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跨文化傳播角度探討翻譯中的幾個問題

從跨文化傳播角度探討翻譯中的幾個問題

　　一、引言  
　　翻譯作為一種語際交流活動，不是簡單的從一種語言形式轉換為另一種語言形式，而是把一種文化中的語言代碼轉換成另一種文化中的對應語言代碼。因此，翻譯是一種跨文化交流活動，應該接受跨文化交流學的理論指導。長期以來，翻譯經常被視為一種語言藝術，被人們用超越時間的語法規則加以描述和考察。“對等”問題長時間的困擾著翻譯工作者，而翻譯研究也始終圍繞著一個問題：怎樣把原文意思忠實而準確的表達出來，讓譯文讀者達到和原文讀者相同的感受。
　　跨文化交流新的形勢和特點對翻譯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要求，傳統的翻譯研究已經不能滿足和適應新的形勢需求，這就要求我們從一個新的視角來考察翻譯。可喜的是，我們已經看到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倡將翻譯研究置于一個更廣闊的文化交流語境下。翻譯不再被視為簡單的兩種語言之間的對等轉換，而被看作是一股塑造文化，文學的重要力量，是一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行為。因此，用跨文化交流學的理論對待和處理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是一個重大的課題。本文擬從兩個方面來討論：跨文化交流活動中翻譯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文化的思維模式對翻譯的影響。
　　二、跨文化交流活動中翻譯的地位和作用
　　世界跨文化交流活動源遠流長。在有文字可考的歷史中，古代巴比倫王國法典中就記載有到國外購買奴隸的規定。我國古代的絲綢之路見證了中華民族和世界各國人民友好交流的歷史。毋庸置疑，無論從質量還是數量來看，當今時代的跨文化交流活動都是史無前例的。本世界60年代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此后不到半個世紀，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交通和通訊技術日新月異，整個地球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地球村，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工作或學習在不同文化的人群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互相學習，了解和交流。在這種背景下，跨文化交流學（或稱為跨文化傳播學）應運而生，以解決跨文化交流活動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尋求有效的交流途徑，提高交流的層次和水平。
　　與同文化交流相比，跨文化交流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雙方文化共享性差。文化共享性指的是人們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征，即人們對同一客體給予和擁有共同的編碼。同文化交流與跨文化交流的基本區別在于前者的交流雙方共享一個文化，而后者的雙方則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主體，其各自文化中的認知體系，規范體系，社會組織，物質產品，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的符號系統不盡相同，甚至差別很大，即文化共享性差。當雙方進行語言交流時，信息的發送者與信息接收者使用的是不同的語言編碼模本。語言符號編碼的不同體現在：（一）編碼的發音和形狀不同。例如對同一種圓圓的，脆甜可口水果，中國人編碼為“蘋果”，而英國人則把它編碼為“apple”。（二）詞匯量不同。例如漢語中有關烹調的詞匯有50多個，而英語中只有10余個。一句簡單的英語 “You should talk to my uncle.”就會讓漢語讀者產生歧義，因為不知道uncle 指的是叔叔，伯伯，舅舅還是姨父等等。（三）共有詞匯的文化涵義不盡相同。例如中國人形容女人溫柔會說“她像一只貓似的”，而英國人對此的理解則是這個女人脾氣大，愛罵人，因為兩種文化賦予“貓”不同的內涵。在中國人眼中“紅色”代表喜慶，成功或順利，在英國人看來則暗示者血腥和殘忍。（四）編碼順序不同。例如早上起來打招呼我們漢語里說“早上好!”，編碼順序是早上→ 好，而英語則是“Good morning! ”，編碼順序是好→ 早上。不同文化語言符號編碼的不同構成了跨文化交流的主要障礙。
