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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文論的傳統性品格
當代，論文常用來指進行各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和描述學術研究成果的文章，簡稱之為論文。下面是小編整理的中國現代文論的傳統性品格，一起來看看吧。
中國現代文論的傳統性品格 篇1
①把
近二十多年來的一種流行見解在于，從中國現代文論的現實狀況看，判定它總體上屬西方文論在中國影響的產物，沒有中國文論應有的獨創性和精神氣質，從而等于是從其“現代”品格角度予以了幾乎完全的否定。而另一種流行見解則是，雖然也贊美
出于上述考慮，我在這里不揣冒昧地提出一種看法：中國現代文論在總體上是現代的，具有屬于中國的現代性品格，但同時也是中國文學理論傳統鏈條上的一環，具有特定的傳統性品格。也就是說，它雖然自覺地以西方現代文論為參照系，形成中國自身的現代性性質，但內在深層次里自覺或不自覺地、或顯或隱地傳承著中國文論傳統，呈現出總體上的現代性與深層次的古典傳統性相融匯的復雜品格。
如果這一判斷大體成立，那么，要考察這一點則需要做許多探究工作，這里僅僅從現代文論的幾個要素或方面入手，予以初步討論。中國現代文論的幾個要素是：文體、視角、精神和遺韻。所謂文體，在這里是指現代文論的表述文類，也就是它是運用什么樣的文章或著作形態表述出來的，例如究竟是用古代文章體、韻文體還是現代論文體；視角則是指它的觀照問題的思維方式，是中國古典式還是借鑒西方現代論文體；精神則是指它的基本價值取向，它所謀求的價值指標是中國傳統的“三綱五常”還是現代科學、和自由；遺韻是它的更隱性的深層次風范，可由此探明它的精神或文化蘊藉。這四要素可以分別從現代或古典加以借鑒，再根據現代需要加以匹配，從而匯合成形態各異的現代文論形態。簡要說來，現代文論的傳統性主要表現為如下方式：現代文體—古典遺韻型、古典文體—現代視角型、現代文體—古典精神型。
第一類，現代文體—古典遺韻型。這類現代文論在明顯地參照西方理論并采用現代文體時，往往或明或暗地流露出某種古典文論傳統的遺韻。這類文論的特點在于，其文體是現代論文體或著作體，視角和精神也主要是現代的，其現代性是顯性的；但其中卻流溢出某種古典遺韻，讓我們想起自己的古典文論傳統，這又表明古典性是隱性的。朱光潛、李長之、李健吾、梁宗岱等大體如此。這應當是現代文論的一種取得成功的主流類型。朱光潛以現代視角和立場，主張散文講究“聲音節奏”：“領悟文字的聲音節奏，是一件極有趣的事。普通人以為這要耳朵靈敏，因為聲音要用耳朵聽才生感覺。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耳朵固然要緊，但是還不如周身肌肉。我讀音調鏗鏘、節奏流暢的文章，周身筋肉仿佛作同樣有節奏的運動；緊張或是舒緩，都產生出極愉快的感覺。如果音調節奏上有毛病，我的周身筋肉都感覺局促不安，好像聽廚子刮鍋煙似的。我自己在作文時，如果碰上興會，筋肉方面也仿佛在奏樂，在跑馬，在蕩舟，想停也停不住。如果意興不佳，思路枯澀，這種內在筋肉節奏就不存在，盡管費力寫，寫出來的文章總是吱咯吱咯的，像沒有調好的弦子。我因此深信聲音節奏對于文章是第一件要事。”
②他把人在“興會”與“意興”中創造的特殊的聲音節奏提到了文學的“第一件要事”的高度，這既顯示了他對語音層面的極度重視，更突出了他對感興修辭或興辭的獨特理解。正是在“興會”與“意興”中，人能夠創造出平常無法創造的美妙的“聲音節奏”。且不說他在其他地方如何注意引證古代朱熹、劉大櫆等的論述以支持自己，即便是上面引用的看來字面上與古代并無直接關聯的引文，其實也暗含了古典文論遺韻：“興會”、“意興”正是中國古代文論的重要概念。
批評家李長之這樣評論《水滸》和《紅樓夢》： “《水滸》的人物是男性，甚至于女性也男性化。看一丈青，看孫二娘，都是如此。《紅樓夢》則不然，它是女性的，寶玉、秦鐘、賈蓉們本來是男子，也女子化了！表示男子的感情，大都是‘怒’，《水滸》整部都是怒氣沖天的，……代表女性感情的是‘哭’，賈母見了黛玉，哭！寶玉見了黛玉，哭！……就美的觀點說，《水滸》是壯美，是雕刻，是凸出的線條，健壯堅實，全屬于單純的美。而《紅樓夢》是優美，是繪畫，彩色繁復，與前者大不相同。”
