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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文學及影視作品的真實性與邏輯性論文
眾所周知，古往今來的文學及優秀中外影視作品，其藝術形式，須新穎獨特，別具一格，有開拓，有創造，有發展;其思想感情，須有發現，有見地，發自肺腑，深刻獨到，真摯感人。而注重真實性，講求邏輯性，則應該是任何文學與影視作品必須要遵循的最基本的法則和要求。
真實性，即個性真實、生活真實、歷史真實、環境真實等。缺乏真實性的作品，是沒有生命的，是沒有什么價值可言的。像人物形象的概念化、臉譜化即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忽視了個性化。生活真實，是說在反映某一時期、某一地域、某一民族或某一國家的個人及社會生活時，要真實具體，客觀準確。所謂歷史真實，就是要認識并了解歷史上特定時代與社會的宗教、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風俗等條件，要尊重歷史。時下有些影視作品，女性角色動轍大搖大擺，出入朝堂，甚至在朝堂之上打打鬧鬧，即是缺乏歷史真實的表現。環境真實，是說描寫自然環境，要符合特定的時令、地域及自然規律。魯迅先生曾說:“‘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張，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著一點誠實在里面，使我們立刻知道燕山原來有這么冷。如果說廣州雪花大如席，那就成笑話了。”這其中，應該有對環境真實的最為形象的解釋了。
文藝作品的真實性，說起來簡單，但做起來并不是十分容易的。時下有些文學及影視作品，或言陰謀權術，或言情色貪欲，或推崇富貴，或張揚暴力，其缺乏真實性，真是到了讓人啼笑皆非的程度。電視劇《甄娟傳》中，皇上外出，令華妃主持后宮，華妃妒忌懷有身孕的莞殯，便在大庭廣眾之下找借口罰其跪于殿外烈日之下，念誦《女誡》，不料致其流產。這一情節看似編得十分圓滿，但細想之下，便會覺其荒唐。歷來后宮斗爭，雖劇烈異常，但表面看來，大多都是不顯山不露水，明使一把刀，暗使一把火，玩弄陰謀，施放暗箭，不知不覺問已將對手置于敗亡之地。而華妃，明知皇帝寵愛莞殯，而且有孕在身，竟罰其跪于烈日之下，這不是明明白白給自己找死嗎?文藝作品需要想象，但不能胡編廠稍有常識者，大概都會知道，被稱為扁鵲的秦越人首創望、聞、問、切的中醫診斷方法，為中醫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而在《大秦帝國》劇中，秦越人卻成了一望便知病人身患何病且病情如何的神醫，作者別出心裁的創造能力，實在令人嘆服。還是在此劇中，程下學宮講學論辯的故事情節，也是缺乏真實性的。《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道:“(孟子)道既通，游事齊宣土，宣土不能用。適梁，梁惠土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于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土、宣土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可見，孟子至齊，是在齊宣土時期，而這時商靴已被秦重用，變法已經取得成功。而在電視劇中，根據劇情，商靴至齊國臨淄程下，當在赴秦變法之前，其時齊國正是齊威土當政。這時，碰到孟子講學，與其論辯，豈非關公戰秦瓊邪?
莫言的小說，我是比較喜歡的，但那種不加節制的肆意渲染，我卻覺得有問題。楊光祖曾評價莫言說:“他不是一個文體家，這一點你與魯迅相比，就一清二楚。”真可謂是獨具慧眼。魯立人的部隊要反攻，司馬庫的國軍即將敗亡。之前作者用了大段的文字，大肆鋪陳，寫種種不祥之兆，實際上，其效果適得其反。其實，我們都有這方面的體驗，無論個人家庭的重大變化，還是社會與國家的巨變，往往是在神不知鬼不覺的瞬問悄無聲息地就發生了，哪有那么多的征兆啊!商靴說:“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見于未萌。”意思是說，愚笨的人，事情發生了都不明白何以發生，而智慧的人，事情尚未發生，就已經發現了先兆。我們讀《紅樓夢》，讀魯迅，讀外國名著，當然也有渲染，但那都是多么的儉省，多么的節制，仿佛信手寫來，水到渠成。莫言小說中不加節制的大肆渲染，從形式上說，與莫言的文體意識不夠強有關;從實質上說，其實也是生活的真實性上出了問題。
文學及影視作品要有一定的邏輯性，換句話說，就是文學及影視作品要遵循人類思維的一般規律。人類的思維，除了精神病患者，那是有一定規律的。比如，從簡單到復雜，從個別到一般，從現象到本質，就是人類認識事物的基本規律。另外，我們知道，所有事物無時無刻不是處在變化之中，但在特定的時期內，還是有相對的統一性與穩定性。文學及影視作品如實地反映了事物的變化性與穩定性，這也是具備了邏輯性的體現。
《三國演義》中有諸葛亮火燒上方谷的情節。每每讀到這里，我就想，在本書中諸葛亮不是一個足智多謀、能掐會算、能預知天時變化并曾經成功地以草船借箭的人嗎?他在火燒上方谷時，為何不能預知天將大雨?再說上方谷形似葫蘆，兩頭出口狹窄，為何不提前埋伏人馬，當司馬靚父子逃出谷口時加以堵截呢?其實，這也是作者在邏輯上出了錯誤。魯迅先生說，《三國演義》狀諸葛多智而近妖。這是很有道理的。
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對仕途、“經濟”及官宦應酬毫無興趣，對科舉及八股文章厭惡至極，而在高鸚的續本中，卻變得喜歡用功，最后中了舉。還有，賈探春跟其他姐妹相較，她舉止大方，胸襟闊朗，性格倔強，頗有識見，是個巾幗不讓須眉的女性形象。“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必須先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涂地!”這樣的見識，何等了得!探春在和寶釵談笑爭論時，引用《姬子》中的話說:“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者，竊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可知探春對投機功名的蔑視態度。但是，在高鸚續本的第八十回，卻是“占旺相四美釣游魚”，不光探春和其他三個小姐釣魚占旺相，后來連賈寶玉也加入了進來。這里的探春、寶玉，與前八十回的大相徑庭。鄙薄俗名俗利、品格超凡拔俗的探春、寶玉，竟然釣游魚而占旺相了，真是讓人大感奇怪的事。高鸚之續，真是驢唇不對馬嘴，非但邏輯不通，還反映出了他和曹雪芹在思想見地和文學才華方面的天壤之別。
文藝作品的真實性與邏輯性，互相關聯，互為依存，有了真實性，才有可能具備嚴密的邏輯性;有了嚴密的邏輯性，文藝作品中的虛構，才有可能是成功的，精彩的。一部文學作品，或影視作品，要徹底杜絕真實性與邏輯性方面的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們閱讀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欣賞中外一些優秀的影視作品，真實性與邏輯性方面存在的問題還是很少的。而閱讀時下的一些文學作品，觀看當下的一些影視作品，概念化的人物形象，匪夷所思的故事，前后矛盾的情節，錯誤的價值觀念，往往司空見慣。文藝作品創作中的這些不良現象，值得引起我們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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