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的批評化-在走向批評理論中重構興辭詩學

理論的批評化-在走向批評理論中重構興辭詩學

關鍵字：批評 興辭詩學

近來有關文學理論取向的爭論，在一定范圍內不無道理地聚焦在是要“文學”還是要“文化研究”這一非此即彼的選擇上，這當然有其合理性，但在我看來，另有一個重要的被忽略了——這就是文學理論的存在方式本身的轉變，即文學理論內部理論方式與批評方式之間的新型關系的生成，這使得我們有必要正視當前理論與批評的互滲關系及批評理論的興盛。

人們長期以來習慣于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之間的分離式發展。文學理論被看做一種普遍性表述方式，更關心從具體上升到普遍，焦點是普遍性。人們常常“把理論理解成在某種概念普遍性系統中，來確立文學闡釋和評估”（?眼美?演德曼：《解構之圖》，李自修等譯，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６頁）。與文學理論在概念普遍性系統中展開文學闡釋和評價不同，文學批評則被視為一種個別性表述方式，它更關心從普遍理論推演到個別作品，焦點是個別性。前者如德國美學家黑格爾有關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及其變化的藝術史理論，后者如法國批評家圣伯夫有關雨果等作家的傳記批評。在人們眼里，文學理論更關注普遍性，它指導文學批評；而文學批評則更關注個別性，它正是文學理論在文學現象研究中的具體運用。這種區分有一定合理處，大體符合歐美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前、中國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前的文論總體情形。

不過，此后西方和中國文論界都先后出現了各自的新變化，其焦點之一就在于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傳統關系遭遇斷裂而走向重組。從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后期起，以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的加深、雅克·德里達的解構理論崛起并攪動歐美文壇等為鮮明標志，歐洲結構主義轉向后結構主義、美國新批評的主流地位被解構批評所取代，加上闡釋學、接受美學、新主義、女性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等文學理論與批評思潮相繼興盛，文學理論對文學批評的指導地位及兩者之間的傳統界限受到了致命的質疑。這時，與以往把文學理論與批評分別看待不同，越來越多的文論家致力于認同兩者的重新結合或滲透。這具體表現為以下三方面。第一，文學理論的批評化。從文學理論來看，當其傳統的普遍性指導權威衰落而具體性受到重視時，重心必然向以具體見長的文學批評偏移，直到演變為以文學批評的形態而尋求新的存在。第二，文學批評的理論化。從文學批評來看，當其擺脫傳統的理論附庸地位、通過具體文本而在文學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大顯身手時，本身已經承擔起新的理論先鋒角色了，只不過這種理論先鋒角色是始終以具體批評面貌出場的。美國當代批評理論家莫瑞·克里格描述說：“作為一種知識形態，而不是僅僅作為我們與文學的情感遭遇的詳細描述，文學批評必須理論化。”正是這種理論化的批評使得“理論的作用業已深化和廣泛”。批評的理論化的顯著后果之一便是，文學研究越來越具有深奧的理論特征：“今天，在文學學術研究的各個領域的任何地方，都不能避而不談理論問題了。……如果文學家今天的話語似乎深奧難解，那么，我們愿意這樣認為：那是因為他們所講的愈來愈敏銳深刻，超越了直接的詩學反應，而接近他們對自己的文化及其產品所提出的問題。”[美]克里格：《批評旅途：六十年代之后》，李自修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２６頁，第三，文學理論與批評的跨學科化。這一點可能尤其重要。莫瑞·克里格清晰地指出：“此前興旺發達的文學理論學科……將擴展為更廣泛的、現在稱為批評理論的跨學科研究，并試圖涵蓋我們過去認為是人文科學和某些社會科學中的許多不同理論文本，也就是我們仿照法國人稱之為‘人學’的東西”。同上，第２３８－２３９頁，從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學科語境來看，隨著文學、語言學、美學、哲學、社會學、人類學、學、歷史學等學科之間的跨學科互滲變得越來越經常，文學理論與批評之間不僅更為經常地實現跨學科互滲，而且這種跨學科互滲已經成為它們存在和發揮作用的通常方式；與此同時，它們還與上述其他人文社會學科之間形成更廣泛的跨學科互滲，并且還反過來成為這些人文社會學科之間的跨學科互滲的富于示范意義的實驗場。正是在理論的批評化、批評的理論化和跨學科互滲語境中，批評理論似乎尋找到自身的合適的存在理由和發揮作用的開闊地帶。當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之間的相互跨越、甚至當文學研究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之間的相互跨越已經成為幾乎司空見慣的事情時，批評理論在歐美的生成和登上主流寶座，顯然就是必然的和合理的了。中國當代文學界的情形與歐美誠然有不同，但自從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也已經和持續不斷地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表現在文學研究領域，就是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傳統關系也解體了，出現了新的理論與批評互滲的批評理論形態。正是伴隨著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互滲，一種新的文學理論形態誕生——這就是批評理論（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批評理論是從大約２０世紀６０年代起在歐美逐漸流行開來的。從事批評理論的學者既不再被稱為理論家（ｔｈｅｏｒｉｓｔ）也不再被稱為批評家（ｃｒｉｔｉｃ），而是被合稱為批評理論家（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ｓｔ）。這個變化突出地表明了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互滲為批評理論的新變化。可見，批評理論并不是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之間簡單相加的結果，而是當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的關系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發生歷史性變遷時才逐漸出現的一個新概念、一種新形式。用最簡明的話來說，批評理論是一種在具體的文本分析中探索文學的普遍問題的文學研究方式。這意味著，批評理論既是一種對于具體文學文本的批評，同時又是一種對于普遍性文學問題的理論建構。

