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道教的愛國主義思想文化傳統
近30年來，許多著作和文章都論及道教的愛國主義思想主張。然而，作為道教思想文化建設的一個核心問題，道教的愛國主義理論依然有待深入探討，諸如道教為什么具有愛國主義傳統？道教愛國主義的主要思想內容是什么？這些問題都是需要回答和做深入研究的。
一、愛國主義是道教的一貫精神
早在產生之初，道教就提出了“助國”、“保國”主張。如《太平經》卷四十八《三合相通訣第六十五》謂修道者當“助國得天心”；《太平經》卷九十一《拘校三古文法第百三十二》則說：“天乃與德君獨厚，故為其制作，可以自安而保國者也。”這里的“助國”、“保國”表示以某種方式來幫助國家治理，或者保護國家安全。其前提就是愛國，因為只有具備愛國主義思想情感才能產生愛國行動。
在早期道教中，愛國主義不僅表現為“助國”、“保國”，而且表現為“佐國扶命”。《老君音誦誡經》說：“老君曰：吾漢安元年，以道授陵，立為系天師之位，佐國扶命。”其中所謂“道”即正一盟威之道，作者指出正一盟威之道是以太上老君傳授給張陵為肇始的。而“佐”即輔佐，“佐國”就是輔佐國家治理，“扶命”即扶持國家命脈的延續。既然要輔佐國家治理與扶持國家命脈延續，其行為也就蘊含著愛國情感，沒有愛國情感，不可能有“佐國扶命”的實際行動。
自漢末張陵以來，道教中類似于“助國”、“保國”、“佐國”的言辭還有很多，如《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經》所講的“安國育民”；《太上洞玄靈寶真文要解上經》所講的“興國愛民，普濟群生”；《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卷一所講的“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國安民豐，欣樂太平”；《太上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卷一所講的“佐天行化，助國救民”；《高上玉皇本行經髓》所講的“精心恭奉，家國安寧”等等，都以特有方式表達道教對賴以生存的國土的熱愛。在這些典籍中，愛國與愛民幾乎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說明道教的愛國一直具有人民性。
還有相當一批典籍的名稱出現“護國”二字，如《太上護國祈雨消災經》、《碧霞元君護國庇民普濟保生真經》、《太上大圣朗靈上將護國妙經》、《正一法文經護國醮海品》、《護國嘉濟江東王靈簽》等，“護國”即意味著以實際行動保衛國家安全。與軍隊國防有所不同，道教“護國”一方面表現為精神力量的發揮，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危難之際以實際行動為國分憂。正如“助國”、“保國”、“佐國”是以愛國為思想前提一樣，“護國”也蘊含著深厚的`愛國情感。
特別要指出的是，有關“助國”、“保國”、“佐國”、“護國”的典籍分別產生于不同的歷史時期，從漢魏到元明都有，并且在清代以來獲得重新解釋和傳承，說明道教的愛國思想是綿延不絕的。
二、道教愛國主義思想的理論基礎
道教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土壤中誕生，又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得到滋養，所以道教的愛國主義具有文化傳承的天然本性。
（一）黃帝文化精神
就發端而論，道教主要淵源于先秦道家思想，而先秦道家從一開始就樹立了崇尚黃帝的愛國精神。在儒家追溯堯、舜傳統的時候，道家則以生動活潑的方式講述黃帝故事、表征黃帝精神。黃帝之名在《列子》里出現14次，在《莊子》里出現35次。老莊之后，黃帝之名更為道家學派所津津樂道，無論是《鬻子》還是《亢倉子》，《冠子》還是《淮南子》，黃帝都是一個中心意象，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以至于西漢時期具有道家立場的歷史學家司馬談與司馬遷都十分崇尚黃帝，《史記》的《五帝本紀》即從黃帝講起。
先秦到西漢時期，道家尊崇黃帝的 思想被道教所繼承和發展。在道教經書典籍里，冠以黃帝之名的文獻比比皆是。到了唐、宋、元、明時期，黃帝在道教中成為修道成仙的理想典型，趙道一編纂的 《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一開篇就是軒轅黃帝之傳，廣泛搜羅歷史上各種關于黃帝的資料，精心纂輯成篇，通過講述黃帝圣跡，表達對黃帝的尊崇，謂之：“軒轅屈黃帝之尊，禮七十二師，然后垂衣裳而天下治。當是時也，君明臣良，民淳俗樸。以有天下而不恥下問，是故神人悉愿歸之，民到于今稱之，此后世所以有黃帝王霸之品者，于此乎可見矣。”
