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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學翻譯的功利性探析論文
翻譯選材以教育為目的
晚清時期，國難當頭，為了救國保種，一些思想啟蒙者開始傳播西方人文主義思想，旨在開發民智，促使國人警醒。兒童是國家的希望，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股翻譯引進兒童文學作品的洪流。翻譯內容主要集中在探險、科幻、學校教育方面，題材有寓言、童話、小說等，如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話、教育小說、冒險小說、科幻小說等。晚清包天笑所譯的幾部教育小說如《馨兒就學記》（1910）、《苦兒流浪記》（1912）、《埋石棄石記》（1912）曾受到之后的中華民國當局教育部的嘉獎。其中以《馨兒就學記》影響最大，先后發行數十萬冊[2]。當時對于凡爾納科幻小說的翻譯頗為引人注目，他的作品不僅被大量翻譯，而且有的作品還出現了多種譯本，如他的名作《八十日環游世界記》當時曾先后出現了六種譯本。晚清時期譯者注重選擇具有啟蒙、教化內容的翻譯文本，旨在激勵兒童追求知識、崇尚科學，并沒有重視到內容方面的兒童特色，大多不涉及兒童情趣及游戲心理，并不能滿足兒童對于閱讀的本體需要。這樣的選材以教育為目的，對于兒童是否樂意接受并沒有過多的考慮，成人對于兒童的功利期待被放到了首位，翻譯目的對于翻譯選材的決定性可見一斑。
翻譯方法實用第一
晚清時期由于譯者重視譯作針砭時弊的功能，因而忠實原文被放到次要的位置。改譯、增刪的翻譯方法是當時的主流，林紓就曾因漏譯、誤譯和刪節而為后代評論家所詬病。有的譯者甚至在譯文中隨意夾雜自己的評論或創作，如包天笑所譯的《馨兒就學記》甚至把自己小時候清明時節的掃墓經歷也摻雜進去，一切人名、地名、風土、習俗、文物全部中國化了。當時還流行轉譯的方式，即通過其他語言的譯本翻譯過來，凡爾納小說的翻譯半數以上是據日文本轉譯的。[3]晚清梁啟超所譯的《十五小豪杰》譯自日文版，而此書的日文版又譯自英文版，原文是法國作家凡爾納的作品，因此梁啟超的翻譯屬于第三道轉譯，被稱作典型的“豪杰譯”，其忠實原文的程度之低可以想象。當時較少有譯者采用直譯的方法來保留原文的兒童性和藝術特色，改譯、增刪也不是為了兒童閱讀的便利，而是為了達到教育兒童的目的，轉譯更是把忠實原文拋到了九霄云外，種種令當代譯者匪夷所思的形式無一不體現出教化的目的對于翻譯方法的影響，體現出成人對于兒童的功利期盼。
翻譯文體崇尚古韻
晚清時期的譯文大多以文言來表達，周作人曾在他的文章中批評晚清時期陳家麟、陳大鐙所譯的安徒生童話是“第一不幸”，把“照著對小兒說話一樣”的安徒生童話變成“用古文來講大道理”的“班馬文章，孔孟道德”。文言的表達無法體現兒童語言活潑、簡潔、口語化的特色，不利于兒童的閱讀與接受。有的譯者采用了淺顯的文言表達，如上面提到的《馨兒就學記》的譯文，這樣的表達在文言中算是簡潔易懂的了，但仍然屬于書面語，對沒有經過傳統語文系統訓練的兒童來說，閱讀或是理解起來還是比較困難。此外，對于小說的翻譯大多沿襲傳統章回體結構，多以成人的口吻敘述。晚清時期人們開始重視兒童對于國家未來的積極作用，但在翻譯兒童文學作品時采用的卻是成人的欣賞習慣和當時流行的文體結構，這樣的形式沒有考慮到兒童的認知特點和接受能力，與其說是當時的譯者對于兒童心理的無知與忽視，不如說體現了譯者對于兒童傳統語文方面的教化目的，這一目的決定了譯文文體的基本面貌。其實，晚清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雖牽涉到兒童文學方面的內容，但在主觀上并不全是為了兒童，并不是以兒童的需要為出發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為了成人的文化理想和功利目的，借翻譯之名，行教育之實，因此在翻譯選材、翻譯方法及翻譯文體上呈現出上述功利化特色。
結論
晚清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從選材、翻譯方法及語言表達三個方面體現出當時社會對于兒童的功利化期待，凸顯了目的第一的原則。這樣的兒童文學翻譯說教氣息濃厚，缺乏兒童文學所特有的趣味性與兒童特色，沒能考慮到兒童的接受，這是當代譯者所要擯棄的。但這樣的譯作在當時的影響卻很大，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萌蘗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因而具有自身合理的存在價值。這至少說明一點，兒童文學翻譯具有功利性的一面，可以服務于一定的社會發展需要。在當今以市場經濟為主的時代，在強調兒童個性發展的氛圍里，在亂花漸欲迷人眼的兒童文學翻譯中，要把兒童文學翻譯與國家和社會對于兒童的期盼結合起來，這是譯者切切不能忘記的基本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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