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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隋煬帝在隋唐詩風嬗變中的歷史作用
論文關鍵詞：隋煬帝 詩歌 歷史作用
論文摘要：對于隋煬帝在歷史上的作用，人們一向持否定態度。本文從隋代詩歌史的角度，考察他的詩歌理論和創作，探索他在隋代詩歌風格演變中推進南北詩風融合的促進作用。
歷史上的某些現象往往是那樣具有嘲諷意味:同隋文帝楊堅棄華返樸的理論和實踐形成鮮明對照的，恰恰是其子隋場帝楊廣對華章麗句的近乎狂熱般的愛好。說來也許令人難以置信:這位以荒淫無道載人史冊的昏暴之君，在詩歌中上竟是一位大力推進南北融合的急激冒進型的先行者。這不僅僅是由于他那些煞費苦心的作品在隋代詩壇產生的深遠影響，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個人的悲劇始終處于歷史與時代漩渦的中心。
《隋書·文學傳序》載:
場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 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 受朝》及《擬飲馬長城窟》，并存稚體，歸于典制。 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級文之士，遂 得依而取正焉。
這段記載涉及到的歷史現象比較復雜。場帝初習藝文時的非輕側之論與即位后的一變其風、其意在驕淫的詩文內容與詞無浮蕩的表現形式之間，都蘊涵著內在的二律背反。楊廣以陰謀手段易儲篡位，政治野心的約束與壓抑迫使其文學理論與實踐的表里、前后均不一致，這給后人真正認識此人及其詩歌的本來面目帶來了難度。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此人身上有著一種強烈的原始生存競爭的欲望。
“初，上自以藩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①。“矯情飾行”本身就是壓抑自己內心那些日益強烈的基本愿望;而壓宗這一狼子野心的得以實現，即意味著楊廣個人的命運悲劇正式開場。為凡夫俗子垂涎艷羨的“九五之尊”，在隋場帝這里其實是一種厄運。隋文帝在位時的大誅殺己為場帝積怨，文帝彌留之際場帝與陳宣華之間的風流韻事及文帝那莫名其妙的死，更為場帝種下了禍根。隋末瓦崗軍首領李密那篇以痛斥場帝“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②聞名于世的檄文歷數他有十大罪狀，其中軾殺、娶母為十惡之首(陳宣華在名分上是場帝母輩)。且莫說在中華民族這樣歷史悠久的詩書禮儀之邦，即使在近代西方，這種亂親行為(如果確有其事的話)也是令人發指的。正是在人們由捕風捉影的懷疑而確鑿不移地認定的這兩點上，暴露了場帝性格中原始野性未泯的一面，從而使他成為隋代一系列矛盾的聚焦點。
這頗有些類似于奧地利精神病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中所剖析的那種現象。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這篇文章中，將兒童的戀母妒父心理稱之為“俄狄浦斯情結”，認為“也許我們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要把我們的第一個性沖動指向母親，而把我們的第一個仇恨和屠殺的愿望指向父親。”“俄狄浦斯王殺了自己的父親拉伊俄斯，娶了自己的母親伊俄卡斯式，他只不過向我們顯示出我們自己童年時代的愿望實現了。’，③弗洛伊德的學說明顯帶有其神秘的泛性論色彩，這是毋庸諱言的;但我們如果揚棄其不合理的悖謬成分，并將其引申到人類社會發展的廣義角度來理解的話，卻可以從中得到應有的啟示。弗氏所述心理現象發生于人類幼年。而隋剛剛從中脫胎出來的北朝，正處于人類歷史上的幼年時代。這從詩歌發展史上也可以看出來。例如河朔一帶流行的那些以巾幗英雄為主人公的北朝樂府民歌，即明顯帶有氏族公社階段之母權制的印記;而隋代詩歌中那種不加掩飾的生存本能的沖動，那種熱血騰涌的野性氣息，都帶有人類幼年時代茅塞未開、沒有過多的思想束縛、活潑好動等顯著特征。