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語境的本質與本體言說論文

文學語境的本質與本體言說論文

　　文學語境作為范式的形成是通過文學經驗、文學傳統、文學知識和文學批評理論等共同形成的一種動態性共識。“文學”并非從人類文化誕生之日就存在著，而是由于人類實踐活動的社會性分工所帶來的人類經驗的分類和對世界體驗的加深，文學活動從一般性實踐活動中掙脫出來形成獨特的文學意識，也即是將文學從政治、歷史、文化之中剝離出來形成一種獨特的審美類別。文學意識的相對獨立性和動態生成性形成了文學的自覺，比如中國魏晉時期的“文學自覺”。文學自覺的意識一旦形成就不可阻擋地向前發展，在不同的時代和境況下，文學內涵和外延都不盡相同。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我們都一致承認文學相對獨立地存在著。文學相對獨立存在和發展的空域就是文學語境。普拉特認為：“文學本身就是一個話語語境。正如其他話語形式一樣，文學作品被生產和理解的方式都得以大量無言的、共享的文化知識為基礎，這些知識即語言使用過程中發生作用的規則、規約和期待。”在文學意識的發展和文學經驗的加深、文學傳統的積累以及文學批評的反思之下，文學語境便不斷地生成和發展著。

　　一、“文學語境”的本質言說

　　文學語境作為文學知識范疇的形成來自于語言學“語境”概念。在語言學之中，語境與文本互為存在的根本：語境任何時候都包含著一個語境對象，而對象任何時候“都是已經被語境化了的對象”。因此，筆者認為文學語境也應該得到像文學作品和其他文學理論范疇一樣的研究地位。從“語境”到“文學語境”，并不是為了在文學理論和批評之中生造學術名詞，而是出于文學現象和文藝理論研究的需求。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傳統的文學理論并不足以闡釋當下的文學現狀，更不能作為文學話語建構屬于現實文學的理論空間。文學與亞文學、文學與生活、文學與圖像相互滲透、交織、影響以及網絡文學的興盛等等情狀，不能被合理地解釋。因而，文學應該被合理定位，應該被置于語境之下來審視，畢竟從來沒有一種超越歷史和文化的文學存在。因此，對文學語境基本問題進行研究，并從文學語境角度來認識文學生產機制，才是我們把握當下文學存在狀態和文學實踐現象的最佳選擇。

　　對于文學語境的本質是什么的追問，必然回溯到“語境”概念之上。語境的概念包含著兩個基本的實體：焦點事件（focal event）和包含事件的行動場域。同時，語境的目的是為了理解和解釋文本，以便獲取意義，正如帕克·羅蒂斯（Parker—Rhodes）所說，語境和意義是不能分離的，二者一定要么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部分或不同屬性，或者它們是同一事情的不同名稱。因此，“語境——意義——文本”就成為語境定義中核心的核心。在這種情形下，筆者認為語境的定義應該是：語境是圍繞在文本周圍的建構的關聯性實在，并以文本為中心動態地連續地生成。 語境以網絡體系的方式與文本相關卻不是此文本的組成部分，它普遍性地存在著并具有必然性地賦予文本某種具體特定的意義。

　　這種語境內涵是針對一般性的話語和文本，文學“作為語言的藝術”和“藝術的語言”，其語境必然從屬于一般性語境，即使它擁有著無數的差異性。根據上面的定義，我們首先初步套用到文學語境之中來，于是文學語境就可以暫時界定為：文學語境是圍繞在文學文本周圍的建構的關聯性實在，并以文學文本為中心動態地連續地生成。文學語境以網絡體系的方式與文學文本相關卻不是此文學文本的組成部分，它普遍性地存在著并具有必然性地賦予文學文本某種具體特定的意義。

　　當普遍性范疇套用到特殊范疇之上時，必然存在諸多問題。首先，文學語境的對象不僅僅是文學文本和文學話語，還包括整個文學活動，比如文學創作者、閱讀者、作品本身、評論家、文學生產與消費和出版社書店，等等。其次，由于文學話語的虛構性，其營造的文學語境必然與客觀世界有著距離，不像一般語言和科學語言與世界幾乎重疊。于是文學語境一方面可以指與文學活動相關聯的實在，另一方面還可以指文學自我營造的世界所形成的話語語境。再次，文學語境的生成不是以邏輯理性安排為中心的，而是以感性審美目的為基礎的。

