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緣雜劇作者考辨的文化論文
【內容提要】
《盛明雜劇》所收《李夫人再生緣雜劇》，因題“蘅蕪室編”，從《重訂曲海目》改題“蘅蕪室主人編”以來，諸家書目和研究者都認為蘅蕪室主人是王衡的別署，因此，《再生緣》為王氏所作。本文通過確鑿的材料，考辨今存本《再生緣》為吳大山（仁仲）所作，并對其生平事跡作了簡要的概述。
【關鍵詞】 《再生緣》 王衡 吳仁仲 考辨
《李夫人再生緣》雜劇，簡稱《再生緣》，四折。寫漢武帝寵妃李夫人病死，用武帝所賜玉鉤殉葬。十五年后，轉生為河間陳姓女子，以手握玉鉤為憑，與武帝再續前緣。今存《名家雜劇》（即《環翠堂精訂五種曲》）和《盛明雜劇》本，均題“蘅蕪室編”。《今樂考證》、《曲錄》等著錄，都沿用《盛明雜劇》的題署;而《重訂曲海目》則改題“蘅蕪室主人編”。傅惜華為《明代雜劇全目》所寫的王衡小傳，索性把“蘅蕪室主人”當作他的別署，《李夫人再生緣》雜劇自然也就成了王氏的作品。莊一拂的《古典戲曲存目匯考》也支持此說。由于這兩種劇目工具書的影響比較大，后來的各種有關的戲曲著作和工具書，幾乎都傾向于《再生緣》雜劇是蘅蕪室主人所作。
徐朔方先生在《王衡年譜》的“引論”中雖然不贊成蘅蕪室是王衡的齋名 （見《晚明曲家年譜》第一卷） ，但是他認為《再生緣》“以內容和風格而言，說它是王衡的作品倒沒有什么不合，當然還有待進一步查證。它如果是王衡的作品，當和悼亡有關。可能在萬歷二十一年他三十三歲馮夫人去世時所作”，并以王氏給妻叔馮時可的書信 ① 作為他考證的證據:
“蓋室人之不長世，八年前已預卜之。中道摧割，尚在人意中……妻亡以來，彷徨不知所寄，欲以玄理遣之而不能，欲以書卷筆札遣之而又不能。昨亡櫬出時，作哀詞數首，輒數日作惡……拙記二冊奉覽。”
馮夫人多病同劇中李夫人相似。如果允許我們想象，創作《再生緣》可能就是他“欲以書卷筆札遣之”的一種方式，而“拙記二冊”可能就是《再生緣》和另外雜劇的手抄本。除小說戲曲外，很少有作品可以簡稱為“記”，而他沒有寫過小說。 ②
盡管他認為此說“還有待進一步查證”，在表述時也用了不肯定的語氣，但他又把《再生緣》系于王譜“萬歷二十一年癸巳（1593），三十三歲，喪妻馮氏及次兒賡虞”之下，注曰:“《再生緣》雜劇或為悼亡作于今年。”在《王衡年譜·引論》的結尾，他還是明確地寫道:“王衡今存四種雜劇都以劇中人物影射他本人或他的近親，兼有自敘和詠懷性質，這是他雜劇創作的一大特色。”而且強調《再生緣》將“李夫人和鉤弋夫人合二為一”，同《郁輪袍》和《真傀儡》一樣在構思上都很巧妙。顯然，他又非常肯定《再生緣》就是王衡今存四種雜劇之一。
總之，上述諸家的說法都根據不足，難以讓人信服。“蘅蕪室”是否就是王衡的齋名，《再生緣》究竟是不是王衡的作品，都必須作進一步探索考辨，才能得到明確答復。
首先，《拾遺記》卷五載:“漢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帝息于延涼室，臥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洽席，遂改延涼室為遺芳夢室。”《再生緣》作者將此事寫入該劇第三折:“好苦人也!前者夢見夫人把蘅蕪之草獻與寡人，因而醒覺，遂名其處曰‘遺芳夢室’。”《再生緣》用蘅蕪室作為題署由此而來，可能作者既要懷念亡故的妻子，又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實姓名，便作了這樣隱姓埋名的處理。可是王衡《緱山先生集》及其友人陳繼儒所撰的《太史緱山王公傳》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三十九） 、唐時升的《太史緱山王公墓志銘》 （《三易集》卷十七） 中，以及其他明人的著作里，都未提到王衡有“蘅蕪室”這個齋名，更不見用過“蘅蕪室主人”的別署。王衡自己常用“緱山”這個外號，至于“綠野堂”的題署，只在題《杜祁公藏身真傀儡》雜劇時偶一用之。孟稱舜《酹江集》本《真傀儡》的眉欄上批注云:“相傳王荊石相公壽日，辰玉作此為尊人壽。”陳繼儒《太史緱山王公傳》明確指出，這個劇是王衡為其父親王錫爵祝壽所作，云:“乙巳，文肅公七十，公撰《杜祁公雜劇》以佐觴。訪求同硬家瑪染桑延之上座，與文肅公雁行班席，為竟日歡，見者詫為勝事。”文肅公，即王錫爵的謚號;乙巳，指萬歷三十三年（1605），劇應撰寫于這一年。而徐朔方先生認為“此劇當作于萬歷三十五年（1607）王錫爵被召而辭免之后不久”，恐不確。“綠野堂是唐朝名相裴度的別墅，作者借以表明自己的門第” （見《王衡年譜》） ，當然，也可能是為了避嫌才用它來署名自己的.劇作。至于蘅蕪室作為王衡的齋名則缺乏根據，《盛明雜劇》本《再生緣》的作者當是另一人。