這些特征與中國傳統的封建禮教當然是背道而馳的。但也許是順應了人類天性的緣故，它卻往往能夠促進文學藝術的繁榮發展。古希臘神話之輝煌成就與此關系密切，中國唐代詩歌藝術的全面繁榮亦與此息息相關。隋唐時代詩歌的興旺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這種始終沒有消退的人類幼年時代的稚氣，以及與之俱來的旺而不衰的蓬勃生命力。而這些稚氣和生命力在隋人心理上及其詩歌中化成的沖擊力量，在隋場帝這里可謂集其大成。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場帝可以說是中國的俄狄浦斯王。他在軾父娶母的宮廷政變中所作所為之野蠻和殘暴，乃是人類早期那種強烈得按捺不住的原始生存競爭欲望的體現。人類生存競爭當然不僅僅局限于性的本能，楊廣那些直接發自性本能的極端荒淫的行徑亦為時人所不齒;但另一方面，性本能又具有升華作用，它可以把感情轉變為事業上的追求，亦即舍棄性的目的，而轉向更高級、社會更能接受的目標，把本能的能量貫注到替代的目標或對象上，使本能愿望的要求變成一種新的、非性的欲望和思想。性本能背后的這種潛在力量，弗洛伊德稱之為“里比多’，④。里比多在隋場帝事業上的作用，可分為政治與文藝兩途。它們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與統一，又有著各自獨立的特色與差異。在政治上，隋場帝是一位失敗的悲劇型人物。修萬里長城、開鑿大運河這些造福后代的建設性事業，換來的只是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烽煙四起，最后終于推翻了他的統治;在文學上，這位疏于治國理民之道的統治者卻頗有建樹與開拓。即如《冬至乾元殿受朝詩》:
北陸玄冬盛，南至蓉漏長。端拱朝萬國，守 文繼百王。至德漸日用，治道愧時康。新邑建 高擊，雙閥臨洛陽。圭景正八表，道路均四方。 碧空霜華凈，朱庭皎日光。繆佩既濟濟，鐘鼓何 煌煌、、·…⑤
此詩最初給讀者的印象是雍容典雅、四平八穩，似無甚具有魅力之處;但倘若我們從整體上去感受的話，它表現的乃是一代關隴英杰剛剛在歷史舞臺上嶄露頭角時那種如日方升的宏大氣魄與意象。后來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即明顯得益于此。再如《飲馬長城窟行示從征群臣》，天之驕子的意氣更是噴薄欲出:
肅肅秋風起，悠悠行萬里。萬里何所行? 橫澳筑長城。豈臺小子智，先圣之所營。樹茲 萬世策，安此億兆生。拒敢憚焦思，高枕于上 京。轉河秉武節，千里卷戎放……⑥后來唐太宗雖也有同題之作，卻遠不及場帝之作坦蕩與暢快:“寨外悲風切，交河冰已結。瀚海百重波，陰山千里雪。迥戍危烽火，層巒引高節。悠悠卷篩族，飲馬出長城。塞沙連騎跡，朔吹斷邊聲。胡塵清玉塞，羌笛韻金征。’，⑦兩相比較，場帝作品中那種對于武功的渴望，對于權利與榮譽的迷戀，以及由此產生的關隴豪強大展鴻圖時那種帶點沾沾自喜的時代自豪感，都較太宗之作要強烈得多。它不像后者那樣刻意追求對仗的工整，許多話想說又不敢說，還時時露出雕琢痕跡;而是赤裸裸地袒露胸懷，想到哪里就寫到哪里，有暢所俗言之果敢，無欲言又止之顧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蠻有意思的現象:作為帝王無法與一代英主唐太宗同日而語的隋場帝，在作為詩人這一點上卻要比唐太宗高出一籌。不管太宗的擁戴者們是否心悅誠服地愿意承認，詩歌史上的史實是明擺著的。后來唐代宮廷中那些以歌頌帝王的文治武功為主題的君臣唱和之作，即場帝詩歌作品的余波。二者的區別只在于唐太宗的煌煌功業使其詩筆有了依托;不似場帝那般色后內在，心比天高，命比紙薄。 隋場帝是關隴軍事集團的早期領袖之一。此時的關隴軍事集團，在政治上還較為稚嫩和不成熟，對如何治理一個渙渙大國沒有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
