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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還原為語言
全球化的步履正在堅實地行進,與此相應,文學的已開始眺望即將到來的人類精神大同的前景了,即在人類精神全球化的,文學欲將何之?,我們首先必須考慮“精神全球化”的內在蘊涵——這個文學的“司命”。我不否認精神的全球化就是指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融合凝結、人類各族精神正在趨同或趨于一致的正確性,然而,的關鍵在于,人類各族精神要“一致”向什么及在何處上認同?對于這個問題,以前也曾經有人做出過回答。如美國的日裔學者福山早在20世紀90年代的東歐劇變之后,即于其《的終結》一書中曾經指出,東歐劇變表明的即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對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的勝利,亦即所謂“歷史的終結”。而近來亦有人對之做出回應,德國的漢學學者卜松山亦曾直截了當地認為:“全球化就是美國化。”那么,進一步的推論也是:精神的全球化就是指美國精神——即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全球化。這些判斷單拿美國做其適可的目標,顯然相當的偏激。但這些認識卻對我們認識上一問題亦給予了極大的啟發(fā)。筆者以為,雖然精神的全球化必然是全體人類精神統一融合的結晶,但其中各種文化成份于其中的位置也一定不是均等的,必有主次之分,而西方世界先進的精神、技術思想、民主意識即正是精神全球化的主流。這已為近代的歷史所有力地證明。雖然西方文明的傳播曾經伴隨著罪惡、血腥,但它畢竟是一種先進的文明,而且,其科學、技術、民主的觀念還在世界范圍內正廣泛地傳播著,已基本為世界各族所吸納、認同,這些正是精神全球化可能的或現實的基礎。
當然,我們承認這些所謂的先進觀念可能會作為全球化時代的主導精神,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必然會給人類帶來什么可喜可賀的福音,相反,它可能是一種錯誤。自然,文學亦可能是這一錯誤的受害者。實際上,這已經不是什么新鮮的見解了。西方的許多思想家對他們文化自身的毛病早有清醒的批判。
德國學家馬克斯·韋伯早就對科學觀念作出過尖銳的批評。他認為,科學的觀念祛除了世界的魅惑,使自然界不再美麗,而僅只成了人類欲望的對象。這即意味著科學導致了人類與自然的尖銳對立。俄裔的法國思想家可也夫亦敏銳地預見出,自由主義專斷的時代卻是一個霸權的時代,是科學、物質、技術勝利的“同質化”時代,這時,人類只有物質需要,而不再創(chuàng)造精神。事實上,在發(fā)達社會,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更激發(fā)了人類貪婪無盡的占有欲望,進而占滿了人類精神的空間;人類創(chuàng)造的技術反過來異化著、驅遣著自認為能動的人性,人化入了經濟社會中商品的生產、消費的滾滾物流中。人被物、技術同質化,喪失了高貴的精神,人同于物,物刺激著欲,唯利是圖成了人的本性。這正應合了可也夫對“同質化”內含的描述。
可見,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可能是物質的勝利,亦可能是人類精神的沒落。那么,與之相應,作為人類精神的家園、對人類精神建構曾經發(fā)揮過重大作用的文學,也必將隨著精神的蒸發(fā)而喪失其依托,皮之不存,毛將附焉。因此,在這種意義上,我同意美國文學批評家希利斯·米勒的“文學終結”的論斷。
而且,從另一方面來看,文學也僅只是人類表達意義的一種方式而已,因此,隨著人類表達意義方式的改變,文學也會隨之消亡、蛻變而失去其效能。
在語言還沒有充分發(fā)展的原始時期,人類曾用圖畫來思考世界,神話就成為其思想的形式。隨著人類語言能力的增強,語言天然的抽象性鍛煉了人類的理性,特別是文字的發(fā)明,使經驗不再遺忘,因此,依靠語言,人類建構了自己公共的意義世界——形上的理性世界與文學的情感世界。然而,技術的發(fā)展與思想的演進卻保持著同一步調。當后現代的思想家們肆意地拆毀形上的理性世界、而文學“只講事故卻不再講故事”(耿占春),整個人類即將陷入于意義的真空之際,多媒體的傳輸技術的誕生,又引領著人類進入了聲像的時代。歷史總是跳著圓圈的舞蹈。以機為中心配合電影、電視、電話、傳真、攝像等技術的無疑形成了全方位的多媒體傳輸方式。聲像的傳輸以其形象直觀、易感易覺的優(yōu)勢正在取代抽象費勁的文字閱讀,電視劇代替了小說,美麗的風景片代替了散文、詩歌,甚至連以前小人書中充分地文字說明現在也變成了卡通畫中簡潔的文字對話了……,這一切跡象無不表明著:文學似乎已完成了其虛構的、間接的描述使命正在逐漸退隱,人類又將回到用圖像表達的時代,他們要直接用感官面對現象。
