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媒體背景下新聞專業的探討論文
按照塔奇曼的觀點，新聞的專業主義產生于19世紀90年代，報業的“職業化”和專業新聞教育的誕生為這一觀點提供了依據。黃旦先生將新聞專業主義的根源追溯到19世紀60年代，他認為，正是19世紀30年代產生的以獨立、中立為追求的便士報之發展以及19世紀60年代前后獨立報刊之出現促成了其形成。新聞專業主義不只是一種單純的職業價值理念，還是與之相關聯的一套系統化職業組構方式以及可操作化的工作模式，包括專職工作、專業培訓、專業協會、法律保障、自律精神等等，它的形成標志著新聞行業從政治權力、利益集團為主導的宣傳模式走向了以中立、客觀為尺度的信息模式。從內部來看，新聞專業主義至少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專業新聞機構、職業新聞人、新聞價值標準和新聞倫理。正是在專業新聞機構的組織和管理之下，掌握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職業新聞人將被普遍性認可的新聞價值標準作為工作尺度，并以新聞倫理為基本的精神指向和道德規約，才能保證新聞生產的專業性和獨立性，即新聞的真實性、客觀性以及新聞的基點一公共利益。
一、新媒體語境下新聞專業主義的解構
新媒介技術推動了新型傳播交往關系的形成，并在很大程度上解構了傳統意義上的新聞專業主義：以公民新聞網站、新聞網志、微博等為代表的非專業型新聞生產撼動了科層式的新聞傳媒機構，使專業傳媒機構的專屬權力擴散化、弱化；新媒體技術造就了新型的傳播交往關系，消弭了傳受者之間的絕對界限，使新聞從業人員的身份危機成為重要問題；新聞制作權的泛化和信息擴容則帶來新聞的泛化以及新聞理性和新聞責任的旁落。
1.專業傳媒機構：權力危機
職業傳媒機構是新聞專業形成的首要保障。正是在職業傳媒機構的組織和管理下，新聞生產才形成了一套專門化、標準化、制度化的運作模式及流程。可以說，職業傳媒機構為新聞生產的自主性、獨立性、專業性提供了保障：第一，專門化的機構設置確保了新聞生產不再依附政治機構或利益集團，從而擺脫了政治權力及經濟權力對于新聞內容、新聞話語組構方式等方面的干預和操控。第二，職業傳媒機構的出現意味著新聞生產朝著制度化、常規化的方向邁進，在新聞內容的生產以及新聞產品、廣告營銷等方面形成了系統的標準和慣例，這極大地提升了新聞生產的效率和質量。第三，專業化傳媒機構的運作屬于市場行為，而市場邏輯決定了公眾利益是新聞生產的立足點。媒體只有向公眾提供他們欲知而又未知的新聞信息，吸引他們的關注，才能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售給廣告商，獲得經濟來源。在這個售賣大循環當中，公眾利益是決定整個媒介生產是否能存續和成功的關鍵性因素，這從根本上框定了新聞生產的專業立場——客觀、公正、不偏不倚。
職業傳媒機構的存在確保了新聞生產的基本秩序和品質，并有效地維系著它的客觀立場。然而，傳播技術的革新、新媒體的涌現賦予非專業機構和個人組織新聞生產的權力，這首先撼動了職業傳媒機構的地位。正如魯曙明、洪浚浩他們指出的那樣：“傳統的新聞由科層式的新聞機構制作，其商業模式奠基于廣告及發行。但公民新聞網站、新聞網志、維基百科等草根媒體則由社區網絡組成，內容由公眾提供，重視對話、協作、平等多于利潤，是下放式及民主化的運作模式……”職業新聞機構與非職業化組織或個人的并存構成了新媒體時代新的傳媒生態，組織新聞生產的既有報紙、廣播、電視、專業新聞網站等專門機構，也有公民新聞網站以及作為個體的廣大網民、手機用戶等等。在新媒體平臺的支持下，新聞生產權力不斷分化，從理論上來說，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可以介入新聞生產領域，他們可以以不同的模式進行運作：有類專業化的運作模式，比如部分公民新聞網站，將新聞生產日常化、穩定化；有個體化的運作模式，比如在個人博客、播客、網志上連續或非連續性地發布新聞信息，以興趣為指向；有更為松散的運作模式，比如非常規性地在某些網站、論壇、BBS、貼吧發布新聞信息或通過手機短信傳播新聞。在這些草根式的新聞生產當中，盈利不是主要目的，因此他們不需要廣告和發行的支持來維系運轉。