　　要解決上述問題，使跨文化活動順利進行，就需要一個既懂雙方語言，又熟悉雙方文化的中間橋梁 ----- 翻譯工作者。在全球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翻譯的根本任務是引進外來文化或者傳播本國文化，為人類拆除語言文字障礙，促進不同社會，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和民族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從這個意義上說，翻譯是文化傳播的必然途徑，是跨民族，跨文化，跨語言交流的紐帶，是決定文化傳播效果的基礎條件和直接因素。人類得以共存與溝通，人類文明得以融會和發展，正是因為有了翻譯工作者的努力。
　　翻譯研究發展至今，眾多學者對翻譯現象和翻譯實踐從語言學，文學，哲學等不同角度進行分析和描述，均不同程度的取得了成果，推動了我國翻譯事業的進步。但考察過去的成就，我們會發現翻譯研究始終圍繞“對等”問題，以“忠實”等原則為指導。翻譯工作者曾一度被比作是同時侍奉兩個主子的仆人，要遵循忠實，客觀的原則，完全放棄自己的立場，丟棄自己的主觀能動性。這樣做的結果好像是達到了理想中的等值效果，但實際操作中往往達不到準確無誤的文化交流目的。翻譯首先是一個跨文化的交流活動，應該植根于兩種文化的土壤，翻譯活動中要充分考慮到文化差異的因素，最大限度的消除由于文化差異造成的歧義或誤解。舉例為證：
　　美國法庭上，法官正在盤問來自拉丁美洲的被告，一人做翻譯。法官詢問被告姓名，被告回答“Jose Manuel Gomez Perez-Marin”。法官不解，問“Why do you have so many last name?”，被告回答說，“They are my first last name and my second last name.” 譯者根據自己對拉丁文化的了解，將其翻譯為“They are my father’s last name and my mother’s last name.”這樣處理不但避免了法官長時間的盤問，而且還避免了法官懷疑被告用假名字來掩蓋其真實身份的嫌疑，使這種特殊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得以順利進行。
　　在翻譯中，如果一味的追求語言的等值，機械尋求兩種語言的等值轉換，往往忽略翻譯作為一種跨文化的交流活動，其實是兩種文化之間的深層次的轉換。看似忠實的翻譯其實很可能導致種種矛盾的產生。因此我們需要重新界定譯者的地位：在翻譯中，譯者首先是精通兩種文化的文化交流使者，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使一種文化的含義在另一種新的文化語境和接收空間中獲得再生，在文化交流的層面達到意義的對等。
　　全世界目前仍然在用的語言約有6800種，其中三分之一擁有獨立的書寫系統。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民族，國家和地區構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多元的文化共生共融有不斷的衍生了新的文化形態，從而推動了人類文明的總體進步。在這個過程中，翻譯工作者肩負著重大的歷史使命。
　　三、不同文化的思維模式對翻譯的影響
　　思維是以概念，判斷，推理等方式反映客觀世界的過程。人們之所以能夠反映事物的本質，解決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就是由于思維能夠對進入大腦的各種信息進行深入加工。而人們進行思維活動所使用的工具主要是語言。可以說語言既是思維的主要載體，也是思維的主要表現方式。思維方式因人而異，而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之間差異就更大。以中國人和美國人對時間和空間的表達方式為例。中國人寫地址的順序是從大大小，先標明國家，然后依次是省份，城市，行政區，街道，住宅區，門牌號。而美國人正好相反，順序是從小到大，依次是門牌號，住宅區，街道，行政區，城市，州名，國家。在時間表達上，中國人的順序是年→月→日→時；而美國人則是時→日→月→年。這里就包含了兩種文化的思維方式的差別：中國人偏好綜合思維，即思想上傾向于把對象的各個部分聯合起來形成一個整體；而美國人偏好分析思維，即將一個完整的對象分解為各個組成成分，或者是將他的各種屬性，方面等區別開來。這種思維方式的不同構成了跨文化交流的主要障礙之一。