他們對“以馬上得天下，非可以馬上治之”的道理體會不深，對一般封建帝王用以維系封建統治的儒教綱紀沒有表現出應有的重視，加之以治國指導方針與具體措施的種種失當，頃刻顛覆之悲劇的發生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初生的關隴集團內憂外患積蓄之多，好象一個裝滿了火藥的木桶，距離總爆發所欠缺的只是一點火星。以隋文帝楊堅之兢兢業業地小心經營，尚且只能延緩矛盾激化而無法從根本上將其消餌;何況隋場帝楊廣先天生的缺陷，使他連這一點也無法作到，必然被爆發炸得粉身碎骨。這不僅是楊廣個人、也是整個關隴集團和隋那個朝代的悲劇。身為一國之君，楊廣未嘗不想有一番作為，但隋代的時勢尚不容他任意伸展。政治上無處施展的力量轉而發之于詩歌，一些詩篇因之充溢著關隴健兒的豪雄之氣。如《白馬篇》塑造的主人公，展現了一代關隴英杰的風姿，建功立業之心溢于言表:“白馬金貝裝，橫行遼水傍。問是誰家子，宿衛羽林郎。文犀六屬愷，寶劍七星光。山虛弓響徹，地迥角聲長。宛河推勇氣，隴蜀擅威強。輪臺受降虜，高網剪名王。射熊人飛觀，校獵下長楊。英名欺衛霍，智策蔑平原。島夷時失禮，卉服犯邊疆。征兵集薊北，輕騎出漁陽。’，⑧前面提到的那兩首《冬至乾陽殿受朝詩》、《飲馬長城窟行示從征群臣》和《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賦詩》、《紀遼東二首》皆屬于這一類型。這類詩對后世的影響，是一批以雄豪闊大為美的詩歌作品的出現，后來唐人作品中關隴健兒的主體意識歷久不衰，楊廣可以說是他們的“始畢可汗”。
但楊廣畢竟是一個失敗者。個人悲劇與時代、集團悲劇的重合，使楊廣成為歷史舞臺上集關隴英杰與民賊于一身的雙重角色，也給其個人心靈造成了沉重的壓抑。其宮廷生活中的各種胡作非為，就是這位悲劇型的先行者在內外交困矛盾重重無法解決也無力解決時表現出來的狂態。“(場帝)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研之!”，⑨分崩離析、心勞日拙的政治處境，使這位好不容易才登上夢寐以求的皇帝寶座的統治者變得焦躁不安，態意游樂成為楊廣填補生活空虛、尋求感官刺激以麻痹脆弱神經的最好方式。“(場)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游，遍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惟恐不足。’，。下汲汲顧景惟恐不足的心理愿望相聯系，楊廣的一部分詩也津津樂道于此。如《江都宮樂歌》:“揚州舊處可淹留，臺榭高明復好游。風亭芳樹迎早夏，長皋麥隴送余秋。祿潭桂揖浮青雀，果下金鞍躍紫騁。綠筋素蟻流露飲，長袖清歌樂戲州。’，。此中抒情口吻，可說是非尋歡作樂之主而不為，窮奢極欲之態躍然紙上。而《喜春游歌二首》、(江陵女歌》、《泛龍舟》、《江都夏》皆屬于這一類型。這類詩歌表現出楊廣對華麗詞句、綺靡風情的狂熱愛好，對唐代那些以宮廷游樂生活為題材的詩歌影響頗深。克制與放縱、塞北與江南、建功立業與沉于游樂、慷慨悲歌與婉轉低吟、剛勁之聲與柔靡輕曲構成了隋場帝詩歌中的一對對矛盾，使這個悲劇人物的詩歌作品呈現出復雜的形態。但即使在這復雜之中，仍可見出關隴豪強的當行本色。你看場帝詩中的戰爭生活，描述得何等有聲有色:“山川互出沒，原野窮超忽。擬金止行陣，鳴鼓興士卒。千乘萬騎動，飲馬長城窟。”。“進軍隨日暈，挑戰逐星芒。陣移龍勢動，營開虎翼張。沖冠人死地，攘臂越金湯。塵飛戰鼓急，風交征篩揚。轉斗平華地，追奔掃大方。’，。行軍布陣、沙場拚博，仿佛是發生在昨天的事一樣，讀來歷歷在目。再看場帝筆下的游樂見聞，展現的則是另一番學風采:“舶妒千城泛歸舟，言旋舊鎮下揚州。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六髻聊停御百丈，暫罷開山歌掉謳。’，。“黃梅雨細麥秋輕，楓葉蕭蕭江水平。飛樓綺觀軒若驚，花笨羅韓當夜清。菱潭落日雙亮舫，綠水紅裝兩搖祿。’，。此類以巡幸江南為素材的詩歌乍看酷肖南朝詩人的筆調，細細品味卻又與南朝詩人的風格有著內在的差異。隋場帝到底是關隴健兒中的一代風流人物，他對江南詩風的傾慕不可能也沒必要完全徹底地亦步亦趨。即使是此類描述游樂見聞的詩歌，字里行間也都充溢恢弘闊大之意:“還似扶桑碧海上，誰肯空歌采蓮唱。’
