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童年經驗對蕭紅文學創作的影響論文

淺析童年經驗對蕭紅文學創作的影響論文

　　在學習和工作中，大家都寫過論文吧，論文是對某些學術問題進行研究的手段。怎么寫論文才能避免踩雷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淺析童年經驗對蕭紅文學創作的影響論文，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摘要：文章分析了童年經驗對作家蕭紅文學創作的影響。童年經驗包括“不愉快”和“愉快”兩大類，認為“不愉快”的童年使蕭紅作品出現“父輩缺失”：“愉快”的童年使蕭紅作品中反復出現祖孫書寫的特點。

　　關鍵詞：童年經驗；文學創作；蕭紅

　　“童年經驗是指從兒童時期的生活經歷中所獲得的體驗。”[1]作家一般將童年經驗以回憶的方式直接或間接地加入文本之中。然而，作家的文學作品中記載的童年經驗已經不是它原本的經歷和最初的狀態，而是作家在經歷世事、體會人生之后，加入自身的體驗、記憶和感觸的重構與再創造。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在所謂的最早童年記憶中，我們所保留的并不是真正的記憶痕跡而卻是后來對它的修改。”[2]這種修改受到了各種心理力量的影響。

　　一、“不愉快”的童年經驗――父輩缺失

　　“不愉快”的童年經驗對一個人的影響很大，它將會形成一種難以抹去的心理陰影，在之后的人生中會形成一種心理定勢，甚至會給主體造成心理暗示。在蕭紅“不愉快”的童年記憶中：祖母不喜歡她，甚至用針刺過她的手。親生母親姜玉蘭對她總是漠不關心，繼母對她更是十分惡劣。而她的父親張廷舉作為封建家長的代表，更是以嚴厲、不近人情形象出現。蕭紅童年時期曾經被脾氣暴躁的父親呵斥、狠踹過。當然，這些童年記憶也多次作為生活原型被寫到作品中。

　　蕭紅作為大家族里的頭生女，平時大人們對她是萬般驕縱溺愛，才養成了她任性與頑淘的性格。在蕭紅六歲那年，祖母去世了。她獨自游離于在全家異常悲傷的情緒之外，沉浸在自己的游戲之中。“祖母已經死了，人們都到龍王廟上去報過廟回來了。而我還在后園里邊玩著。”[3]小說《呼蘭河傳》是通過兒童視角敘述的一部童年回憶錄。在蕭紅對童年經驗記述時以“我”的想象、記憶為中心來宣泄情感。在對童年的回憶和追溯時，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提取與再現，而是在“選擇性記憶”的基礎之上加以重組。對于一個封建地主兼官僚知識分子的父親來講，在如此情形下看見了自己的女兒頭頂缸帽大喊大叫地闖進屋來，肯定會怒不可遏地將其踢翻。“父親一腳把我踢翻了，差點沒把我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缸帽子也在地上滾著。”[4]這次事件作為“不愉快”的童年經驗影響蕭紅對其父親的態度。之后由于父親張廷舉工作繁忙常常離家在外地供職，與父親相處的時間也非常有限，父女之間的感情很空洞，沒有溫度。蕭紅長大之后，因為抗婚使得家族蒙羞，父親一氣之下將其開除族籍。這意味著蕭紅與封建家庭的“被脫離”與“被決裂”，進一步加劇了蕭紅與其父親的之間關系的惡化。

　　對于蕭紅而言從小缺失父愛的現實狀態或多或少地折射到其文學創作中。她在作品中對“父親”形象的極力回避和強烈躲閃。從這種言說忌諱中可以看出蕭紅對她父親的懼怕與憎恨。在《啞老人》、《汾河的圓月》、《蓮花池》等作品中“父親死了”；在《夜風》、《離去》、《山下》等作品中“父親缺位”。在蕭紅作品中父親形象幾乎都屬于一個簡單的形象化符號，進而表現為家庭結構建構模式為“父輩的缺失”。

　　海明威曾說過：“不愉快的童年”是一個作家最好的早期訓練。對蕭紅而言這種“不愉快”的童年經驗的確對她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影響――童年時期“不愉快”的經驗作為文學創作原型，影響了蕭紅在文學創作中形成了父輩缺失模式。

　　二、“愉快”的童年經驗――祖孫書寫

　　“愉快”的童年經驗伴隨作家的成長，隨著閱歷的增加，他們會將這種愉快和美好重組與延展，進而形成文學作品中的亮點。蕭紅初到香港面對恬靜和優美，有山、有樹，有漫山漫野的鮮花和婉聲的鳥語的寫作佳境時，可她卻只看到寂寞與憂郁。漂泊異鄉的心靈無處安居，鄉愁郁積心頭形成了一種眷戀故鄉的心理定向，回憶“愉快”的童年成為蕭紅在生命盡頭安慰自己的一種方式。