③上面的品評在表述上完全是現代白話文，表述方式也是現代論文體，同時運用了新的西方理論術語和視角，如“男性化”與“女性化”、“壯美”與“優美”。但是，另一方面，其拈出“怒”與“哭”分別評點《水滸》和《紅樓夢》的方式，顯然令人想到金圣嘆那種《水滸》評點： “寫魯達為人處，一片熱血，直噴出來，令人讀之深愧虛生世上，不曾為人出力。云：‘詩可以興’。”
④以古典“感興”闡釋魯達形象塑造，言簡意賅。金圣嘆又說：“天漢橋下，寫英雄失路，使人如坐冬夜。緊接演武廳前，寫英雄得意，使人忽上春臺。”
⑤以富于文學性的評點方式直接書寫個人閱讀感受———讀者感覺自己似乎與水滸英雄們一道時而苦嘗冬夜無情，時而領略春日融融。李長之的評論雖然歸根到底是現代的，但畢竟暗溢出明清小說評點的某種風范，可以說構成了古典文論傳統的一種現代再生形態。
第二類，古典文體—現代視角型。這類現代文論索性直接運用古典文言文文體加以表述，但論述視角卻具有現代特色。這種現代文論有個鮮明特點：其古典性是顯性的，而現代性是隱性的。古典文體成功地包裹起了頗為隱秘的現代特色，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糾正第一類過于“西化”的偏向，滿足現代人的古典傳統訴求。最典型和最極端的實例莫過于錢鐘書的《談藝錄》和《管錐編》，它們從表述語言、表述方式到思考方式等全面仿效古典文論，尤其是當沿用被拋棄的文言文文類時，這種傳統風貌表露得尤其突出。不過，由于其中自覺地運用現代文論視角以及中西比較立場，所以總體上仍屬于現代文論著述，卻是不能否認的事實。錢鐘書《談藝錄》第91節這樣寫道：“一手之作而詩文迥異，厥例甚多，不特庾子山入北后文章也。如唐之陳射洪，于詩有起衰之功，昌黎《薦士》所謂‘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者也。而伯玉集中文，皆沿六朝儷偶之制，非蕭、梁、獨孤輩學作古文者比。宋之穆參軍，與文首倡韓柳，為歐陽先導；而《河南集》中詩，什九近體，詞纖藻密，了無韓格，反似歐陽所薄之‘西昆體’。英之考萊(Abraham Cowley)所為散文，清真蕭散，下開安迭生(Addison)；而其詩則纖仄矯揉，約翰生所斥為‘玄學詩派’者也。”
⑥在闡述“一手之作而詩文迥異”這一理論觀察時，作者先后援引庾信在南朝和北朝時的風格變化、陳子昂的“興寄”與“儷偶”共存、穆修在首倡韓柳與自作仿西昆體之間的不協調來證明，同時還似乎信手拈來英國考萊的實例加以比較。表述語言是古典“之乎者也”體，但又善于中西比較、旁征博引，形成古典式文言與現代比較詩學視角的奇特糅合。這類實例本身在“五四”以后的年代里不僅少見，而且成功者如錢鐘書實屬鳳毛麟角。要在現代的總體中推廣和普及這種古典文體是不現實的，它不過成為古典文體在現代的一種具有一定保留和示范價值的珍貴風景而已。
第三類，現代文體—古典精神型。這可以說是介乎上述兩類文論形態之間的一種居中形態，在承認現代文化與留戀古典精神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和融匯。這種現代文論形態一方面采用現代論文體，另一方面竭力張揚古典文論乃至古典文化傳統的精神。
⑦散步正體現了自由的無拘無束的超功利姿態，這樣的姿態正有助于古典文化精神的繼承。不妨來看看他的一段美學散步。
中國人與西洋人同愛無盡空間(中國人愛稱太虛太空無窮無涯)，但此中有很大的精神意境上的不同。西洋人站在固定地點，由固定角度透視深空，他的視線失落于無窮，馳于無極。他對這無窮空間的態度是追尋的、控制的、冒險的、探索的。近代無線電、飛機都是表現這控制無限的欲望。而結果是彷徨不安，欲海難填。中國人對于這無盡空間的態度卻是如古詩所說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人生在世，如泛扁舟，俯仰天地，容與中流，靈嶼瑤島，極目悠悠。中國人面對著平遠之境而很少是一望無邊的，像德國浪漫主義大畫家菲德烈希(Friederich)所畫的杰作《海濱孤僧》那樣，代表著對無窮空間的悵望。……“紅日晚天三四雁，碧波春水一雙鷗。”我們向往無窮的心，須能有所安頓，歸返自我，成一回旋的節奏。我們的空間意識的象征不是埃及的直線甬道，不是希臘的立體雕像，也不是歐洲近代人的無窮空間，而是瀠洄委曲，綢繆往復，遙望著一個目標的行程(道)！我們的宇宙是時間率領著空間，因而成就了節奏化、化了的“時空合一體”。這是“一陰一陽之謂道”。