批評理論有哪些特征？由于特征一般是指能顯示事物實質或內涵的那些特定的個別標志，批評理論的特征應是指能顯示特定批評理論的實質的個別標志。批評理論在當代有著怎樣的特征呢？下面不妨先看看三家說法。美國當代批評理論家喬納森·卡勒（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Ｃｕｌｌｅｒ）歸納出當今理論的四種特征：１．理論是跨學科的——一種其效果在原初學科之外的話語。２．理論是分析性的和沉思性的——一種從我們稱為性、語言、寫作、意義或主體的事物中找出其含義的嘗試。３．理論是一種對于常識的批評，是對被指認為的那些概念的批評。４．理論是反思性的，是思維的思維，我們用它向文學和其它話語實踐中感知事物的范疇發出質詢。（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Ｃｕｌｌｅｒ?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ＶｅｒｙＳｈｏｒｔ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９９７，ｐ．１４－１５）這里的第一條涉及批評理論的開放性和跨學科性，第二條解釋其傳統的演繹研究被歸納研究所取代，第三條顯示了其反常識性和解構性，第四條體現了其自我反思性或質疑性。

與喬納森·卡勒主要針對批評理論發言不同，美國電視批評理論家羅伯特·艾倫（ＲｏｂｅｒｔＡｌｌｅｎ）則從當代電視批評的新特點及其對文學批評理論的影響出發，揭示了當代批評區別于傳統批評的新特征：“相形之下，傳統批評強調藝術作品的自律性，而當代批評注重文本與特殊文本之基礎的慣用技法之間的關系。傳統批評以藝術家為中心，當代批評注重文化產品制作的環境，即對產品生產及產品傳播渠道起作用的外力。傳統批評把意義看作一件藝術作品的特性，當代批評將意義看作讀者或讀者群體參與文本的結果。傳統批評的任務在于確立作品意義、區分文學與非文學、劃分經典杰作的等級體系，當代批評審視已有的文學準則，擴大文學研究的范圍，將非文學與關于文本的批評話語包括在內。”羅伯特·艾倫編《重組話語頻道》修訂版，麥永雄、柏敬澤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８－２９頁）這里顯示了當代批評理論的四方面特征：注重文本與慣用技法的關系、文化產品的制作與傳播環境、觀眾在文本意義建構中的作用、對現成文學準則的審視和文學研究范圍的拓展。

