，一種最常見的辯解是聲稱行動者當時不是自由的，所以嚴格說起來，不是他做了這件事。反對的人則須表明，不，他當時是自由的，的確是他做了那件事。仔細考察這些說法，我們就能看到，“自由”這個詞是爭辯性的，并非某一類行為所具的屬性。常態下的行為，說不上是自由的行為還是不自由的行為，“說我們‘自由地’行動只不過是說我們并非不自由地行動”（128）。這和“實在”這個詞一樣，實際上在爭辯意義上使用，而人們不查，把“實在”當成了“導電”那樣的屬性，可以依此共同屬性歸納出一類事物，稱之為“實在事物”。
其實傳統哲學放在“自由”名下研究的很多現象，放在“責任”名下更妥當些。“如果我們接受日常語言的引導，那么我們請求原諒時最經常是要脫卸責任，或脫卸部分責任，”辯解說那件事情不是自己做的（129）。但辯解并不都是要脫卸責任。我說自己笨手笨腳，或解釋說當時我別無選擇，誠然是一種辯解，但我同時承認事情是自己做下的，承擔了責任。“自由”和“責任”都是倫理學里的關鍵詞，通過分析種種辯解會大大澄清何為自由何為責任，以及這兩個基本概念是如何聯系的。
人們把我們的分析稱作“語言分析”。我們的確是要檢查在這樣那樣的場合我們會說什么，會怎么說，但“這時我們重新審視的卻不只是語詞，我們同時也重新審視我們用語詞來描述的實際情境”（130）。我們通過對語詞的更敏銳的感覺來更敏銳地把握現實。所以，“分析哲學”啊，“日常語言學派”啊，這些名稱都容易引起誤解，也許把我們的方法稱為“語言現象學”比較好，只是這個名稱夠繞口的。
但我們為什么特別著重分析日常語言呢？我們現在使用的語詞是前人一代一代傳下來的，不知經過了多少鍛煉修正，“凝結著無數世代承傳下來的經驗與才智”（133），體現著我們對世界的基本理解。哪里須得加以區別？哪里須得保持聯系？我們區分“事實”和“事情”，雖然兩者都是客觀之事；我們說“事情發生了”卻不說“事實發生了”，這個區別里面多半包含著值得深思的道理。為什么“光芒”的“光”和“光滑”的“光”連在一起，又和“用完用光”的“光”連在一起？適者生存，概念在這里分野而在那里交叉，這種說法成立而那種說法不成立，總有一定的道理。那些見微知著的區別，那些盤根錯節的聯系，非經一代人一代人的言說，不會凝聚到語詞的分合之中。哲學家也能想出一些重要的區別和聯系，但這些通常端賴語詞中已經體現出來的更基層的分合，要用我們一下午躺在搖椅里想出來的東西取代萬千年千萬人經驗的結晶，不亦妄誕乎？
然而，我們無意主張日常語言十全十美。我們的身體經多少百萬年的進化長成現在這樣，其構造的精妙讓人贊嘆，然而它遠不是完美的，它不能像猴子一樣跳到樹枝上，不能像老鷹一樣飛上云端，不能像蛇一樣耐熱耐饑。但在這里說“完美”是什么意思呢？我們不愿抓了烙鐵立時燙起個大泡疼得嗷嗷直叫，但若我們的手指敏感到能摹挲出紅木桌面和橡木桌面的區別，它就不太可能摹挲著烙鐵不燙起泡來。我們在“快樂”這個詞里用了個“快”字，就把快樂和暢行無阻和海闊天空聯系起來了，可同時生出了“不快”的歧義。英語和漢語各有千秋，大致能夠應付各種情境，但各有難應付的事情。碰上這些不如人意之處，有人一下子走得太遠，希望全盤克服一切不便，發明出一種理想語言，把思考和說話變成一種全自動過程。其實，唯有不完美的世界才是有意思的世界，我們才有機會因改善因創新而感驚喜，因繞過陷阱因克服障礙而感慶幸。
日常語言既然不是十全十美，我們自然不可用它來對事事作出最終裁判。但又有什么能到處充當最后的裁判者？有些疑問要由科學來裁決，有些則靠大家同意，有些干脆沒有答案。無論誰來裁決，到另一個時候，另一個場合，出于另一個考慮，已經裁決好的都可能需要重新斟酌。“日常語言確實不是一錘定音的最后之言，原則上我們處處都可以補充它改善它勝過它。但請記取：它確是我們由之出發的最初之言。”（133）
再說，日常語言的用武之地是日常生活。這當然不是個小領域，日常生活中荊棘叢生，要把這些棘手的情形講個明白可得有了不起的能耐。然而，日常語言畢竟有自己的限度，到了另一些領域，我們就必須求助于更為精密的語言，例如數學語言。我們得發明出新的語匯才能自如地談論顯微鏡底下發現的新事物。