　　于是文學語境指以人的文學活動為中心而建構的關聯域，在主體的參與中動態性地連續生成著。一方面文學語境普遍性地存在著并具有必然性地賦予文學文本某種具體特定的意義，同時以試圖呈現出文學文本的審美性特征（情感性、音樂性和圖像感）；另一方面文學語境為整個文學活動提供相對獨立的場域，將自身與生活世界逐步區隔開來。

　　文學語境主要從兩個向度生成：一個是文學文本之中“在場”的詞和句之間所形成的關系性語境，即橫組合語境；一個是由文本之中詞句所能想象或感受到的“不在場”相似對象組成的語境，即縱聚合語境。橫組合語境是根據詞句“相鄰性”原則以轉喻的方式形成；縱聚合語境是根據占位于詞句而處于詞句之外這樣的“相似性”原則以隱喻方式形成。橫組合語境是在詞句的連接之上形成的，偏重于線條性、歷時性和平面性；縱聚合語境是在垂直想象維度上形成的，偏重于選擇性、共時性和空間性。通過對兩種文學語境不同特征的分析，筆者發現小說語境和詩歌語境恰好與其對位。小說語境是通過文本詞句的有效銜接和演進，由前面的詞牽扯出后面的詞，從實現整體語境的建構和營造。因此小說語境更偏重于時間敘事維度，并且也是在事件的推進中完成語境自我的生成，從而反過來推動情節向前。小說語境中產生的意義是在詞與詞之間承接之中產生的。詩歌語境則是通過詞語在某一個時間點上所能想象到的所有對象而組成，它強調空間上的無限聯想。詩歌語境中產生的意義則是在詞和詞之外對象的相似之中形成的。

　　二、文學語境本質的關系性追問

　　文學語境處于內部作品語境與外部社會歷史語境之間的搖擺狀態之中。我們試圖建立一種協調兩種局部語境的整一性語境。通過文學經驗事實，我們明顯能夠意識到文學語境作為相對獨立場域的存在。理論家們常常將文學語境與外在現實世界等同起來，以至于將文學的社會歷史研究批判為與文學無涉的研究。而文學語境是包含著文學內部語境、文學個體語境和文學社會歷史語境在內的總體性語境。因此，文學語境應該是與文學內部作品語境和外部現實世界都產生關系，但是又不會失去自身獨立地位的恰當的層域。

　　人通過實踐將外部自然和社會世界轉化為主體的實踐活動的條件和環境，于是外在世界在實踐中向主體敞開和生成，從而形成人類活動的“社會歷史語境”（不同于文學的社會歷史批評）。文學活動是一種具有特殊性質、方式和意義的實踐活動，它以審美的方式經驗著外部世界，從而形成獨特的具體的文學活動環境，即文學語境。

　　之所以我們常常會將文學語境與社會歷史語境混同起來，一方面在于語境的無限擴展性，正如解構主義者所說“語境是沒有限定的：沒有什么可以預先決定哪些是相關的，也不能決定什么樣的語境擴展可能會改變我們認定的文本的意義”。因此，當文學語境從文學文本語境突圍出來之后，很難不將自己的野心投入文學之外的整個社會歷史。另一方面，它們都是作為對象存在和闡釋的環境和可能性而出現，但是社會歷史語境針對的是最廣泛的人類活動，而文學語境描述的是文學活動，因而，文學語境內包于社會歷史語境之中。再一方面，在人類早期，由于生產力和思維能力的低下，人類對世界的把握具有直接性，“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因此，那時還沒有審美語境乃至文學語境在思維中的存在，直到審美意識的自覺，更準確的是文學的自覺，對文學語境的意識才真正確立起來。主觀、客觀和歷史這三方面的因素使得社會歷史語境和文學語境存在復雜的關系。社會歷史語境和文學語境都是作為文學活動的外在條件和環境，而與文學活動之間的關系具有共通性，又具有差異性。

