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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創新是中國玉雕藝術必經之路
文化創新，是中國玉器長久以來面對的一個課題。誰也不會否認玉雕藝術承傳性的重要，我們是踩著一串長長的前人的腳印走到今天的，這串腳印穿越了八千年的時光。但每個時代的玉雕藝術家，在前人高大的身影之后，也都力爭樹立起自己的形象，留下自己的貢獻和創造。這種勇于超越的理想和氣質，是中國玉器行業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
工藝創新，不是很難的事情，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在古人面前顯得難度很高的工藝問題，在今天很容易就會得到解決。難在文化創新。文化是玉器的靈魂，如何賦予當代玉器以新的靈魂？在這次評獎中，我們看到很多玉雕藝術家朝著這個方向邁出了堅實的腳步。
我們不妨以玉牌創作為例。自明代玉牌以特有的形制作為佩飾出現以后，此后廣泛制作，風格類型多種多樣，這其中以子岡牌最為人追捧，引出坊間紛紛仿效，同代后代均有贗品的情形。子岡牌的魅力，不光在于用料精良，風格精美典雅，刀法硬朗挺括，還在于一代治玉大師陸子岡把當時的文人畫風、書法意趣引入玉雕，在方寸之間匯集詩、書、畫、刻四藝為一體，其可貴之處正在于藝術創新。
后世標注子岡款的玉牌，多從款型紋飾上摹仿，而對其文化意蘊不去領會探究，在形似上傾注功夫，于神韻上卻格格不入。
上海大師易少勇的白玉牌《玉骨寒香》，作者注明為子岡牌，但并非子岡牌形制，是作者不明白子岡牌有著眾所公認的標準？顯然不是。我在鑒評語中作了如下表述：“該玉牌承繼子岡牌精魄神韻，又不拘泥子岡牌范式，一掃流行的繁縟匠俗之氣，將子岡牌開創的取文人書畫意趣進入玉雕創作的風格，推進到一個新的境界。作者以高峻清逸的文化視覺，在簡約中營造意境，于清婉中傳遞韻致，拒絕奢靡，抱樸見素，著意凸現空靈高遠的美學風尚。陰線工藝施用精湛，在轉折刻畫中提純筆意，頗具功力，造就了鮮明的個性品格，拓展了玉牌的表現形式。”
也許我的解讀不無偏頗之處，但作者對玉牌文化品位的追求，在文化創新上作出的努力，卻毫無疑問是自覺而清醒的。此外如倪偉濱的白玉《親情》、馬鐵軍、仵員的翡翠《天涯共此時》、翟倚衛的白玉牌《午茶時分》、李東的白玉套牌《莊子》、時全生的瑪瑙《世界日記》、田健橋的白玉《童年》、馬進貴的墨玉《錯銀嵌寶石福壽紋壺》等，都在文化創新上做出了寶貴的嘗試。以馬進貴的福壽壺為例，這是一件填絲嵌寶的痕都斯坦風格器皿，但作者在痕玉特有工藝的基礎上，注入民族文化元素，壺柄造型和錯銀圖案大膽“中國化”，夔龍壺柄與痕玉風格壺體中西結合，福壽紋在嵌寶的烘托下，發揮了點睛的藝術效果。玉雕藝術家們諸如此類的創新實踐，為玉雕題材帶來一種開放性前景，也為古老的中國玉雕藝術注入了新的時代元素和新的生命活力。
我們如此看重玉雕藝術的文化創新，是基于一種現實隱憂。當前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是玉雕藝術本應表現的優秀文化內涵和新時代精神底蘊，在眾多流通于市場的作品中愈來愈淡薄。
中國玉器和中國玉文化，本是中華民族文化和精神河流的一條主脈，不同歷史時代承載著不同的歷史精神符號和社會文化信息，這是中華玉文化歷經數千年而不衰的核心原因，而現在大量充斥于市場的玉器作品，文化承載功能萎縮降低，裝飾化、賞玩化的功能卻膨脹遞增，普通消費者對玉器的認識大多停留在淺薄層面，比如最為熱衷最被追捧的便是祈福除祟功能，這種現象，不光遮蔽了玉雕藝術的靈魂，還對社會心理注入了一種無稽的庸俗口彩化導向，一棵白菜就是“百財”，猴子背猴子就是“輩輩侯”，一只瓶子里插三桿戟就是“平升三級”，諸如此類，將博大精深的中國玉文化消解為庸俗功利化符咒。缺乏文化創新意識，應該引起玉界有識之士的足夠重視。
中華傳統文化積淀了豐厚瑰麗的國學資源，多姿多彩的民間文化也構成了一個巨大豐富的中華文化資源寶庫，玉雕藝術家如果能建立起一種自覺意識，從其中汲取營養，提取素材，開拓眼界，獲得靈感，那么，中國玉雕藝術的文化價值張力和文化生命活力，將會大大得以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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