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傳教士與近代文學語言論文
語言是人類傳遞訊息的主要符號，如果不能完整有效地表達其所指涉的事物，那么它所傳達的訊息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就有待質疑了。文言的翻譯常常令人不知所云，也不適合中下層讀者閱讀。傳教士們普遍偏愛白話，他們批評晦澀難懂的深文言，肯定有活力的淺文言，不遺余力地推崇白話文。傳教士的活動對近現代白話文運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895年，美國長老會牧師薛思培(JohnAlfredSils-by，?－1939)曾預言:“中國文言文學即將終結，‘傳統的’形式將被更為通俗易懂的淺近文言所取代，但是淺近文言也將被更通俗易懂的官話或方言所取代。”［3:508］言文分離和文言的封閉性給傳教帶來眾多困難，因此傳教士表現出統一中國語言的意愿，這種統一主要表現為用白話取代文言。
在傳統二元對立的觀念中，漢語書面語被分為文言文與白話文，然而這種簡單的劃分忽略了文言與白話之間的其它層次。文言和白話并不是涇渭分明的兩種語言，而是一種語言的兩種形式，因此它們的界限并不清晰。文言常常越界進入白話，使得白話和文言中間出現了一種調和體———淺文言。當我們跳出二元論的窠臼并重新審視中國語言變革的歷史進程時，就不宜再用“白話”和“文言”來對其進行簡單的劃分了。傳教士發現中國語言有很多層次，文言中有特別深奧難懂的文言，有稍微簡單一些的文言，還有淺近文言;文言和白話之間有文白夾雜的層次;白話文中有傳統的中國白話，也有受到西方語法影響的歐化白話文。他們打破了二元論的思維，使用三分法對漢語進行分層，突出了語言的中間層次。①他們將文言分為深文言和淺文言。深文言主要指文人知識分子使用的文言，淺文言主要是為初識文言的中下層群眾準備的。傳教士對于深文言的態度是否定多于肯定。②深文言的危害表現在八股文上，傳教士對此表示否定和痛恨。梅威良(WilliamScottAment，1850－1909)牧師說:“我們都要和八股文作戰，它是一條真正的'八爪魚，是幾百年來束縛知識分子思想的魔鬼。八股文必死，八股文必須被埋葬。”［4:359－360］這代表了大部分傳教士對深文言和八股文的態度。無獨有偶，新文學家對文言文的批判也是主要集中在其對思想的束縛上。③傳教士和新文學家在對深文言的態度上呈現出一致性。如果說深文言是中國文人的內部語言，淺文言就是早期來華新教教堂的內部語言之一。
淺文言是介于白話和深文言之間的一種過渡形式，是在向上層精英讀者和下層大眾讀者之間傳教的權宜之計。西班牙傳教士瓦羅專門對淺文言進行了論述:“它能夠被大多數人所理解，……這一語體還使用某些優雅的文學詞語，而且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對我們來說，在準備布道宣教時，無論面對的是教徒還是異教徒，掌握這種語體都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如果我們不以粗陋鄙俗的語言令他們生厭，他們就能饒有興致地聽講，從而使得我們傳布的教義更容易為他們接受。”［5:11］傳教士馬禮遜和米憐(WilliamMilne，1785－1822)合作翻譯《圣經》的時候開始準備使用北京白話，但是經過反復權衡，最終選用了淺文言。④因為淺文言一方面具有深文言的嚴肅和莊重，但避免了深文言的晦澀;一方面比較容易理解，也不會被認為俚俗不雅。因此比起深文言來，使用淺文言的《圣經》更適合晚清的中下層的中國文人，淺文言對于外國人來說也比較容易閱讀。在傳教士的種種努力下，文言作為一種獨白話語的支配地位開始解體，“高貴”的文言開始被迫與“低賤”的白話等語言進行交流和對話，呈現出轉型時期語言所特有的眾聲喧嘩特征。在白話崛起之前，文言從來都沒有被賦予過如此重大的意義，它只是作為一種傳統的書寫工具而被文人士大夫世代使用。而當白話被傳教士用來作為書寫和傳播的語言工具時，文人才開始重新建立起對文言的認識。白話也是因為文言的存在而被相對賦予了通俗的內涵。文言文寫作的傳統文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權力等級。本文來自于《中國比較文學》雜志。
熟練掌握深文言的士大夫能夠擁有特權階層的文化權利，而下層的民眾由于缺乏教育機會只能說白話，與代表高貴身份的文言保持距離。如果他們不小心觸犯了這一潛規則，則會被人恥笑。同樣，如果落魄的士大夫在下層民眾間賣弄文言，那么他也同樣會得到嘲諷。文言和白話在中國的文化等級中筑起了一堵看不見的厚障壁，成為文化權力的工具。因此，白話文地位的提升必然會遭到許多傳統文人士大夫的反對，在晚清社會中引起軒然大波，因為這觸犯了既得利益階層的文化地位和特權。傳教士語言運動所引起的騷動和批評，伴隨著文言文作為一種語言霸權的解體。書面語的空間被其它的語言形式所擠占，而文言文的中心地位也在不斷被動搖。文言文的神話即將崩潰，文化專制主義也受到了多元文化的挑戰。更有活力的口語語體正在崛起，正在以一種所向披靡的陣勢迅猛壯大，它將沖垮一切文言文的堤壩，新的文化價值系統即將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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