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現象”探微
●有不少文章和著作對于丹的“硬傷”進行挑剔，對于丹的“曲解”加以指責，這似乎過于較真兒了。任何對于的研究，對于經典的詮釋，總是歷史視野交織著當代視野，也就是說對于歷史和經典的解讀，往往被不同程度地當代化了。●在失衡的人群中，于丹通過講述儒道經典“心得”，推出“心靈雞湯”，確實是“滿足了大眾的精神需要”。
林東海:原人民出版社編審，著有《師友風誼》等。
古訓有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文顧名思義，意在探究這種現象背后世道人心的微妙變化，而非對于丹所講具體“心得”有所褒貶抑揚，切勿以“炒作”之文視之。
一
于丹在央視“百家講壇”講《論語》和《》讀后的“心得”，一時走紅，成了一顆十分耀眼的明星，備受關注，既得到吹捧，也遭到物議，端的是人心不同，正如其面，也是各有“心得”。在非議者當中，有的頗帶情緒，指出她的“硬傷”，指責她的“謬誤”，說她對經典“一知半解”，甚至“曲解”。有人乃至幽默地在背心上寫著“莊子很生氣，很著急”，和于丹開了個大玩笑。
這些好心的觀眾和讀者，似乎是在為古人打抱“不平”，在為經典申明“正義”，其實大可不必。要知道，莊子對于古人的編派，絕不亞于于丹，生什么氣；孔子對于經典的曲解，也決不亞于于丹，著什么急！莊子的寓言，經常編造古人的言行來諷喻世道人心；孔子的說教，也經常歪曲經典的詞句來宣揚。舉例說，《衛風·碩人》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論語》此后還有逸詩句子)，這樣描寫美女相貌的詩句，子夏瞎扯到“禮”上，孔子卻大加贊賞，說:“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矣。”《魯頌·駉》寫馬群之大馬匹之多曰“思無邪”，意思說:唉呀，真是無邊無際啊！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借用古詩的句子來評詩，全然不顧原詩的.讀音和意思，在這里，“思”由虛詞變成實詞，表示思想觀念；“邪”字音“圉”，也改成了“斜”音，字義與“正”對舉，以符合春秋時期的“正邪”觀念。這是名副其實的“斷章取義”。連朱熹也不得不承認:“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于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孔老夫子自己如此曲解經典，還能對于丹說什么呢！如果說于丹對“小人”的解釋，不與“君子”對舉，而說成是小孩子，是對原意的歪曲，那也是因為“有合于其心焉”，況且就當代性而言，釋“小人”為“小孩”，是可以的，小孩閱讀的連環畫不就叫“小人書”嗎？私意以為于丹的本意是借題發揮，像冰心老人那樣特別關注婦女和小孩的命運。時代不同了，即便有所唐突，孔老夫子也不必著急，我們可愛的觀眾和讀者更不必替孔老夫子著急！
尊重歷史，尊重學術，固然是我們人所應堅持的嚴肅態度，但千萬不要太學究化了，不要過分地追求所謂“歷史的真實”。有不少文章和著作對于丹的“硬傷”進行挑剔，對于丹的“曲解”加以指責，這似乎過于較真兒了。任何對于歷史的研究，對于經典的詮釋，總是歷史視野交織著當代視野，也就是說對于歷史和經典的解讀，往往被不同程度地當代化了。一部《詩經》，自西周流傳至今，長達三千年之久，不同時期各有不同的解釋，其間經由文學經學化，再由經學文學化，構成了一部《詩經》學史。這部學術史，也可以說是經典的曲解史，或者說是經學的演進史。學術如果只有而沒有觀點，或者說只有考據而沒有義理，是不成其為學術的，所以不要把對于丹的“糾謬”看得太重了。何況，于丹并非“學術超女”，亦非“超女”，她自己說:“要把《論語》當作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學術內容。”因為她不是從學術的角度研究《論語》，而是在說書，所以豈止像陸九淵說的“六經皆我注腳”，直是借經書話語說開去，拿古今故事來闡明處世之道，更像佛教徒的講經，不是“史話”，而是“經話”。如果文化界要劃圈，于丹講《論語》心得，不屬于學術圈，而屬于演藝圈，既是說書，在“考據”問題上，更沒有必要叫板。有誰去考證隋唐講經講史留下來的敦煌變文有哪些不符合“歷史真實”而加以糾謬呢？
二
于丹講儒道經典的“心得”，很受歡迎，乃至超過其他“說話人”的“講史”，為什么？這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社會現象。有人以為是影視界的刻意“炒作”，所以如此“火爆”，恐怕也不盡然。《紅樓夢》炒作得夠可以的，然而怎么也比不上于丹的“心靈雞湯”那樣“熱火朝天”。所以然者何？社會心態失衡使然也。
如今的社會現實，沒有內外戰爭，沒有政治運動，卻是近百年來社會變革最深刻的轉型期。在這一切都在變的時期，并不是每個社會成員都能適應的，于是社會心理失衡成了一種通病。解決社會心病成了當務之急，所以從中央到地方，幾乎所有臺都設有“心理訪談”之類的欄目，其他涉及普法、破案、家庭、愛情的欄目，也經常反映出相關的心理問題。在心理失衡的社會人群中，于丹通過講述儒道經典“心得”，推出“心靈雞湯”，確實是“滿足了大眾的精神需要”。
于丹曾說:“在今天這么一個競爭激烈的時代，保持良好的心態，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更加重要。”我完全贊同這個意見；這話應當也是于丹“心得”講述的動機和所期待的效果。
于丹不是研究儒道經典，但對于所謂“國學熱”卻不無影響，因為她的“講經”，聰明地抓住了《論語》和《莊子》這兩部儒道的重要經典，抓住了孔子和莊子這兩個儒道的代表人物，的確迎合了大眾文化知識的需求。這也是于丹“火爆”的又一個原因。而今，當中華文明為世界所矚目的時候，人們關注儒道精神，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所以于丹的“講經”，能把“國學熱”帶動起來。如果不是從學術角度，而是從文化角度看問題，那么應該說，于丹對于提高國人的精神素質和文化品位，還是有積極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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