其次，我們不妨看一看王衡的劇作究竟有幾種?陳繼儒非常推崇王衡的雜劇，在《太平清話》中將他與徐渭并舉:“近代雜劇，惟天池徐渭、辰玉王衡。”他又在《太史緱山王公傳》里說:“游戲而為樂府，多開拓元人三昧。”所謂“樂府”是指雜劇創作，進一步指出王衡的雜劇可以企及元雜劇。但究竟寫了幾種雜劇，則語焉不詳。此傳又云:“賴有尚寶君，積學操行，大振箕裘，……又刻文肅、緱山集。”按:“尚寶君”，指王衡之子王時敏（1592—1680），曾官尚寶卿，故稱。據此，《緱山先生集》由王時敏所編刻，集前有馮時可、陳繼儒、婁堅諸人的序，都寫于萬歷四十四年（1616），顯然這個集子是在王衡死后才編刊的。今存明刊本雖有六冊、八冊、十二冊、十六冊和二十四冊等不同的裝訂形式，但內容和版刻皆一樣，均為二十七卷。我所見到的一種卷首有萬歷四十五年（1617）蘇松備兵使者高出序的八冊本，在二十七卷目錄后“附北劇三種”，可見王衡只存北雜劇三種。這三種雜劇既無劇目名，劇本也不載于集中，到底是哪三種呢?據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五《詞曲》記載，這三種雜劇是《郁輪袍》、《沒奈何》和《真傀儡》。上個世紀30年代，傅蕓子先生在日本東京訪書時，發現內閣文庫藏有《明人雜劇三種》，即《新刊葫蘆先生雜劇》（《沒奈何》的又名）、《新刊杜祁公看傀儡雜劇》和《新刊郁輪袍雜劇》。雖然俱未題作者姓名，但后兩種已知為王衡所撰，他又考出《沒奈何》也是王衡作品。因“黃文佟肚海目》復載王有《長安街》、《沒奈何》各一種，姚梅伯《今樂考證》、王靜安《曲錄》均因之，世遂以為王于《沒奈何》外又有《長安街》一種，因未見傳本，后之治戲曲史者亦皆沿襲之。此次余在內閣文庫得觀斯書，始悉歷來相傳之誤。蓋此劇之正名乃‘沒奈何哭倒長安街，彌勒佛跳入葫蘆里’，可知《曲海目》之大誤也”，并指出《看傀儡》的題名較《真傀儡》為佳 ③ 。徐朔方先生認為《明人雜劇三種》應是《緱山先生集》所要附刻的北雜劇三種，此說甚是。《明代雜劇全目》據清人王士禎《香祖筆記》稱:“鶴尹大父緱山先生作《郁輪袍》及《裴湛和合》二曲，詞家稱為本色當行。”又著錄《裴湛和合》一種。因此，王衡所作雜劇共四種，現有存本者實為三種，散佚一種。在這四種中，惟獨沒有署名蘅蕪室的《再生緣》雜劇。
再次，所謂“‘拙記二冊’可能就是《再生緣》和另外雜劇的手抄本”。此種推測也很難成立，因為王衡的妻叔馮時可道學氣很重，他對盛宴和觀劇很不感興趣，曾在《與徐上舍》的信中說:“生平最苦享盛宴，觀優劇，斯二者一殄天物，一亂天君，令人神擾氣塞。” （見明刊本《馮時可選集》卷三十七） 王衡當然不會將自己的雜劇劇本寄給馮時可，招惹他不愉快。然而，馮時可倒喜歡游山玩水，萬歷二十五年（1597），他官浙江按察使時，在處州任所刊刻的《超然樓集》，除十二卷為雜著《雨航雜錄》外，剩下十一卷中就有兩卷是游記。而王衡所說的“拙記二冊”，可能指《紀游稿》，《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八“地理類存目七”云:“《紀游稿》一卷，是編乃所作游記，凡泰山一首，香山三首，盤山一首，馬鞍、潭柘一首，雜記三首，蓋隨時摭拾付梓者。”《紀游稿》今不存，但所寫游記均見《緱山先生文集》卷十，《重九后二日登泰山記》寫于萬歷十四年秋，而游盤山則在萬歷二十一年九月。它們是“隨時摭拾付梓”，先以單冊刊印，最后才編為一集。王衡寄給其妻叔的二冊游記，很可能就是新刻成的《紀游稿》中的兩個單冊，因而自稱為“拙記”。