美國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家杰姆遜（一譯詹姆遜）所謂“元評論”（ｍｅｔ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正是對于批評理論的特征的一種獨特概括。他在《元評論》（１９７１）一文中宣告，傳統意義上的那種“連貫、確定和普遍有效的文學理論”或批評已經衰落，取而代之，文學“評論”本身現在應該成為“元評論”——“不是一種正面的、直接的解決或決定，而是對問題本身存在的真正條件的一種評論”。作為“元評論”，批評理論不是要承擔直接的解釋任務，而是致力于問題本身所據以存在的種種條件或需要的闡發。這樣，批評理論就成為通常意義上的理論的理論，或批評的批評，也就是“元評論”：“每一種評論必須同時也是一種評論之評論”。對于注重歷史視角的杰姆遜來說，“元評論”意味著返回到批評的“歷史環境”上去：“因此真正的解釋使注意力回到歷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歷史環境，也回到評論家的歷史環境。”（詹姆遜：《元評論》，《快感：文化與政治》，王逢振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４頁）


上面三種觀察各有其合理性和特定取向，從不同方面揭示出當代批評的新特征。我這里不妨從如下六方面去做一點綜合性概括，由此理解批評理論的當代特征：第一，跨學科性。從學科特征看，指批評理論可以跨越不同學科之間的界限而相互滲透。如今的批評理論不僅跨越理論與批評之間的界限，而且經常地與語言、、心理、、、倫理等其他學科話語緊密纏繞，形成文學中的跨學科交響。第二，文本修辭性。從操作方式看，批評理論始終依賴于文學文本的修辭性細讀，并由此展開更廣泛的理論。正是在這種修辭性細讀中，批評往往同時把對象和自身都當作批評對象。第三，意義開放性。從重心看，批評理論追求文本意義的不確定性和讀者對于文本意義的參與性，由此文本可能開放出豐富而復雜的意義來。第四，自反性。從內在屬性看，批評理論具有質疑任何常識、陳規乃至批評理論自身的自我反思品格。第五，元評論性。從前提條件看，批評理論總是對于理論自身的歷史條件的重新確認，是關于理論的理論。第六，修辭實踐性。從社會功能看，批評理論總是通過文本的修辭性細讀而關懷社會問題、尋求社會矛盾的解決。這表明，批評理論常常就是一種修辭實踐，即是以文本修辭細讀方式呈現的社會干預。

由于如此，批評理論同通常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有著一定的區別。如果說，一般地看，通常的文學理論總是指關于文學的普遍問題的言說、文學批評總是指運用理論對于具體文學現象的評論，那么，如今的批評理論則是指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之間的傳統鴻溝被填平時的重新反思與自反狀態，即是那種始終不離批評并處處從批評出發的理論，更具體地說，是指在對文本修辭的開放性分析中質疑常識、透視社會、反思理論自身的跨學科言說。在這個意義上，時下有關“文學研究”還是“文化研究”的非此即彼爭論的發端緣由，在于忽略批評理論的當前存在這個客觀事實。作為批評理論，文學理論當然要以文學文本的跨學科分析為基本特色，也就是既以文學文本修辭為中心、同時又體現跨學科視野。既是文本的又是跨學科的，這里就不存在簡單的“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非此即彼爭論，而是尊重如下現狀：文學文本研究可以體現跨學科的文化研究視野，而跨學科的文化研究視野需要堅持文學文本的中心地位。

