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建筑藝術特點與審美研究的論文

關于清代徽州建筑藝術特點與審美研究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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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徽州建筑形成的歷史文化因素

　　徽州，地處浙江、江西兩省交界，氣候潮濕，山地多，為防蟲蟻和其他野獸侵擾，徽州早期的民居是干欄式的。徽州建筑的發展，與中原文化的滲透有著很深的淵源。由于徽州有著封閉、內斂、獨具特色的地理優勢，因此，在我國古代，大批的中原士族將徽州地區看做是隱逸避世的桃園。在我國晉、唐末、南宋時期，曾經發生了歷史上三次大型的中原士族南遷入徽的史實。據有關資料顯示，徽州七十五個姓氏中，有許多都是與中原士族的南遷有關，如徽州歷史上著名的“新安十五姓”（王、方、李、洪、程、汪、吳、鮑、曹、江、孫、黃、胡、余、戴）皆為北方士族入遷徽州后，逐步發展繁衍而成的大姓家族。中原士族南遷的事實，標志著他們也將中原文化帶入徽州。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人口的遷移，徽州建筑從干欄式逐步演化為下寬上簡的樓居形式。為保障房屋的安全和私密性，徽州建筑外墻一般都很高，由于處在山水之間，徽州的民居往往給人以清新淡雅的感覺[1]69。徽州的民居多是兩三層，以木和磚裝飾，黑白色調為主，民居的房屋建筑很整齊，廳堂、臥室等的布置非常講究，朝向最好、地勢最高的上房是長輩居住的，偏房是兒孫輩所居住的。古代徽州人特別迷信風水，宋元時期，徽州非常推崇朱子理學，因此，自這一時期開始，風水信仰對徽州建筑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宋元時期，徽州許多建筑，無論是選址還是布局都要請風水先生，到了明清時期，徽州人更加相信風水，更加相信生活環境和禍福的神秘聯系。所以，在建筑方面，無論是選址、房屋的朝向，還是房內的擺設等等，都要請風水先生進行指點，希望選擇一個能夠聚集天地靈氣之地，永保子孫后代平安富貴。明清時期的建筑，還在很大程度上受禮法的約束，等級不同，所居住房屋的建筑樣式、建筑風格、顏色、紋飾也不一樣。朝廷對房屋建筑方面的約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徽州的建筑。徽州人多經商，而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商人的地位是很低下的，雖然在當時有許多徽州商人家財萬貫，但其住宅建設還是不能超越禮法的約束。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不少徽州商人不惜花重金買官，只有在社會上有了一定的等級，才可以建設豪宅，擴大自己的房屋面積。徽州民居既反映了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也反映了徽州商人想要炫耀財富，不甘愿受不公平待遇而做的努力。

　　二、清代時期徽州建筑藝術特點

　　徽州是“文化禮儀之邦”，自宋到清，徽州“名臣輩出”，許多徽州名臣以及富甲商賈致富以后，都爭相在家鄉修建園林、住宅、書院、祠堂等，這些名臣以及富甲商賈“俗益向文雅”，在建筑中注入了書法、繪畫、篆刻等方面藝術，住宅布局、廳堂布置以及建筑裝飾等，逐漸形成了蘊含有豐富精神文化的獨特的建筑體系。中原文化蘊含的審美因素，與徽州本地居民文化的審美因素相互交融，形成了獨特的、具有地域性的徽州建筑藝術特色。以徽州民居為例，徽州民居與中原文化有著很深的歷史淵源。徽州地方民居建筑文化，既有巢居而演化的徽州老式的干欄式模式，也有中原文化里“四合院“式模式，這種新的建筑模式，既汲取了“地床式”的特征，又融合、轉化了“院落式”的模式。原來中原文化里“四合院“內東西廂房和正房，被轉化為兩側臥房和正廳。另外，一些民居普遍汲取了“樓居式”的特征，一層留通氣層后架設木地板，二、三層為普遍構筑。同時，許多民居還汲取了干欄巢居開敞的徽州老式堂屋以及挑臺特征，將正廳堂和天井空間連成一片。徽州民居在結合環境因素的基礎上，充分尊重居住者的意愿，體現了以環境為依托，以人為中心，人、環境、建筑三位一體的藝術特點。徽州人將當地的具體的地理環境與江南的優秀建筑方式相結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徽州建筑風格。由于徽州民居大部分坐落在山水之間，因此，遠觀徽州建筑極富詩意，宛如一幅山水圖。古代徽州人特別迷信風水，風水迷信認為水可以帶來財，因此，徽州民居大門一般不朝南，建筑的選址總體上要具備背山面水的格局，反映在建筑風格上，前方要有朝山后面有龍山。徽州的建筑歷史悠久，早在巢居時就已經有古民居建筑，清代時期，徽州建筑的藝術特色已經定型。建筑雕飾比較精致細膩，風格端莊，大部分民居建筑是用磚木進行建設，花墻、漏窗、樓閣、天井自然環境巧妙結合，宛如一曲民族樂音、一幅幅凝固的山水國畫。徽州建筑另一大特色，就是園林情調與徽州文化的巧妙結合。徽州地接蘇、杭、饒等，水運十分方便，便利的地理環境為徽商的發展創造了客觀條件，明清時期徽商的商業資本居中國諸商幫之首，因此，明清時期，徽商對整個徽州區域的市鎮建設以及建筑業的發展都起到了重大影響。徽商將居住方式視作一種精神案臼，他們經商致富后，返鄉造新居、筑園林、修祠堂，徽商的審美趣味和生活習俗，也影響著徽州建筑的藝術風格[2]59。說到徽州古建筑，許多人都會想到“三雕建筑藝術”。徽州古建筑不像中原官邸建筑那樣施以濃漆重彩，徽州建筑的外觀主要是各種精美的雕刻和彩繪，徽州建筑憑借完善的工藝手段，增添一種清麗高雅的藝術特色。徽州磚雕建筑藝術起源于漢代畫像磚時期，到了清代，隨著徽州商幫的崛起，徽州富商們的大興土木，使磚雕藝術得到進一步發展。這一時期，創造了許多獨具特色的磚雕藝術作品。徽州磚雕是徽州三雕中最引人喜愛的一種。其所用的材料是特意燒制的水磨青磚，這一磚雕材質質地細膩適于雕刻。在徽州的三雕建筑藝術中，使用磚雕藝術的建筑比較多，如民居的門樓、八字墻、照壁、窗媚、門罩大多采用鏤空雕和高浮雕圓雕技法。刀法剛勁簡練，藝術風格粗獷古樸，場景緊湊，畫面較為單純，磚雕氣勢雄渾厚實。清代時期，磚雕藝術開始注重情景，風格漸趨細膩繁雜，其畫面風格主要以歷史典故、民俗圖、戲劇題材等為主，如九世同居圖、百官宴會圖、桃園結義、漁樵耕讀圖等，形神兼備，多用夸張手法，具有極高的表現力。徽州石材色彩光澤獨特，但是，受到建筑技藝的制約，石雕在選擇上遠不如磚雕、木雕那樣寬廣，徽州石雕藝術工藝精湛，布局嚴謹合理，堪為徽州藝術瑰寶。

