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理論與系統論、世界體系理論的論文
比較文學如何命名、囊括和勾勒日趨復雜的跨越國別與民族的文學，是伴隨著比較文學的困境一直存在的問題。總體來說近年來比較具有影響的有幾種： 宋慧慈（ Wai Chee Dimock） 的“全球文學”（ global literature） ； 斯皮瓦克為了區別全球文學強調另一種類型建議用“星球”（ planet） 取代“全球”（ globe） ； 復數的世界文學（ Sarah Lawall）以及單數的“世界文學”（ 莫萊蒂、達姆羅什提倡） 。本文所討論的是最為集中和有代表性的關于世界文學（ 單數） 的爭論。自歌德提出后，“世界文學”幾乎是被最廣泛談論、極少被清晰定義，且很難達成共識的概念之一。21 世紀以來，在世界各地的學者推動下，關于世界文學理論的討論熱情重新燃起，它伴隨著對“全球化”問題的回應和比較文學一直存在的危機，兩者一同為比較文學學科注入了新活力。如今，作為概念的“世界文學”和“世界文學理論”成為了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它已經超越了 19 世紀初滿懷憧憬的設想階段，成為比較文學新的學術動力。
一、當代世界文學理論的三種主要學說。
新世紀以來，全球范圍內對“世界文學理論”的討論主要出現了三位有代表性的學者： 帕斯卡爾·卡薩諾瓦（ Pascale Casanova） 、弗朗哥·莫萊蒂（ Franco Moretti） 、大 衛 · 達 姆 羅 什 （ DavidDamrosch） 一起被稱作世界文學理論的“圣三一體”學者群（ a“Holy Trinity”of scholars） （ Forsdick138） 。他們的研究普遍帶有跨學科特征，特別是與系統論關系密切。①首先是空間說。法國的帕斯卡爾·卡薩諾瓦任職于巴黎藝術和語言研究中心，1999 年出版了《文學 的 世 界 共 和 國》（ The World Republic ofLetters） 一書，書中她強調作為一個世界的文學共和國，雖然根本上與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有關，但是并非完全與政治、經濟等因素相關，文學也建立了自己半自治的、特殊的權力關系體系。她首先從社會學家布爾迪爾的“場域”，特別是“文學場域”中獲得營養，將“世界文學空間”假設為由一個獨立于政治、經濟、語言和社會的統治結構。她又從經濟學家布羅代爾的理論，特別是“世界經濟”的概念中學習，看到將“文學”納入了國際層面的可能性。在她后來進一步闡述的文章《作為一個世界的文學》（ Literature as a World） 中，她認為這個空間有兩個主要特征： 一是等級制與不平等，二是相對的自治性。因為“文學的世界提供了一個自相矛盾的市場，是圍繞著非經濟性的經濟建構起來的，并依照自身的一系列價值運行”，在這一結構的兩端，一端是政治、民族、商業標準等強大的“他治”力量； 一端是“自治性”的對文學創造的“客觀”價值的信念。卡薩諾瓦認為在世界文學空間中最靠近文學自治一端的，一般是較早參與世界文學競爭最古老的民族，大多是歐洲文學。她在注釋中補充說，因為中國、日本、阿拉伯等國家文學雖然歷史悠久，但很晚才參與到世界文學空間中來，所以雖然古老，但是在世界文學空間中只能屈居次要地位。②靠近“他治”一端的一般是文學中的新來者，最缺乏文學資源的空間。
不過，她也說過于強調“他治”的力量將無法解釋很多文學現象： 例如所在國政治與經濟力量處于薄弱地位的卡夫卡的聲譽，四位拉美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等（ 115—17） 。卡薩諾瓦關于“世界文學空間”的理論認為文學的世界共和國最初從十六世紀的巴黎開始，在文學的“他治”和“自治”兩端徘徊，最終構建了這個“空間”。卡薩諾瓦的理論雖然有其新穎之處，但是最有爭議的在于她以法國文學為中心的理論體系，已不再是“歐洲中心論”，儼然就是“巴黎中心論”。