道教尊崇黃帝，不只是為信仰者樹立了一種可供 效法的修道理想典型，更重要的是其中寄托著大中華的民族意識與祖國觀念。黃帝作為人文初祖，千百年來已經成為民族團結和國祚綿延的象征。從這個意義上看， 道教崇尚黃帝精神，也就是高舉愛民族、愛祖國的偉大旗幟。正因為在近兩千年的歷史進程中，道教不斷宣傳黃帝，營造了根深蒂固的團結精神，所以在祖國危難之 時，道教徒能夠挺身而出，以護國為己任，獻策獻力，作出應有貢獻。
（二）大道化生學說
道教以大道為核心的信仰體系也必然導致其愛國路向。
大道或稱常道等，大道之說首見于《道德經》，第三十四章說：“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意思是講，大道非常廣闊，任憑人們自由行進。基于洗練的原則，《道德經》在更多場合則使用“道”這個術語來陳述宇宙演化和社會發展的內在根據。第四十二章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段話包含著相當豐富的內涵，幾千年來人們從不同角度予以了充分解讀。
由《道德經》所創立的大道論，通過《列子》、《莊子》等道家學派的傳承和發展，在道教產生以后成為其理論基礎與信仰內核。《太上開明天地本真經》說：“夫 大道者，本真也。真是道之本，經乃運之真。天地經本，升降真明；圣賢運本，歸返真靈。本來真面目，大道體分明。自乾坤開辟以來，經日月陰陽之道。定寒暑， 顯晦明，發三光，育萬物。顯三大圣人之德，體兩儀造化之功。明天文，分地理，成世界，立兆民，畫卦象，法制度。人造書契，合符明道，結繩而政，以開國成 家。”據此，則國家與天地都歸本于大道。早期道典《老子想爾注》有個說法，叫做道用之時，天下“競行忠孝”。意思是講，大道流行的時候，普天之下的人們都能夠奉行孝心、盡忠報國。這個說法不僅對祖國傾注了熱愛，而且體現了以道用世的理念，字里行間透射出愛國主義的真精神。
（三）性命雙修理論
與大道演化學說相對應，道教在長期發展過程中 還形成了性命雙修的系統理論，從中也必然得出愛國主義的結論。性命雙修不僅講究身形修煉，而且要求心性涵養，而心性涵養離不開培育止惡行善的社會倫理道 德。在中國，無論哪個時代，效忠國家都是國民倫理道德的起碼要求，在道教徒的基本修養范圍之內。
具體而言，性命雙修理論有兩項重要內涵規定了愛國主義的旨向。
第一，性命雙修是以身國互喻為實施前提的。為表征性命意涵，也為變化氣質、脫胎換骨，道教徒時常把身體與國家相互比喻。例如《太上洞玄靈寶五符序》卷下謂：“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知治國矣。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吝其氣，所以全其身。”不僅把身體當作國家的象征，而且進一步闡述了“愛其民”、“安其國”與“全其身”的關系。按照作者的意思，“身”與“國”不可分。從這種角度說，治身乃是為了更好地治國，全身也是為了安國。愛護身體，也就意味著愛護國家。反過來說，愛護國家和治理國家，也能夠給生命的健康、完善以及升華境界提供參照系。因此，愛國實際上是作為一種基礎性的因素蘊含于身國互喻的性命雙修理論之中。
第二，性命雙修要求實施者必須立功德。道家有關功德的論述很多，如《道德經》第二章謂“功成而弗居”，第十七章稱“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等， 不僅贊成人生在世應該立功，而且主張遵循自然之道，在立功之后不居功。這種思想后來成為道教修身養性、延年益壽的理論指導，故而魏晉以來，諸多道教典籍都 論及立功德的問題，而宋元之際勃興的性命雙修理論更是將功德作為基本內涵之一。按照道教的說法，形體健康、延年益壽不但需要調養內在的精氣神，而且需要外 在的功德滋養，而功德最重要的內涵之一是濟世救人、報效祖國。所以《仙人請問本行因緣眾圣難經》告誡奉道修行者：“當更立功，救度國主民人災厄疾苦，大功德滿，太上錫迎子矣。”基于這種理念，道教把那些盡忠報國的英雄列入仙譜，諸如關公、岳飛等皆是如此，而善于“殺蛇斬蛟”、為世人排憂解難的許遜則被尊為忠孝神仙，至于媽祖、靈濟真君等諸神明則獲得了“護國”的封號。
道教的愛國主義既有悠久的思想淵源，也有深厚的理論基礎。道教崇尚黃帝精神，實際上是樹立了愛國的顯明標志，而其大道化生學說和性命雙修理論則在哲學思想上為愛國主義的教義提供了有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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