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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期周作人人的文學觀試析文學論文
一、“人的文學”的提出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文學革命先鋒胡適、陳獨秀紛紛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等文章向舊文學宣戰，倡導新文學。新文學新在何處？胡適在文中闡述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理論之時強調：“我們的中心理論只有兩個：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活的文學，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人的文學。”[1]至此，“活的文學”成為了新文學運動追求的重要形式，而“人的文學”成為了其探求的重要內容。
胡適所提出的人的文學觀實質上是指在文學內容的革新上要關注真正的人，寫“人的文學”。而他所推崇的周作人那篇在當時關于改革文學內容最重要的宣言——《人的文學》，也很好地印證了這一觀點。而實際上，周作人在人的發現、人的價值和對人生的各種思考等關于“人的文學”的思考上，還創作了一系列作品。
周作人在一九一八年發表的《人的文學》這篇文章，提出他的“人的文學”觀，隨后又相繼發表《平民文學》、《新文學的要求》等文章闡釋他的這一觀點。另外，他還在描述日本新村所見的“人的生活”之時來對其進行深化。這一系列的創作足以說明：周作人對于“人的文學”的思考絕不是一時興起或終止于某一時刻的“思想啟蒙”。他從概念的提出、修正到這條道路的實施、乃至最后態度的改變，一直在為實現“人的生活”啟蒙，為“人的文學”而不斷的提升自己的思想、影響他人。
二、周作人“人的文學”觀
究竟什么是“人的文學”？周作人對這一概念的解釋即可見出他的見地、識力。“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簡單的說一句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學”。[2]周作人在他的《人的文學》一文中提出了這一重要概念，并指出“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的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3]
要理解“人的文學”，周作人認為還得在這幾方面進行探索：
首先是人的文學中對“人”的解釋。他認為這其中有兩個要點：一是人具有和其他動物并無不同的生活本能，且應該得到滿足。在這點上，他發見了自我國古代以來的封建社會中壓抑人性本能的傳統，并企圖通過文學喚醒長久以來被壓抑的國人二是人應該有內面的生活，使靈魂達到高上平和的境地。由此衍生出來的人的理想生活必須是靈肉一致的生活，即在物質和道德上都能得到滿足和發展的生活。關于“人”的概念的提出與思考，周作人打破了幾千年以來封建社會的畸形觀念，使人們開始革新已有的傳統認識。
其次是人道主義的提出，這主要體現在改良人類關系的問題上。周作人所追求的人道主義是一種做到利己又利他的理想生活。“我所說的人道主義，并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4]這一點他要表明的是人要在學會愛自己的基礎上去愛別人。這種主張打破了“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等集體主義觀念，使得人從各種束縛中解放出來。
第三點則是“人的文學”與“非人的文學”的區別，“人的文學”是寫人的生活，而非人的文學寫的則是非人的生活。周作人舉例提到，從儒教道教出來的文章，幾乎都不合格。因為他們提倡的一種非人的道德，在表面上維持風教，實際上則是壓抑人的生活本能。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大的“新”，在于推翻封建制度，將人從舊的體制中解放出來，促進人的覺醒。周作人在對“人”的思考、“人的文學”的創作中進行了最大膽的革新。
三、從“人的文學”到“人的生活”
周作人所孜孜不倦地追求的“人的文學”觀，是通過他的創作實踐來實現的。仔細分析周作人的文章，便能看出他對“人的文學”不竭的思索和追求，并希望通過“人的文學”，喚醒人們走上正當的生活，最終實現“人的生活”。而通過創作中對“人的文學”觀的把握，能夠窺見出其對“人的生活”的實現路徑的思考。
