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世紀的《三國演義》研究

面向新世紀的《三國演義》研究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三國演義》取得了長足進展，成為古代小說研究領域成績最為顯著的分支之一。短短二十一年（1980—2000）間，大陸公開出版《三國演義》研究專著、專書（含論文集）大約100余部，相當于此前三十年的二十倍；發表研究文章1600余篇，相當于此前三十年的十倍多。從總體上看，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大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在一系列上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基本情況，可參見拙作《八十年代以來〈三國演義〉研究綜述》一文（載《稗海新航――第三屆大連明清小說國際會議論文集》，春風文藝出版社）。

在二十一世紀開始的時候，如何把握《三國演義》研究的方向，如何在新的世紀把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這是值得每一個研究者認真思考的問題。這里就值得重視的幾個問題略述己見，以就教于學術界同行。

一、新的突破必須以版本研究的深化為基礎

讀書必先明版本，這是學術研究的常識。要全面、系統地研究一部作品，弄清其版本源流乃是必不可少的基礎。對于研究者整體而言，如果缺乏正確的版本知識，研究的性、準確性、完整性就會受到局限。舉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些人常常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句話來概括《三國演義》的主題，羅貫中的思想；其實，這只是一種順口的、省事的說法，雖然方便，卻并不準確。首先，此說的基礎是毛本《三國》開頭的第一句：“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明代的各種版本卻根本沒有這句話，不能隨意用它來表述羅貫中的創作意圖。其次，在羅貫中的心目中，“分”與“合”并不具有同等地位。盡管作品表現了東漢末年由“合”到“分”的過程，但這只是全書的發端，是對既定的客觀史實的敘述；這種“分”并不反映作者的愿望，恰恰相反，作者對這一段“分”的歷史是痛心疾首的。作者傾注筆墨重點描寫的，倒是由“分”到“合”的艱難進程，是各路英雄豪杰為重新統一而艱苦奮斗的豐功偉績。由此可見，如果要全面把握作品的思想內涵，就必須了解不同版本的區別；要從總體上提高研究的水平，就必須打好版本研究這個基礎。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人們對《三國演義》版本的研究是比較粗淺的。一些學者雖然知道《演義》的重要版本除了清代康熙年間以來流行的毛綸、毛宗崗評改本（簡稱“毛本”）之外，尚有明代的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簡稱“嘉靖本”）等多種版本，但基本上都接受了鄭振鐸先生在其名作《三國志演義的演化》中的論斷：“這許多刊本必定是都出于一個來源，都是以嘉靖本為底本的。”①由此形成這樣幾點普遍的誤解：（1）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羅氏原作；（2）《三國演義》只有由嘉靖本派生的一個版本系統；（3）在眾多的《三國》版本中，最值得重視的只有嘉靖本和毛本。因此，在很長一個時期里，各種文學史、小說史論述《三國演義》時，一般都主要針對毛本，附帶提及嘉靖本，而對《三國志傳》、“李卓吾評本”等其他明代刊本幾乎不屑一提。這種狀況，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三國演義》研究的總體水平不高。

八十年代初期，人們開始重視對嘉靖本的研究；不過，對《三國》版本源流的基本認識，仍大致與以前相同。因此，盡管這一時期初步打開了研究的局面，但尚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從八十年代中期起，特別是1987年1月中國《三國演義》學會舉行《三國演義》版本討論會以后，有關專家對《三國》版本的源流演變的認識大大深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價值的新觀點：（1）《三國演義》的各種明代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為底本”，諸本《三國志傳》是自成體系的；（2）從版本演變的角度來看，諸本《三國志傳》的祖本比較接近羅貫中的原作，甚至有可能就是羅氏原作（當然，不同的志傳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動），而嘉靖本則是一個經過較多修改加工，同時又頗有錯訛脫漏的版本；（3）從版本形態的角度來看，《三國演義》的版本可以分為三個系統：一是《三國志傳》系統，二是《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三是毛本《三國志演義》系統②。按照這些觀點，既然嘉靖本并非“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更不是“羅貫中原作”，那么，根據它和其中的小字注來考證《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便是靠不住的。這些見解，大大開拓了人們的視野，沖擊了舊的思維模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整個《三國》研究的發展，并在某些問題上有所突破。