第二是問題說。2000 年美國學者弗朗哥·莫萊蒂發表《世界文學猜想》一文，他強調了文學與自然科學的系統論、社會科學的世界體系之間的緊密聯系。但這不是特例，他和法國的帕斯卡爾·卡薩諾瓦一樣都受益于布羅代爾、沃勒斯坦等人的經濟學、社會學理論，強調世界文學的不平等。不過莫萊蒂更直白一些，他首先承認文學的多樣和數量，使得任何讀者和研究者都不能窮盡，但“世界文學”的研究仍有可能。他征引了馬克思·韋伯 1904 年的發言，他說社會科學研究“不是‘事物’的‘實際的’相互聯系，而是決定不同科學范疇的問題在概念上的相互聯系。以一種新方法探索新問題，‘新的科學’就在這里誕生”，因此莫萊蒂也為世界文學下了定義： “世界文學不是一個對象，而是一個問題，一個需要用新的批評方法加以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像世界上很多問題一樣，無法通過窮盡資料完成，作為一個理論，它需要一個“跳躍和假設”，因此“世界文學不能僅僅是文學，要大于文學； 大于我們已經在做的事情”（ 125） 。莫萊蒂的文章總體上采用宏觀比較的方法，核心是用形態學的方法對比中心與邊緣地帶小說的興起，他從比較語文學的樹狀結構和歷史語言學使用的“波浪假設”取材，用樹和波浪兩個比喻闡釋了作為一個“問題”的世界文學，揭示了文學的生命周期。他將生物遺傳學和語文學相結合，為系統論與世界文學相結合指明了新方向。
第三種是流通說。作為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的教授，大衛·達姆羅什著有《什么是世界文學？》（ 2003 年） 、《如何閱讀世界文學》（ 2008 年）等六本書，他也是《朗曼世界文學作品選》（ 2004年） 六卷本的主編，《世界文學教學》（ TeachingWorld Literature， 2009 年 ） 和《世界文學理論 》（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2014 年） 的主編。他與其他學者共同主編了《魯特里奇世界文學參考》（ The R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2011 年） 以及三部中文叢書： 《新方向：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讀本》（ 2010 年） 、《世界文學理論讀本》（ 2013 年） 、《世界文學名著》（ 即將出版） 。
2003 年大衛·達姆羅什出版了專著《什么是世界文學？》。他認為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文學概念已經超越了歌德時代的定義，應該賦予新的內涵。
他從三個方面對“世界文學”進行了界定： 一，世界文學是超越他的“文化起源地”進入流通的一種模式，是對民族文學的全面折射； 二，世界文學是從翻譯中獲益的作品； 三，世界文學是一種閱讀模式，一種跨越時空與世界交流的方式（ 4） 。這一提法是在對抗比較文學研究越來越傾向于界定邊界、專注于文學的外部研究背景下提出的，他強調了世界文學在作者、文本和讀者間通過翻譯、閱讀進行流通的一個動態結構。
這一結構通過強調文學的閱讀，重新關注了“文學性”。但是在文本越來越豐富、值得關注的焦點越來越多元的全球化時代，如何閱讀世界文學也成了問題，2008 年他出版了以此為題的另一本書《如何閱讀世界文學》。
《如何閱讀世界文學》并沒有拘泥于某一理論或思潮，作者最難能可貴的是在幾個具體操作層面做出了指引和范例： 出色的世界文學文集和選集，設計精良查閱方便的世界站，大學里開設的世界文學課程和優秀教材，有關世界文學的理論探討，與世界文學密切相關的翻譯研究，與世界文學相互豐富的其他藝術樣式，還有就是向異域文化的學習和借鑒（ 45） 。總體說來，在過去的十年里，達姆羅什借助學院體制，致力于將“世界文學”觀念制度化（ 編著頗具影響的作品選、在哈佛成立世界文學研究所每年暑期培養青年教師與學生） 、理論化（ 出版專著） 、以及教學指導具體化（ 編著資料匯編） 。在使世界文學概念重獲新生，為比較文學研究領域注入新活力方面，達姆羅什成績突出。這些明晰的方向和切實可行的方法令達姆羅什的世界文學“流通說”市場廣泛。
二、世界文學理論與系統論、世界體系理論。