⑧宗白華在這里從空間意識的差異入手展開中西精神比較，在表述上合乎、觀點明確，但同時，在論證上并不追求概念預設和細密證據，而是向往古典評點式的簡潔明快；在本應提交論據的.關節處，只是引用古詩斷片或德國繪畫予以頗帶個人體驗色彩的即興闡發。再看他這樣闡述“意境”： “以宇宙人生的具體為對象，賞玩它的色相、秩序、節奏、和諧，借以窺見自我的最深心靈的反映；化實景為虛境，創形象以象征，使人類最高的心靈具體化、肉身化，這就是藝術境界，藝術境界主于美。”
⑨他用現代的“美”的觀念去解釋“意境”，從而讓其同功利、學術、宗教等境界并列為生命境界。“世界是無窮盡的，生命是無窮盡的，藝術的境界也是無窮盡的。……上向前一步的進展，往往伴隨著向后一步的探本窮源。……現代的中國站在歷史的轉折點。新的局面必將展開。然而我們對舊文化的檢討，以同情的了解給予新的評價，也更顯重要。就中國藝術方面———這中國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貢獻的一方面———研尋其意境的特構，以窺探中國心靈的幽情壯采，也是文化的自省工作。希臘哲人對人生指示說：‘認識你自己！’近代哲人對我們說：‘改造這世界！’為了改造世界，我們先得認識。”
⑩這里的文體、句式乃至視角都無疑是現代的，但至關重要的中心概念“意境”卻不折不扣地取自中國古代文論。這正構成現代文論體與古典文化精神的一種奇特融匯方式。對于這種融匯，宗白華自己是從中西文化“菁華”的“總匯”去解釋的：“一方面保存中國文化中不可磨滅的偉大莊嚴的精神，發揮而重光之，一方面吸收西方新文化的菁華，滲合融化，在這東西兩種文化總匯基礎之上建造一種更高尚、更燦爛的新精神文化，作為世界未來文化的模范，免去現在東西兩方文化的缺點、偏處。”
他是要在東融會基礎上建造更加美好的 “新精神文化”。
有意思的是，宗白華由于在現代語境中著力張揚中國古典文化精神，因而他的這種現代文論往往容易給人以“古典”印象：似乎其根本特點就在其 “古典性”。
除了上述現代文體—古典遺韻型、古典文體—現代視角型和現代文體—古典精神型三類外，現代文論還有更復雜多樣的具體形態，這里就不一一涉及了。需要強調的是，同一文論家或美學家本人有可能同時存在多種不同的文論取向，或者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取向，需要具體分析。例如，宗白華的取向是大體前后一致的現代文體—古典精神型。朱光潛卻有不同，他早期的《談美》、《文藝學》和《悲劇心》等可以總體上屬于現代文體—古典遺韻型，但中期的《詩論》的某些部分卻又可以劃歸入現代文體—古典精神型。錢鐘書誠然有《管錐編》屬古典文體—現代視角型，但其論文《詩可以怨》又可歸屬現代文體—古典精神型范疇。可見分類確實存在一定的陷阱，沒有精確的非此即彼標準，也不必太當真。如果分類或多或少有助于了解中國現代文論的多樣化發展狀況，足矣。
探討現代文論的上述幾類呈現方式，是為了顯示中國現代文論所具有的傳統性品格，以及這種傳統性品格本身的多樣性。今天我們在新世紀語境中尋覓中國現代文論的進一步建構思路，不妨先回頭看看，朱光潛、宗白華、李長之、錢鐘書等前輩曾經踩出了何種腳步，這種腳步在多大程度上會成為我們邁向新路程的示范。
注釋：
①李澤厚：《〈美學散步〉序》，《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頁。
②朱光潛：《散文的聲音節奏》，《藝文雜談》，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頁。
③李長之：《水滸傳與紅樓夢》，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編《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匯編·下》，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63頁。