2.職業新聞人：身份危機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不僅撼動了科層制的專業傳媒機構，而且極大地危及到新聞從業者的職業身份。在人人都擁有信息傳播渠道的電子媒介時代，普通公眾可以自由地出入新聞傳播領域，扮演傳者、受眾，甚至傳受雙方兼備的角色，他們沒有接受過專業培訓，欠缺新聞專業知識和技能，僅僅是一些業余愛好者或偶然介入者。但是，新媒體技術卻為他們逾越單純的受眾身份，變身傳者準備了基本條件：首先，數碼相機、攝像機、錄音筆、功能齊備的手機（特別是3G手機）、電腦終端等技術設備的普及使普通公眾擁有了采制新聞的基本工具，這些設備不僅操作越來越簡單，而且便攜性能不斷提高。利用它們，公眾可以隨時隨地將身邊發生的“新聞”拍攝、錄制、記錄下來，并經過剪輯、處理等環節制作出“專業級”或者“準專業級”的新聞產品。其次，在電子媒介語境下，一種新型的傳播交流結構正在形成：單向性的傳播方式逐漸被取消，代之以一種雙向的、去中心化的傳播交流結構。具體來說，網絡、手機等新媒體賦予人們的不僅僅是信息接近權，更是信息發布權。這種權力曾經是專業傳媒機構和職業新聞人的專屬權力，而如今，權力的主體不斷擴大，基本覆蓋了所有的公眾。在龐大的網絡空間中，人們不僅可以隨意地瀏覽、下載信息，還可以在特定區域上傳文本、音頻、視頻，留下自己的痕跡，比如在專業新聞網站的新聞后面可以跟帖，在論壇、BBS、博客、播客、公民新聞網站等區域可以發布原始新聞帖，抑或作為“二傳手”轉載他人發布的信息。而且，這種跟帖、發帖、轉載即時、快速，并可以隨著事件變化不斷更新。
以傳者為中心的交流結構在網絡等新媒體的時空范疇當中失效了，傳統傳受關系中的時間序列性、中心一邊緣擴散模式及分離機制被顛覆。這一方面擴大了新聞生產的主體范圍，但另一方面也瓦解了職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身份。在以播放型媒體為技術表征的第一媒介時代“傳”總是先于“受”而發生，反饋是末位環節；“傳者”通常是作為少數的中心，發散性地抵達分散、廣袤的“受眾”“傳者”與“受者”之間存在著明晰的界限，各自具有獨立的身份，這有利于新聞主體權威性的樹立、“意見領袖”作用的發揮及“主流信息”的傳播、認知和接受。而以網絡等新媒體為技術表征的第二媒介時代，傳、受、反饋的時間秩序被打破，三者可以同時發生、交替、疊加，甚至反向運行；傳受身份融合，中心失卻，信息傳播的方向性被削減“主流信息”淹沒在龐大的信息流之中，難以形成“信息強勢”，難以對廣大的公眾施以影響，難以形成“主流意見”。傳受主體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傳統意義上作為“把關者”的職業新聞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機。他們的專業身份可以被普通的新媒體使用者隨意攫取、盜用。公眾不僅可以自由采制新聞，還可以及時地將這些新聞加以傳播，且這種傳播不再局限于親近的個人或群體，而可以輕松地通過電腦終端或者手機終端傳輸到相應的網站、論壇、BBS、博客、播客或傳遞給特定的人群，普通公眾生產的新聞有時甚至可以左右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比如近年來發生的“周老虎”事件、“70碼”事件等等，都是網民在網絡社區、論壇首先發布新消息，繼而被報紙、廣播、電視等媒體關注的。
3.新聞價值：泛化危機