，。“詛似江東掌間地，獨自稱言鑒于游。’，。“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⑧這是眼界狹隘、坐井觀天的南朝詩人所不曾夢見的。尤其是后詩之清空一氣，唐人張若虛的問題之作隱約可見受其影響的痕跡。原始生存競爭本能，在這里化為轉日回天、飛揚跋息的豪雄意氣，使場帝對江南文化的傾慕沒有淪為邯鄲學步，從而有力地開辟了隋唐時代南北交匯融合的先河。后來唐代詩人的種種開拓，其源頭都可以追溯到具有原始生存競爭本能的隋場帝這里來。強烈的生存競爭本能，使場帝對當時其他詩人表現出恭而復據、前后矛盾的態度。在未登上九五之尊的寶座之前，楊廣表現出極大的克制與禮賢下士的姿態:“(晉)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宵、朱踢等百余人以充學士。而(柳)誓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后示人。”“初，王屬文，為庚信體，及見誓之后，文體遂變。’，。這批才學之士實即聚集在楊廣周圍的一個詩群，于隋代南北詩風之交融多有建樹。此乃楊廣積蓄力量、以求一逞的野心約束所致。一旦登基之后，楊廣即開始大膽地發表評論，褒貶當代詩人:“(場)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邑因為五言寺，詔(王)宵和之。其詞曰:‘……’。(場)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者曰:‘氣高致遠，歸之于(王)宵;詞清體潤，其在(虞)世基;意密理新，推庚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寺也。”，。平心而論，這些詩歌評論也還算公允。而隨著國內外各種矛盾的加劇，頗有藝術造詣的楊逐漸失去了公允和理智。越到后來，場帝越對詩文一途寄予厚望，他那日益膨脹的自尊心越不能容忍比自己強的詩人存在:“隋場帝為《燕歌行》，群臣皆以為莫及，王宵獨不下帝，因此被害。’，。(場)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宵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今天看來，嫉才妒賢、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專橫暴君，莫此為甚。但在人欲橫流的隋唐時代，這卻是基于生存競爭欲望而產生的自然而然的想法。后來唐人宋之問為一句詩的創作權壓殺外甥劉希夷，其行徑即與楊廣如出一轍。要而論之，楊廣這樣做乃是出于一種爭強好勝的心理:“(場)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膚承藉緒余而有四海，設令膚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耐人尋味的是，即使在這一點上也有人步隋場帝的后塵:“(唐玄宗)嘗遇二月初，潔旦，巾櫛方畢。時當宿雨初晴，景物明麗，小殿內庭，柳杏將吐……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自制者也)，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上指而笑謂殯御日:‘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④作為盛唐開元天寶年間的統治者，“五十年太平天子”唐玄宗的功業遠非頃刻覆亡的隋場帝所可望其項背。然而二者在政變登基、開邊拓土、耽于游樂乃至自命不凡這一點上卻又如此驚人的相似，更進一步說明了關隴集團內部承傳的同一性。相似的行為卻取得相反的效果，其原因不僅在于楊廣由人類生存競爭本能再向前跨越的那悖謬的一步，而且在于楊廣那個時代各種歷史條件的不成熟。關隴集團積蓄的力量還沒有達到像盛唐那樣可以任統治者為所欲為的程度，隋場帝的種種奇思妙想注定只能遭到徹底的慘敗。但后來唐代國力的強盛與詩歌的繁榮，卻正是在吸取隋場帝失敗教訓與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得以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隋場帝楊廣這位先行者的失敗與成功，對唐代帝王和詩人產生的促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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