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紹派傷寒的學術創新與薪傳

時間：2024-08-10 01:35:30 藥學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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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紹派傷寒的學術創新與薪傳

摘要：《傷寒論》代表了前一時期的外感病總論，溫病學代表了后一時期的外感病總論，在傷寒與溫病的論爭中，紹派傷寒又代表了對外感病認識進一步深化的一個時期。紹派傷寒的寒溫一統說可謂異幟獨張，它與溫病學派的主張存在多方面的不同，并在不斷的學術爭鳴中得到完善。

關鍵詞：紹派傷寒；寒溫一統說；傷寒學說；溫病學說；通俗傷寒論

紹派傷寒，始于明代，盛于清、民國時期，是極具地域特色的醫學流派之一。這一學派闡揚補充了張機六經辨證體系，又吸收了葉、薛、吳、王衛氣營血辨證與三焦辨證體系，獨張異幟于浙江紹興，其原因及其復雜。學術上的醫圣六經辨證地位、溫熱類傳染病的多次流行、吳又可《溫疫論》的出版、葉薛吳王溫病四大家的相繼崛起、經方與時方的爭論、傷寒與溫病的爭鳴、對四時外感病臨證經驗的不斷結累、及紹派醫家的勤踐苦學與思考探索等等，這些均為紹派傷寒的形成、發展與創新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與場景。可以說，《傷寒論》代表了前一時期的外感病總論，溫病學代表了后一時期的外感病總論，在傷寒與溫病的論爭中，紹派傷寒又代表了對外感病認識進一步深化的一個時期。　1 傷寒論時期傷寒概溫病　　《內經》、《傷寒論》有溫病之名，晉宋以降，代有補充發揮，但終不越《傷寒論》樊籬。觀念上宗“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之論；治療上則以六經證治體系為實施準繩，溫病附于傷寒之中。晉·王叔和《脈經》例五種傷寒，除傷寒、重暍外，其中就有熱病、風溫、濕溫。《難經》也言傷寒有五，歸溫病、熱病、濕溫于傷寒麾下。晉·陳延之稍有發揮，別天行、溫疫于傷寒，《小品方·熱病門》指出：“古今相傳……云傷寒是雅士之辭，云天行溫疫是田舍間號耳，不說病之異同也。考之眾經，其實殊矣”，惜不為時人所重。以后《巢氏病源》于溫病又間有發揮，在《時氣令不相染易候》說：“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多相染易”。明確指出“乖戾之氣”這一外界有害物質為傳染病發病及流行的原因，但囿于議論簡略，缺乏論證。《千金》仍以溫病附傷寒，《外臺》敘天行溫疫證候，也幾與傷寒同，直至北宋官修《太平圣惠方》時，干脆不為溫病另立門戶，而散于熱病諸門。這種情況，誠如《世補齋醫書》所說：“《傷寒論》是五種傷寒之總論”。

　　溫病沒有大的發展，然溫病的發生及流行卻有增無減。據筆者統計，北宋疫病流行13次，明公元1408～1643年間，大疫流行19次，清267年中，疫病流行竟達64次。正由于此，六經證治體系，面臨著溫病的挑戰。六朝時《深師方》指出：“傷寒已八九日，三焦生熱，其脈滑數，昏憒身熱，沉重拘急，或時呻吟，欲攻內，則沉重拘急，由表未解；直用汗藥，則毒因加劇”；呈現對熱病表里同病治療上的困惑。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也對溫病治用傷寒法頗多感概：“四種溫病（即王叔和歸入傷寒的四種溫病），敗壞之候，自王叔和后，鮮有炯然詳辨者，故醫家一例（律）作傷寒行汗下”，“四種溫病，若作傷寒行汗下，必死”。六經證治體系難以解釋溫病，難以指導臨證。以后的韓祗和、朱肱、劉完素等人雖著意探索溫病，然與現實仍有相當大的距離。明初王履《醫經溯洄集·張仲景傷寒立法考》曾評說：仲景所敘傷寒三陰寒證，祗和“求對于春夏溫、暑之病”，須“知溫暑本無寒證矣”。“朱奉儀（名肱）作《活人書》，累數萬言，于仲景《傷寒論》多有發明”，但惜其“每每以傷寒溫暑混雜議論，竟無所別……自奉儀此說行，而天下后世蒙害者不無矣”。“至于劉守真出，亦以溫暑作傷寒立論……也不無桂枝、麻黃難用之惑也……故其《原病式》有曰‘夏熱用麻黃、桂枝之類熱藥發表，須加寒藥，不然，則熱甚發黃，或斑出矣。”王氏最后感慨道：近代先覺，竟“不示傷寒、溫、暑異治之端緒”。王氏雖創傷寒溫病異治之說，但卻有傷寒溫病混稱之嫌，他以傷于寒即病與不即病二種情況分傷寒與溫暑其類，又據“由其原（病因）不殊，故一以傷寒而為稱”統溫病，事實上也不清楚溫病的病因也別于傷寒，因此直至明末，溫病的治療尚無多少的改善。明末吳又可《溫疫論·序》說：“崇禎辛已，疫氣流行，……時師誤以傷寒法治之，未嘗見其不殆也。”“不死于病，乃死于醫”的現實，孕育著溫病學的新發展。
　　2 溫病學時期溫病成學說