　　人們的思維方式決定著對周圍信息的編碼結構，所以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語言編碼方式，即不同的語言文化的遣詞造句，斷落安排，篇章結構都是有區別的。在跨文交流中，人們容易受到先入為主意識的影響，傾向于認為對方也用于自己相同的方式進行思維，用自己的文化標準去理解和衡量對方的文化行為。一席講話或一篇文章，在甲種文化里的人看來是思路清晰，符合邏輯的，在乙種文化中的人看來卻思路混亂，比較費解。由一種思維方式編碼出來的語言信息發出后，接受者使用另外一種思維方式去解碼或重新組織，就可能產生歧義，出現誤解，甚至導致文化沖突。所以，作為跨文化交流的中間橋梁，翻譯工作者必須了解跨文化交流的特點，明白兩種文化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在翻譯活動中靈活轉換思維方式，消除跨文交流的障礙。

　　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翻譯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的轉換。下面以中英文的遣詞造句，行文安排等方面的對比為例說明思維方式對翻譯的影響。
　　漢字是象形文字，是意符，音符和記號的三維文字，這是典型的綜合思維和形象思維的產物。而英語是典型的表音文字，不考慮英，形，意的結合，這也體現了英國人傾向邏輯思維的習慣。在說話和行文的遣詞方面，中國人傾向于用形象的思維方式，喜歡用華麗的詞藻，形象的比喻等修辭使文章鮮明生動，有聲有色。在報刊，電視，電臺上經常可以看到或聽到華麗，抒情的文章或報道，并且擁有忠實的讀者或聽眾。然而對于國外的讀者或聽眾來說，文章里華麗的詞藻，煽情的描寫不但不能引起他們情感的共鳴，反而會減少交流的清晰性和效果，甚至被認為是空話連篇，夸大宣傳。例如我國某城市舉辦的桂花節上印刷精美的宣傳單上，其中一段文字如下：
　　… 各種桂花競相開放，爭艷媲美。有滿樹金花，芳香四溢的金桂；花白如雪的銀桂；紅里透黃，花多味濃的紫砂桂；花色似銀，季季花開得四季桂等。進入桂園，陣陣芳香撲鼻而來…  
　　這段文字大量使用四字成語，詞藻華麗，對習慣形象思維的中國讀者而言倒也可以引起豐富的聯想，達到宣傳的效果。而對于能讀懂漢語的國外讀者，他們會認為這段文字不僅不知所云，而且充滿過度的夸張色彩，引入發笑。如果把這段文字按照字面意思翻譯成英文，不僅在英文里很難找到對應的修飾詞匯，而且過多修飾詞的疊用也會給英文讀者重復，堆砌之感，達不到宣傳的效果。所以翻譯時要充分考慮英語讀者的文化習慣和思維方式，刪減掉累贅的修飾性詞匯，改用簡單概括性的語句。參考翻譯：
　　The park of osmanthus is noted for its profusion of osmanthus trees. Flowers of different colors are in full blossom which pervade the whole garden with the fragrance of their blossoms. 
　　思維方式還可以影響到人們說話及寫文章的謀篇布局，結構形式，以及說服人的方法等。中國人的思維和寫作方式是曲線式的，作者多圍繞一個主題繞彎子，可稱為“曲徑通幽”法。古人有言“文似見山不喜平”，“平”則呆板，枯燥，很難動人。所以在敘事或議論時，中國人往往不是直接切入主題，而是運用比喻，類比等修辭，引經據典，最后達到要說的要旨。而西方重邏輯思維方式，多運用直線式的敘述方式。行文往往直接切入主題，然后將主題分成一系列的小的論點，用例子或者闡述支持小的論點。再看上面舉的例子，正文宣傳單里首先羅列出各種各樣的桂花，運用比喻，排比等修辭，最后出現總結性的句子：“進入桂園，陣陣芳香撲鼻而來”。而在英語翻譯文本中，譯者充分考慮到中英文在篇章布局上的差異，首先用一個概括性的句子點明主題，再做詳細解釋說明，這種結構安排符合英美人的思維方式，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所以翻譯活動中，譯者要在兩種不同文化的思維模式中靈活轉換，用一種文化的思維模式對另一種文化的信息進行重新編碼，使其容易被受眾所理解和接受，從而使文化交流得以順利進行。
　　四、結語
　　在世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地球村”的村民們之間的交往更加的便利和頻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彼此間的交往日益增多，密切的跨文化交流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一個重要特征。而翻譯在跨文化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變得更加明顯和重要。從跨文化交流學的角度來探討和闡釋翻譯，可以擺脫目前語言學派脫離社會意識形態，孤立進行研究的方法，注重翻譯活動中社會文化因素和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充分發揮翻譯工作者的主觀能動性，使翻譯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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