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媒介話語的表征功能文學論文
摘要：表征是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借助媒介話語的表征實踐及其認知，有一個從再現到建構的過程。當代社會的媒介話語既是描述性的，又是建構性的，二者的互動關系形塑了文化現實的圖景。伴隨話語實踐的多元化，表征功能也在不斷變異。
關鍵詞：媒介話語 表征功能 描述性 建構性
自文化研究在西方興起、流行以來，表征(Representa-tion)一詞一直是它的核心概念之一。按照霍爾的界定，所謂表征乃“某一文化的眾成員間意義產生和交換過程中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1];表征實踐既包括語言的信息傳遞，又包括各種記號及代表和陳述之物的形象的使用;它的延展性直接關系著意義的生成和交流的可能性。以大眾媒介為傳達手段的新聞傳播領域，在社會日趨多元化、媒介化的歷史語境下，正以多維話語的方式創造著新的信息和意義的生產模式，實現人類生活世界和價值世界的互滲與共享。從歷史邏輯、運行機制的角度，探討媒介話語的表征功能，有助于我們深入地思考媒介文化的社會作用。
一、媒介話語表征的歷史邏輯
口頭語言是先民進行信息傳播的主要手段，人類在生產實踐和社會運行過程中，因口語的發明而使技術、經驗、習俗得以共享、保存和傳承，也讓后來的思想、文化、科學獲得發展的基礎。當文字符號、印刷技術陸續發明以后，系統性的書面語言逐漸占有獨立的空間，并擔當起民族文化精神的薪火相傳的角色;另一方面，口頭傳播的瞬時性、碎片化的劣勢，越發被凸顯甚至被有意識地強化。這種態勢慢慢塑造了傳統的語言觀，即語言是人們交流和表達思想的工具，經過心靈的中介客觀地“反映”著現實世界，由語言文字固定下來的知識、文化生產的歷史，因此取得合法性和權威性。換句話說，媒介的直接價值基于它對既存事物的再現功能。
20世紀初期，索緒爾的結構語言理論，顛覆了反映模式的語言學傳統，這不僅掀起語言學界的革命，同時開啟了整個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的“語言轉向”，媒介傳播文本化研究的趨勢也破繭而出，并逐漸走向一個媒介語言探討的符碼化、模型化面向。索緒爾首先糾正了口頭言語活動與書面語言活動長久以來約定俗成的等級化秩序，即書面語言是更高一級的符號形式;相反，他認為后者只是前者的“確定的部分”，語言既是言語機能的社會產物，又是社會集團為了使個人有可能行使這機能采用的一整套規約。這種制度性的“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類似于“文字、聾啞人的字母、象征儀式、禮節形式、軍用信號等等”[2];并且，鑒于語言活動的日常性、普遍性，它還有效規范著其他符號表現或傳播時意義的生產。語言的符號化和結構主義的分析方式，將過往表層的能指形式的關注延伸到深層的結構規則，拓展了媒介載體的表述空間，表征的實踐不再囿于書寫的文字形式，還延續到聲響、影像、圖片等多樣化的傳播領域。
媒介語言的認知方式，近幾十年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特別是在消費主義、大眾流行文化理論的解構下，現實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可靠性遭受質詢，過往決定論的語言哲學大廈開始搖搖欲墜，語言文字符號的真切性、指向性功能日漸衰弱。這種思潮，同樣帶動了媒介研究領域的知識變革并呈現新的思維范式;媒介語言及文化的空前活躍，超越了既有的新聞傳播學提供的理論視界，文本主義和形式主義路徑，越來越顯示出與繁復駁雜的現實生活的間離和局限性，諸如文化主義、技術主義及受眾研究的成果，也有力地推動著建構主義的學術理念。人們發現，穩定的語言結構事實上只是一組滑動的能指符碼，其真正的意向功能來自多種因素的規約和耦合，像媒體差異、社會語境、接受者自身的文化期待等，都深刻地支配著解碼程序及其“所指”結果。先前占主導地位、意指明確的媒介語言，正在為動態的、開放性的話語系統所取代，它們不斷記錄、改寫現實世界，并促使自身在人2012年第1期(總第89期)東南傳播類表征領域越發復雜且富有創造性。
