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20世紀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的發展與現狀論文

時間：2024-09-30 22:27:21 文學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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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關鍵詞：黑人文學；黑人女性主義文學與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

論20世紀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的發展與現狀論文

　　論文摘要：作為身份與邊緣寫作批評的先聲——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其獨特的視角和發人深省的理論與實踐開創了美國文學和文化領域最新思潮和理論前沿。從長遠意義來說，黑人女性主義文學的產生與發展改變了人們深層思維方式和認知模式，加深了人們對邊緣文學和少數族裔女性主義文學的理解、認識與探究。

　　一、黑人女性主義文學的產生與發展

　　美國黑人婦女文學和女性主義批評是最切近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發展軌跡的新興批評流派。以白人男性為主的主流文學批評和以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為主的女性主義批評均忽視了黑人女性作家。黑人女性主義文學的標識，是黑人女性作家、黑人女性意識、黑人女性主題和黑人女性語體的確立和發展，建立了黑人女性主義文藝批評的理論，探索性別和種族在黑人婦女文學中所形成的明顯的文藝傳統。黑人女性主義批評不僅研究文學作品中的種族、性別等問題，同時也研究作品中的階級、歷史和文化。

　　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反種族運動開始興起，鄧巴、杜波伊斯、哈里斯、華盛頓、凱布爾等具有民族責任感的黑人作家和理論家的作品，加深了人們對有色人種以及婦女和少數族裔的種族意識。到20世紀70年代，黑人文學迎來了一個繁榮發展的時期，黑人女性作家群體出現。1970年，民權運動的活躍分子、詩人、表演藝術家瑪雅·安吉洛出版系列自傳的第一部《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立刻暢銷；艾麗斯·沃克和托尼·莫里森的處女作出版，開始了她們輝煌的文學事業。她們均擺脫了那種表層的社會抗議方式，有機地結合兩種傳統和語言特征，從不同角度將種族道義責任提升到弘揚生命意義的層面上，最終達到在融合中確立自身地位的目的，激勵黑人女性作家用自己獨特的方式來重建美國黑人女性文學與批評流派。

　　在70年代后期，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批評以其獨特的面貌崛起于美國女性主義批評界，成為美國文學批評界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被認為是美國黑人文學、黑人研究進一步發展的“嶄新的能量中心”。一批黑人女性批評家出于建構黑人女性積極主題精神之目的，走向學術研究等公共領域，倡導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實踐。她們積極發掘、總結淹沒多年的黑人女性先輩的創作成就，捍衛黑人女性文學的健康發展，在美國文學批評界、黑人研究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形成了黑人女性主義批評派別。1970年，托尼·凱德編輯了作品選集《黑人婦女》(The Black Woman)，匯編了當時黑人女性創作的詩歌、小說、散文，稱之為“一個開端……似乎最好地折射了這個國家的當代黑人女性的關注之處。表現出對黑人女性形象再現中涉及到種族、性別問題關注的鮮明特征。批評家們尋找、闡釋黑人女性積極形象，視之為建構黑人女性行動主題的精神資源，表現了黑人女性主義文學研究在認識上的自覺性和行動上的迫切性。先行者瑪麗·海倫·華盛頓在系列論文《佐拉·尼爾·霍斯頓：黑人女性對身份的尋找(Zora Neale Hurst-on：The Black Woman’s Search for Identity)和《黑人女性形象的創造者》(Black Women Image Makers)，以及她選編的文集《黑眼眸的蘇珊們》(Black-Eyes Susans)的序言中都反映了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她確信：對于黑人女性作家來說，重要的是她對黑人女性獨特而與眾不同的看法。

　　早期女性文學研究的核心以自然性別和文化性別為基礎，具有強烈的階級、民族和派別色彩。女性文學研究的核心概念正悄然地、不事張揚地向“性別”這個概念轉移。在一些女性文學研究論著中，出現了使用頻率較高的“性別”以及“性別意識”、“性別立場”、“性別視角”等詞語，與此前的“女性意識”、“女性立場”、“女性視角”并用，似有代替以“女性”為詞首的一些概念之勢。這種悄然的變化，又一次與西方女性主義的變化不謀而合。1977年，芭芭拉。史密斯發表的一篇在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章《邁向黑人女權主義批評》，突出強調黑人女性的經驗，甚至提出其語言經驗的獨特性。同時，“種族”這個概念被引入到女權主義文學批評乃至整個文學批評領域，奠定了黑人女性主義批評，她認識到：“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中，種族、階級政治和性別政治是重要的連鎖因素。”在這一認識下，確立了黑人女性主義批評的原則：探索性別和種族——即黑人和女性雙重身份。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進入了真正的自我發展階段。

