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學者胡適等對中學文言文教學的理論探索及其啟示

關于民國學者胡適等對中學文言文教學的理論探索及其啟示

　　論文摘要：本文對國民學者胡適等各自的中學文言文教學理論逐一探析。
　　論文關鍵詞：中學；文言文教學；胡適；朱自清；夏丐尊；葉圣陶
　　中學的文言文教學已經成為語文教學的一個難題，解決這個難題我們需要在歷史沿革的鏈條中去把握。在五四白話文運動的背景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言文教學在轉型時期中面臨許多問題，譬如，如何規定文言文教學目的、內容方法?怎樣設計文言文教學的過程?如何編纂教材?采用什么樣的教學方法?面對這些問題，胡適、朱自清、夏丐尊、葉圣陶等學者在理論上做出了積極的重要的探索。今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新課程改革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他們的論著，還能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
　　胡適：文言文教授的目的、內容和方法
　　胡適對國文教學所提出的問題，其中涉及文言文教學(古文教學)的有多處，至今還有一些看法值得我們認真思索。他提出了理想的國文標準、假定的國文課程、國語文教材和教授法古文的教材和教授法、文法和作法等。作為第一個高中語文課程標準的制定者，胡適對中學國文教育定了四條標準：
　　一、人人能用國語(白話)自由發表思想——作文、演說、談話——都能明白通暢，沒有文法上的錯誤；
　　二、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書籍，如二十四史《資治通鑒》之類；
　　三、人人能作文法通順的古文；
　　四、人人有獲得一點古文文學的機會。
　　這個標準和八十年后的今天語文的教學目的：“具有現代語文的閱讀能力與寫作能力，具有閱讀淺易文言文的能力”，有相同之處。他當時強調的“國語文”，就是今天的“現代語文”，即當時的白話文。“能看古書、能用古書”的能力，從今天語文教育的目的來看，則仍然是需要的。
　　對中學國文每周課程的學習時數，胡適作出如下規劃：古文三學時(授課四年)，國語文(授課兩年)、文法與作文(授課四年)、演說一學時(授課一年)，辯論一學時(授課一年)。從課時比例看，文言文的課時比例仍然是最高的。對古文教材，胡適主張第一年專讀近人的文章，如梁任公、康長素、章太炎、蔡孑民、李守常等人的近體古文。第二、三、四學年，多讀古人的古文。教材分為兩類，一類用選本，從《老子》、《論語》、《左傳》、《檀弓》、一直到姚鼐、曾國藩。一類自修書，為此他開列了一個史、子、文學書的書目。
　　對教授法，胡適有許多新的見解。如上課有三件事可做：第一件，學生質問疑難。第二件，大家討論所讀的書的內容。第三件，教師可以隨時加入一些參考材料。胡適主張講古文文法應該處處同國語文法對照比較，指出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何以變了，變的理由何在，變的長處或短處在什么地方。用今天新課程的理念來看，我們注意到胡適非常重視學生主體性的開發。
　　朱自清：經典的訓練
　　朱自清認為文言教學和白話教學的目的要有所區別，他主張“文言的教學從高中開始，初中只學白話”；白話要達到能讀能寫的目的，而“文言教學的寫的方面而只到造句就成。”并進一步指出文言文的學習注重古文學的欣賞和經典的訓練，逐漸把文言文作為了解古代文化的載體。1946年，他編著出版《經典常談》，指出包括群經、先秦諸子、幾種文書、一些集部在內的經典，是中學語文訓練的一個必要項目。這是對文言文經典文學化的偉大工作，被稱為是一項“嚼飯哺人”的工作，這種工作在今天仍然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

　　朱自清寫過較多的文章強調誦讀和寫作的方法技巧。他認為語文教學要重視誦讀，“要增進學生了解和寫作白話文的能力，得從正確的誦讀教學人手”。他很推重魏建功舉行的“中國語文誦讀方法座談會”指出課堂誦讀先由教師范讀，后由學生跟著讀，再由學生練習著讀，有時還得背誦。因為他在批改學生作文的過程中，發現學生的最大毛病是思路不清，認為思路表現在文字里可稱‘‘文脈”，表現在語言里可稱“語脈”，要解決文脈語脈問題，需要多練習說明文和議論文，訓練正確地朗讀。
　　在具體的教學理論上，朱自清先生對文言文提倡誦讀而不是吟唱，誦讀注重對文章意思的理解，而吟唱只是機械的重復。在文言文的欣賞上，特別批評了教學中容易產生的抽象講解的弊病，認為其實欣賞就在正確的、透徹的了解之中。欣賞并不是給課文加上“好”“美”“雅”“神妙”‘‘精致”“豪放”“婉約”“溫柔敦厚”“典麗”一類抽象的、多義的評語，就算數的；得從詞匯和比喻的選擇，章句和全篇的組織，以及作者著意和用力的地方，找出那創新的或變古的，獨特的東西，去體會去領略．才是切實的受用。這和了解是分不開的。那些抽象的、多義的評語，其實倒是避免的好。這些意見，對于分析和解決今天的文言文教學問題也是不無裨益的。
　　夏丐尊：文言文的教學內容初探
　　夏丐尊關注文言文教學的閱讀材料，他說：“‘閱讀什么?’這是我屢從我的學生及一班青年接到的問題。關于這問題，曾有好幾個人開過幾個書目。如胡適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要目》，此外還有許多人發過不少零碎的意見。我在這里卻不想依據這些意見，因為“國文”與“國學”不同，而且那些書目也不是為現在肄業中學校的諸君開列的。”把國文與國學的概念與內涵加以區別，就厘清了文言文在教學上的龐雜含混的選材問題。他批評當時的國文教學沒有一定的軌道，今天選讀一篇冰心的小說，明天采一篇柳宗元的游記，再過一日來一篇《史記》列傳，教師走馬燈式地講授，學生打著呵欠敷衍，或則私自攜別書觀覽。他認為只就學習者方面來說，中學國文課中既以選文為重要成分，占著時間的大部分，應該好好地加以利用。

