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論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同中國文學發展的關系論文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以后，我國奴隸制社會逐漸瓦解，封建制社會逐步形成，春秋戰國經歷著劇烈的社會大變革，社會各階級都在轉化，產生了新的“士”，階級關系有了很大變動。百家爭鳴就是當時這種社會變革和階級斗爭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反映。
那么，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局面是怎樣形成的呢？
春秋以來，特別是戰國時期，生產工具有了進步，鐵具普遍使用，隨著奴隸土地制的井田制被破壞，新的封建生產關系開始產生。個體手工業和商人在城鎮很多，有知識有學問的人也多起來，他們中間或是新興地主，或是沒落貴族，或是走向城鎮的自耕家，他們或是通曉天文、歷算、地理等知識的學者，或是政治軍事的杰出人才。學術上表現為眾多的流派，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農家、雜家、陽陽家、縱橫家等，代表人物主要有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墨子、惠子和公孫龍、韓非、商鞅、吳起、許行、陳相、呂不韋、鄒衍、張儀和蘇秦等。加上當時新興地主階級在各諸侯國剛奪取政權，天下處于封建制據的狀況，統一的封建政權沒有形成，也沒有形成統治思想。這就為“百家爭鳴”創造了歷史條件。使春秋戰國社會的各階級的思想家，為了本階級的利益都能夠四處奔走宣傳各自的思想和主張，都能夠自由地著書立說，都能夠在天道觀，認識論，名實關系，社會倫理，禮法制度和各種政治主張上展開爭論。從而形成 百家爭鳴的局面。
戰國時期，養士風氣特甚。齊國在威王、宣王時還在都城近郊的稷下專設供“文學游說之士”“不治而議論”的學宮。魏文侯，燕昭王等也無不禮賢下士，延攬如恐不及。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和秦相呂不韋門下食客號知名稱三千人，這對“百家爭鳴”也起了促進作用。
那么，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局面同中國文學的發展的關系是怎樣的呢？
我們認為，百家爭鳴的局面和中國文學發展的關系緊密相聯，百家爭鳴在當時就促進了文化學術的發展和繁榮，特別是促進了先秦諸子散文的發展和繁榮。出現了《論語》、《孟子》、《荀子》、《墨子》、《老子》、《莊子》、《韓非子》，它們或記一家言行，或記一家的主張；有的氣勢充沛，感情強烈，富于鼓勵性，有縱橫家，雄辯家的氣概；有的想象豐富，生動活潑，辛辣幽默，善于通過寓言來說理，而又筆帶鋒芒。充分反映了戰國時代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此外尚有記軍事的《孫子兵法》和記縱橫家的《戰國策》及《戰國縱橫家書》等。先秦諸子散文對后世散文有巨大的影響。漢初政論家賈誼、晁錯等的政論文都是從荀卿，韓非及戰國其他法家的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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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而來的.魏晉以后，老莊之學大盛于世，“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和阮籍大暢玄風，東晉玄言詩風獨盛，齊梁文論書扎亦受之影響。唐宋古文家及其以后的古文家對先秦諸子散文的愛好和學習也是很多的。
百家爭鳴的局面常常帶來文學藝術上的百花齊放的現象。除了諸子散文的蓬勃發展外，在詩歌創作上又出現了“楚辭”，這是和《詩經》形式有別的帶有楚國地方色彩的騷體詩歌。它以屈原為代表，除了《離騷》等作品，還有在荊州市沙市區所寫的《天文》長詩，如今尚有天問閣，以示紀念。諸子散文和歷史散文是我國散文史上的黃金時代。《詩經》中的國風和楚辭，向來以風騷并稱，兩者一是集體創作，一是文人獨立創作；一個是現實主義的；一個是浪漫主義的。它們對后代幾千年的文學創作發生了不可估量的優良影響。此外，在諸子百家里還出現了“小說家”，這也是不可忽視的一朵“花”。
又如建安時期，文學取得了煇煌的成就。建安文學的繁榮和發展自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有一條就是思想界呈現出一種自由解放的趨勢。漢代董仲舒提出“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一直是儒家占獨尊地位，而建安時期，由于社會的巨大變動而引起社會思想的變傾，獨尊儒術的局面打破了，名、法、兵、縱橫家的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加上其他原因，使建安時代成為我國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
再說唐代，整個文壇出現了自戰國以來所未有的百花齊放，萬紫千紅的局面。詩歌更是發展到了中國詩歌史上的頂峰。這個前所未有的文學全面繁榮局面的形成，一是文學本身不斷發展變革的結果，二是決定于文學發展的社會基礎和歷史條件。其中也有思想解放和活躍一條。唐代統治者對儒釋道三家思想都很重視，儒道經典都列為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佛教也得到武后，憲宗等的提倡，其他宗教和學說也未受排斥，對文人思想的活躍也是很有利的條件。“遍觀百家”、“喜縱橫任俠”、“好語霸王大略”成為唐代文人共同的風尚。這種思想活躍的狀況對文學有相當深刻的影響。儒家的仁政，對杜甫、白居易等現實主義詩人的創作有明顯的好影響；道家蔑視禮法，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思想在李白等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中煥發了光彩。佛教的流傳，對王維等作家的思想有影響，對變文及其他講唱文學也有很大的作用。
元代是我國戲曲史上的黃金時代。元雜劇的繁榮，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就有封建傳統觀念的`松動、文藝思想的開放，作家思想的積極活躍等。
綜上所述，百家爭鳴的局面有利于文學藝術的發展。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為中國幾千年燦爛的文學藝術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它對中國文學的發展的意義是巨大的。可以設想，如果沒有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的局面，就難有春秋戰國詩歌和散文的繁榮局面，也就難有后代燦爛的文學藝術。同時也難能給人們以經驗總結，使不同的文學流派，多樣的藝術風格得以自由的發展。正是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今天我們才能提出和堅持“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雙百方針。
我國現代文學史和當代文學的發展也表明了，當我們尊循“百家爭鳴，百家齊放”的方針的時候，文學藝術就得到較大的發展，反之，就出了“一花獨放”的局面，不利于文學藝術事業的繁榮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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