比較起科學上使用的語言，日常語言常常不是那么嚴格。即使在日常生活范圍之內，同樣的場合，這人這么說，那人那么說。以誰為準？語言事實尚不能確定，自難進一步對語言進行分析。不過這個困難被大大夸張了，我們以為同一種情境下人們會有種種不同的說法，往往只因為我們設想的情境大而化之，待我們增添幾次細節，把情境設想得十分具體，我們會發現人們在這種特定情境下會采用的說法相當一致，而一開始那些不同的說法提示出所設想的情境其實各有一些差別。有人主張冷熱之類只是主觀感覺，與此互為表里，似乎凡可以說“屋里冷”的場合，我們也都可以說“我覺得屋里冷”。但若我已經向你表明暖氣燒得好好好的，氣溫計指著25度，除你以外的人都不覺得冷，這時候你大概只會說“我還是覺得（屋里）冷”而不會說“屋里還是冷”。前一個說法讓人猜測你也許外感了風寒，后一個說法卻讓人猜測你內感了偏執狂。什么時候我覺得屋里冷等于屋里冷，什么時候不等于，這對于澄清有關感覺的哲學討論大有干系，而這種討論占了哲學論著差不多一半。
一模一樣的情境而常見兩三種說法，也許由于說話邋遢，那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怎樣把話說得更加準確切實。但若出現了認真的分歧呢？這會提示我們，這里出現了兩個略有差別的概念體系，我們須得通過對這兩個概念體系的進一步了解來解決分歧。澄清這一類分歧，通常最富啟發。物理學家碰上一個轉“錯”了的電子，如獲至寶；我們碰上一個真正說話怪異的人，也不要輕易放過。
最后我們還得提到，日常語言摻雜著一些偏見和迷信。這些東西就像機體中某些細部，時過境遷，如今已經無益甚至有害，卻竟然通過了生存競爭的考驗存活下來。我們在分析日常用語的時候，自應留心察覺這類偏見和迷信，因噎廢食則大可不必。而且，我們在清掃這些東西之前，先問一問是什么原因使這些東西得以經年累月一直傳到現在，往往會有收益。
我們現在既已準備好通過日常語言分析來進行探討，那么我們肯定希望找到某個領域，在那里日常用語既豐富又精細。辯解之辭正屬此類。凡需辯解，必已處于不妙的境地，情急之下，無所不言，所以用來辯解的說法特別豐富。辯解不像談論天氣，說錯說對沒人在意，辯解能否讓人接受，通常事關重大，兩種說法，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辯解的說法不僅豐富而且微妙。
而且，“辯解”這個題目還不曾成為哲學研究的樂園。我們選擇來加以分析的用語，最好還不曾被人們分析得太濫。道路上走過的人太多，路走得禿禿的，踩上去容易打滑。一提到“美”這個詞，就會有幾十上百個關于美的定義涌上前來，接下去就是一排排哲學家自己編出來的包含“美”這個詞的例句，乃至我們記不清人們實際上是怎樣使用“美”這個字的，甚至記不清人們到底用不用這個字。
從以上種種要求來看，辯解都算得上是“在哲學中進行田野工作的良好選址”（131）。我們通過這些基層的田野工作，應能獲取一定的共識，至少應能就如何獲取共識獲取某種共識。我們不要一上來就搬出某些想當然的結論，用一些不知所云的概念反復演繹。我們好生想象一個需要辯解的場景，檢查各種各樣用來辯解的說法，然后一次次把這個場景稍加改變，看看剛才設想的說法是否還適用，又需要提供哪些新的辯解。假如你犯錯誤賠不是的經驗特別豐富，而且想象力也不弱，那你這樣考察一番，絕不會無功而返。不過，還有幾套方法可以使我們的探討更為系統。
第一套方法是使用字典。可以通讀一本簡明詞典，把有關的語詞及解說統統列明。另一個辦法是從某一個詞開始查起，這個詞條的解釋必是一些與它相關的詞，或干脆就是它的同義詞近義詞，于是接著查這些同義詞近義詞。你可能以為會越查越多沒完沒了。的確，一開始你要應付的語詞會越來越多，但過了一陣你就會越來越經常碰到你已經查過的語詞了。
我檢查的結果，發現碰到最多的是副詞——哲學一向不予重視的詞類。此外，“誤解”“偶然”“意圖”這一類抽象名詞出現得也不少。另有一些動詞詞組，“不得已”、“并不是要”、“沒注意到”、“原本打算”，通過這些動詞詞組，我們能夠把辯解分成幾個大類。