　　80年代初期，艾麗斯，沃克在黑人女性主義批評的重要論文《尋找母親的花園》中提出了“婦女主義”(woman-ism)這一概念，開啟了美國黑人女性的主體意識。可以說是“黑人女性主義批評區別于傳統黑人文學和白人女權主義的分水嶺”。它把黑人女性話語從白人女權主義話語、黑人男性傳統話語的遮蔽中彰顯出來，清晰地劃分了與白人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的界限。黛伯娜·E·麥克杜維爾發表《黑人女性主義批評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forBlack Feminist Criticism)，提出白人主流文學與黑人女性文學之間的差異，不僅審視圍繞黑白明晰界限存在的種種問題，還把辨析的眼光延伸到自己種族內部，以及自己認同的群體——黑人女性內部。這一研究采用了一些后現代理論的分析角度，剖析了黑人女性創作的復雜內涵，顯示出耳目一新的特征，推動了黑人女性主義批評的發展，使之逐漸走向成熟。黑人女性主義批評也成為整個女權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出它更加深遠、全面的政治和現實意義，在文學理論界獨樹一幟。

　　二、黑人女性主義文學與后殖民主義批評

　　美國女性主義批評中最新而且發展最迅速的模式，是與第三世界批評家關注“種族”相呼應的。后殖民主義作為一種多元文化理論主要研究殖民時期之“后”，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文化話語權利關系，以及有關種族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民族文化、文化身份等新問題，主要強調對文化、知識和文化霸權方面的控制，它所關注的問題是移民、奴隸制、種族、性別、地區、壓迫、抵制、表現和差異等。如何在經濟、政治方面擺脫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而獲得自身的獨立和發展，成為后殖民主義理論必須面對的問題。作為黑人文學的重要部分的黑人女性文學，是在反對其所遭受的性別和種族雙重壓迫下的產物，它的形式與后殖民主義的研究范圍和內容不謀而合。貝爾·胡克斯指出，黑人婦女“忍受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階級歧視”三重壓迫。

　　首先，黑人女性要面臨來自于白人對黑人的種族壓迫，黑人女性和黑人男性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她們為了民族的、種族的利益進行共同的反抗，讓世界正視黑人民族的存在，白人作家體會不到其中的感受。在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寵兒》中，女主角黑人婦女賽絲的一段話，顯示了美國黑人婦女的共同控訴：“任何人，只要是白的，就可以將你整個的自我拿去，換取他腦子發脹時隨時想到的任何事物；不僅是對你進行奴役、宰殺、蹂躪，而且還要玷污，把你玷污得從此失去自愛，玷污得使你想不起自己是何物。

　　其次，作為整個黑人社會的女性來說，強烈的性別壓迫也是她們必須要面對的一個最大的障礙，“黑人男性可能是種族歧視的犧牲品，但性別歧視讓他們可以作為婦女的剝削者和壓迫者”。黑人婦女的身心都處在極度痛苦之中，這一點白人男性、白人女性、黑人男性都沒有切身的感悟。所以正像芭芭拉，史密斯曾說過的，對于黑人女性文學的批評應該是：“承認黑人婦女創作中性政治與種族政治和黑人婦女本身的存在是不可分離的，同時還必須承認黑人女作家們已經形成了一個有其自身特點的文學傳統。評論者首先應該了解井分析其他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換句話說，就是她應該從自己本身的經歷出發進行思索和寫作而不是用白人男性作家的模式和方法去理解黑人婦女可貴的藝術資料，即承認黑人女性文學創作與黑人女性在政治上所受的性與種族雙重壓迫密不可分，評論者應該時刻清醒地認識自己作品的政治涵義而且將其與所有黑人婦女的政治狀況聯系起來。”黑人婦女這種比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更多的苦難，決定了她們的創作有著獨特的意義，