不過，迄今為止，學術界對《三國》版本的研究仍然是不夠深入、不夠系統的。對于諸本《三國志傳》，人們至今研究得不多；對于《三國志通俗演義》和《三國志傳》兩大版本系統內各本的遞嬗關系，以及兩大系統之間的互相吸收，人們已有的掌握還相當粗略；對于不同版本中一些的認識，還存在較大分歧，如一些版本中關于關索和花關索的情節，究竟是羅貫中原作就有的，還是在傳抄刊刻中增加的，有關專家的看法就大相徑庭。這些問題若不解決，直接到對《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和羅貫中原作面貌這兩大問題的研究；而這兩大問題的研究，又直接關系到對一系列問題的定位。因此，我們必須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繼續深化對版本的研究，以版本研究的突破來促進整個研究的突破。

二、必須在研究的思路和上有所創新

從宏觀上看，《三國演義》研究在新世紀里要想取得新的進展，新的突破，就必須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創新。這個問題非常復雜，這里只想提出三點。

1．在大文化的廣闊背景下深入開拓。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開始，隨著人們對《三國演義》進行多層次、多方位的觀照，文學的研究日益拓展到文化的研究。這既是整整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化研究熱”在《三國演義》研究中的反映，又是《三國演義》研究自身向廣度和深度進軍的必然要求。

一部內容豐富、底蘊深厚的作品，不僅是一種文學現象，而且是一種文化現象。象《三國演義》這樣對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巨著，更是如此。從純文學的角度來看，《三國演義》以其對小說體裁的歷史性開拓、豐富多彩的故事情節、絢麗多姿的人物形象、宏大嚴密的總體結構、雄渾豪放的風格，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古代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同時，《三國演義》又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作品，積淀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義。因此，對《三國演義》的研究，既可以從純文學的角度進行，也可以從文化的角度進行。例如：對于《三國演義》的巨大影響，何滿子先生超越純文學的分析，從群眾的歷史感情的角度加以解釋，認為：“《三國演義》確是中國歷史小說中第一部成功之作……但是，它之所以擁有這樣深廣的影響，卻不能完全系之于小說自身的藝術能力，不能把三國故事如此廣傳，書中人物如此深入人心的功勞，一古腦兒記在羅貫中、毛宗崗的賬上。”這里更重要的因素，是南朝以來要求理解歷史的人民對于三國這一歷史轉折的關鍵時期的特別關注之情，還要加上各種文藝形式幫助傳播之力③。這樣的認識，比之僅僅從《演義》自身的藝術成就來找原因，顯然更為全面和深刻。又如：八十年代中后期以來，在對《三國演義》的文學研究取得較大進展的同時，一些學者從人才學、謀略學、管、領導藝術等角度觀照《三國演義》，出版了多部“研究”的著作，就是把《三國演義》當作中華民族古代智慧的結晶，當作人生的啟示錄來進行研究。這完全是可以的。當然，這種“應用研究”不是《三國》研究的主體，更不是《三國》研究的全部。在新的世紀里，我們更應在大文化的廣闊背景下，對《三國演義》進行全方位的研究。這至少包含三個層面：一是對《演義》的文學特征和成就繼續進行精深的探討；二是將《演義》置于中華文化發展的長河中，深入發掘其文化內涵；三是全面《演義》對我們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廣泛影響。這樣，《三國演義》研究的天地將是無限寬廣的。