④金圣嘆：《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第二回總批，據中華書局影印本。
⑤金圣嘆：《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第十一回總批，據中華書局影印本。
⑥錢鐘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02頁。
⑦⑧⑨⑩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第94頁，第59頁，第58頁。
《宗白華全集》第1卷，安徽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頁。
中國現代文論的傳統性品格 篇2
2018年11月1日至4日，由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和北京大學中文系聯合舉辦的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第十四屆年會暨“‘五四文學經驗與現代文論的中國建構”全國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來自全國各高校與科研機構的近200位專家學者與會。
開幕式由北京大學中文系黨委書記金永兵教授主持。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明教授代表主辦方向與會代表表示歡迎，并指出“五四”文學經驗與中國文論的現代發生之間的關系，提出了新時代中國文論的發展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中國文藝理論學會會長南帆教授代表學會對主辦方的工作表示感謝，同時認為“五四”傳統與當下的文學境況都為現代文論的中國建構提供了重要的發展契機。之后的會議發言主要圍繞以下五個議題展開。
一、“五四”與現代文論的發生
“五四”文學經驗與現代文論之間的關系是本次年會的主題，也是參與討論人數最多的議題。南帆（福建省社會科學院）考察了“五四”新文學以來青年形象解讀的兩種話語體系：青年話語和階級話語。青年話語的前提是青年與老人之間的代際關系，強調青年的活力與創新，階級話語強調的是各個階級共同體在經濟和權力結構之中的不同位置。
“五四”的文學經驗與思想經驗得到了參會學者的深入分析。王一川（北京大學）認為郁達夫小說所創造的如畫中的自我沉淪形象不僅具有開風氣的作用，而且對后來現代文學變革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力；同時，他從個體自卑感的國族化、盡情宣泄后的解放與自由感、自我沉淪的如畫氛圍等多個視角呈現了《沉淪》的美學意義。褚金勇（鄭州大學）通過對“五四”時期形成的一種“抑文揚質”的理論譜系的梳理分析，指出啟蒙先驅這種選擇是期望“以質救文”，挽救中國文學的頹廢之境，同時也蘊含著訓練國人思維，改造國民性格之意。吳秀明（浙江大學）從《狂人日記》出發，討論了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內證、外證與互證。王建疆（上海師范大學）認為“崇無”和“尚有”之爭直接拷問著“五四”傳統是否延續、“五四”目標是否實現、“五四”精神是否尚存的問題，而“待有”卻審視著中國文論和美學如何發展的重大課題。他主張以“別現代”（Bie-modern）理論區別真偽現代性，超越崇無尚有之爭，探索“待有”，展開對話。江守義（安徽師范大學）從思想觀念、文學觀念與語言表達三方面總結了“五四”新文學反正統的精英意識。