　　蕭紅出生在一個生活優裕的地主兼官僚知識分子家庭，從小就得到家族長輩的喜愛與嬌慣。祖父母為其取名為榮華，希望她日后能榮華富貴。祖父張維幀將她視為掌上明珠，對她無限的嬌慣與溺愛。在《呼蘭河傳》中，蕭紅寫出了她與祖父相處的點滴記憶。“我生的時候，祖父已六十多歲，我長到四五歲，祖父就快七十歲了。我還沒有長到二十歲，祖父就七八十歲了。祖父一過八十歲，祖父就死了。”[5]這段細膩的重復式語言并不是簡單地對年齡的交代，而是反復敘說著自己的情感與思戀，體現了祖父在蕭紅生命中的重要性，并且成為她“愉快”的童年經驗里的中心人物。“愉快”的童年經驗除了源于祖父對她的寵愛還有自家那座童話般的后花園。這座后花園面積大約有二百來平方米，里面不僅有楊樹、柳樹、櫻桃樹、榆樹、李子樹；還種著蔬菜、瓜果、向日葵和玫瑰等。這座貯存童年愉快經驗和記憶的城堡，被蕭紅津津樂道反復描繪，從她的筆尖透露出童年無限樂趣以及字里行間那一老一小的祖孫情深。“祖父一天都在后園里邊，我也跟著祖父在后園里邊。祖父帶一個大草帽，我戴一個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我走不動的時候，祖父就抱著我；我走動了，祖父就拉著我。一天到晚，門里門外，寸步不離，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園里，于是我也在后園里。”[6]蕭紅對祖父的依戀與祖父對蕭紅的寵愛使得祖孫互為對方愉快的源泉。孤獨的老人與失落的孩子在被人遺忘的角落里互相取暖。

　　在20世紀40年代的大背景下，外在環境與知識分子內心的狀態都發生著劇烈的碰撞。人們從“鐵屋子”中覺醒之后，開始重新審視傳統的大家族文化，對封建宗法制的批判態度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童年時期關于親情的溫暖記憶又讓他們難以與其決裂。在面對大家族的“束縛”與“囚禁”時，受到新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唯一的選擇就是“逃離家”。在離“家”之后，孤獨的體驗遠遠超過了“家”對其現實的束縛，尋找精神慰藉與靈魂寄托成了知識分子們無意識的行為。在日落西山的大家族之下，在父輩強權之下體會不到半點溫情，但卻在祖輩那里尋找到大家庭的溫暖與依戀。正是這來自祖輩的“愉快”童年經驗使得蕭紅在離家思念故鄉的時候，不僅僅對空間地域的回憶，更是從心理上難以忘懷的人和情。從心理層面來講蕭紅采用“祖孫書寫”的敘述手法體現出了她的情感歸宿與寄托。

　　童年經驗對于作家的創作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資源寶庫，通過對其不斷地重組和修改，進而得到新的內容。這些“不愉快”抑或是“愉快”的童年經驗都會直接或間接地作用于文學創作。蕭紅的作品弱化父子關系，凸顯的祖孫之情。這種“父輩缺失”與“祖孫書寫”模式深刻地再現了蕭紅的精神世界的復雜與豐富，也呈現出獨特的情感性特征。

　　參考文獻：

　　[1] 童慶炳.作家的童年經驗及其對創作的影響[J].文學評論，1993(3).

　　[2] 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弗洛伊德主義原著選輯(上卷)[M].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3][4][5][6] 蕭紅.呼蘭河傳[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拓展內容】

　　文學家名人故事：蕭紅與恩師魯迅的情誼

　　蕭紅，1911年6月2日出生在黑龍江省呼蘭縣城內一個地主家庭。蕭紅本姓張，名乃瑩，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壇上著名的女作家。蕭紅是其1935年在上海出版著名長篇小說《生死場》時所用的筆名。

　　1934年6月12日，蕭紅離開哈爾濱，同蕭軍一起流亡到青島。9月，在青島她寫完了旨在宣揚“不當亡國奴，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的長篇小說《生死場》。然而周圍的朋友相繼被捕，他們只好又流亡到上海。1934年11月30日，蕭紅和蕭軍在上海終于見到了文壇大師魯迅先生。蕭紅眼中的這位帶有傳奇色彩的一代大師出奇的平和并充滿善意，他面色蒼白顯得有些衰弱，臉頰消瘦，顴骨突出，嘴上留有濃密的唇須，頭發極富于特征，硬而直立，眼睛喜歡瞇起來，但目光卻異常銳利。他們完全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征服。

　　魯迅先生喜歡蕭紅、蕭軍的純樸爽直，而且蕭紅與魯迅的夫人許廣平也一見如故，甚至淘氣的滿嘴上海話的海嬰，也很快和蕭紅混熟了。這次見面后，魯迅為了給二蕭在上海鋪展一條從事文學寫作的道路，又于12月29日以慶祝胡風的兒子滿月為名，在梁園豫菜館舉行了一次宴會，把二蕭介紹給茅盾、聶紺弩、葉紫等左翼著名作家，并指派葉紫作為二蕭的向導，幫助他們盡快熟悉上海，加入到左翼作家隊伍中去。后來又支持他們三人結成“奴隸社”，出版“奴隸叢書”。