　　三、清代時期徽州建筑審美特征

　　清代時期徽州建筑的審美特點，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審美風尚和審美趣味。徽州建筑既具有鮮明的地域建筑特色，也具有中國傳統建筑的營造理念，徽州建筑所反映的審美觀，不僅是出于純粹的“美”的考慮，還有許多是源于對宗法觀念以及制度的惜守。南宋時期的“程朱理學”（徽人所指的新安理學）對徽州建筑的審美觀就產生了很大影響。徽州人推崇“程朱理學”，主要因為“程朱理學”集大成者朱熹以及程穎、程頤的祖籍均系徽州。朱熹并自稱“新安朱熹”，曾多次到徽州宣講“知行為一”、“天理”、“格物致知”等思想。在當時，徽州各地區都有追隨朱熹理論的弟子，“程朱理學”在徽州產生了很深影響。向以理學重地自詡的徽州人，將理學思想融入民居營造中，例如建筑裝飾，在各類建筑中，都可以看到以“古人讀書”、“二十四孝”等為題材的雕刻，如此明確的教化內容，已經滲透到徽州人建筑審美的方方面面[3]71。此外，徽州建筑許多精心安排的雕刻也包含著許多涵義，如許國石坊的裝飾就包含著許多的涵義，像石坊西面內側的“龍”和“鷹”寓意主人的地位，石坊東面內側雕刻的“豹”和“喜鵲”，寓意著報喜。外側雕刻的“鯉魚跳龍門”寓意主人科舉及第。在徽州建筑的審美特點中，對自然美的崇尚和利用最突出也最富有特征性。徽州的民居處處體現自然交融的審美觀。在徽州，水被視為財富，依山傍水、水系繞村、巧用自然的建筑十分普遍。清代時期，徽州建筑更加注重生態之美，注重人工斧鑿與自然美的均衡。在徽州，建筑的美不是人為的雕琢和裝飾，建筑的美是自然互融，是建筑與人和諧共生。清代時期，徽州建筑的實用功能和審美功能要求更高，在滿足實用功能的基礎上，建筑的空間組織更加強調構件與裝飾的靈巧秀美。從建筑審美特征方面來看，徽州建筑構件上的各種裝飾題材，是一種具有審美趣味的、包含多元文化寓意的反映。清代時期，徽州建筑裝飾以傳統吉祥圖案為主，或賦予祥瑞的含義，或選擇特定的圖案，通過裝飾，寄托徽州人內心的美好愿望。徽州建筑的題材，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傳統審美觀的外在反映。清代時期，徽州建筑裝飾的題材更加豐富，有的是忠孝節義典故、有的是歷史、戲文故事，還有的題材被賦予特定的寓意，表達一種特定的內涵意義。徽州建筑雕飾造型生動，“徽州三雕”更是美不勝收，獨具特色。徽州建筑雕飾注重細部刻畫，有的雕刻作品將人物走獸、花鳥魚蟲、樹木山水、亭臺樓榭集于同一畫面，層次分明，栩栩如生。徽州建筑的審美特征具有時代性，清代時期徽州建筑審美意圖和審美理想，高度凝煉和概括了清代的審美風尚，現存的清代徽州建筑中，我們可以去體會其蘊含的意境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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