　　從上面的闡述，我們可以發現文學活動可以存在于兩層空間或系統之中，一是文學活動作為一般人類實踐活動而存在于社會歷史語境之中，二是文學活動作為審美性特殊活動存在于文學語境之中。在這兩個系統空間之中，文學活動及其要素都會呈現出不同的存在意義。語境是對象關系性的實在，是以網絡狀的系統而存在著的。我們知道在系統論之中，同一對象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系統之中，其意義也是由不同的系統關系給予的，而并非作為系統要素的對象自身的“自我意義確證”。在系統中要素隨著所處系統的變換在保持自我特征的同時會發生變化以與新系統協調，從而產生不同的意義。如果將系統要素看作永恒不變的對象，那么無論在任何系統之中要素都擁有著絕對的意義，這就會導致理論問題。文學活動作為一個系統具有四個基本要素：作者（artist）、作品（work）、讀者（audience）和世界（universe）。這四個要素作為一般實踐活動要素存在于社會歷史語境之中，同時又作為具體審美實踐要素存在于文學語境之中。如果將這些要素看作是靜止和永恒的，在文學語境之中與社會歷史語境之中都沒有任何差異，那么就會導致像文學社會歷史批評和文學社會學這樣將文學作為社會學闡釋注腳的理論問題。

　　作家和讀者可以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主體而存在，同時也是作為藝術創作和闡釋的主體而存在著的；作品可以作為人造物而存在，也作為特殊的藝術文本而存在；世界可以作為人類活動的客觀總體環境而存在，也可以作為通過審美方式而把握的藝術世界和承載作品人物和事件的虛構藝術世界而存在。如果我們在文學批評中只看到作為普遍性的人、一般性勞動產品和總體環境這些社會歷史系統層的要素，那么我們的批評就根本還未進入文學語境的批評之中。因此，文學語境具有自己獨自存在的特殊場域，同時又不失與社會歷史語境的母體性關系。正如黑格爾所說：“每種藝術作品都屬于它的時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環境，依存于特殊的歷史的和其它的觀念和目的，因此，藝術方面的博學所需要的不僅是淵博的歷史知識，而且是很專門的知識，因為藝術作品的個性是與特殊情境聯系著的，要有專門知識才能了解它，闡明它。”

　　文學語境是主體審美性地體驗驗世界的長久歷史之中，逐漸積累而形成的集體經驗。因而文學語境是一種人把握世界的特殊性具體場域，具有一種主觀性；但同時由于這種集體經驗客觀地規定著個體的文學活動，因而文學語境是一種經驗性客觀實在。這也證明我們將文學語境定義為“圍繞在文學文本周圍的建構的關聯性實在”的合理性。文學語境是通過民族、文化、傳統等積淀下的審美經驗來把握文學的方式，不像客觀世界那樣可以通過知覺把握，所以具有強烈的主觀性；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其實在性，因為它的的確確在面對文學活動時，具有一種約束力和闡釋力。因此文學語境是實在的，但不是實體。人類對文學的經驗無窮無盡，因此文學語境也在這種經驗積累之中不斷生成和發展著。

　　文學語境雖然應該與社會歷史語境區分開來，但是文學語境源自于社會歷史語境。因此，不能像形式主義那樣“一刀切”地將社會歷史語境滲入文學語境的方面全部排除在外，獨自享受自己那“桃花源”般的真空世界。反過來，文學語境也不能整體性地將社會歷史語境囊括于身，文學語境與社會歷史語境之間存在著可以變化的模糊地帶。不同的具體文學語境下，文學語境與社會歷史語境之間的模糊地帶不同。二者之間的關系是流動性的，沒有絕對的界限。

　　總之，文學語境是從文學的覺醒開始就客觀存在著的，并不同程度地為文學活動提供著可能性。文學語境從屬于社會歷史語境，文學活動具有一般實踐活動的性質，但同時更重要的是擁有自身獨特的屬性，正如米勒將詩歌比喻成“卷成一個球的刺猬”，“每部作品也是一個單獨的空間，周圍都有刺一樣的東西保護著。每部作品都自成一體，甚至與自己的作者也是隔離的。作品也與‘真實世界’隔離，與任何統一的超凡世界隔離”。因此，文學語境于社會歷史語境之中可以擁有屬于自己相對獨立的空域。