　　后殖民主義批評的產生和發展最能為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批評即“身份”批評帶來較好的切入點，在后殖民主義批評者看來，作者也好，讀者也好，還是評論者也好，似乎都帶著一種特定的“價值觀念”，站在一個由特定的文化、種族、階級、社會性別、政治、經濟和個人因素形成的立場來從事寫作、閱讀和批評。他們的角度、觀點和文藝的再現無不深深地打著“身份”的烙印。黑人女性文學與批評把黑人婦女的地位比喻為處在主流文藝批評和主流女性主義批評的雙重邊緣上，在她們看來，后殖民主義時期，種族區別和社會區別一樣，是后天強加的，而不是生理的，實質上是文化和社會的營造。芭芭拉·史密斯在《論黑人女性主義文藝批評》中提出，由于以白人男性為主的主流文藝批評和以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為主的女性主義文藝批評均忽視了黑人女性作家，所以應該建立黑人女性主義文藝批評的理論——探索性別和種族在黑人婦女文藝中所形成的明顯的文藝傳統。這一理論與后殖民主義批評中對于種族和性別的研究相輔相成，整合為一體，豐富并發展了后殖民主義理論，也正是后殖民主義理論使得黑人女性文學對種族和性別雙重探索的批評得以繼續。

　　三、黑人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現狀

　　20世紀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雖然到20世紀70年代才真正登上歷史舞臺，但其所引領的文學思潮和批判視角，卻是獨辟蹊徑和發人深省的。使得黑人女性文學“浮出歷史地表”，使人類社會種族觀及民族觀進入了一個新境界，為改變傳統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議題和內涵提供了新視角。黑人女性文學承接了以往對種族歧視的批判，同時又以獨特視角挖掘了潛藏在黑人社會內部的性別歧視。整個文藝批評界開始正視黑人女性文學區別于白人女權主義的特殊性，提出黑人女性主義的概念，用“黑人女性主義者代表黑人女權主義者或有色人女權主義者——尤其使勇敢地主張全民族(包括男女)的生存和完整的婦女”。“在任何情況下，如果一提到黑人婦女的書，那通常沒有超出黑人文學的范圍，這就大大忽略了性別政治的含意，當白人婦女在讀黑人婦女的作品時，她們當然無力解決種族、政治的微妙問題。在黑人婦女作家的作品中，性別政治及種族和階級政治是極重要的連鎖因素，因此，體現這一認識的一種黑人女權主義的文學方法是絕對必要的。”

　　性別與階級、種族等錯綜復雜的關系問題不僅關系到對女性身份的全面認識，也關系到對婦女受壓迫根源的認識。作為對女性身份的一種認定，性別身份或社會性別身份只是其一而不是全部，這是因為女性不僅是有性別的人，同時也是具有階級(階層)身份與種族身份等其他多種身份的人。女人的問題絕不僅僅是一個性別問題，而性別問題又往往與階級的、種族的、文化的、宗教的問題交織在一起，既相互聯系而又不能相互代替。

　　黑人女性主義文學與批評正是在這種尋求與區別的基礎上找到了適合于自身發展的道路，它從不依附于任何文學與批評的派別，所建立的無不是對以往黑人文學或是白人女權主義文學的充實與完善，最大限度地追求著自己身份所涉及的種族與性別的雙重平等。所以我們今天所接觸的黑人女性主義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是對西方文學領域做出重大貢獻的文學形式與批評理論。用貝爾·胡克斯的理論總結其所要完成的任務就是：“僅僅對立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建構一種激進的黑人女性主體性。不要忽視了身份政治，必須在尊重差異而不是與之對抗的基礎上建構各種身份概念。”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開辟了美國文學批評的新領域、新境地，引領了當代西方文學與批評領域的新思潮，為美國黑人文學、黑人女性主義文學及后殖民主義文學批評的發展與繁榮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所研究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問題可以跨越國界，被各國學者用于本土研究，對任何存在著男性知識霸權和種族優越感的地方都具有實際意義，它所體現的理念是反霸權、爭取公正和正義，對世界各地有著同樣追求的人們有所啟發，對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也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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