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導演的《梁祝》的文學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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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導演的《梁祝》的文學分析論文

　　作者簡介

徐克導演的《梁祝》的文學分析論文

　　韓俊（1982—），女，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藝術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藝術文化學。

　　[摘要] 徐克導演的《梁祝》在保留故事原貌的基礎上，對劇中人物的設置和情節的增減上做了較大改動。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加入現代人的思考方式，對傳統進行揚棄，形成獨特的審美范式和人文關懷。

　　[關鍵詞] 《梁祝》梁山伯祝英臺祝夫人悲劇美學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2.004

　　徐克導演的《梁祝》與以往他所導演的影片不同，這是一部純粹描寫愛情的影片，不涉及江湖，沒有刀光劍影，然而我們在這部片子里依然能夠感受到強烈的徐氏風格。徐克電影大多取材于經典著作，《梁祝》即取材于中國民間四大傳說之一。徐克在保留故事原貌的基礎上，對劇中人物的設置和情節的增減上做了較大改動。研究徐克電影的陳墨曾經說過：“徐克電影的總體特色，要用最簡潔的語言來說，就是——‘改裝傳統’。‘傳統’既可以說是文化整體，亦可以說是某種觀念及某種具體的題材，甚至可以理解成一部舊作。……‘改裝’，包括新的觀念及新的價值形式，還包括電影的新的感性、新視覺、新形式。即：新電影形式——新趣味——新的價值觀念。”徐克電影就是這樣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加入現代人的思考方式，對傳統進行揚棄，形成獨特的審美范式和人文關懷。本文主要從影片情境的設定、人物角色的設定、悲劇命運的思考三個方面來分析徐克版《梁祝》的悲劇美學意味。

　　一、影片情境的設定

　　徐克所選擇的電影大多取自亂世題材，借以亂世題材的選擇發揮想象空間，表達獨特的政治和社會隱喻，使影片呈現出一種寓言化的特征。《梁祝》影片一開始就交待了故事發生的背景——東晉。東晉時期士族制度得到充分發展，士族門閥的勢力與皇權并立，甚至超越皇權，門閥政治達到鼎盛。這一時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祿，壟斷政權，經濟上封錮山澤，占有大片土地和勞動力，成為莊園主。為維護這種制度，東晉南朝時，士族非常重視編撰家譜，講究士族世系源流，作為自己享有特權的憑證。世族、寒門兩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仆隸，易如草芥，曾不以之為伍”[1]。世家大族與庶族之間不相往來。世家大族為了要表示自己門第族望的特別優越，為了不使混淆所謂“士庶天隔”的界限，他們就必須不與寒門庶族通婚。所以世家大族對婚姻的選擇，特別重視門第，如果“婚宦失類”，就會受到本階層人士的排斥和非難，他們以后的政治前途就會黯然失色。

　　影片中的祝家就處于世族的地位，祝老爺十分看重士族世系源流，不厭其煩地比較哪家的地位更高，和誰攀親才能獲得更高的地位。影片中歷史背景的設置、人物的服飾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的風貌，在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對晉人喜歡敷粉、蹴鞠、彈古琴的細節描寫，更能讓觀眾投入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歷史背景的設定突出了以門閥血緣為基礎的封建制度的嚴苛，為梁祝結合之難提供了可信的依據。悲劇是社會發展中新舊勢力的矛盾、沖突的結果。祝英臺趴在屋頂上天真爛漫地想象門外的世界，瓶中的蝴蝶帶有隱喻的效果，這是一個青春的生命，沒有世俗觀念的束縛，有的只是一任本性的自然純粹。而樸素的人性美在這個士族門閥制度深嚴的社會沒有生存的土壤，如同涂抹在臉上的脂粉越厚越好，把自己的本性抹殺地越干凈越好，本片正是在對人性的禁錮與釋放中獲得了悲劇美的力量。

　　二、人物角色的設定

　　在《梁祝》一片中，徐克對人物的設定有較大的改動，徐克所要做的不僅僅是描述一個悲劇的愛情故事，他還要在誘人的敘述之外為觀眾提供一些思考。祝夫人原本有過一段純真美好的愛情，但她選擇了和現實妥協，成為祝夫人，并且成為門閥制度的絕對捍衛者，當得知祝英臺與梁山伯相愛后，祝夫人逼梁山伯寫絕情信，并步步追問：“你以為憤怒就能改變你和英臺的命運？你以為很不滿胡人就會忍讓南邊的漢人？要怨就只能怨自己生錯了地方，怨自己生錯了時候！生在這個我們漢室未落的時候，人人都這么虛偽、迂腐和勢利！要怨就怨你們太多想法，年少無知到了以為你們不喜歡就可以改變周圍的人，以為靠你們兩個就可以改變這個時代！”悲劇就是代表歷史的必然要求、代表社會發展的前進方向的實踐主體，在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斗爭中，由于對方力量還很強大，斗爭遭到了挫折和失敗。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愛情符合人性的要求，然而他們分別處在不同的社會階級，等級深嚴，祝英臺的個人追求必然地化為泡影，她們的愛情也必然成為時代的殉葬品。