　　從此，在魯迅的關懷引導下，蕭紅開始走入上海文壇，并與當時的許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廣泛聯系。而蕭紅與魯迅之間的情誼日益加深，這對其日后事業的發展產生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和影響。

　　1935年12月，第一次以“蕭紅”為筆名的成名作《生死場》，就是在魯迅先生的幫助下，作為“奴隸叢書”之三，由上海容光書局出版的。魯迅先生還親自為《生死場》一書寫了序，震動了當時的文壇。《生死場》的出版，不僅為蕭紅打開了上海文壇的大門，而且使她立于20世紀30年代中國著名左翼作家之林。

　　在魯迅先生的幫助與鼓勵下，蕭紅很快步入了上海文壇，創作也如山中瀑布，奔瀉而來。在此之后，蕭紅發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說。如散文《索菲亞的愁苦》，短篇小說《手》、《馬房之夜》等等。這期間蕭紅寫的作品大多都經過魯迅的審閱并介紹發表。蕭紅是魯迅精心培養起來的作家。

　　魯迅不僅在文學創作、出版方面鼓勵、支持蕭紅，而且在經濟、生活等方面也特別予以關懷和幫助。魯迅時刻關心著蕭紅的成長，還經常把蕭紅介紹給一些外國的進步文化人士，與美國作家史沫特萊女士的相識，就是魯迅介紹的。

　　魯迅先生的人格風范、美學思想和文藝創作乃至為人處事等方面都給蕭紅極其深遠的影響。

　　一次，蕭紅到魯迅家里做客，他們談得非常高興，不知不覺忘了時間，當蕭紅要走時已是午夜1點鐘以后了，許廣平送蕭紅出來，外面正下著蒙蒙細雨，弄堂里的燈全都熄滅了，魯迅一再囑咐許廣平一定讓蕭紅做小汽車回去，并讓許廣平先付車費。后來，二蕭把家搬到北四川路，離魯迅家住得近了，蕭紅就經常到魯迅家來，一方面排解紛雜的思想因素，一方面聆聽魯迅先生的教誨。有時蕭紅也給魯迅一家做一些餃子、韭菜盒子、荷葉餅之類的北方面食，即使蕭紅沒做好，魯迅也必定要多吃一些，似乎是對蕭紅的一種鼓勵，蕭紅看到魯迅先生吃了許多，心里非常高興。

　　1936年夏，由于個人感情方面的原因，在極度苦悶的心情指使下，蕭紅只身東渡日本去東京療養。臨行前的7月15日，魯迅支撐著病重的身體，設家宴為蕭紅餞行，許廣平親自下廚燒菜。魯迅愛憐地囑咐蕭紅：“每到碼頭就有驗病的上來，不要怕，中國人就會嚇唬中國人。”這一次相聚，竟成了蕭紅與魯迅先生的永訣。

　　1936年10月21日，蕭紅在日本東京得知了魯迅逝世的消息，悲痛萬分。為此，她寫了散文《海外的悲悼》。

　　回國后，蕭紅懷著巨大的悲痛，拜謁了魯迅先生墓，寫下了令人淚下的《拜墓》一詩。她用很多時間負責《魯迅紀念集》中新聞報紙部分的剪貼、校對工作，以寄托她對魯迅先生的哀思。同時也寫了許多回憶魯迅先生的文章，字里行間都流露出對魯迅的深深懷念、崇敬與感激之情。她用細膩、清新的筆調，為讀者刻畫出一個特別富有人情味的魯迅先生的形象。讓讀者看到魯迅家庭的和諧、生活的樸素以及她與魯迅全家之間的感情。

　　在蕭紅筆下，魯迅不僅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還是一個和藹寬厚的老人；他不僅是中國文化界的思想領袖，他還是一個美滿家庭的家長，一個尊重妻子的好丈夫，一個了解兒子的好父親，一個辛勤培植晚輩作家的情義深重的、慈祥寬厚的長者。

　　與魯迅相處的日子，是蕭紅坎坷不幸的一生中少有的閃爍著燦爛陽光的日子，她對魯迅先生一直懷著深深的崇敬與感激之情。魯迅先生的早逝，對她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給她留下了難以消除的悲痛，甚至在她生命的最后時刻，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恩師魯迅先生。1942年1月22日，彌留之際的蕭紅一再拜托守候在她床前的摯友駱賓基說：“我死后只有一個愿望，就是能把我的一點骨灰埋葬在魯迅先生的墓旁……如果真有在天之靈的話，以便在天國里也能聆聽到先生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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