2．積極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學術研究的歷史證明，研究方法的更新具有重要的意義。研究方法問題不只是一般的工具問題，還有一個上的方法論層次和認識論深度問題。古代小說研究的每一次歷史性進步，都與研究方法的變革有關。二十一年來《三國演義》研究發展的歷程，也證明了這一點。例如：對于諸葛亮形象，許多學者都作過精彩的論述，丘振聲先生的論文《萬古云霄一羽毛》、陳翔華先生的專著《諸葛亮形象史研究》④便是其中很有影響的代表；而黃鈞先生則獨辟蹊徑，從母題學的角度進行探討，指出諸葛亮作為一個悲劇英雄形象，他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奮斗精神，欲與天公試比高而終遭失敗的悲劇結局，其實是我國的包括神話、傳說、小說在內文學創作中的一個永恒的母題。諸葛亮從歷史人物到藝術形象的演進過程，必然受到遠古神話中悲劇英雄，特別是夸父所留下的“種族記憶”的影響和制約。“夸父、諸葛等英雄與、天命所開展的這一場極其莊嚴壯烈的競賽，只能以薪盡火傳的方式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⑤這樣的論述，頗能給人新的啟示。在新的世紀里，隨著人們思想的進一步解放，新的文藝、新的研究方法將不斷涌現。我們應當以開放的態度和求實的精神，認真鑒別，選擇吸收，推動《三國演義》研究的繼續深入。
3．勇于提出新的見解。學術研究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追求真理的過程，永遠需要突破陳說、提出新見的勇氣。二十一年來，許多研究者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勇于獨立思考，或對陳說提出質疑，或對前人的觀點予以發展，或提出新的觀點，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在一系列問題上取得了可喜的進展。例如：八十年代初，有學者根據歐洲敘事文學理論中“從類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的人物塑造，提出了“《三國》人物是類型化典型的光輝范本”的觀點⑥，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對此，一些學者予以駁議，認為“類型化典型”的提法是不科學的。劉上生先生則進一步提出新的范疇，認為《三國》人物是特征化的藝術形象以至典型，代表了特征化藝術的高峰⑦。這就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在新的世紀里，我們應當更好地發揚勇于創新的精神，爭取無愧于的新的成就。

三、必須重視和加強對研究史的研究

二十一年來，《三國演義》研究中思想深刻、觀點新穎、具有獨到見解的優秀論著固然不少，而題目陳舊、內容浮泛、缺乏新意的平平之作也相當多。一些文章，一望而知是“炒冷飯”的貨色，作者既無卓異的見解，自然也就談不上對他人的啟示意義。類似情況，在其他領域的研究中也普遍存在。平庸之作之所以頻頻出現，原因當然很復雜：有的是由于思想水平不高，有的是由于學術功力不足，有的是由于治學態度不夠嚴謹（或為了評職稱而臨時拼湊，或為了取得某次學術會議的入場券而草草應付，或對論題淺嘗輒止率爾為文）；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研究的歷史和現狀缺乏了解。

任何一門學問，都有其創立和發展的過程，都是在逐步積累中不斷豐富和完善的。只有充分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談得上發展和創新；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看得更遠。因此，研究任何一個課題，都應該首先把握其研究史，了解別人已經研究了多少，研究到什么程度，有些什么觀點，存在哪些問題，從而確定自己的研究起點，選取適當的研究角度，這是學術界公認的治學之道。如果對一個課題的研究史很不熟悉，甚至一無所知，僅憑一時的“讀書有感”去閉門造車，往往會陷入“盲人騎瞎馬”的尷尬境地。
如果對研究史缺乏了解，在論題的選取上就會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隨意性，常常是什么“熱”就研究什么，什么容易著手就抓住什么，極易形成“炒冷飯”的毛病。當然，這并不是說別人研究過的課題便不能再研究，只要在材料、觀點、方法諸方面能夠出新，老題目照樣可以寫出好文章。不過，在思想、藝術功底不足的情況下，論題的重復極易導致內容的重復。反之，一些很有研究價值的論題，由于研究者不了解研究史，卻長期處于被忽視的地位。例如，對于《三國演義》中對比手法的運用，詩賦謠諺的作用，數十年來僅有寥寥幾篇專題論文；對于《三國演義》的語言特色，不少論著只是順帶涉及，而專門研究的論文卻僅有一兩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


如果對史缺乏了解，在觀點的提煉上往往會有較大的局限性，難免出現三種情況：一是起點可能偏低，二是思路可能偏窄，三是見解易與他人雷同。例如，對于《三國演義》“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五十年代在“左”的思想下，一些人簡單化地斥之為“封建正統思想”。改革開放以來，經過重新討論，許多學者已經指出：羅貫中之所以“尊劉”，并非簡單地因為劉備姓劉（劉表、劉璋也是漢室宗親，而且家世比劉備顯赫得多，卻每每遭到嘲笑；漢桓帝、漢靈帝這兩個姓劉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撻的對象），而是由于劉備集團一開始就提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口號，為恢復漢家的一統天下而不懈努力，被宋元以來具有民族思想的廣大群眾所追慕；而這個集團的領袖劉備的“仁”、諸葛亮的“智”、關羽等人的“義”，也都符合廣大民眾的道德觀。羅貫中之所以“貶曹”，是因為曹操作為“奸雄”的典型，常常屠戮百姓，摧殘人才；而對曹操統一北方的巨大功業和非凡膽略，則作了肯定性的描寫，并未隨意貶低。由此可見，“尊劉貶曹”主要反映了廣大民眾按照“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的標準對封建和封建政治家的評判和選擇。這一觀點，已經得到《三國》研究界的普遍認同。如果今天的某位研究者仍然用“封建正統思想”來解釋《三國演義》的“尊劉貶曹”傾向，那最多不過是重復五十年代早已有之的看法，根本談不上是什么“新觀點”了。常常看到一些研究者，費了很大力氣寫成一篇文章，自以為頗有見解，其實卻是在重復別人早已論述過的觀點，原因就在于不了解研究的與現狀。

