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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謝幕探析美國文學中人類本位情結的建論文
摘 要:20世紀下半葉見證了后現代主義的多元化發展,作為后現代的一個重要特征,無我性宣告著人類主體地位的消解。本文從歷時角度探討了美國文學中“人類本位”情結的消解,集中體現為英雄主義傳統的喪失,將后現代的“無我性”追溯到美國自然主義文學對“人類退化說”的宣揚。
關鍵詞:英雄;人類本位情結;人類退化說
20世紀下半葉見證了后現代主義的多元化發展。作為后工業時代的產物,后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緊密相連。后現代主義日益成為西方社會無法回避的主導思想,侵蝕著現代文明和文化的各個領域,包括音樂、繪畫、建筑以及文學。美國文學,也從1960年開始大踏步進入了后現代。轟動美國學界一時的關于后現代主義的大討論進一步確立了后現代主義的合法性。盡管后現代主義的觸角已深入現代文明的每一個角落,其定義卻無法明確。后現代理論家們不斷探尋和挖掘后現代主義的特征,為我們揭開了這一“文化幽靈”的神秘面紗。在《后現代主義視野下的多元化》一文中,哈桑嘗試性地總結了相對與現代主義而言后現代主義的十一個主要特征,認為“無我性(self-less-ness)”是后現代主義多元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給人類社會和人類文明毀滅性的最后一擊,宣告“消除長期以來居于中心地位的主體或心靈”[1]。后現代主義消解了“人”的主體地位,迫使人類全方位地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挑戰,“從藝術到整個星球的‘非人性化(dehumanization)’,宣告了人類主體地位的終結”[2]。
本文以文學的“非人性化”為起點,探討美國文學中“人類本位傳統(anthropocentric tradition)”的逐步消解,直至最終在后現代主義的挑戰中消失殆盡。通過對美國文學史的共時研究,筆者發現,美國文學的“人類本位(Anthropocentrism)”情結,集中表現為文學作品中的英雄主義傳統。為更好闡釋這一“英雄主義傳統”,筆者根據《美國遺產大辭典》的解釋,認為“英雄”既指“神話或傳說中出身高貴的人,具有非凡的勇氣和力量,能夠建立豐功偉績并且得到神的垂青”,也指“具有勇氣,高尚目的或在某個特定領域取得成就的凡人”,拓寬了英雄的評判標準[3]。筆者將從這一定義出發,揭示美國文學塑造英雄、樹立“人類本位說”的傳統。
美國早期文學作品確立了“人類本位說”。《五月花號公約》記錄著首批新大陸移民們遠渡重洋,不懈追求“美國夢”,這是美國英雄主義傳統的開端。在殖民時期的公文、日志、信件、條約和布道中,美國文學從一開始就熱烈歡迎并高度贊揚各種各樣的追夢人,將他們描繪成“英雄”。早期文學作品中,無論出身是否高貴,人們都可以在新大陸上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本杰明﹒富蘭克林通過理性和不斷完善實現了自我價值,從印刷工成為十八世紀美國最偉大的發明家,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哲學家和文學家,以及獨立戰爭的偉大領袖,從此樹立了美國夢經久不衰的典型,成為美國英雄的原型之一。他使美國人相信,人可以通過理性的約束和不斷提升臻于完善。這一時期美國文學贊揚人的主體中心地位,是“人類本位說”的確立時期。