　　三、文學語境本體之后形而上學言說

　　本體性思維源自于傳統形而上學探尋萬事萬物本原和基礎的思想，將本體視為一種非經驗能把握的超驗的抽象存在。我們的語境本體和文學語境本體是建立在后形而上學的基礎之上的，而非形而上學的理論框架之內。后形而上學對形而上學的批評源自于兩個維度的進攻：一是外部批判形而上學；二是內部顛覆形而上學。對形而上學的外部批判最早是科學實證主義，他們以經驗為基礎，通過語言邏輯證明了形而上學的絕對預設的無意義，即“形而上學是不可能的”。于是沿著這樣的批判路徑，分析哲學從早期的意義標準性轉到后分析哲學的語用學研究，也就是對語境的關注，“在庫恩那里形成一種后經驗主義科學哲學的歷史主義，在羅蒂那里則形成一種后分析哲學的語境主義”。對形而上學的內部顛覆主要包括：生命直覺主義和解釋學傳統。以非理性主義——新康德主義、意志主義和生命哲學倡導的意志、情緒、直覺等對傳統形而上學的理性主義進行顛覆。以存在主義和解釋學——闡釋和理解對絕對意義進行顛覆。內部顛覆都試圖“尋找到某種主體與客體、理性與感性渾然未分的思想狀態，從而使存在的意義得到本源性的把握”。文學以“前反思”和非概念性的詩性語言的方式超越主客體二分的困境。因而文學語境本體言說從兩個層面上的后形而上學吸取理論資源。

　　首先，人類對世界的把握是通過將世界內化為主體的自身的思想、理論和知識來進行的，而思想、理論和知識并不能自我呈現，只能借助于語言和符號，于是人對對象世界的掌控就成為對語言符號的占有和理解了。也就是說語言符號成為對象世界的現實表征，語言就成為思想和理論的本體性言說了。而語言和符號一定是存在于自身的語境之中，或者說思想就存在于自身的語境之中，為語境所限制和闡釋，與語境同在同亡。因而“語境就成了人類之知性與理性存在的本體論基底”。而語言符號并非以語法邏輯形式而存在，它是人的本質力量往外投射，正如赫爾德所說“語言的全部構造方式正是人類精神的發展方式”。語言的分類，語言從動詞發展成名詞等過程都反映出人類精神發展的圖景；人與世界的關系，因為人類原初的愛憎情感，從而在語言上表現為語法的性，比如事物被分為男性、女性，善良、邪惡。人心中的感覺浸潤到所有的物體之中。語言的精神性特質使得語言內含著社會、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因素，“語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對語言不斷施予影響的自然的結果。一個民族的人民總是以同樣的獨特方式理解詞的一般意義，把同樣的附帶意義和情感色彩添加到詞上，朝同一個方向聯結觀念、組織思想，并且在民族智力獨創性與理解力相協調的范圍內同樣自由地構造語言。于是，這個民族便逐步地使其語言獲得了一種獨一無二的色彩和情調，而語言則把它所獲得的這類特征固定了下來，并以此對該民族產生反作用。所以，我們從每一種語言都可以推知與它相關聯的民族性”。因而，筆者贊同洪堡特的觀點，語言是在文化之中孕育出來的，同時也受到文化語境的束縛和控制。語言符號對主體和文化的依賴性，也就是對語境的依賴性，使得語境的本體論具有了一種歷史的確證。