　　為防止教師隨便敷衍，他以為“不妨由學生預先請求教師定就一學年或半學年的選文系統，決定這學年共約選若干篇文字：內容方面，屬于思想的若干篇，屬于文藝的若干篇，屬于常識或偶發事項的若干篇，屬于實用的若干篇；形式方面，屬于記敘體的若干篇，屬于議論體的若干篇。屬于傳記或小說的若干篇，屬于戲劇的若干篇，屬于書簡或小品的若干篇。”(這就在理論上開啟了后來教材編選的基本體例。
　　選文的原則既定，那么在對選文的學習上，他以為最好以選文為中心，多方學習，不要把學習的范圍限在選文本身。具體到一篇文言文的教學內容，夏丐尊認為對于其本身的形式與內容，首先理解，還須進而由此出發作種種有關系的探究，以擴張知識。例如選授陶潛的《桃花源記》，夏丐尊羅列了八個步驟：
　　(1)求了解文中未熟知的字與辭。
　　(2)求了解全文的意趣與各節各句的意義。
　　(3)文句之中如有不能用舊有的文法知識說明者，須求得其解釋。
　　(4)依據了此文記敘文的作法。
　　(5)借此領略晉文風格的一斑。
　　(6)求知作者陶潛的事略，旁及其傳記與別的詩文。最好乘此機會去一翻《陶集》，
　　(7)借此領略所謂烏托邦思想。
　　(8)追求作者思想的時代的背景。
　　這里不僅停留在字詞的學習，還體現了文言文的教學注重文學欣賞的一面。

　　葉圣陶：文言文學習重在文學欣賞
　　自20世紀二十年代白話文進入中小學語文教科書起，教科書選人的文言文相比以前更凸顯文學性，文言的學習不再是一門工具，更重要的在于進行文學熏陶。葉圣陶認為國文教學的目標除了養成閱讀書籍的習慣，訓練寫作文字的技能，還有培植欣賞文學的能力。葉圣陶所謂的欣賞，就是內心體會而有所得，躊躇滿志，與作者完成一篇作品的時候不相上下。而所謂體會，他主張用內省的方法，根據自己的經驗，而推及作品，又得用分析的方法，解剖作品的各部。再求其綜合體會，決不是冥心盲索，信口亂說的事兒。這種能力培植，全在隨時的指點與誘導。這段議論將文學欣賞的層次步驟與教學相結合，是對文學欣賞的專門的正面論述，在教學上是一次全新的理論創新。而文學欣賞與教學的典型的負面例子就是“逐句講解”。舊時書塾里的夫子講新書是逐字逐句且不厭其煩地講，直到學生完全弄懂為止。葉圣陶認為，這樣逐句講解，弊病極大：“它不能引起學生讀書的興趣(平凡單調，使人厭倦)；它不能培養學生閱讀習慣(平均用力，‘講如未講’)；它的最大毛病‘在于學生太少運用心力的機會”。
　　葉圣陶認為，如果課前不教學生預習，上課時候又只能做逐句講解的工作，那就談不到培植文學欣賞的興趣。不教學生預習，他們便經歷不到學習上很有價值的幾種心理活動，專教學生聽講，他們便漸漸養成懶得去仔細咀嚼的習慣。綜合起來，就是他們對于整篇文字，不能做到透徹了解。欣賞文學要由教師指一點門徑，給一點暗示，是預習之前的事兒。實際與文學對面，是預習與討論時候的事。一個例子是：如教師講解歸有光“先妣事略”末一句，“世乃有無母之人，嗚乎痛哉!”
　　教師是這樣引導學生體會文句的情感的：
　　要與上面的話連帶體會，才知是表達孺母之情的至性語。上面說母親死后十二年，他補了學官弟子，這是一件重要的事兒，必須告訴母親的，母親當年責他勤學，教他背書，無非盼望他能上進；然而母親沒有了，怎么能告知她呢?有說母親死后十六年，他結婚了，妻子是母親所聘定的，母親當年給他聘定妻子，就只盼望他們夫婦和好，生男育女；然而母親沒有了，怎么能告知她呢?因為要告知而無從告知，加深了對母親的懷念。可是懷念的結果，對于母親的生平，只有一二成“仿佛如昨”，還記得起，其余的卻茫然了；這似乎連記憶中的母親，也差不多要沒有了。于是說‘世乃有無母之人，嗚乎痛哉!”好象世間不應當有“無母之’似的，由于懷念得深，哀痛得切，故而這樣決絕的話不同平常的話，正是流露真性情的話。
　　這是所謂欣賞的一個例子。這就改變了“逐句講解”的方法，使學生在文言文的學習中獲得文學欣賞的訓練。
　　以上所舉的幾位專家學者分別從自身的學術長處著眼，對文言文教學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多方面的建設性意見。文化學者，如胡適，站在文化繼承、揚棄國學的立場，分別設想了文言文教學的目的、內容和方法。文學家、語文研究教育工作者朱自清、夏丐尊、葉圣陶則特別重視在文言文學習中文學的感受能力和感悟力，注重對文言文教材和教學內容的開掘。總之，他們對文言文教學的理論建設是一筆珍貴的研究資料，也是一筆值得繼承的財富。他們的探索為文言文教學的現代轉型提供了理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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