另一套方法是借助法律案例。這一資源出奇豐富——法庭上所作的本來就是指控和辯解。不過，法庭和我們的關注點不盡相同。法庭要把每一個案子都歸到一個特定條款之下，并且最后必須作出判決，結論難免太過黑白分明。在法庭上往往要求答案非此即彼。你當時那么做的時候，知道不知道這種做法的后果？你也許知道大致會有這一類后果，但不知道具體會是這個樣子，也許你知道直接的后果，卻沒想到這后果又引發另外的事件。情況有時那么復雜，不可能只用簡單的語詞就描述清楚。按照語言的經濟法則，我們不會為每一個事物每一種情形發明出一個單詞，絕大多數事情要通過已有語詞的結合來進行描述。“事實比語匯豐富。”（143）
律師們和法官們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用詞特別準確。他們習以為常，會把差別當作對立，例如，會問你是有意做了一件事抑或是出于沖動。你們兩個走到懸崖邊上，你把他推下去了，你蠻可能是出于沖動，但你也是有意把他推下去的。另一種常見的情況是把原有差異的語詞混作同義語來使用，例如人們常把“有意為之”換成“計劃做某事”。把他推下懸崖，你是有意的，但你很可能并沒有這么干的計劃。還有一個特別有害的混淆，從亞里士多德以來就一直危害倫理學思考，那就是把受到誘惑和失去控制混為一談。道德的孱弱不等于意志的孱弱。我偷著把你那份冰激凌吃了，這就意味我失去對自己的控制了嗎？我吃得頗為斯文，毫無狼吞虎咽之相。
雖然律師并不總以最正確的方式使用語詞，不過，你的分析要是真得出了一些靠得住的區別，他一定會向你虛心討教，因為他的對手可能已經了解受到誘惑和失去控制并不是一回事，他若不及早了解這個區別，上陣時就會被對手駁個措手不及。
第三套辦法是向科學討教。心理學，人類學，對動物行為的研究，都會提供幫助。日常話語里凝結了對行為的廣泛而切實的觀察，盡管如此，在我看來，近代科學家還是在很多關節點上揭示出日常話語的不足。這也不奇怪：至少，科學家占有大量的資料，進行全面的研究，研究時又不帶什么感情色彩，普通人就沒有這樣工作的機會，就連律師也通常做不到這樣。我這里舉兩個例子。
人們觀察到，動物在正常行為的過程中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礙，常會墮入某種狂亂的行為，例如頭朝下倒立，這被稱為“錯位行為”。我們反觀人類生活，其中頗不乏錯位行為，然而日常話語里卻沒有簡單的說法來稱呼這類行為。我要是以頭搶地倒立，我可并非只是倒立著，但你用什么副詞來形容這種倒立呢？也許你該說“絕望地倒立”？
再例如強迫癥。日常話語里有些近似的說法，例如“不這么干就不行”，“覺得非干不可”，但畢竟沒有哪個詞像“強迫癥”那樣能確切地稱呼這類現象。
通過這些系統的研究，我們就可能把平時的零星意見發展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解，把平時模模糊糊感覺到的東西轉變為清晰的理解，甚至能得出一些解說性的定義。人們現在常說，僅僅清晰是不夠的。不過我們也不該滿足于聰明過人地指出天下之事莫不幽隱難測。碰上能夠獲得清朗見識的機會，我們也該試上一把。在“辯解”這個題目之下，我的嘗試有以下幾條結果。
1，修飾語必然帶來某種偏離。人們會以為，張三做了一件事兒，要么他是有意做的，要么是無意做的。推而廣之，“某人做了某事”這句話里，總可以插進一個副詞，或它的反義詞。其實不然。我們的語言頗為經濟，在標準的情況下，用了一個動詞就不再需要一個副詞，甚至不允許插入一個副詞。我坐下了，既不是蓄意坐到椅子上，也不是不由自主地坐下去的。與此相接的一條結論是——
2，副詞的應用范圍頗受限制。哲學家和法庭人士最喜歡使用“自發地”“自覺地”“沖動地”這一類副詞，似乎它們可以加到任何動詞頭上。其實，它們只能用來修飾很少一些動詞，遠不可以用于很多動詞和很多場合。小伙子抬頭看見了什么，怪誘人的，他撿起塊磚頭扔過去。難道我們可以說“他自發地撿起塊磚頭扔過去”嗎？我們經常考察我們都能怎樣說，但我們通常不大善于考察我們不能怎樣說，而多數情況，后一種考察比前一種更富啟發。
3，反義詞不可“貌相”。很多人想當然認為“自覺”的反義詞是“不自覺”。我自覺遵守紀律。但我能不自覺地遵守紀律嗎？這時候，“自覺”的反義詞不是“不自覺”，而是“被迫”。反過來，“被迫”的反義詞可以是“自覺”，但有時候卻是“自愿”、“故意”等等。“不小心”打碎了玻璃杯的反義詞絕不是“小心翼翼地”打碎了玻璃杯。一個副詞不一定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反義詞，有時干脆沒有反義詞，我們說“無意間”，卻不說“有意間”“故意間”，說“禁不住”，卻不說“禁得住”。為什么沒有這樣的說法，這事頗有蹊曉，值得好生琢磨一番。