從實踐角度看，媒介傳播已難以被狹隘地歸為再現性的模式，它正在以驚人的力量復制同時也型構著日常生活的邏輯，并通過再語境化的方式，塑造了大眾認識、看待世界的方式;所以，建立在某一特定社會生活領域中思考框架的話語機制的解讀，便自然邁入日趨使傳者、受者緊密聯系，建立普遍互動的、更加生活化、復調化的新的媒介話語結構形式。甚至于，在慣例式的“編讀往來”、媒介使用效果之外，對生活常態的介入并簡約地“陌生化”的生產方式深深嵌入媒體的組織行為之中。像近10年來民生新聞的熱潮，無論從收視率還是接受效應，都直接沖擊乃至接管了之前“傳者”至上的媒介話語生產方式。這同時也意味著，我們需要重新檢討更具包容性的媒介話語的表征實踐，了解“新聞制作的日常工作的組織形式、收集新聞的常規程序與新聞制作的社會和經濟局限性”，以及新聞事件的源文本“如何被加工成我們在報紙上或電視上看到的新聞的”[3]。惟如此，才能應合大眾社會媒介話語的動態模式和文化的生成機能。
二、媒介話語表征的意指實踐
信息時代的話語功能，游走于開放的意義網絡之中，播散、拆解和重構著意義，但并不意味著相對主義文化的盛行和倫理規則的必然缺失。首先，媒介話語的描述性或敘事性，決定了其客體化的特征。人類的意識、思想是由詞語這一媒介表達出來的，詞語被看成客體對象，被看成物，人們用它來編排特定的形式，以傳遞和交流信息，這種信息在通過媒介傳遞、交流之前便已存在。現代傳播學堅信，媒介話語能夠真實、客觀地呈現生活中已發生的事物、事件的面貌;即使是技術論者，也是將媒介傳播形式的發展，看作社會“內容”多樣化變遷的一個組成部分。無論詞語、命題、思想和圖像都是表征，同時，表征的運行機制不是隨意創造的，它根源于兩個事物之間的聯系(如X代表Y)。這使得，所有的媒介話語的表征，皆為人類生活的實踐方式，通過“實踐”中介，受眾重新觀看或體驗到自身和其他人群的生存境遇及生命的意義。譬如，我們居住在世界的東方，所見所聞有限，卻對遙遠的西方并不陌生，因為媒介話語的意指實踐引領我們了解、把握另一端的生活狀況，并適時地表明個體或集團的立場和關切。
不過，媒介話語的意義生產活動，顯然又不能完全等同于自然世界的臨摹和陳述。媒介話語的符號性使描述手段帶有主觀的、抽象化的特征。如果說18世紀以來，媒介觀念僅僅隸屬描述我們傳播工具的事物，那么到了20世紀，報刊、出版和廣播、電視等主導媒體的崛起和繁榮，廣告業的日趨發達，媒介或傳媒則“成了關于一般傳播的社會組織或機構的術語”，甚而派生出指“某種懷有另外的顯然主要是實用性目的的組織或機構”。[4]不論哪種用法，媒介都是社會組織形式之一，媒介話語的純粹的傳遞信息的功能被質疑、詰問著。
媒介話語逐漸由中介性的傳播物質實體的觀念，蛻變為心靈塑造后的符號文本。它既受制于制度、經濟、慣習等歷史性因素，還依賴特定語境下受眾的“情感結構”。抱持娛樂休閑心態的電視觀眾很少反對電視媒介中的神話劇的非歷史性和虛構性陳述;明星代言的廣告與產品質量亦并無一致性，媒介話語只是利用符號的象征意味“添加”實物的消費價值。
其次，媒介話語的表征實踐，還在于其建構性。今天的話語理論之所以滲透到人文與社會科學各個系統，就是基于它提供了建構知識領域和社會實踐領域的不同方式，像報紙話語、廣告話語、醫療話語等類別相異，但都是不同環境下象征性的使用方式而已。從整體意義上看，“話語不僅反映和描述社會實體與社會關系，話語還建造或‘構成’社會實體與社會關系”[5]。媒介話語正是以自己的方式建構諸如權利、文化、審美及價值觀等各種至關重要的觀念和實體，同時還互相串聯以建造一個新的、復雜的話語。像新聞話語，常常為我們描述周邊或遠處人們說過或做過的有價值的東西，通過報道、重敘，讓我們對事件的過程獲得認識或者價值上的判斷，當重復性的話語經常被談論后，社會的主導理念會得以形成;時尚話語的帶有預知性的陳述、誘導方式，也往往能建構起某一階段的風尚、潮流。
對于大眾而言，媒介話語的建構模式，并非總是有意識的運用和實踐;在日常生活中，媒介話語的結構能力經常在“自然化”的狀態下完成，尤其在媒介形式日益膨脹、且充斥了人類生存空間的情勢中更是如此。這種自然化的表征實踐，以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客觀性理念得以確立，其文本或影像成為揭示世界的普遍、有效工具，目的是促成共同體成員間的意義、價值觀的共享，抵達集體性的文化認同。所以，正如卡瓦拉羅直言的，“表征是維護文化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手段：世界觀要通過文化形成，并通過文化使自身合法化，進而約束它的接受者”。[6]很顯然，作為一種調控權力之流的“規則系統”，媒介話語并非如法國社會學家孔德說的，是一個完整的共同體共享的財產，所有人都有機會自由地參與到公共財富的利用中來;而是有意識地對媒介訊息再度編碼的結果。巴特曾分析過媒介傳播意義的兩個層次：第一是明確的外延意義，如格拉斯哥媒介組對1970年代工人罷工媒介表征的分析時，描述的諸如誰接受媒體采訪、都說了些什么以及是誰說的等問題;第二是有賴于文化聯想的隱含的內涵意義，如格拉斯哥媒介組在聯系勞方時特別強調了“威脅、需求”等詞語的意識形態傾向。這說明符號的所指可以將各種意義附加給具有外延意義的主體，具備構建訊息意義的各種主導意義的能力。[7]世界與意義的關系問題，本質上是一個修辭學的問題。