非職業機構和個人涉足新聞行業挑戰的不僅是傳統的新聞生產程式和慣例，還有既存的新聞理念本身。這直接體現在關于“什么是新聞、什么不是新聞”的判斷重新成為問題上。首先，新聞專業主義的核心理念一客觀、公正、不偏不倚再次成為矛盾的焦點。在新媒體語境下，舒德森所論及保障新聞領域客觀性的兩種社會控制機制都變得更加困難，其一是通過高級教育和職業培訓，用科學知識和客觀態度，使受教育者放下個人的喜好和情緒。如果說傳統的新聞從業人員勉強可以納入這種控制機制的范疇，通過大學、職業教育等系統學習，他們可能形成普通人所不具備的職業技能、職業精神，將一種客觀性的判斷和選擇標準貫穿于自己的工作過程，包括采訪、寫作、編輯、評論等等。那么在人人都擁有“信息權”的當下，通過論壇、BBS、博客、播客、微博、手機短信發布新聞的主體更多是未曾接受專業訓練的普通人，他們憑借著自己的興趣、愛好以及個人的理解采集、制作、發布新聞，甚至將強烈的感情色彩和價值判斷置于信息話語之中，這就無法保障一種客觀、公正、不偏不倚的新聞價值標準。其二是通過與公眾絕緣來形成一種擺脫市場和大眾意愿束縛的業內客觀性，舒德森認為科技語言、行話術語等便屬于這樣一種絕緣機制。但是，新聞業自始至終都無法與大眾絕緣，并且在參與性、互動性極強的新媒體傳播語境中，新聞與大眾的聯系不是疏離了，而是拉近了。大眾不僅能夠通過市場間接影響新聞，而且可以通過參與新聞生產直接影響它，將其引向更加個體化、極端化的方向。這意味要想建立一種自主的新聞專業團體內部的客觀性機制和話語體系變得愈加困難。或者可以說，新聞生產正在朝向遠離客觀性的方向行進，其結果必然是走向自我否定。
其次，新聞邊界發生游移，新聞的外延不斷擴展，更多的信息被“泛化”為新聞，比如服務信息、生活故事、身邊瑣事等等。在新媒體技術的支撐下，硬新聞不再是媒體爭奪的焦點。動態新聞的地位被撼動，因為人人擁有采集發布動態新聞的設備、渠道和能力，很多原來難成為新聞的“故事”、街頭巷尾的瑣事也在包裝后以“新聞故事”、“民生新聞”的面貌出現，這一方面是當下媒介文化的延伸，另一方面是新媒體時代大眾參與新聞制作的必然結果，這些“新”新聞雖然在時效性、重要性、顯著性等諸多方面并不契合原有的新聞價值標準，但是在接近性、生活化的審美傾向和高參與性、互動性方面卻迎合了大眾的需求。
4.新聞倫理：參與危機
新媒體以開敞的姿態將新聞生產大門向所有人打開，賦予了主體更多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為參與式民主提供了技術層面的保障，營造了哈貝馬斯意義上的“理想交流情境”。然而，非專業機構和非職業新聞人的介入，正在使新聞業日漸背離那些基本的新聞倫理和職業操守。因為，這些新型的“信息主體”缺乏專業知識、職業道德、制度規訓，甚至缺乏理性精神和自律意識，他們往往以一種游戲、娛樂態度自由、隨性地參與到新聞制作當中，而且先進傳媒技術為他們提供了不必負責的庇護。“如果很容易發表和傳播真實而有價值的信息，那么就很容易傳播謊言和色情信息。如果很容易即時復制和共享數字化信息，那么就很容易侵犯版權。如果很容易與用戶建立個人聯系，那么就很容易監視用戶的行為，侵犯他們的個人隱私。”當下，新媒體這些被濫用的權力便在侵害傳統的新聞倫理一理性與責任。新聞倫理中的理性向度要求新聞報道的事實真實、客觀、全面，觀點、態度公正、中立，不帶任何傾向性。這是對新聞制作者自律性的要求，也是對其理解能力、知識及經驗、觀察及推演能力等做的規定。新聞倫理中的責任向度可以從兩個維度來理解：就微觀層面而言，新聞報道?須敞開事實真相，滿足公眾的知情權，為他們的現實生活提供指導和幫助；就宏觀層面而言，新聞報道應發揮正確的輿論導向及社會動員作用，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
而電子媒介環境中擴大的主體，使新聞理性與新聞責任受到巨大沖擊。首先，他們助長了虛假新聞的泛濫，大量虛假新聞充斥于各大網站、論壇、個人主頁、博客、播客、SNS等。其次，他們帶來更多新聞視角的偏斜。近年來的各種“門”事件，比如艷照門、獸獸門、香煙門、日記門等就充分暴露了非職業新聞生產者的個人趣味和獨特偏好，他們對于晾曬各種色情、隱私、仇富信息情有獨鐘，并假以偏頗、極端化的言論。其后果往往是侵犯個人隱私、傳播淫穢信息，甚至造成網絡群集和網絡暴力。再次，知識產權問題浮現。互聯網便捷的復制、粘貼、下載、上傳功能為使用者盜竊別人的新聞信息鋪設了路徑。
二、新媒體語境下新聞專業主義的重構
新媒體語境確實給新聞專業主義帶來了巨大的困境，致使它作為一種專業的獨立性、權威性被分權化運動所消解、拉平。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新聞專業主義的徹底失敗和淪陷，也未必預示著新聞業的全面衰落或消亡。換一種視角來看，新的傳播語境召喚著新聞專業主義的重構及新一輪賦權，這主要體現于傳統新聞業的集體轉型、專職新聞工作者身份的重構、新聞價值標準以及新聞倫理的重建。