如果對研究史缺乏了解，又沒花足夠的功夫去認真掌握原始資料，對事實的陳述就往往會不準確，甚至在一些常識性的上鬧笑話。例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誤以為《三國演義》“總共寫了400多個人物”，近幾十年來出版的幾種比較權威的文學史、小說史，大多如此敘述。我早在1984年就撰文指出：這一說法，來源于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首的《三國志宗僚》。其實，《三國志宗僚》是根據陳壽的史書《三國志》編列的，其中一些人物，如曹操的幾個夫人和大部分兒子，曹丕的幾個夫人和大部分兒子，著名文學家阮籍、嵇康等，在《三國演義》中并未出現；反過來，《三國演義》中的一些人物，如黃巾起義領袖張角兄弟，“水鏡先生”司馬徽，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等人，在《三國志宗僚》里也找不到。由此可見，《三國志宗僚》并非小說《三國演義》的人物表，根本不能作為統計《演義》人物的依據。根據毛本《三國演義》初步統計，其中有姓氏的人物就有980多人⑧。遺憾的是，一些研究者既未注意到這篇文章，又未認真核對材料，仍然沿襲過去的錯誤說法，這就不能不影響其論著的性。有鑒于此，我于1992年再次撰文，進一步指出：《三國志宗僚》共列511人（按：經最近再次復查，其中3人系重復，實應為508人），以往的學者并未仔細點數，只是約莫估計一下，便提出“400多個人物”之說，即使是對《三國志宗僚》而言，也是不準確的。通過《宗僚》與《演義》的對照，可以斷定，所謂“《三國演義》總共寫了400多個人物”的說法，乃是粗枝大葉的產物，完全是錯誤的。根據我在《三國演義辭典》（巴蜀書社1989年6月第1版）的《人物》部分所編寫的辭條，《演義》總共寫了1200多個人物，其中有姓有名的大約1000人，確實是古代小說中寫人物最多的巨著⑨。這本來只是一個小問題，但因惰性作怪，竟然成了一個習慣性錯誤，長期得不到糾正。希望今后的研究者能引起注意，再不要以訛傳訛了。

大量的事實告訴我們：只有重視和加強對研究史的研究，才能從整體上提高《三國演義》研究的水平。為此，應當逐年整理《三國演義》研究論著索引，系統收集和整理新的研究資料，撰寫專門的研究著作，為今后的研究提供路標。

四、積極推進《三國演義》數字化工程

人類正在進入數字化信息，隨著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迅速，“數字化”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工作、生活和，成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在這種大背景下，如何利用計算機和技術開展《三國演義》研究，已經成為一個嶄新的、亟需面對、急待開拓的重大課題。

在《三國演義》研究領域，迄今為止，數字化和計算機研究基本上還是空白。誠然，許多研究者已經開始使用計算機，但只是把計算機當作寫作工具和資料積累工具，用以代替筆和卡片；許多研究者已經開始“上網”，但主要用于互相發送E-mail，查詢和傳遞一些學術信息；而由于自身知識結構的局限，真正利用電腦和網絡進行《三國演義》的研究還處于醞釀和起步的階段。在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課題上，大量分散的手工勞動，不僅多有重復，而且難以避免資料的不完整性和由此帶來的思路的狹隘性、結論的片面性和隨意性。在新世紀到來之際，將《三國演義》數字化，運用計算機和網絡進行研究，以實現研究手段的化、研究的規范化、研究成果的科學化，肯定可以大大加快《三國演義》研究的步伐，在若干重要問題上取得突破，從而使整個研究獲得質的飛躍，從根本上提高研究的整體質量，推動《三國演義》研究的深入發展。