一是日本新村所實行的制度和方式有助于實現“人的生活”。在他一九一九年創作的《訪日本新村記》、一九二零年創作的《新文學的要求》和《新村的理想與實際》三篇文章中，周作人相繼且堅定地表露了他的期望。他在日本新村體驗時，覺得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的生活”。“回到城中在草地上同吃了麥飯，回到寓所，雖然很困倦，但精神卻極愉快，覺得三十余年來未曾經過充實的生活，只有半日才算能超越世間善惡，略識‘人的生活’的幸福。”[5]在日本新村，周作人感受到人人各盡其能，各取所需、苦樂共存，更堅定了他對“人的文學”的理想，他渴望在中國社會也能實現這樣的生活。在《新村的理想與實際》一文中，周作人更是將人的理想生活以具體細微的文字描述出來，且再次提出了和《人的文學》中相呼應的個人本位主義：“愈是徹底的知道愛自己，愈是真切的能夠愛他人里的自己”[6]。可以看出，在這一時期周作人對個人、人類之間的關系等問題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注和研究，且的最好方法。
二是通過“平民的貴族化”、“凡人的超人化”塑造真正的人，這一點是周作人從平民和貴族這個角度來分析人的文學、人的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曾在他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提出平民文學和貴族文學，并指出要倡導平民文學。而周作人創作的《平民文學》、《貴族的與平民的》等文章則是他對“人的文學”觀的延伸。他認為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有兩點重要區別，“第一，平民文學應以普通的文體，記普遍的思想與事實；第二，平民文學應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7]這里的普遍和真摯是站在普通的人、正常的人角度來思考，他認為只要是“人的文學”，就應該是普遍和真摯的。在一九二二年，周作人發表了《貴族的與平民的》一文，更改了之前以普遍和真摯的標準去區分平民與貴族的觀念，“平民的精神可以說是淑本好耳所說的求生意志，貴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說的求勝意志了。”[8]而在這里，周作人曾說：“我想文藝當以平民的精神為基調，再加以貴族的洗禮，這才能夠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學。”在這里，周作人認為“人的文學”最好能夠做到平民的貴族化、凡人的超人化。
無論是從人的生活本能、道德需求還是從“人的生活”的實現以及平民的貴族化來闡述“人的文學”，周作人都始終在通過文字將他從生活、游歷等所獲得的感悟化為思想武器，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特別是人的覺醒和解放做努力。但后來周作人很快對他提出的“人的文學”的口號產生了質疑。“他開始反省這口號中包含的功利主義。”[9]，他認為文學不必是為了什么，只是用藝術的方法表現自己的情思就可以了。
四、周作人“人的文學”觀啟示
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學”觀在五四時期對人的發現和覺醒具有啟蒙價值和重要意義，它作為一種觀點、思潮影響著眾多知識分子和普通讀者。在今天看來，從現代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它依然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首先，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學”觀不崇拜任何形式，打破了以往觀念的束縛，創造出真正的屬于人的文學，這點無疑對于知識分子的思考具有很好的啟迪作用。周作人出生于1885年，從小受著傳統私塾的教育，但他能在新文化運動早期，打破腦海中所受的傳統教育的格局，真正做到關心婦女兒童、關心“人的生活”，并且在當時極早地提出了“人的文學”的口號，不為任何形式所迷倒，堅持在文學內容的改革上要寫“人的文學”。現代知識分子于時代和社會來說，所承載的任務有所不同，但如能受著“人的文學”的影響，提出對現代社會有利的觀點，也是一大貢獻。
其次，從周作人追求“人的文學”這條道路來看，他從醞釀著口號的提出、生活經歷的印證、對觀點的補充，再到對其的質疑，都能看出他前一時期對其所作出的努力，以喚起社會的覺醒。從這點來看，對于知識分子來說，任何一種觀點的提出，只要是于社會真正有益的，即使受到多種因素的干擾，為其所做的努力和堅定也都是有益的。
五四時期周作人的“人的文學”觀不僅為當時文學內容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同時也為知識分子指明了道路，更為普通民眾的覺醒做出了貢獻，不管其最終的道路成功與否，其所發生的作用是無可厚非的。即便是在相隔近一個世紀的今日，它仍然影響和啟發著眾多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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