1.傳媒業的.轉型：深度融合
新聞專業主義在新媒體傳播語境中的重構首先依賴于新聞業的全面轉型，以維持它專業的獨立性和合法性。這種轉型具體化為四個向度。
—是深度融合。在“全民記者”全民監察員”的自媒體崛起情境下，專業媒體機構維系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唯一路徑是走向深度融合，綜合多種媒體的優勢力量重建專業水準更強的組織機構。美國學者伊契爾?索勒?普爾最早提出了“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的概念，1983年，他在《自由的科技》一書中提出“傳播形態融合”（theconvergenceofmodes)，認為數碼電子科技的發展是導致歷來涇渭分明的傳播形態聚合的原因。其本意是指各種媒介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趨勢。美國新聞學會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Nachison將“融合媒介”定義為“印刷的、音頻的、視頻的、互動性數字媒體組織之間的戰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聯盟”，強調各種媒介之間的合作模式。在新媒體時代，專業傳媒機構重塑職業權力的“融合”應在三個層面同時展開：第一，“內容融合”，即非職業新聞信息的有效內容，整合專業媒體和自媒體的內容優勢，打造強勢的新聞矩陣。第二“形式融合”，即集合文字、聲音、圖片、Flash、視頻等多媒體傳播形式，打破或以文字為主、或以聲音為主、或以圖像為主的單一式報道模式，制作“全景化新聞”。第三‘媒介組織融合”，即建立各種媒介組織之間的合作關系。專業媒介組織之間應主動匯聚、聯合，甚至超越這種聯盟關系，構建真正意義上的“多媒體”工作模式，從各自獨立經營轉向聯合運作，整合資源，尤其是在信息采集、制作、傳播上聯動，最大限度降低人力、物力、資本的投入，節約生產成本，提升新聞產品的質量。
二是從渠道控制走向內容提供。在“媒介內容融合”、“媒介形式融合”和“媒介組織融合”的大趨勢下，專業媒體機構的位置逐漸后移，更多不應是充當傳播渠道控制者的角色，而是充當內容提供商的角色。這是伴隨新媒體而來的分權化趨勢對專業媒體最大的沖擊之一，傳播渠道已經不是大眾傳媒獨占的資源，手機運營商、網民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擁有傳播渠道。那么，要在新聞競爭中勝出，關鍵點不是拓展發布渠道，而是制作具有專業水平的媒介內容產品，不僅在自己的傳播平臺上傳播，還要將它們提供或銷售給渠道占有者。
三是從大眾化走向真正意義的分眾化。傳統意義上的分眾化是指媒體根據特定的目標受眾群體進行產品的設計和營銷，其分眾程度有限，針對性不強。新媒體在內容分化以及定位傳輸技術上的成熟，為真正意義上的受眾市場細分提供了條件。因此，專業傳媒機構的分眾化路線應體現在這樣一個序列過程中：首先是根據需求和偏好的不同進行受眾的分劃，比如足球愛好者、娛樂新聞愛好者、教育工作者等等；其次是針對不同類別的受眾群體定制不同的系列新聞產品；最后是利用先進的傳播中介，比如手機短信、RSS訂閱、電子郵件等方式傳輸產品或打包發售渠道運營商。
四是從“封閉符碼”向“開放符碼”轉變。所謂“封閉符碼”是指傳播機構清楚地對內容作出分類，而且按照重要性來組織內容，版面之間的科層區別很強，傳遞資訊時又有嚴格控制，發布權在傳播者而不是受眾。這顯然已經是第一媒介時代的內容模式。當下的內容模式應結合網絡新媒體開放性等特征，強化互動性和參與性，不對資訊內容進行嚴格分類，弱化版面之間的科層區化，取消傳播者的單方面控制，為受眾預留充足的表達時間和空間。⑨
2.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身份：意見領袖