　　明末·吳又可著《溫疫論》，率先發明“戾氣”為溫（疫）病的病因，推出“戾氣學說”。后通過周揚俊、劉奎、舒詔等人的研究，刷新了人們對溫病的認識。溫病走上了獨立的發展道路。事實上，在吳又可及王履以前，溫病傷寒已開始分道。北宋龐安時首開溫病門戶，將溫病分為二類，一是由傷寒復感異氣而變成的溫病，二是具有傳染性自受乖氣而成的天行溫病，如青筋牽、赤脈攢、白氣貍、黑骨溫、黃肉隨等。繼龐氏《傷寒總病論》后，朱肱《活人書》也提出了“溫、熱”不同于傷寒的論證。溫熱之別，是由二者風熱之多少為義。溫病還有新感、伏氣之異。南宋以后，溫病學又增加了新內容。郭壅《傷寒補亡論》提出新感溫病之說：“春時觸冒，自感風寒而病，發熱頭疼身痛，既非傷寒，又非疫氣，故稱春溫或春感。”還一再辨明冬感與春感之異，云春感“不傳經”、“皆以溫氣治之”等。宋金時北方，因傳染病流行，劉完素、張元素、張從正等人雖都未放棄傷寒名號，但其論病之因，已有主寒、主熱、主虛、主實之異，尤其是劉河間主火說，主用寒涼藥，以治所謂“傷寒”，實際上已啟溫病治療之端。明·王履推崇劉完素表里雙解的方子，倡溫病邪氣“自內而外說”，而更重視溫病攻里法：“治溫熱病，雖誤攻其里，亦無大害，誤發其表，變不可言”。“溫病……無寒在表，故非辛涼或苦寒或酸苦之劑，不足以解之”。把溫病研究提高到了新階段。

　　自從王履提出溫病傷寒不論在病候上或治療上都有不同的特點后，人們逐漸改變了傷寒的概念，《溫疫論·序》說：“是以業醫者，所記所誦，連篇累牘，俱系傷寒，及其臨證，悉見溫疫，求其真傷寒，百無一二”。即如傷寒學派著名代表人物喻昌，亦在《尚論春三月溫證·自序》中說：“況于觸冒寒邪之病少，感發溫氣之病多，寒邪傷人十之三，溫病傷人十之七”。傷寒的范圍日趨縮小。另一個頗具意味的現象是，傷寒學派內部此時還在就《傷寒論》原文是否錯簡、脫簡等問題展開激烈的爭鳴，因而此時有關傷寒的著述雖多于前朝，但多不出方有執、喻昌、徐大椿、柯琴之途。與傷寒情況相反，溫病學卻在與傷寒學派的論爭中迅速發展。通過寒溫之辨，羅各種傳染病于溫病之中，有關溫病的各種研究著作日益增多。18世紀30年代溫病學又進入了新境界。葉桂著《溫熱論》，發明了溫邪為病的發生發展規律，建立了“衛氣營血”的溫病辨證論治體系，及溫病的特殊診斷方法和治療原則。葉桂之學風行50年以后，又有淮陰人吳瑭根據葉氏之學和自己經驗，于公元1799年著成《溫病條辨》，把溫病學的研究推向高潮。他以上中下三焦為綱分別系統敘述了溫病初、中、末期的癥候、診斷及治療，又根據各種溫病的傳變特點，將其依次分布于三焦之中，如風溫系上焦，濕溫布中焦等。吳氏的三焦證治體系和葉桂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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