作為符號和象征體系的話語，常常建立在某種隱喻或轉喻之上，這種技巧、方法不但通過具體的感性形象令意義生色，還置換和塑造了意義。可以說，“修辭以各種形式棲居于語言之中，當語言建構現實的時候，如果沒有修辭，可能也就沒有我們可說或可寫的現實了”[8]。大眾媒介話語表征中的修辭實踐，是聯系人與世界、解析差異政治的能動形式，它不止徘徊本期推薦6古典修辭學出于交際目的語言文字形式的雕飾、說服層次，更是現代社會文化意義上的、具有彌散性的掩飾和轉換手段，指涉言語之外的一切生活里的規范形式，參與著意義世界的再生產。
因為語言是為了識別或賦予人類經驗以意義而被建構的，語言里被交流的知識和信息很大程度上屬于語言自身制造物;故而，依靠語言符號手段的人類的傳播、交流及交往行為活動，“構成‘真實’的東西不僅只是通過理性行為而形成其結構的。經濟、社會及政治方面被大眾認為是真實的東西也是通過非理性行為產生的”[9];這使得媒介話語自始至終都與社會結構、制度安排及時代氛圍聯系在一起的，并在與主導意識形態的張力關系中，成為整個社會關系形成機制的一個縮影。傳播媒介的表征實踐，恰恰利用修辭與一個民族歷史文化交融性的事實，有效地規制了話語使用的策略和效果，進入與越來越多的受眾發生對話、彌合沖突、達至認同的流程。
三、媒介話語表征的功能轉換
媒介話語同社會機制的'關聯，尤其是與社會意識形態的纏繞，使得媒介文本、傳播過程，都包含著或隱或顯的權力邏輯。批判理論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反思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時，曾以“文化工業”概括精神生產產品對社會秩序的構造和維持功能。當啟蒙運動標榜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理念并摧毀了宗教神權的統治地位，其制度安排的矛盾與困擾也引發了對自身價值邏輯的反抗勢力，因為自由作為普適性的觀念逐漸成為有產階級的符號，在奉行“叢林法則”的環境里，平等主義話語更是烏托邦式的幻想;相反，傳播媒介所負載的資訊流通使命，在商業化的機械復制過程中，不僅消弭了一般受眾對未來社會愿景的“想象力”，還在對金錢、權力的依附中，淪為統治階級的工具。媒介話語的敘述邏輯走向單一，媒介衍化為經濟利益的附屬品，話語的表征功能因媒介生產權力主體的固化，使先前差異性的文化特質不復存在。
隨著全球一體化經貿關系的確立，現代文化工業已過渡到相互吸納、相互影響的世界性的文化產業鏈。文化不止存在于新聞文本、媒介環境，而且像品牌設計、金融組織、休閑服務等文化產品無處不在，過去隸屬于上層建筑的媒介文化，仿佛從上層建筑內部溢出，“滲入并掌控了經濟基礎，開始對經濟和日常生活體驗兩者進行統治”，總之，文化被“物化”了[10]。物的媒介化意味著作為表征的文化符號的社會功能的轉換，并引發媒介話語的內涵和外延的擴張，以及話語敘述機制的變異。媒介產品的生產功能被削弱，媒介生產主體的意愿更多地為流通實踐所支配，媒介產品的出現或再生，可能是人工設計的，也可能是意外造成的，同一性的文化產品在與對象的互動關系中，修復、更換著自身原有的話語屬性，以便適應不確定的生產—消費模式。
物的媒介化或者消費主義的意指實踐，的確改變了媒介話語的經典表征模式;甚至在后現代理論家那里表現得更加激越，他們通過對客觀反映論及新文化史學二分式媒介話語觀的針砭，強調話語是“一種具有歷史特定性的存在，其中介同時生成著客體性和主體性，并重新安排著兩者之間結成的關系”[11]。這種理論的預設是，從事媒介符碼制作、運行和使用的個體，施用于社會環境的概念、范疇類語詞，不單單是具體語境下的心智的再生產，相反，是一個既非客觀亦非主觀的復雜的關系網絡。但無論如何，媒介只要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構成相互關系、形成意義邏輯的“中介”，媒介話語的表征功能必然繼續存在，且一如既往地承擔著人際交往、文化傳遞的功用，就像媒介話語自身一直在調適、創構中演變一樣，表征功能也在當下多元化的意指實踐中不斷完善或變異。
媒介話語表征功能的探討，牽涉到社會、文化、政治及經濟等諸多方面，這里只是從宏觀、理論的角度概而論之。其實，不同國家、不同語境媒介管理體制和經營策略的差異，必然帶來表征方式的獨特性。但不可否認的是，媒介話語已經是我們置身其中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且還是影響我們觀看、認知、理解世界的支配性途徑，對它的特性和運行機制的把握，是文化傳播理論和實踐中無法回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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