　　第二，語境是作為人類思考問題和看待對象的一種與生俱來的關系模式，具有一種本體論屬性。正如迪萊（Dilley）所說，韓禮德讓語境觀念“從關于人們在語境中的所言、所作和所思，轉變為了以語境為框架，對這些所言、所作和所思進行解釋”。這樣，語境就逐漸擺脫一種局限于語言層面的研究，走向一種對世界本質，對人類知識和孜孜以求的真理的深入思考。即語境已經成為人類言語和思維的潛在規則，甚而具有一種本體性。人對事物的觀念涉及到意義的生成問題，因此語境對意義的生產起著決定作用。但是這種語境不能是任意的語境，它是一種意義的頂級約定，不同主體之間的一致評價性。起作用的語境一定是具有以本體論性為基礎的約定性。主體對實體本質的概括和認識是隨著語境的變化而流變著的，即對事物不同的本體論態度是受到不同語境觀的影響的。語境不同，對對象意義的界定就會存在很大不同。主體通過自身對世界的認識和建構，動態地創造和擴充著語境。正如萊欣巴哈所說：“實體的存在是在相互關聯中表達的。”同時，語境反過來對主體的實踐活動具有制約和闡釋的功能，語境的差異性帶來對對象本質認識的不同，決定著意義的生成。難怪諾義薩會說：“語境的確是一個重要的范疇和有意義的方法論支點，但它必須與存在的概念相一致。只有在一個相關的語境中，才能發現事物的本質和存在。”

　　因此，語境具有一種賦予表征著世界的語言符號或者思想知識以意義確定性的本體論特征。然而這種語境本體論并不屬于形而上學的傳統理論言說范疇，而是屬于后形而上學的哲學思想體系。可以說，語境的本體言說是由后形而上學對形而上學的反撥而帶來的。在形而上學視野之中，超越形而上的永恒的終極本體是語言的本原，如邏各斯（logos）。亞里士多德以十個范疇作為基礎，創造了形式邏輯，使得形而上學的語言學走向形式邏輯。在形而上學理性的控制下，意義就成為一種關注語言真值的結果，于是具有了一種確定性和永恒性。而后形而上學對形而上學的攻擊主要集中在形而上學的永恒實在性、非此即彼的二分性和超驗性。后形而上學站在這種思想的對立面形成一種以語境為核心的理論意識，“語境主義把一切真值要求都限制在局部的語言游戲和傳統上接受的話語規則中，并把所有理性標準吸收到僅僅在原地適用的習性或慣例中”。因此，語境也就成為世界意義的本體性源頭。

　　文學語境賦予了文學語言以后形而上學特質。我們知道后形而上學對形而上學的顛覆主要還是從內部進行的，以非理性的直覺主義和存在主義的闡釋學完成對形而上學感性和理性、主體和客體二分的超越。而文學自身語言的獨特性使得文學在后形而上學理論背景之中具有了一種本體性的言說。形而上學認為概念性和邏輯性是語言的本質屬性，后形而上學認為非概念性和非邏輯性是語言的本性。而這種本性恰恰在文學語言中淋漓盡致地體現了出來。因此，文學語言在形而上學的理論框架中是毫無地位的，甚至是被排斥的。但是將文學語言放入后形而上學的理論之中，發現文學語言詩性特征使自身成為理論的中心。于是學者們試圖尋找到文學語言自身特有的性質，讓自身能成為后形而上學之中的堅實根基。瑞恰茲就認為科學語言旨在追求邏輯性和指稱的精確性，而文學語言則在于強調情感性。同樣的還有保羅·利科對科學和詩歌的區分，他認為科學語言追求精確性、一致性和可證實性。科學語言是通過語言邏輯規則構建起來的，其目的是消除歧義，達到語言的明晰性。而詩歌語言就是以多義性和歧義性作為自己的獨特特征，它與指稱性無涉，不言說任何對象，取消世界。將文學語言從科學語言和普通語言之中區隔出來的目的就是試圖維持文學語言的獨立性和純粹性。

　　然而，文學語言的“雜語性”使得我們自以為是地認為所謂的“文學語言”純粹性落了空。巴赫金的“雜語性”在文學中體現為“多語體性”，“在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找到一切可能有的語言語體、言語語體、功能語體，社會的和職業的語言，等等。（與其他語體相比） 它沒有語體的局限性和相對封閉性。但文學語言的這種多語體性和——極而言之——‘全語體性’正是文學基本特性所然。文學——這首先是藝術，亦即對現實的藝術的、形象的認識（反映），其次，它是借助于語言這種藝術材料來達到的形象反映。”因此，我們并不贊同文學語言與科學語言是屬于不同的語言，其實二者同屬于語言，差別主要在于所處的語境。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語境成為文學語言本體特質的更深層的本體言說。