如果說批評理論的存在是一個無可否認的客觀事實，那么，當前文學理論應當如何前行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首先了解當前西方批評理論的大體模式狀況及其對我們的可能的啟示。盡管批評理論是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后期（歐美）和９０年代以來（中國）才逐漸生成的，而相對成熟的批評理論更是在那以后的許多年里才逐漸顯出其大致輪廓的，但這不應妨礙我們以批評理論為視角去對批評理論模式作一番回頭審視。批評理論模式，是指特定的批評理論所呈現的獨特的概念與普遍性系統及其組合方式。簡要地回顧，它在西方的中呈現出幾類主要模式。（１）詞語批評，指２０世紀２０－５０年代英美“新批評”所代表的注重詞語分析的批評模式，其主要代表是英美大學的一批學者或學院批評家。它認為文學不是對社會的再現或情感的表現的產物而是詞語的構造；不是作家或社會狀況而是作品本體是批評的對象；致力于分析作品詞語中的富有意義的特殊狀況，如“朦朧”、“張力”、“反諷”、“悖論”等；采用文本“細讀”法，即異常精細地閱讀和分析具體文本詞語。（２）結構批評，指２０世紀５０－７０年代盛行于歐洲的結構語言學批評模式，其主要代表為一批語言學家、人類學家和批評家。這種批評模式認為文學是一種普遍的語言系統的產物；成為其關注目標的不是具體文學作品而是支配它的深層邏輯程序；致力于建立制約作品意義系統的語言學模型，如二元對立、符號矩陣等；有意忽略文本的社會再現、情感表現或詞語因素而專注于更大的深層結構的發掘。（３）心理分析批評，指２０世紀前期盛行于歐洲的由弗洛伊德開創的心理分析學派批評。這種批評模式認為文學是作家的被壓抑的無意識的升華的產物；文本語言的隱意成為批評關注的對象；批評的焦點是建立顯意與隱意之間的總的語法結構——“化裝”，其具體語法規則包括凝縮、置換、視覺形象、二度潤飾；批評的方式為像“釋夢”那樣闡釋文本，主要是作家或人物的無意識結構。（４）解構批評，指２０世紀６０－８０年代先后興盛于法國和美國的以“解構”為特色的批評方式，主要代表有德里達、后期巴爾特、克里斯蒂娃，美國“耶魯學派”。這種解構批評模式的特點有：文學不再是意義自足的有機整體而是充滿差異的零散結構，文本也不再由作家主宰而是已經變成“孤兒”；文本的縫隙或邊緣成為批評關注的對象；批評的焦點在于透過文本縫隙或邊緣而發現制約意義的形而上思維的虛幻性；批評的方式為解構性細讀，這種閱讀具有“新批評”那種細讀精神、但卻讓其服務于揭露文本的零散性和虛幻性，從而帶有修辭性特征。（５）意識形態批評，指２０世紀６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在歐美流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模式，其代表人物有法國的阿爾杜塞、英國的伊格爾頓和美國的杰姆遜等。這種批評模式的主要特色有：文學不再是對意識形態的直接反映，而是通過特定語言結構而作出的想象性再現或“挖空”；文本語言及其意識形態蘊涵成為批評的主要對象；批評的焦點在于借助語言學模型而重構意識形態及更深邃而微妙的歷史；批評的方式為文本細讀與意識形態闡釋的結合。（６）“文化研究”批評，指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流行于西方的文學批評模式，它是英國６０年代后期興起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在北美、澳洲及世界上其他地區進一步擴展的結果。這種批評模式的特點有：文學被視為更大的文化實踐的一部分；文學的大眾文化、民間文化、亞文化等邊緣文化類型成為批評關注的主要對象；批評的焦點在于文本中的異質文化沖突；對文本的具有跨學科特色的文化分析成為主要的批評方式。當然還可以舉出一些，但上述模式已能大致顯示現有批評理論模式的總體輪廓了。它們誠然可以代表當今世界文學理論的主流，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文學理論就只能一味跟著這種主流節拍走。我認為，中國古典文論中的“感興”（體驗）傳統與“修辭”傳統的融匯大可以翻轉出一種新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我把它成為興辭詩學。