參會學者對學術史的重視多有體現。戴登云（西南民族大學）通過對西潮東漸以來中國學術思想的反思，提出有必要追問“究竟什么是現代中國學術”這一基本問題，以此重新彰顯學術史變遷的表層和深層問題的復雜關聯。金雅（浙江理工大學）強調中國現代美學是中華美學發展進程中承前啟后的一個重要階段，它積極傳承了民族美學的人文情懷、辯證思維、詩性品格、藝教傳統等精神因子，也著力拓展了民族美學的人生視野、理性精神、崇高意趣、實踐向度等精神要素。谷鵬飛（西北大學）認為中國美學與文藝學的現代分離表現為從觀念話語到知識譜系、再到學科體系的全面分離過程，這一分離過程在使中國文藝學快速完成現代轉型與學科獨立的同時，也喪失了傳統文藝學作為一元化的知識形態時所自然蘊含的巨大現實生命根基與對文藝審美現象的強大診斷力，后者正是中國美學與文藝學在當代發展中亟須重新找回的東西。
參會學者還聚焦多位理論家，在歷史化之中進行再解讀。劉利平（蘭州大學）認為王國維和魯迅代表了中國現代悲劇意識的兩重維度，前者是中國審美現代性的開啟者，后者則成為啟蒙現代性中最富有批判性的理論闡述者。吳可（北京大學）指出胡適詩學主張中文學自由與政治自由的內在聯系，并比較了胡適對艾米·洛威爾的創造性誤讀與后者自身的文學訴求。付肖宛（四川師范大學）認為朱自清以“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中國還給中國”的基本立場來建構中國文藝理論，某種程度上指出了中國文論現代轉化的方向。此外，劉旭光（上海大學）、譚菲（北京大學）、李云雷（《文藝報》編輯部）、陳慶（中國人民大學）、李勇（蘇州大學）、李松（武漢大學）等均進行了精彩的發言。
二、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闡釋
如何對中國古代文論進行現代闡釋，始終是歷屆年會的重要議題。李春青（北京師范大學）重點討論了重建中國文論傳統的幾種嘗試，包括在總結中國固有之文的基礎上建立文學理論，在中國傳統文論基礎上借用西方的某些理論觀點重新概括、命名中國固有的文學經驗，以西方的詩學原理為標準建立中國現代的文學理論。
參會學者以強烈的問題意識對古代文學與文論進行了解釋。傅修延（江西師范大學）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對聽覺情有獨鐘，聽覺傳統作用下中國古代敘事的表述特征可以概括為“尚簡”“貴無”“趨晦”和“從散”，而“簡”“無”“晦”“散”對應的恰好就是聽覺傳播的模糊、斷續等非線性特征。朱志榮（華東師范大學）分析了嚴羽《滄浪詩話》的詩史觀，并指出其對唐代詩歌不同階段的劃分，對以盛唐為法的標桿的樹立，以及揚唐抑宋的態度等，都對明清時期的詩史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多位參會學者以整體視野對古代文論進行深入分析。李健（深圳大學）認為“托物寓情”作為中國古代感物美學的一種類型，它的運作模式是先有情，然后再尋找與這種情相適應的物來寄托；物包括自然物色和社會現實生活，前者除了天人合一的觀念促成之外，還有中國獨特的文化、風俗等因素，后者則不僅因為社會現實生活本身就蘊含著思想情感，還因為作家、藝術家從自身的體驗出發理會到社會現實生活與思想情感的某些關聯。李飛（山東大學）認為古代文體范疇的核心是文學作品作為有機整體的最基本的統一性，而從如何獲得這種統一性出發，則派生出體裁與體貌兩個系統。樊寶英（浙江外國語學院）總結了中國古代文論獨特的話語形態，即以“一分為三”為思維模式，以“道—象—器”為邏輯框架，以語言結構為中介，闡發文本意蘊，確定文學美以及為什么美的真正所在。任樹民（北華大學）認為中國文學除了在情志的聚焦范圍下被選擇、被呈現外，還有一個窮形盡相，曲盡物貌，“求物之妙”的“體物”傳統；從體物的視角來梳理中國文學創作及其理論批評，將有助于厘清中國文學到底擁有一個什么樣的傳統。
參會學者還將目光聚焦于具體的理論家或理論作品之上。李瑞卿（北京語言大學）以《國故論衡》為研究個案，指出章太炎反對以文筆對立、駢散對立、文辭對立、論說與文辭對立來界定文學，同時，他也不流連于中西貫通、情理融合的思路來討論文學；章太炎從訓詁、雅俗、體裁、性情等方面思考文學的合理性。吳中勝（贛南師范大學）認為《文心雕龍》研究面臨著轉換視角、更新研究方法的問題，我們既要跳出“文學”的框框進入更寬廣的文化視野，又要跳出“理論體系”的框框兼顧其富于詩性智慧的民族特色，文化人類學是一條理想的理論取徑。付紅妹（滄州師范學院）認為張之洞在將“宋意”納入自己的詩學和詩歌創作的過程中，直面所處時代，以自我為主體，在吸收中做了選擇，在傳承中進行了創造，呈現出了具體而獨特的審美風貌。此外，徐軍義（渭南師范學院）、劉鋒杰（蘇州大學）、陳虹（銅陵學院）等都進行了精彩的發言。