根據現有的認識，《三國演義》數字化工程首先應當包括以下方面的：
1．《三國演義》版本數字化。《三國演義》已經出版多種光盤，并已在多家網站上網。但這種光盤版和網絡版的《三國演義》，基本上采用通行的毛本標點排印本，僅僅適合一般讀者。要利用計算機對《三國演義》進行真正深入、細致的學術研究，就必須將《三國演義》的各種版本全部數字化，這是利用計算機開展《三國演義》研究的前提。只有完成這項基礎工程，才能利用計算機開展《三國演義》的各種分析研究工作。

2．利用計算機進行版本比對，包括進行“串行脫文”（homoeoteleuton）研究。這對確定《三國演義》的成書過程和版本演化關系大有益處。

3．文本和圖像的檢索。

4．評語的匯集和研究。

5．建立《三國演義》語料庫。

6．建立《三國演義》數據庫。例如：人物數據庫，職官數據庫，地理數據庫，戰役數據庫，兵器數據庫，版本數據庫，名勝古跡數據庫，研究人員數據庫，論文、專著數據庫，等等。這些數據庫，均為網絡數據庫。

《三國演義》數字化工程屬于交叉科學研究，要求研究開發人員對于計算機和古典小說都有深入的了解，需要《三國演義》專家與計算機專家密切配合，這是完成這一重要工程的關鍵。

同時，由于《三國演義》數字化工程的工作量和難度都很大，需要聯合國內外有志于此的單位和人士，多方集資，分工協作，聯合攻關，資源共享。

五、努力加強中外學術交流

回顧《三國演義》研究走過的道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是：中外學者的交流，對于推動研究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首先，在研究資料的收集上，由于歷史的原因，外國學者在某些罕見資料（如某些稀見版本）的掌握上，比之學者較為便利，可以為我們提供重要的。其次，由于知識結構、工作環境的差異，外國學者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有自己的特長，可以與中國學者互相交流，優勢互補。再次，由于社會背景、文化心理的不同，外國學者對許多問題的理解和認識，往往與中國學者頗有差異，也可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借鑒。因此，中外學術界同行之間，都應以誠摯而懇切的態度，開放而自信的心態，平等交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推動學術的發展。

試以《三國演義》版本研究為例。當我們還誤以為明代的各種刊本均出自嘉靖本時，日本著名學者小川環樹博士1968年就率先指出：明代萬萬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國》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沒有的有關關索的情節，可見它們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1976年，澳大利亞著名華裔學者柳存仁教授撰文，對輕視《三國志傳》的偏見提出異議，認為：“《三國志傳》之刻本，今日所得見者雖為萬萬甚至天啟年間所刊刻，時間固遠在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后，然其所根據之本（不論其祖本為一種或多種），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八十年代，澳大利亞學者馬蘭安（AnneE.Mclaren）、日本學者金文京、中川諭、上田望等，也對《三國》版本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見解。到了九十年代，英國學者魏安（AndrewWest）出版專著《三國演義版本考》，對現存的《三國》版本進行了迄今為止最全面、最細致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創新，其論述具有相當強的說服力。這些研究，對中國學者很有幫助，受到中國學者的普遍好評。反過來，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在版本研究和整理中取得的成就，也受到外國同行的高度重視。這種彼此交流，有力地促進了《三國演義》版本研究的進展。

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俄羅斯學者李福清（Riftin）博士對《三國演義》與民間文學關系的系統研究，日本學者大塚秀高教授從通俗文藝作品發掘《三國》人物和情節的淵源的研究，等等，對我們都具有啟發意義，值得認真借鑒。

可惜的是，由于渠道太少，中外《三國演義》研究者之間的交流至今還很不充分，在互相傳遞研究信息、互相吸收研究成果等方面還有許多空白。在新的世紀里，我們必須大力加強中外文化交流，使中外學者的合作轉化為《三國演義》研究的累累碩果。

新世紀的曙光已經降臨。展望《三國演義》研究的前景，我們充滿信心。讓我們以實實在在的努力，不斷提高研究水平，使這部古典名著煥發出更加燦爛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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