興辭詩學是對古典感興批評與修辭論傳統加以現代融匯的產物。古典興辭批評屬于中國古代獨具特色的批評理論模式，是以富于感興的閱讀與評論去盡可能還原文本感興的批評方式。從孔子的“興于詩”到葉燮的“興起”，興辭批評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演變歷程，形成了自身的模式。第一，從批評的宇宙觀基礎看，感興批評表現了一種萬事萬物相異而又相類的宇宙觀，力求揭示文學世界以及現實世界共同存在的興發感動關系。第二，從批評的重心或焦點看，感興批評主要談論文學所展現的個體生活體驗即“感興”。第三，從批評的思維方式看，感興批評崇尚與感興相近的瞬間感悟或直覺，強調以感興批評去還原文學感興，而輕視或反對推理式批評。第四，從批評的表述文體看，感興批評多采用富于文采的點評體甚至詩體，而不愿意推演出邏輯嚴密的學術論著體。孔子評《詩經》只留下“片言只語”，劉勰以韻文形式寫成文論巨制《文心雕龍》，杜甫的《戲為六絕句》開創了“以詩論詩”傳統，金圣嘆、毛宗崗和張竹坡等對白話長篇小說的批評僅僅“點到即止”，等等。這種古典感興批評理論模式的關鍵點，在于從文學文本中尋求感興的呈現狀況。這里所尋求的感興，并不是簡單的個人生存體驗，而是在個人生存體驗中蘊藉的對于社會生活狀況的活的體驗。

今天中國所處世界狀況已大不同于古典中國與世界狀況，古典興辭批評難免會遭遇“水土不服”的困境，但這不應妨礙我們從今天的生存需要及其與古典傳統的相連處出發去加以重新激活。在當今批評理論語境中重新發掘古典興辭傳統的魅力，從中翻轉出現代興辭詩學，正可以視為當今一種可行的文學理論框架。今人葉嘉瑩明確認識到，應把古典詩論中注重“感發”的“興”概念提取出來作為現代批評的重要概念。“西方詩論中的批評術語甚多，如明喻、隱喻、轉喻、象征、擬人、舉隅、喻托、外應物象等，名目極繁，其所代表的情意與形象之關系也有多種不同之樣式。只不過仔細推究起來，這些術語所表示的卻同是屬于以思索安排為主的‘比’的方式，而并沒有一個是屬于自然感發的中國之所謂‘興’的方式。……對于所謂‘興’的自然感發之作用的重視，實在是中國古典詩論中的一項極值得注意的特色。”（葉嘉瑩：《比興之說與詩可以興》，《光明日報》，１９８７年９月２２日）她的主張富于見地，值得重視。興辭詩學是感興修辭詩學的簡稱，是由注重個體體驗的感興論與突出特定語境中的語言效果的修辭論兩者融匯起來的文論框架。這是一種在特定語境中闡釋文本語言并由此顯示其感興蘊藉的文論方式。文本就是指作者創造的供閱讀的特定語言構成品，而語境則是包含幾重含義——首先指特定文本中的上下文、其次指這一文本所生成于其中的特定時段的更大而豐富的文化文本，最后是指最終這種文本意義生成的與生產方式相關的最基本的歷史情境。興辭詩學的一個顯著特色，是致力于文本體驗、文本修辭論分析與文化語境闡釋匯通的路徑。這就是，首先閱讀文學文本，喚起直接的個體感興；其次作具體的文本修辭細讀，揭示文本語言的個別或獨特特色，以便為文本意義及意蘊闡釋提供語言基礎；再次根據對文本的感興及語言的獨特性的分析，建構起與之相關的更為廣泛的文化語境闡釋模式；最后把上述文本感興與語言特色帶入具體的語境中加以闡釋，發現文本的深層無意識意蘊。興辭詩學具有批評理論品格，即它本身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可與批評脫離的普遍有效的理論，而總是以具體批評方式呈現的理論形態。

上面的論述難免有些粗疏，其中的種種問題有待于進一步梳理，但我相信，在當今批評理論中重構興辭詩學應當成為當前我國文學理論的選擇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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