在浪漫主義時期文學作品中,人類作為整體得到公開贊揚和歌頌。文學家們通過對作品中“人”的各種形象進行贊美和歌頌,使人類的中心地位進一步鞏固。早期浪漫主義作家詹姆斯﹒庫珀在《皮襪子故事集》中塑造了荒野英雄那蒂﹒班波,被勞倫斯譽為“美國文學的核心”[4]。他意志堅強,經受各種風險困難的考驗而從不抱怨妥協。他又是一個人道主義者,能夠超越困境,并從中追尋快樂。此時,人的能力在荒野中得到進一步證明和拓展。浪漫主義詩人沃爾特﹒惠特曼放聲高歌,自由奔放地贊揚美利堅民族的每一位普通人,他們是長滿美國大地的芳草,永遠生氣蓬勃并散發著誘人的芳香,使《草葉集》成為美國詩歌史上一座燦爛的里程碑,充分反映著十九世紀中期美國英雄輩出的時代精神。超驗主義者居于浪漫主義的高峰,他們認為,人類不僅可以趨于完美,人性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的。人類既可以通過五官從外部世界學習,也可以通過從內心的直覺和先驗的知識感知一切,并能夠通過超驗感知宇宙萬物,將人類主體地位宣揚到至高的地位,因而,在愛默生筆下,人類具備神性,得以“成為上帝的一部分,是他的微粒”[5]。
1865年,美國文學進入現實主義時期。在現實文學力求客觀和準確反應生活的準則下,人作為文學中心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人物塑造成為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現實主義作家在文學創作中普遍采用社會道德準則來審視和約束筆下的主人公。伴隨道德準則的確立,人在作品中的中心地位固若金湯。文學對英雄的期待從未停止。在《塞拉斯拉帕姆的發跡》中,威廉﹒豪威爾斯講述了一個極度自信并充滿獨立奮斗精神的商人在破產后依然堅守自己人格的故事。拉帕姆雖然在經濟上失敗,卻獲得了道德上的升華。另一位現實主義大家亨利詹姆斯同樣對個人道德表達了濃厚的興趣,他贊美優美而淳厚的品德,主張把個人品質置于物質利益和文化教養之上。主人公們往往具備高貴的品質,尤其是他筆下的新女性,獨立,勇敢,而又充滿智慧,同樣能夠成為“英雄”。現實主義文學時期,伴隨著美國文學對道德標準的關注和宣揚,美國的英雄主義傳統和對人類中心地位的強調也達到了頂峰。
19世紀后半期,達爾文主義和法國自然主義從歐洲傳入美國,伴隨著美國社會生活環境每況愈下,美國文學在90年代進入自然主義時期。首先,自然主義打破了啟蒙主義時期美國文學中積極樂觀的理想主義,打破了對“人的尊嚴和完美的信仰,對民主體系的信仰以及對人類發展和進步的希望”[6]。隨后,自然主義否定人類的進化,解構了浪漫主義對人類神性的確立和在宇宙中處于中心地位的篤信。最后,自然主義否定和批判現實主義對道德的關注,認為“道德準則沒有意義”[6]。自然主義將人類等同于社會性的動物,解構了道德合法性。道德的解構,使人類的完善和評價不再有法可依,“英雄”自此退出美國自然文學的舞臺。自然主義作家斯蒂芬克萊恩和弗蘭克諾維斯筆下,既沒有“英雄”也沒有任何道德評價標準。他們的作品不過是對人類在自然和社會法則作用下的真實寫照。人類在冷漠,甚至充滿敵意的生活中掙扎,其命運就如前者筆下那葉飄搖無依的海上扁舟。
當英雄在自然主義文學作品中緩緩謝幕,“人類退化說”預示著美國文學以英雄主義為代表的“人類本位”情結即將面臨毀滅性的打擊。當后現代主義如幽靈般席卷全球,文學作品中的傳統英雄也銷聲匿跡,“反英雄”取而代之。與勇敢高尚的傳統英雄不同,他們卑微瑣碎,不是社會的主流,也無法成為詹姆斯筆下,占據人類道德制高點的圣人,只是一個個在生活中漠然掙扎的普通人。在《第二十二條軍規》中,主人公約賽連就是典型的“反英雄”,他既無勇敢的精神,也缺乏明確的人生目標和堅韌的意志,在傳統的道德標尺下,他甚至有些貪生怕死,為保存自我生命不惜成為戰場上的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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