總體看來，近年來關于世界文學理論的主要動向都明顯受到系統論的影響。阿普特一針見血地指出： “源于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黑格爾派美學、歌德的世界文學主張、馬克思主義文學的‘因特納雄奈爾’、最近聚焦于超經典與反經典循環的跨國以及后殖民理論作品、翻譯市場、閱讀模式和世界文學等概念本質上都是‘系統性’的概念”（ “文學的世界體系”，148） 。這主要是受益于自然科學系統論波及的社會科學體系論，特別是歷史與經濟研究中的世界體系理論的影響而產生的新趨勢。
早在 20 世紀 30 年代，加拿大籍的奧地利理論生物學家博塔蘭菲（ Ludwig von Bertalanffy） 提出了系統論，但遲至1968 年才出版他的專著： 《普通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 General SystemTheory： Foundations，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 ） 。
雖然之后的系統論從自然科學領域延續發展出了控制論、系統工程等多個綜合領域，但是他們大多都沒有擺脫自然科學方法的價值中立立場，直到社會歷史學家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提出世界體系理論。
沃勒斯坦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吸取營養，用資本主義的霸權理論分析與批判了世界體系中存在的不平等。正是在這一點上，世界文學理論的系統論傾向與沃勒斯坦更為接近，而不是博塔蘭菲。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最初用于分析以近代歐洲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它的核心原則包括整體性、有機開放性以及結構上的等級性等方面； 自 20 世紀 70 年代在美國形成以來，已經大大超出了單純的歷史、社會、文化的研究應用范疇。
不過，為了區分自己的“世界文學空間”與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以及布羅代爾的“世界經濟”概念，帕斯卡爾·卡薩諾瓦用卡西爾（ E·Cassirer） 的“象征形式”（ Symbolic Forms） 看待“世界文學空間”，將“世界文學空間”的結構想象成是世界經濟、文化、地理等流通模式。雖然卡薩諾瓦特別指出她不使用“世界文學體系”的原因是：
“體系”主要指每種因素與觀點的直接的.相互聯系，它的結構特征是側重客觀關系，可以在直接的互動之外運作（ 卡薩諾瓦 114） 。她認為沃勒斯坦的“體系”將“內”與“外”劃分的很明確，可能會無法涵蓋世界文學空間在很多領域中的矛盾、模糊與復雜。不過在這一點上，卡薩諾瓦片面理解了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概念。
沃勒斯坦的理論廣泛受益于歷史學、經濟學、系統論等諸家觀點，也歷經多次修正、補充。90年代在《地緣政治與地緣文化》（ Geopolitics andGeoculture） 中，他在這一“體系”中增加了“核心”（ core） 、“邊緣”（ periphery） 和“半邊緣”（ semi—periphery） 概念； 2004 年的書中他又特別強調world—system 中間的連字符，目的是強調他所關注的“問題不是全世界的體系、經濟或者帝國，而是由 體 系、經 濟 或 帝 國 自 身 形 成 的 世 界 ”（ Wallerstein 16） 。正是這些修正避免了卡薩諾瓦的擔憂： 過去以單一機械模式為驅動（ 最初主要是市場） 的體系理論，轉向難以清晰界定的全球化網狀體系，強調了復雜的網狀關系中的模糊、多元與矛盾在體系中的相互作用。