新媒體為信息傳播搭建了更為廣闊和自由的平臺，也使新聞信息的內容得以拓展，形式得以豐富。但是與此相應也有新聞的泛化，套用后現代主義的話語來說，一種反新聞的趨勢正在蔓延。這是否意味著不再需要專業新聞工作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新聞信息數量急劇增加、內容涉及面廣、形式多姿多彩的情況下，受眾對新聞信息的鑒別和利用不是更容易，而是更困難了，這對專業新聞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訴求一他們應成為新型的“意見領袖”，專司新聞信息的整合、篩選、管理及引導。首先是信息篩選，即在龐冗復雜的信息流中選擇、提留有價值的新聞，為受眾提供認識周遭世界、進行話語實踐的參照體系。其次是信息解釋，將工作重心從抓動態消息轉向深度解讀、意見引導，進行意義的闡釋和觀點的表達，幫助大眾在海量的信息中甄別、理解、利用資訊。最后是主持公眾論壇，比如成為BBS、論壇的“斑竹”，聊天群落的管理員等，引導公共議題的討論以及公共領域的建構。
3.新聞價值標準：高品質互動信息
傳統新聞價值標準破碎的主導性原因是“自媒體新聞”的產生，即非職業新聞機構及業余人士涉足新聞生產領域；而潛藏其后的深層原因，是新媒體海量的信息容納能力及隨時更新的技術特征改變了新聞觀念本身。所以，我們就有理由、也有必要對新聞價值的標準進行重建，將其推向高品質的互動信息。這意味著必須在原有新聞價值標準基礎上注入兩層新的含義：一層是“高品質”，在新媒介環境中，普通的新聞信息完全可以由非職業機構、非專業人士提供，那么職業新聞機構和職業新聞采編制作的新聞只能是“高品質”的信息，以其內容、形式、服務的高端化來體現其專業性，征服受眾。一層是“互動性”，這又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首先是滾動性，新聞事實不可能是靜止的、終結性的，而新媒體技術有能力將新聞事實作為一個過程來展現，而不僅僅是給定一個結果。在這種情形下，客觀、中立、不偏不倚的新聞價值標準就不再是將新聞固態化、終結化，而是展現它作為一個過程的方方面面、層層疊疊。其次是交互性，在受眾主體意識不斷增強，人人擁有信息發布權的條件下，要想把受眾排除在新聞傳播的過程之外是不明智，也是不現實的。增強新聞的交互性設置，比如在網絡上開設論壇、開展調查、開通直播間等，既是吸引受眾的手段，也是構建“理想的言語情境”的有效路徑。
4.新聞倫理：事實與人文關懷
在新聞專業主義岌岌可危的新媒體語境下，新聞失范不僅威脅著新聞作為人們認知和理解世界窗口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而且其負面影響已波及到更為深廣的社會層面，比如社會道德的淪喪、傳統價值的失落、現代教育的困境等等。重塑一種新聞倫理不僅是拯救新聞專業主義的必要條件，也是維護信息生態健康、有序，整個社會和諧、平衡的助推因子。在傳統的新聞倫理中，理性和責任的向度更多是從“事實”層面來加以表現，即在追逐新聞報道真實、全面、客觀、不偏不倚的訴求中彰顯理性和責任。如今，這種取向應轉變為“事實”和“人文關懷”的并重。因為，新媒體文化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文化，主體的覺醒和解放呼喚著對人的價值之重拾。
新聞倫理的重建依靠兩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一是職業媒體內部的力量，它們是重新框化新聞倫理范圍，并將其付諸實踐、作出表率的主導性力量。它們對新聞倫理的重塑和踐行依托專業的理念、知識、技能及自律精神。二是職業媒體外部的力量，包括自媒體、普通公眾的力量，他們是保障職業媒體所重新塑造的新聞倫理能夠被認同、被維系的支撐性力量。他們對新聞倫理的自覺認同和維護依賴于系統的媒介素養教育（它應是現代公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職業傳媒機構的正確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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