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科學與人文的結合分析論文
醫學科學與人文的結合，既包括向醫學科學注入人文精神，還包括向人文醫學注入醫學科學精神，以科學精神充實、豐富人文醫學，使人文醫學具有扎實的生活基礎和現實針對性，擺脫那種脫離實際的空洞說教。當前在加強人文學科建設的呼聲中，我們人文學者似乎忽視了這一點，因而影響人文學科的建設及其作用的發揮。2012年6月30日～7月1日，由醫學與哲學雜志社與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醫學哲學專業委員會于北京聯合舉辦的“醫學人文社會科學實證研究研討會”，是一次向人文醫學注入科學精神的有益嘗試，它意味著我國人文醫學邁開了新的重要一步，并將對我國人文醫學的建設產生深遠影響。
人類的思維是遵循著神學思維、玄學思維、科學思維的規律向前推進的。周有光老先生說：玄學思維是推理性的，譬如我們看到太陽早上從東方升起晚上從西方落下，推出地球圍繞太陽轉；科學思維要靠實證，所以我們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還認為：我們至少在社會科學方面還停留在玄學時代。”他這里批評的是社會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有所不同，但人文學科也應來自實踐，也應由實踐檢驗，也應是符合現實并經得起現實的檢驗。試想，一種脫離現實生活的人文學，一種與現實生活不沾邊、對現實沒有多少作用的人文學，會有誰理睬呢？不錯，人文學本質是批判性的，并具有思辨性的特征。但無論是批判性也好，思辨性也好，都應言之有據，因為有據才能有理，只有有理才能評論、思辨。比如，我們批評當今我國的一些大醫院喪失了公益性，而公益性是公立醫院的根本。但這一結論必須有事實作依據，這不是單靠思辨就能解決的。本次會議上，一些學者提供了一批人文醫學實證研究的成果，為我國的'人文醫學帶來了一股新鮮的春風，實在催人奮進。
以人作為主體對象的人文科學，其實“并不存在人文這種實體。只有把各學科視為主體性的不同領域，即人的存在的不同形式或載體，視為人的本質的多項規定，才能獲得人文學科概念。”[2]5人文學科是評價性而非描述性的，人文學科的內涵是它的價值指向，其終極旨歸是作為人文本體意義的人，“人文學科提供超越實用主義之上而又與宗教虛幻彼岸迥然有別的目的觀與價值觀，給人以安身立命的生活之源。”[2]5“就社會職能而言，與其說人文學科是認識或實踐的工具，毋寧說是借以鍛煉發揮人性的場所或器具。”“人文學科與其說是教人知識，不如說是予人自我認識；與其說它是技術，不如說是人的素質修養。人文沒有直接的功利用途，與攸關國計民生的以經濟學為主干的社會科學明顯區別開來。”[2]6因此，人文主義并不排斥科學，也不能排斥科學，相反它將最大限度地開發科學；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必須依托科學，醫學人文學科的對象和基礎是科學。因此，作為醫學人文學科，只有與醫學科學結合，將醫學科學精神滲入其中，才能獲得實在的意義，才能發揮引領醫學發展方向和為醫學提供社會倫理支撐的作用。
這就要求醫學人文學要走進醫學，特別是要走進臨床醫學各學科的實踐，走進衛生保健工作的各種實踐，和醫學專家共同研究這些學科和工作領域中的人文社會問題，找出人文與醫學科學的交接點，在此基礎上形成內容充實的、與醫學科學緊密結合的各醫學人文學科。醫學人文學不能空洞地、抽象地呼喚人文精神，不能抽象地呼喚對人、對生命的關愛，而是通過醫學科學的各種實踐體現對人和生命的關愛，而這正是當前我國醫學人文學發展的軟肋。這里還有必要指出，像人文醫學這樣的人文學科，是一種實踐性和應用性的人文學科，和其上屬于的母體人文學科有所不同，它更貼近實踐，更依賴實踐，一刻也不能脫離其立身的科學土壤。
醫學人文學科能夠從哪些方面吸取醫學科學精神的營養呢？這是一個有待探討的課題，但以下幾點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密切關注醫學發展中的新觀念、新成果，及時探討種種新觀念、新成果在應用中的社會和倫理問題，研究這些醫學成就所需的社會支持，并將之納入人文學的研究范圍。
其次，是在醫學人文學科建設中，引進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對一些人文課題，不僅要做定性研究，而且也要做定量研究。眾所周知，馬克思一生中特別關注自然科學和歷史學領域內的每一個新現象和新成就。他認為：一種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當前醫學倫理學、醫學哲學、醫學心理學面臨一些爭論不休的課題，如果能提供數量的分析，醫學人文學的信服力與吸引力將大大提高。
再次，是大力提倡描述性的研究。盡管人文學是分析和批判性的，但如果我們在一些課題的研究中，引用自然科學描述性的方法，例如，對一位患者訴說病史的描述，對某一醫患對話進行描述，對醫生診療活動進行描述，并以此種描述為基礎進行分析，我們的醫學人文的狀況是大不相同的。
關于人文主義的科學實驗研究，也可視為人文學科引入科學方法的一種有益嘗試。作為人文學科重要學科之—的心理學，早在19世紀就開始了心理學的生理學基礎的研究。德國心理學家費希奈（Gustav1801年～1887年）創用實驗方法，以物理刺激的變化轉化為心理經驗的歷程；20世紀初，H.艾賓浩斯（1850年～1903年）就將實驗方法應用于記憶的研究，從那時起聯想主義的心理學開始進入實驗研究的階段；近幾年來，神經倫理學出現的一種有趣的研究動向，即倫理學的神經生理學的研究。這種研究提出了大腦是如何決策的？在大腦中價值觀是如何體現的？最近的研究表明：情感在倫理道德認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而引發探討倫理學道德認知的神經科學基礎。他們甚至認為，存在一種神經本質論，即大腦比基因更多的決定我們是什么。大腦能否作為個人身份的標志？這種個人身份對個人其它特征有何后果？先進的科學技術如何影響對倫理法律的理解？已經成為神經生理學研究關注的課題。類似這種研究是否也可以成為人文科學化的一種努力呢？
正確看待人文學中的理性與科學性的關系，是關系醫學人文精神要不要以科學精神武裝自己的重要問題。一般說來，人文精神是強調非理性的。人文主義作為對唯科學主義的反駁，正是唯科學主義將理性絕對化和普遍化，而強調人的主體性、自由性、不可平均化的個性、不可預測性等。但是，人文主義不應絕對排斥理性，不應將理性視為人文科學的敵人。其實，人文與科學理性并非水火不容，人文主義并不排斥科學精神。“人文所拒斥的科學實質并非作為唯科學主義技術生產力的科學本身，也非這一意義下的科學賴以發生發展的科學精神，而是作為文化觀念的唯科學主義。”新人文主義與舊人文主義、后現代主義人文觀的不同，也正在于新人文主義并不反對科學，不反對科學的發展，而且認為：新人文主義不可不圍繞科學建立起來。“科學是我們精神的中樞；也是人們文明的中樞。“我們不能只靠真理生活。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說新人文主義是圍繞科學而建立的原因。科學是它的核心，但只是核心而已。人文主義當然有其不可理性化的方面，如果試圖用科學精神武裝全部人文學科，實現人文學科全部理性化，那無疑會妨礙、毀滅人文精神，但人文主義絕不能無條件地排斥理性。相反，人文科學在一定程度上理性化，在其可以理性化的場所理性化，將會給人文科學帶來新品質，增加人文學科的時代感和責任感，更好地發揮人文精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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