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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英語學習中的年齡因素
摘要:在外語學習中,年齡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眾多國際著名的語言學家都對年齡和學習效果之間的關系提出了各種假設,一些假設已在實踐中得到證實。本文通過對這些假設進行比較,提出在重視外語學習的同時,也不能忽視母語教育的觀點。關鍵詞:英語學習 年齡因素 腦神經發育 生物學 關鍵期
俗話說:“活到老,學到老”。但在語言學習上,未必人人都會認可這句話。常常聽到有人抱怨說,隨著年齡的增長,記憶力越來越差,想要記住幾個英語單詞比登天還難,更不用說學好這門語言了。而孩子就不同了,到一個新地方沒幾天,就能學上一口地道的方言。因此,為了讓他們的孩子免受年齡對英語學習的干擾,不少家長早早就開始為他們的孩子張羅學習英語的事情。然而,也有人認為年齡并不是英語學習中的決定因素,語言環境才是學好英語的關鍵。
事實上,學術界也一直對這個問題存在著爭論,在外語學習中,是先天所決定的腦神經發育程度(innately determined neurological maturation)重要,還是環境因素(environmental factors)占主導地位?語言學家們提出了各種假設來解釋和年齡有關的學習差異,這些假設基本可以分為兩大類:贊同越早學習外語效果越好的神經學假設(neurological arguments for early L2 acquisition)和以認知為基礎的語言學習關鍵期假設(cognitively based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一、大腦可塑性假設 (the brain plasticity hypothesis)
按照Penfield(1959)的理論,孩子的大腦在九到十二歲之前具有可塑性,可以輕而易舉地學會兩到三門語言。超過了這個年齡,大腦在學習語言方面會逐漸失去靈敏性。因此,他建議學校盡早給孩子開設外語課,教授方法應該象母親教孩子學說話那樣一句一句的教,并不時地更正錯誤。
Penfield的神經學假設是建立在他對失語癥的臨床研究上。他發現如果左側大腦在事故或疾病中受損,孩子和成年人都會喪失說話的能力,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康復之后,孩子能重新說話,而成年人則無法復原。Penfield對這種現象的解釋是孩子剛出生時大腦皮層如同一張沒有字跡的白紙。隨著時間的流逝,白紙上寫的東西越來越多,再也無法抹去。在語言學習方面,九到十二歲以后大腦中語言和事物之間的聯系基本確立,語言的前后聯系也日趨穩定。
然而,持反對意見的語言學家認為受損的大腦重新恢復語言功能和健康的大腦學習外語有著天壤之別。在Penfield的神經學假設基礎之上,Lenneberg又提出了以生物學為基礎的外語學習關鍵期假設。
二、以生物學為基礎的外語學習關鍵期假設(a biologically-based critical period for L2 acquisition)
Lenneberg(1967)認為,語言學習的關鍵期從兩歲開始,十二歲時結束。如果在這個階段沒有學會任何語言,就永遠無法通過正常途徑完全掌握語言了。在Lenneberg看來,語言學習關鍵期的結束是因為身體發育時大腦半側的語言功能開始閉合。在解釋成年人也能學好外語進行交流時,Lenneberg說這并不影響他對語言學習關鍵期的基本假設。成年人之所以能夠學好外語是因為在孩提時期大腦就已經為語言學習做好了準備,而各國的語言又有許多相似之處。他進一步指出,身體發育之后,僅僅靠接觸一門外語就能自動學會它的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了。無論是在教還是在學上,外語學習都需要付出相當的努力。口音更是一個難以克服的障礙,發育期后語音學習的難度也在逐漸加大。
三、以認知為基礎的語言學習關鍵期假設(cognitively based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和Lenneberg不同的是Krashen(1975), Rosansky(1975)和Felix(1981)認為,外語學習關鍵期的結束可能是因為認知能力正式發揮功效了。在Krashen看來,青春期不是學習外語的好時期,因為自我意識和不愿暴露錯誤的心理起了阻撓作用。成年人往往依賴他們自認為正確的規則,即母語中的一些規則來組合句子,從而造成母語干擾錯誤。
Rosansky認為成年人學習外語不僅不如孩子成功,而且使用的方法也大相徑庭。用Felix的假設來解釋就是:童年時期學習母語和外語使用的是“針對語言型的認知結構”(language-specific cognitive structures)。到10至12歲時逐步轉化成“解決問題型認知結構” (problem-solving cognitive structure)。而正是“解決問題型認知結構”對外語學習產生了干擾。 那些不贊同童年時期學習外語更占優勢的語言學家也將他們的理論建立在認知基礎上。McLaughlin(1978)認為成年人更關注詞匯量和語法規則,因此和孩子相比成年人在掌握詞匯上更有技巧,使用語法規則也更正確。Taylor(1974)則認為從認知角度上說成年人在學外語上并不輸給孩子。相反地,由于成年人的認知能力比孩子強,比孩子成熟,他們更善于應付語言中的抽象概念。成年人表面上的失利是因為他們缺乏促動因素,沒有采取積極的態度對待這門語言和它的文化背景。
類似的觀點還有:由于成年人認知程度的提高,他們懂得靈活運用語法規則,知道在適當的場合使用適當的句子,而且在學習語音,句法和語義上比孩子更具優勢。
四、情感和社會因素(affective and social factors)
一些語言學家還考慮到了外語學習中的情感和社會因素。Schumann(1975)認為文化沖擊,學習動機,神會,自我滲透等因素和神經發育程度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成年人的自我界定,學習態度和動機傾向受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心理定位的約束已然成形,在接觸到一門新語言時這些因素必然起阻撓作用。因而Schumann為成年人學習外語提出“文化改觀”(acculturation)的建議。
但是,Cummins (1981)認為社會和情感因素只在人際交流方面發揮作用。在處理學術性問題上,學好母語可能對學生更加有利。這就是為什么移民學生到達一個新國家后,年長的學生比年幼的學生在學業上進步更快。
Cummins的觀點在實踐中得到了證實。在對兩組學語法的英國學生進行為期三年的觀察中,研究者發現年長一組的聽,讀,寫的能力勝過年幼的一組。而年幼的一組僅在說方面占優勢。其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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