我自覺捐款，自覺鍛煉身體。我不自覺哆嗦了一下，不覺嘆了口氣。從字面上看， “自覺”和“不自覺”一定是反義詞，其實它們幾乎從不在同等的層次上使用，只有說到重大的或長期的事情我們才用得上“自覺”，而“不自覺”卻總用在一些小事兒上。
4，通過辯解的選擇可以透視行為機制。有些行為可以用“自覺”來修飾，有些則不可以。‘不自覺’也是這樣。我們通過這些情況可以了解到我們是怎樣把行為分門別類的。
副詞不僅能幫助我們為行為分類，而且能幫助我們透視一件行為的機制。我們都知道，行為不僅包括落實的階段，考察、計劃等等也都是一件行為的各個部分。其中有一個階段我們卻經常忽視，那就是對情勢進行估價。想得不周到，缺乏想象力，人們通常以為這類用語是為行為的考察階段或計劃階段道歉，其實多半是在抱歉說對情勢的估價出了毛病。為行為的這一階段道歉的用語還有很多：我當時太高興了、太著急了等等，皆屬此類。打仗的時候，我方配備處于優勢，又獲得了高質量的情報，卻仍可能制定出一個導致災難的作戰計劃，這很可能就因為不明人情物理。平常年代這樣的情況也不少見。也許我解一個二次方程很在行，最后卻得出答案說有兩個半同學生病了。我們多讀點唐詩宋詞，雖然沒增加多少知識，也沒變得更會推理，然而在審時度勢的大感覺上能力頗可能大大提高。
5，接受或拒斥某一辯解的標準何在？任何道歉都可能遭到拒絕。某種辯解在一種場合成立，到另一場合可能失敗。你可能由于太忙拖延了給我回信，但你不可以因為太忙拖延了下達發動總攻的命令。你若這樣為自己辯解，你受到的指責只會越來越重。我們接受一些辯解，不接受另一些，標準何在？發現這些標準是件饒有興味的工作。
6，詞源和構詞所含的“深層模式”總在隱隱約約起作用。“一個詞幾乎從不會完全擺脫它的詞源和構詞。”（149）兩下沒對上，于是出了“錯”；趕火車沒趕上，于是“誤”了車；出了錯誤，事情弄“糟”了，爛糊糊地收拾不起來了。語義盡管變化，但仍有一些基本的模式深藏在這些語詞里；也許應該說，正是這些深藏的模式統治著語義的變化。愛“盤”算的人一輪一輪兜圈子。“負”“責”的人像欠著債似的，心里不會完全輕松，同時由于能背負重物，我們就知道他穩重有力。
我們從一些簡單的模式開始來理解世界，即使面對十分復雜的現象，我們也經常要變換著使用一些簡單的模式來抓住要點。但問題在于，有時那個簡單的模式已經完全無力促進我們的理解，甚至會扭曲我們面對的現象，我們卻仍然習慣于這個模式。說到秋天的果園，“結果”是個十分自然的說法。擴展一層，我們可以把某些由自然條件或人類行為孕育出來的事情叫作“結果”。再進一步，我們可以把一些公式演算出來的東西也叫作“結果”。但若這時候你問“這結果是怎么孕育在那些公式里面的”，我該怎么回答？最后，根本不消生長的東西也被叫作“結果”，運動是力的結果，現象是本質的結果，整個宇宙就是一大串因和果。“我們陷于這個詞不能自拔：我們一方面掙扎著賦予這個詞某種新的…意義，另一方面卻不斷碰上那個古老模式的這個那個特征。…檢查這一類詞的歷史演變，我們很可能發現我們把它抻得太遠了，它現在應用于其上的某些事例和原來的典型事例關系太細弱了，結果徒然導致混亂和迷信。”（150-151）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提醒。我們絕無理由認定語匯由之生長出來的各種模式互相之間絲絲入扣，形成一個完美的機制，使我們始終能以協調的方式來描繪世界。其實這些模式多半疊床架屋或互相沖突，更多的時候則各行其是。
這里只是為“辯解”進片言而已，我相信圍繞這個課題還大有文章可做。

Whitehead, Modes of Thought, The Free Pres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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