不僅如此,代表自由主義精神的民主制度及其民主意識,也不利于文學的存在。民主制度的平等人權使西方社會不再有特殊的貴族階層,它瓦解了傳統社會中特權階層對、文化、及社會地位等的壟斷,培養(yǎng)并發(fā)展出了處于社會主體地位的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使社會的一切教育、藝術、文化、地位等資源充分地大眾化、世俗化。中產階級們自主自立,不迷信權威,否定精英,無視神圣,藐視崇高,也遺棄了意義;而且,他們亦是發(fā)達社會的主流消費大眾。他們最關心的似乎只是物的朝向感官面向的價值,而漠視其背后的精神喻指,他們偏于即時的感官享受而疏于對永恒精神價值的探求,是屬于無深度的一族。因此,這是一個被本雅明稱為“無教養(yǎng)的文明”時代。與此相應,追求意義建構的正典文學在這里亦必不受尊重。因為時代已不再需要教化。
有人認為,文學雖然退出,但文學的模式(或叫文學性)卻被堅勁地存留(卡勒),如果這種觀點有正確成份的話,我認為所謂的“文學的模式”也正是指語言天生具有的詩性,而不是文學的屬性,因為文學正是因著語言的詩性才長出了自己的“文學性”。文學既已消亡,其“性”何可獨存?
事實上,文學也僅只是語言的一種功能,其衰落從另一方面講也只是其中容含的人類“公共意義”世界(情感世界)部分的消失,但是,這也并非什么很壞的事情。以前,人類借助文學建構了公共的情感世界作為其精神的家園,并試圖在其中完成自身的修養(yǎng),實現人人之間的意義溝通,但很是不幸,文學文本的開放性與不定性似乎從來也未能使人們在文學中實現真正的溝通,“詩無達詁”,“閱讀總是一種誤讀”(布魯姆),“文學永遠無中心,無確定意義”(希利斯·米勒),“文學是謊言”,正是這種解釋的明證。公共意義世界的崩毀,實際上也是對人——人、人——物交往中間蔽障的拆除,這即為實現人——人、人——物的直接的親密對話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因此,文學蒸發(fā)了,還剩下語言。哈桑即認為,在缺少本質和本體論中心的情況下,人類可以通過一種語言來創(chuàng)造自己的世界。
文學也曾是“此在之家”,但是,詩的幻景的破碎,故事虛構的解體,使文學不再寓意,這正使人類心靈得到了徹底地解放。人類從“公共意義的神話夢境”中走出,重新直接以本真之心來面對其現實的“生活世界”(胡塞爾),語言即在生活的世界中因著心靈的純真而恢復了其本然的詩性。海德格爾對純真語言詩性的論述即深為精辟。他認為,語言的本質即是言說,而純真地言說就是詩,詩通過命名與召喚來呈現出存在,并使之處于一種澄明之境的朗照之中,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他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命題:“語言是存在之家”。西方語言學的轉向也已然透露出語言生活化的個中消息。后期的維特根斯坦對語言語用的就集中在他的“語言游戲”的命題中,其重要的意義即認為語言是“一種生活形式的組成部分”①。利奧塔爾在其《后現代狀況》一書中亦表述得更為明白,他說:“說話就是斗爭(意思是參加游戲)……這并不一定意味著人們?yōu)榱粟A才玩游戲,人們可以為了發(fā)明的快樂而玩一下!雹谶@正是本真語言本性的體現。而俄國著名的文藝批評家巴赫金對對話的論述,更是將語言對話的語用價值提到了人的生存本質的高度,他強調說:“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單一的聲音,什么也結束不了,什么也解決不了。兩個聲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條件,生存的最低條件!雹畚覀円嘤纱丝梢赃@樣認為,語用則是語言最本真的還原,它恢復了語言活力、詩性、直接的對話性,因為詞與物、與思想將不再有中介相隔。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說,“文學所發(fā)生的語言轉向”,何嘗不與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它們都可被看作是現代、后現代中非中心化、多元散立思想試圖通過恢復語言的語用性來尋求溝通的種種努力。
總之,正如語言在原始生活中開始就具有隱喻的詩性一樣,當它的文學之子完成其使命就要告退之后,它又將生機活潑地走到對話的前臺。
①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三聯書店,1992年,第19頁。②利奧塔爾:《后現代狀》,三聯書店,1997年,第18頁。③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詩學》,三聯書店,1992年,第3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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