　　梁山伯在這里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他既是傳統儒家文化的繼承者，對現實有一定的妥協性，比如他很自覺地想通過考試博取功名，改善自己的地位；當在祝家看到披著紅妝的祝英臺時感到了提親的壓力，甚至想要放棄。但是他又有追求自身愛情的強烈愿望，面對祝英臺的深情厚意，他也顯得義無反顧。然而，他無法反抗世俗的攻擊，也無法守護自己的理想，最后只能在憂憤中死去。相比較梁山伯，祝英臺顯得更加勇敢、執著和純粹。影片中刪去了十八相送的種種暗喻，代之以雨天山洞的情難自禁，這種安排顯然加入了現代愛情的理念，但仍然能感受到愛情的美好與純真。祝英臺在崇綺書院學習的詩歌都與愛情有關，梁山伯在書院藏書樓里反復背誦的是屈原的《湘君》，暗合了他們之間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如果祝英臺和梁山伯的愛情得以實現，那么必然與這一時代、與他們的父輩的理想產生沖突。“悲劇的解決就是使代表片面理想人物遭受痛苦或毀滅。就他個人來看，他的犧牲好像是無辜的；但是就整個世界秩序來看，他的犧牲卻是罪有應得，足以伸張‘永恒正義’的。他個人雖遭到毀滅，他所代表的理想卻不因此而毀滅。”[2]

　　三、悲劇命運的反思

　　徐克在《梁祝》作品中反映的整體風格可以概括為青春、明快、凝重，正是影片前半段的青春明快，更加深了影片后半段的凝重。徐克通過各種場景、動作的巧妙設計來傳達自己內心對現實社會的重新審視。在《梁祝》中祝夫人與和尚之間的愛情糾葛是作為梁祝愛情的參照出現的，祝夫人的選擇與祝英臺不同，她選擇扼殺自己的愛情，和尚最后面對祝夫人所說的話“我身無一物，有什么放不下？你什么都有，還什么都想要。貪心到連人家的東西都要，你要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你困住他們，他們就跟這兒的魚一樣，不敢見人。能放下就放下吧。網開一面，功德無量。”這無疑是對祝夫人心態的最好描繪。但祝夫人的選擇是不是就不可原諒呢？祝夫人面對和尚的質疑說道“外面的環境太惡劣，放他們出去會死的。”她沒有選擇愛情是因為她對脫離原來的生活環境還能否繼續生存產生懷疑，沒有信心，或者說為了愛情而失去已有的榮華富貴不值得，她的選擇更適合世俗的標準。

　　徐克在這里并沒有極力批判祝夫人，觀影者通過她個人的質問也能夠理解她當初的選擇。徐克通過她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世界不會因你而改變。只是每個人的選擇不同。那么你是去適應這個時代的要求，成為“幫忙、幫閑”之人，還是做一個叛逆者、前行著，去改變這個時代？這是屬于人類社會的永恒話題。而梁祝用死來證明他們對現實的反叛，對符合人性的自由愛情的向往，代表人類社會中永遠前進的力量。 “悲劇產生于矛盾和沖突中，具有審美價值的人和現象在矛盾和沖突的過程中遭到毀滅或者經受巨大的災難。同時，毀滅或災難顯示甚至加強這種價值。”[3]價值是現象對人和社會的意義。這種意義并不隨著現象的毀滅而消失，它長久地存活在社會的記憶中，并且物化在人們的行為和文化中。肉體毀滅轉變成道德勝利和精神不朽。徐克在本片中不僅展示了自己敘事能力，也展示了獨特的美學范式。

　　注釋

　　[1]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引《寒素論》

　　[2]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下卷，504.

　　[3] 斯托洛維奇《審美價值的本質》，134

　　參考文獻

　　[1]金丹元.影視美學導論[M].上海大學出版社，2001

　　[2]陳默.影視文化學[M].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

　　[3]陳墨.刀光劍影蒙太奇——中國武俠電影論[M].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

　　[4]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M].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5]凌繼堯.美學十五講[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6]戴錦華.電影理論與批評[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7][美]大衛·波德維爾.香港電影的秘密[M].何慧玲譯，李焯桃編，海南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