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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文學中的北京精神論文
中國有悠久的文明形態，其中“都市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古代的都市，不僅是居住的場所，而且也是文明的載體，注重文明禮儀的修養，是政權與統治存在的合法性表現。我們在中國古代文學總集《文選》中，可以找到大量以都邑為表現題材的賦作。其中以班固《兩都賦》和張衡的《二京賦》，以及左思的《三都賦》為代表作。它們彰顯了當時都邑文明的自覺意識。
中國自古以來號稱禮義之邦，就與這種都市文明建設有關。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孔子曾為魯國中都宰，也就是魯國核心區的行政長官，孔子以禮義治邦，任職一年，便將魯國中都治理得井井有條，“一年，四方皆則之”。東漢經學家王肅注釋道：“魯國近東，故西方諸侯皆取法則焉。”儒家經典《禮記·經解》還記載：“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孔子認為，到了一個都邑，可以發現人民的教化程度，如果這個地方的人民溫柔敦厚，說明《詩》教很成功；如果明達事理，則是深于《書》教的結果；如果性情和善，則是樂教的成效……因此，城市精神文明，與禮義修養緊密相關，一個充滿人文精神的城市，它也必定融化在它對于人民的教育與熏陶方面。這種都市精神既是當地經濟、政治與地理環境綜合作用的結果，同時反過頭來也對城市的建設起著引領作用。
都市文明的基本出發點是愛國。中國古代的國家最早是由分邦建國時各個諸侯國發展而來的，至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才形成統一的封建專制大一統帝國。敬天法祖與保家衛國常常聯系在一起。最早的城市愛國精神是從西周至春秋戰國，甚至更早時候萌生的。比如《詩經》中的《秦風》就有“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這樣的詩句，它謳歌了秦國人民保家衛國的精神勇氣。春秋時代的齊景公曾經問孔子：“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孔子回答：“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贊美了秦國的這種愛國精神。《楚辭》《九歌》中的《國殤》，就歌頌了楚國戰士“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的精神勇氣。東漢文人王逸注曰：“言國殤死后，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杰也。”楚國是當時六國之一，最后為秦國所滅，但是當地人民捍衛自己國土的精神與勇氣卻可歌可泣。都城郢都更是成為國家的中心，所以屈原《九章》中有《哀郢》一篇，追懷郢都，流放中的屈原最后因故都為秦將白起所攻滅而極度悲痛，投江自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家庾信創作的《哀江南賦》這首著名史詩，繼承了屈原的這種文學精神。在傳統文化中，首都乃國家宗廟之所在，是統一政權的象征，在杜甫的代表作《秋興八首》中，有“每依北斗望京華”這樣的詩句；南宋詞人辛棄疾名句“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也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在古典文學作品里，故國情思往往與京都聯系在一起，這是很自然的。
當然，在綿綿不絕的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城市文明也處于歷史長河的變遷之中，昭明太子蕭統主編的《文選》中收錄了劉宋時詩人鮑照的《蕪城賦》，描寫了魏晉以來廣陵城為戰亂所毀的歷史，讀來令人揪心。因此，創新是一個城市乃至一個民族生存與發展、擺脫危機的動力，也是城市精神的生機所在。傳統文化中儒家經典之首《周易》一再提出：“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這些崇尚革新的思想貫穿全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我們讀東漢史學家與文學家班固的《兩都賦》，便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西漢定鼎長安，東漢建都洛陽，一西一東，一些故老往往懷念西都而鄙薄東都，于是班固寫了《兩都賦》，他認為東都洛陽創造的功業勝于西漢，“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批評了那些一味懷舊而不知變革創新的人們。班固強調窮通變創乃是基業生生不息，也是京都生機之所在。這些意見今天看來也有吸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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