三、西方文論的新發展與再解讀
西方理論家是中國學者的重要對話對象，參會學者不僅在理論文本的再解讀中呈現了思想的敏銳，還在對西方文論新發展的關注中表現了積極的對話熱忱。
參會學者首先體現了對西方文論史的總結意識。汪正龍（南京大學）認為語言轉向從兩個層面推進了文學研究：一是促使文學研究的重心轉向文本自身，產生了獨立的文學科學、文學研究；二是把文學研究的范式推及到人文科學，完成了對文學的擴容，形成了文學研究的跨學科整合，借助語言在更高層面上實現了文學研究對人文科學的嫁接與滲透。陶永生（山東大學）總結了“后理論”背景下西方馬克思主義主流批評思潮的形態與嬗變，并在此思路中分析了福柯“譜系學”歷史觀、威廉斯“文化唯物”論和阿爾都塞“癥候式閱讀”論。
參會學者密切關注學術前沿，把握西方文論的新發展。閻嘉（四川大學）討論了列斐伏爾、哈維等人的“空間理論”，指出哈維提出的“空間修復”理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鋒芒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全球化”背后的資本邏輯，對當代空間問題的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蔣洪生（北京大學）分析了批評理論的“情動轉向”，通過比較affect、feeling、emotion三詞，對“情動”一詞的翻譯進行了辨析，并著重介紹了哈特的“情動”理論，打開了“情動”問題的現實向度。劉芊玥（華東師范大學）同時指出，“情動”概念成為研究情感之政治性的有效理論工具，并且揭示出情感的根系蔓延于當前整個人文社會科學，文化理論對“情動”概念的.挪用，表達出將情感的本體論承諾加以理論化的強烈訴求。趙奎英（南京大學）從生態詩學、美學研究的“詩意棲居”目標、“語言時代”語境，以及人作為“語言存在物”的內在規定性三個方面，探討了生態詩學、美學研究何以提出問題。
參會學者對諸多理論家進行了深入解讀。李洋（北京大學）分析了利奧塔建立在“力比多經濟學”理論之上的電影哲學，不僅討論了兩種反抗力比多裝置的電影形式，即實驗電影和地下電影中的極度的靜止與極致的運動，還詳細討論了利奧塔的理論邏輯。李震（浙江師范大學）討論了布朗肖的非反式思維及其文學問題，并將其文論思維中的游戲規則概括為：學科界限不再存在，結論也不再重要，不會給出“是什么”的抽象定論，而是樂此不疲地呈現“什么是可能的”的思想全貌。
參會學者對學界缺少關注的文本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王麗麗（北京大學）細致分析了福柯評論巴塔耶的長文《僭越序言》，指出福柯的洞見在于，在現代的性（sexuality）與上帝之死這兩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之間，看出了兩者在時間和結構上的同時和同構，從而將對巴塔耶的文學評論轉化為對西方現代性（modernity）問題的診斷。王曦（南京大學）通過分析朗西埃對其《年代錯位的概念與歷史學家的真理》的辯護與再討論的文章，認為朗西埃的反歷史主義路徑不僅回應了他表面上的理論對手——法國歷史學家、年鑒學派的開創者之一呂西安·費弗爾，其潛藏的理路或其更為直接的理論來源是朗西埃所“背叛”的老師阿爾都塞，至少在“反歷史主義”的問題上，朗西埃沒有切斷同自己的舊日導師的思想聯系。
參會學者在理論歷史化的過程中突顯了強烈的思想史意識。孫士聰（首都師范大學）聚焦于薩義德與伊格爾頓之爭，認為圍繞“文學的馬克思主義”，薩義德的批評與伊格爾頓的回應和反批評，構成了審視當代西方左翼學者關于文學批評理論現實性問題思考的有趣視角。王嘉軍（華東師范大學）分析了“五月風暴”的文化政治遺產以及“倫理轉向”，通過對列維納斯、朗西埃、巴迪歐等人的討論，指出五月風暴的遺產是復數的，也是歧異的，作為事件的五月風暴最為殊異的特征正是讓這些差異的觀念和可能性以一種非同一性的形式共在和延續。此外，常如瑜（江蘇理工學院）、路程（上海外國語大學）、吳娛玉（華東師范大學）、毛娟（四川師范大學）、王有亮（重慶師范大學）等均進行了精彩的發言。