莫萊蒂從小說史研究出發，他的一系列成果都與世界體系論關系明確，從名字看就可見一斑：《現代史詩： 從歌德到馬爾克斯的世界體系》（ TheModern Epic： The World—System from Goethe toMarquez，1996 年） ，他還有一篇文章干脆命名為《進化、世界體系、世界文學》，文中認為所謂“世界文學”事實上存在兩種： “第一種世界文學（ Weltliteratur） 是地方文化的馬賽克拼貼，它的性質由強大的內部多樣性決定，新形式主要產生差異性，最好的解釋是用進化論式的。而第二個世界文學（ Weltliteratur，我寧愿稱其為世界文學體系： world literature system） 是被世界文學市場所聯結起來的”（ 407） 。③《世界文學猜想》一文也和世界體系論關系密切： 他的主要論據和論述對象是世界文學中的“小說”，特別是“現代小說”的形成與流通。莫萊蒂也承認這一歸類的準確，但他的這個理論猜想也希望填入更多細節。針對此文引起的討論和激烈的批評，2003 年，莫萊蒂寫作了《世界文學猜想續篇》，文章補充說，他知道小說“雖然不代表整個體系，但卻代表最易變的層次，如果只著重關注這些層次，我們可能夸大世界文學的易變性”（ 137） ，因此作者也希望在戲劇、詩歌領域其他研究者能提供更多的研究例證。他委婉承認“猜想”一文雖然可能過分強調了世界文學體系中的某些因素，例如政治，或者中心文學的自治范疇，但是這一體系的“規劃”和背景的關系卻站得住腳，也對未來的文學研究有重要意義（ 142） 。
此外，帕斯卡爾·卡薩諾瓦的理論也是希望開辟一條既是內在又是外在的批評方法，在強調文學的獨特價值同時，容納外在批評的成果，因為她認為“世界文學”作為一個空間是可以進行系統解釋的。建構一個世界文學體系，旨在說明文類地位的變化、小說形式與審美的形成、各個國別文學身份的排定，即與文學本身有關，也和政治、經濟和社會歷史相聯系。至于大衛·達姆羅什，他早在2006 年由蘇源熙主編的《全球化時代的比較文學》一書中，就提出了他對世界文學構成的新層次說。他認為當前世界文學由過去的“大作家”和“小作家”構成的兩層體系變成了三層體系： “超經典”（ hyper canon，指過去一直獨領風騷的大作家） 、“反經典”（ counter canon，指的是在語言或文學傳統上屬于非主流和有爭議的作家） 和“影子經典”（ shadow canon，指越來越隱退的“小作家”） （ 44） 。這種對經典的歷史化描述、層級化分類以及動態性把握本身都是世界體系理論的核心特征。
綜合看來，文學研究從自然科學的系統概念受益，前景廣闊。在為莫萊蒂的新書《文學史的曲線、地圖、譜系》所寫的后記中，進化論的生物學家阿爾貝托·皮亞茲探索了語言學和 DNA 代碼的實際類比可能性，指出“文學寫作”可以理解為一個系統，它并不受自身創造的特定手段的限制，因此能夠在若干知識系統內形成新的隱喻和含混性（ Piazza 104） 。當代世界文學理論直接或間接都與系統論相關，但是這一傾向的理論意義如何呢？
三、理論意義與問題。
新世紀以來關于世界文學理論探討的系統論傾向代表了一種試圖超越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范式的努力； 它重續了被后現代阻斷的人文主義的血脈，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首先，對世界文學理論的系統性思考展示了一種以比較文學為代表的文學研究在經歷長久的后現代的磨難之后，試圖沖破文學性缺失、價值與意義失落的魔咒，試圖重新向系統性和整體性靠近的努力。
這一輪具有系統化特征的討論，在比較文學領域并非凌空出世，因為它的結構化特征向上可以追溯到俄國形式主義④以及捷克的結構主義，向下可以追溯到對后現代主義混亂無效性的不滿。后現代理論最初起源于人文學科，后來逐漸波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它的基本起因是對現代理性原則和規范性組織系統的挑戰，因此具有鮮明的碎片化、斷裂化和無中心、非體系的特征，“這種思潮懷疑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以及文學與藝術、文化與日常等一切人類所從事的每一個領域之間都不存在明確學科劃分的可能性”（ Forsdick 68） 。在這一思潮的部分影響下，最初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熱衷于打破壁壘，沖破學科界限。及至上世紀 90 年代，以文化研究為代表的跨學科研究也的確極大拓展和深化了比較文學研究，但也付出了幾乎喪失文學性的代價。