　　文學語言是非文學語言進入文學語境之中而生成的。瑞恰茲說過并不存在所謂的文學特性，或者美丑的對象本身令人愉快或者不適的問題，語詞給人帶來的效果也不是它本身天生就攜帶的，相反，是由接受語詞的語境帶來的，因而“一個詞語具有的效果即它能介乎所可能產生的某個效果與它所進入的特殊語境之間”。并沒有專門的文學語言存在，語言也并沒有固定的文學性，只能在語境之中才能進行劃分。語言被作家拉入文學語境之中，形成文學語言獨特的魅力。德拉·沃爾佩甚至將科學語言與文學語言的區別都歸于不同的語境因素：“我們確信一般科學與詩歌（一般藝術）之間的真正差異，并非在于科學思想的‘抽象性’或詩歌想象的‘具體性’，而是在于表達科學思想所用語言的總語境范疇或技術特性和表達詩歌思想所用語言的有機語境范疇。”所以在對“文學性”進行確立的根源性上，文學語境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文學性并非形式主義文論所認為的是文學內部恒定不變的、區別于一般語言的獨特性質。語篇和語言能否被判定為文學以及文學性是不是恒常的性質，都需要被置于文學語境的場域之中來審視。文學是一個語境的事實，文學話語本身并不能證明自己的文學性，是否成為文學決定于它所處的語境。文學性是變化的，從來沒有純粹的文學和永恒不變的文學性；文學性隨著社會歷史語境的變化而具有不同的內涵；文學語境是復雜和變化的。因此用語境決定的文學性永遠都是具體化的、語境化的。因此，筆者認為文學語言的非概念化詩性特征并非來自于文學語言自身的內在屬性，而是源自于文學語境的確證。從這個角度來說，文學語境對于文學來說具有一種形而上的訴求，當然這種本體言說是后形而上學意義上的。

　　第三，社會文化語境賦予文學語言前反思性、審美性和感性特質。作為形式語言觀的對立面，以洪堡特為代表的人文語言觀認為語言與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不能在一種抽空的環境中來研究語言的形式和規則，“即使在純語法研究的領域里，我們也決不能把語言與人、把人與大地隔絕開來。大地、人和語言，是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這是因為“語言絕不是產品（Ergon），而是一種創造活動（Energeia）”。語言學是一個有機的生成過程，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語言的過程應該被比喻為生理學的過程，而不能比喻為解剖學的過程。洪堡特的人文語言思想遠遠早于索緒爾的語言思想，但因為譯介的問題和索緒爾語言思想的影響性使得我們長期忽視了洪堡特思想的重要意義。他始終強調語言與生活世界，語言與人的精神之間的關系。語言應該是未分析和抽象地整體地被人所把握的，“人對語言的運用就無不源于他自身的感覺、情感、想象、理解、意志與欲求，即使在借助語言進行思考、傳達信息的時候，也無不表達他自身所特有的感覺方式、理解方式和評價方式”。洪堡特的人文語言思想讓我們意識到文學語言一定是關涉著人的情感、感受、精神、理想等因素的；同時也正因為文學語言的敞開性和包容性使得文學與外部社會、歷史、文化的整個生活世界緊密聯系著。

　　正是語言的人文屬性使得文學所反映的生活世界是一種感覺的世界、尚未抽象和分解的原樣的整體性生活世界。也就是說，文學語言的非概念性、前反思性、情感性和感受性等等感性特征都是源自于文學語言對生活世界的整體把握，同時文學語言與生活世界具有一種直接性的體驗關系，因而對文學語言的理解一定需要將圍繞在語言周圍的情感、感受、審美、訴求等“光暈”聯系在一起，即置于文化的語境關聯之中來理解。語境與文學語言之間的關系不是一種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而是一種同在的依存關系。在這種同在關系之中，語境與文學語言互相生成，互相內嵌于對方。但對于文學語言的感性特質來說，文化歷史語境具有著本體性的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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