四、當代中國文論的反思與展望
對當代中國文論的反思與展望，不僅具有總結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文論研究的重要意義，還具有繼往開來的關鍵意義。對改革開放40年文論研究的總結是參會學者的一大關注點。譚好哲（山東大學）反思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文論建設的成就與問題，同時認為以當代中國的文藝實踐經驗為立足點，以中華美學精神、文藝規律的傳承和發揚為精神資源和民族特色，以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與方法為指導，真正創造出既具有民族繼承性、時代原創性又具有專業系統性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論話語體系，是面向未來的中國文論應有的抱負與追求。王確（東北師范大學）反思了從遙望“五四”“人的文學”思想的新時期文學主體論，到文學的主體間性和審美意識形態論的演變過程，總結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文論建設的經驗與成就。
參會學者對1980年代以來的文藝史進行了深入的歷史化分析。金永兵（北京大學）以“新浪漫主義轉向”重新解讀1980年代的文藝場域，通過對“浪漫”與“啟蒙”之間辯證關系的分析以及對當代文藝場域的歷史化反思，在啟蒙主義視角之外提出了一個理解與解釋1980年代的“新現代性”的思路。李仕樺（西華師范大學）分析了新時期以來文學研究的泛文化癥候，認為興盛于1990年代后的泛文化研究試圖消解一元中心時代的政治性、階級性，從而拓展了文學理論的學科空間，也帶來文學理論喪失精英立場，生活與藝術界限的模糊，文學特有的審美與人文訴求的失范等等問題。
參會學者還追溯到更早的當代文學與文論階段進行深入研究。趙勇（北京師范大學）借助于本雅明的理論視角對趙樹理其人其作重新進行解讀，并認為趙樹理及其創作進入到審美前現代性與社會現代性、藝術與政治等矛盾沖突之中，這也是本雅明并未解決的理論難題；即便如此，趙樹理其人其作在今天依然存有某種“光暈”，這正是他在“講故事”的維度上留給我們的價值。寇鵬程（西南大學）比較了周揚與胡風對“五四”的認識，并提出胡風對“五四”的闡釋超出了毛澤東解釋“五四”的范圍，強調“知識分子”對“五四”的發動、“市民盟主”地位以及“革命人道主義”等。
建構中國文論當代性的問題也得到參會學者的廣泛關注。張清民（河南大學）對比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兩個文藝座談會講話是以毛澤東和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文藝理論領域里的政治話語符號實踐，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對文藝政治領導的內在邏輯。兩個《講話》在人民本位下的文化自立敘事立場體現了中國知識界在話語策略上對外來強勢文化所作的意識形態阻擊和理論思想抵抗。這對于保存中國文藝傳統、鞏固中華文化共同體無疑具有催化和粘合作用。董希文（魯東大學）概括了習近平總書記在系列講話中提出的社會主義文藝精品創作思想，并認為習近平文藝精品創作相關論述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推進和發展，對于繁榮當前文藝創作和批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段吉方（華南師范大學）聚焦于當代中國文論話語構建中的“中國經驗”問題的基本內涵和問題性，認為文論話語體系構建中的“中國經驗”不是理論層面上的高空作業和批評話語的實用操練，而是通過有效的批評實踐增強對當代中國文學發展所面臨的歷史情境與理論共生張力的分析，在把握當下文學經驗與文化語境的過程中凸顯理論精神和批評品格。