無論是系統論還是世界文學體系理論都建立在一種可以進行整體化思維的假設上，或者至少表明一種構建宏觀系統化的雄心。這不僅是世界文學研究的新變化，也預示了以比較文學為代表的文學研究在經歷了后現代的斷裂和破碎之后，重拾整體性的信心。因為“具有現代信念的人們試圖先設法分離諸因素，再揭示其相互關系，最后予以系統整合； 后現代主義者的做法恰恰相反”（ 羅斯諾 9） 。
其次，世界文學理論的系統論傾向對唯一中心的拒絕也讓它區別于現代主義的統一性。最突出的一點是它們雖然有整體性的傾向，但是也受到后現代多元化的影響而不再強調單一核心的絕對主義，這主要體現為世界文學體系論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警覺和批判，特別是對“雙重性”的熱情。
現代主義傾向的世界文學理論強調宏觀整體性，但是其中蘊含更多的統一性。與現代主義時期單一、機械的、最終主要以西方文學為核心的世界文學不同，新一輪的對世界文學系統化傾向更為強調這一體系的多元化、有機互動性和對不平等結構的自覺批判： 用莫萊蒂《世界文學猜想》中的話說，就是“體系是一，但不是一體”（ 132） 。因此這里的世界文學不是一個整體： 在卡薩諾瓦那里它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空間”，核心與邊緣的移動、世界文學與民族文學的互相滲透，而不是簡單的覆蓋與同化； 在達姆羅什那里是超經典、反經典與影子經典的不斷位移，以及層級化分布。
此外，這一波世界文學理論的討論者似乎都對“雙重性”別有興趣： 例如卡薩諾瓦認為“每個作家的地位都必須是雙重的，經過兩次定義的： 每位作家的地位是由他/她在民族空間所處的位置決定的，同時也是由他/她在世界空間中的位置決定的”（ “作為一個世界的文學”115） 。達姆羅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學？》中所謂“世界文學是民族文學的橢圓形折射”（ 281） 等學說也是強調了世界文學與民族文學復雜的雙重焦點性。而且世界文學體系論都強調體系的動態性，這種對文學的本質主義觀點的懷疑，無疑也是拜后現代所賜。
最后，新一輪的世界文學理論探討的主體（ 學者） 主要來自西方，這些理論家的研究起點雖然難逃西方中心主義的弊病，但是理論卻為未來打破世界文學體系的不平等提供了可能。
最有影響的三位理論家，其立論的重點和主體都是西方： 帕斯卡爾·卡薩諾瓦身在巴黎，主要從法國文學出發； 莫萊蒂在羅馬接受教育，之后在意大利和美國任教，主要研究 19、20 世紀的歐洲早期文學； 大衛·達姆羅什雖然不斷在他編輯的文選中增加非西方文學的比重，強調世界文學的動態流通性，但是關注的主體仍然是與其他地區文學進行對話的西方文學。他們的世界文學理論都是從西方文學內部出發，總結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論，頗具啟發性。雖然他們研究的缺陷也引發批評和不滿，不過正是他們的理論開拓，為非西方視角留下了可能。
印度裔美國學者穆夫提提醒他們今天探討世界文學概念時，不能只強調以歐洲文學研究為中心的世界文學空間，應當注意東方主義促使東方的語言和文本傳統首次出現在西方的結構范疇中，“我們需要的世界文學概念（ 以及講授世界文學的實踐） 應當揭示出‘多樣性’本身的運作方式———不管是民族的、宗教的、文明的、還是大陸的———都需要對殖民主義和東方主義提出質疑，盡管它恰恰出現在文學同一性的層面。我們講授世界文學時應該講的內容正是這些力量和同化的權力關系”，他關注不同語言文化內外的標準化和異質化，提倡“更有價值的文本細讀，既要從高度地方化的視野，又要從全球視野重視語言和文本在不同社會現實層面上的世俗性”（ “東方主義與世界文學機制”，201—02） ，穆夫提對他們的批評事實上也來源于這批學者自身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警覺。新一輪世界文學體系理論對于霸權主義的批判、對體系中有機動態性的描述都為非西方文學研究留下了可能，因此從目前的世界范圍看，一批非西方學者受益于這些學者的理論框架，正在進行更為本土的文學思考。