參會學者還具體到文學創作層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孫書文（山東師范大學）聚焦于當代現實主義文藝理論，認為文藝創作者需要發揚現實主義精神，敢于用樸實的方式反映生活、介入現實，對生活進行典型化創造，創作出“中華民族新史詩”。王春雨（東北師范大學）認為回歸文藝創作者身份的原義，以強大的中國現代美學“在世性”傳統為根脈，從職業生活和職業倫理的視角將之回歸到日常生活中來，有利于使當下文藝創作的人民性與審美策略之間達到有機共生。此外，陳長利（中國礦業大學）、高楠（遼寧大學）、黃金城（華東師范大學）、胡坤玉（西華師范大學）、劉漢波（贛南師范大學）、練暑生（閩江學院）等均進行了發言。
五、技術、網絡與文藝現象新探
隨著數字技術與網絡平臺的發展，數字藝術、網絡小說等新的文藝現象逐漸興盛，參會學者在此方面展現了敏于時代的學術視野。
參會學者深入考察了數字技術在當代文藝場域的影響與意義。歐陽友權（中南大學）認為人工智能“擬主體”的技術權力之于藝術創作有三個無以抵達的邊界，即創作動機的情感限度，藝術表達的想象力限度和作品效果的價值限度；這就需要我們對人工智能的藝術可能性有一個準確的判斷與科學的把握，在探尋智能技術對文藝創作的適恰性的同時，引導其回歸文藝本性，以確證其歷史的合法性。參會學者將媒介的問題納入中國文藝研究的整體格局中進行考察。單小曦（杭州師范大學）認為，近百年的后20年里，中國本土終于生長出了一個可以趕超西方的文藝形態——新媒介文藝，亦即終于為中國當代文藝研究提供了超越西方的對象條件；今天，如何挖掘和利用好中國新媒介文藝現實發展這座富礦，是中國學界面臨的緊迫任務。
參會學者從多方面深入考察了新媒介與數字技術對文藝場域的影響。王若存（杭州師范大學）認為在中國新媒介文藝發展30年和當代文藝理論建構的雙重語境下，具體建構媒介文藝史的理論自覺、“怎么寫”的方法探索和“寫什么”的類型研究的種種問題意識，共同組成了中國新媒介文藝史的一個可能性的理論起點。任艷（遼寧大學）認為電影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傳統的電影現實主義受到了新的挑戰，現實主義研究需要面向創作實踐進行理論的突圍，數字技術的發展并沒有扼殺現實主義電影的創作，反而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同時推動了理論研究的突破。朱兆斌（北京大學）對比分析了庫比特與斯蒂格勒關于數字資本主義與數字藝術的觀點，并在反思技術與資本之間關系的基礎上重估了數字藝術的政治潛力。
此外，參會學者還從其他角度研究了文藝現象，并進行深入解釋。王文松（中原工學院）認為網絡小說的新審美特性在于網絡媒介介入小說而產生的總體性感性效果，表現為以“信息感”建構為核心的媒介化感性內涵，對此研究，有助于網絡小說規范的評價體系建立，也有助于網絡小說的全產業鏈開發的規律探尋。顏翔林（浙江臺州學院）則對審美體驗進行新解，認為審美體驗的本質屬性是以自我意向為中心對生活世界的合目的性的審美想象或審美直覺的精神活動，審美體驗的主要對象關涉于自然、藝術與歷史，并相應分類為自然之審美體驗、藝術之審美體驗、歷史之審美體驗這三種形式。此外，殷曼楟（南京大學）、王正中（湖州師范學院）、周才庶（南開大學）、楊興玉（廣西師范大學）、譚光輝（四川師范大學）等均進行了發言。
最后，王一川教授對本次大會進行了總結。他指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百周年之際的新的總結和探討，很有可能意味著通向第二個百年中國現代文論的一個嶄新開端或新起點。這是通向來年中國文論的第一步，也同時是通向新的百年文論的初始一步。本屆年會全面而深入地討論了中外文藝理論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在觀點的交流與碰撞之中，將進一步推動中國文藝理論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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