結 語。
紐約大學的著名學者艾米麗·阿普特在她那篇爬梳剔抉、宏闊而幽微的文章《文學的世界體系》中，曾提醒目前世界文學這一研究使用自然科學領域的系統論和社會科學的世界體系概念，冒著簡化文學的風險，“通常與人文主義背道而馳”（ 151） 。但是恰恰相反，筆者認為透過比較文學的危機，結合具體文本研究，當今對世界文學理論的宏觀考察與體系化把握的真正價值，在于呼喚了被后現代的斷裂和懷疑主義擱置歷史感的覺醒，重續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人文主義的血脈。
回顧比較文學在經歷了形式主義、新批評、跨學科、文化研究的多番“洗禮”之后，翻新乏術，不僅面臨“文學性”的喪失，甚至面臨學科之死的威脅。對世界文學理論試圖進行體系化的描述本身就是比較文學活力與跨學科胸懷的最好體現。比較文學要為全球化處境中文學多樣性的整體理解提供視角，沒有比“世界文學”更合適的描述了。
因為在各個民族、各類文學文本與人類歷史的縱橫交錯之中，人們試圖理解過去以便解釋現在，最重要的是把握未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莫萊蒂在后來的《世界文學猜想（ 續編） 》中聲稱“我們想象比較文學的方式是我們如何看待世界的一面鏡子”（ 142） 。如果承認文學研究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人類歷史和世界，那么綜合性看待國別文學與世界文學就是有意義的； 如果探索和勾勒文學的世界流通規律是可能的，那么使用系統論和世界體系的方法就可能是有效的。新的世界文學理論試圖通過宏觀與微觀并行的文學研究，將過去與未來連接起來。這一新的研究趨勢不僅重新承認人類歷史的書寫，建構了某些可以被勾勒的秩序概念，而且也承認世界文學應該是不同民族文學豐富交流的成果，并非西方霸權的變相單一覆蓋。
自從維柯和赫爾德以來，人文學科就一直試圖在多重性中尋找和表達普遍的人的概念。當今對世界文學整體性的關注和理論概括的系統論傾向，表達了比較文學試圖擺脫后現代主義的虛無主義傾向，重構破碎的人文觀念的努力，隱含著珍貴的對人類內在歷史的理解。這也正是新世紀世界文學觀念與世界文學理論在經歷諸多變遷之后，與歌德時代的“世界文學”遙相呼應的人文主義基礎。
引用作品[WorksCited]。
艾米麗·阿普特： “文學的世界體系”，《世界文學理論讀本》，大衛·達姆羅什、劉洪濤、尹星主編。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143—58。
[Apter，Emily。 “Literary World Systems，”Theories ofWorld Literature： A Reader。 Eds。 David Damrosch，Liu Hongtao and Yin X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Press，2013。 143—58。]。
帕斯卡爾·卡薩諾瓦： “作為一個世界的文學”，《世界文學理論讀本》，大衛·達姆羅什、劉洪濤、尹星主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106—22。
[Casanova，Pascale，“Literature as a World，”Theories ofWorld Literature： A Reader。 Eds。 David Damrosch，Liu Hongtao，Yin X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Press，2013。 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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