最后，自從1952年祁彪佳《遠山堂曲品劇品》在上海發現，經黃裳先生整理校錄刊行后，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明代曲家和劇目 ④ 。在《劇品》“能品”中就著錄有《再生緣》雜劇，題吳仁仲作。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據大東書局本校訂重印《曲海總目提要》時，曾請杜穎陶先生對該書各劇目的作者加注更定或考訂說明，將原先未署名的《再生緣》雜劇題為吳仁仲作。傅惜華《明代雜劇全目》為了使它與所謂王衡的《再生緣》區別開來，便將吳作《再生緣》另列為一個劇目。雖然持有懷疑態度:“王衡有《再生緣》雜劇，未知與此究是一本否?”但是后來的戲曲工具書，如莊一拂的《古典戲曲存目匯考》等皆將《再生緣》分成兩個劇目著錄，而且都認為吳仁仲所撰《再生緣》已佚。既然《遠山堂劇品》只著錄一種《再生緣》，又非常肯定它的作者就是吳仁仲，當然不是空穴來風，一定會有所根據。二十年前，我查閱黃汝亨《寓林集》時，曾在該書卷三十發現有《題李夫人再生緣雜劇》一文，它對考察《再生緣》的歸屬會大有裨益，今照錄于下:
漢武英略邁世，有蓬海三神山之想，而《傳》記西王母，以為非仙才意有情閉耶，然天下豈有無情仙人哉!夫情消意歇，海枯石爛，即神仙無投足所矣。李夫人之綢繆生死，去而復來，而少君能魂致之，姍姍乎響答色援 （按:應為“授”字之誤） 于瞻睇之間，蓋情節也。腐生謂少君幻術烏有是事，則梁武帝不因寶公見地獄相，而三生石畔無牧笛乎?予故感友生雜劇而題之，以愧天下淺情人，而且以悲世有美人，不及遇漢武而塵土者遇矣。或世無少君，一死不可復作，而蘭摧玉折，沉泉下之痛者可悼也。
這個“題詞”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此劇也是寫漢武帝和李夫人再生緣事，劇名也叫《再生緣》，它很可能和《盛明雜劇》本《再生緣》是同一劇;二是，黃汝亨并未點明此劇的作者，只是說“感友生雜劇而題之”。《詩·小雅·棠棣》:“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友生”，指朋友，那么這個撰寫《再生緣》雜劇的友人是誰呢?今存本《寓林集》和《緱山先生集》中雖然找不到黃汝亨和王衡互相贈答酬唱的文字，但黃氏和王衡的摯友陳繼儒交往頻繁，黃集中致陳氏的書信就有五通，其中有兩封信提到王衡，他在一封《與陳仲醇》的信中說:“《人鏡編》甚欲得之，足下不付之伯畏，當托辰玉兄見寄。” ⑤ 由此可見，黃汝亨和王衡的關系非同一般。如果《再生緣》確系王衡（字辰玉）所作，按照道理說，受朋友之請托寫序跋或題詞，應當在行文中交代出請托者的姓名或別署。可是這篇題詞中只字不提劇作者的姓名，甚至連蘅蕪室也不愿涉及，因此，很難說《再生緣》就是王衡所作，我對此一直心存疑問，苦于對吳仁仲的名號、籍里、生平一無所知，無從考察，也只好作罷。
最近，再讀《寓林集》，終于在卷二十五《與吳伯霖》信中有驚喜的發現，信云:
近奴子歸，奏記足下，自陳治鐘陵狀略具。……仲初竟爾泉下，生平豪舉何在?二十余年事，彈指一息，含毫作狀，更自耿耿不已。生平文不佳，然不能為臾言，以重不安。又于案牘旁午中，偷忙作閑，狀成草草，似與仲初氣魄不遠。今錄一過送足下，或生志不忘之感。……仁仲《再生緣》并寄去 （著重號系筆者所加） ，一涉情境，便自有黯然處，直須付之川上。
黃汝亨（1558—1626），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萬歷二十六年（1598）進士，授進賢（即鐘陵）縣令，官至江西布政司參議 ⑥。此信寫于任江西進賢縣令時。收信人吳伯霖，名之鯨，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萬歷三十一年（1603）舉人，屢上春官不第，后謁選浮梁縣令，甫六月卒 ⑦。黃汝亨與吳伯霖為莫逆之交，這封信對考察《再生緣》雜劇的作者非常有價值:一是，可以證實《遠山堂劇品》所著錄的《再生緣》雜劇，確為吳仁仲所作，黃汝亨為《再生緣》雜劇的題詞，是受劇作者吳仁仲本人或友人吳伯霖之請托所撰寫的。二是，有利于考訂黃氏為《再生緣》雜劇題詞和雜劇的寫作時間。萬歷二十六年，黃汝亨進士及第后，次年五月出任進賢令，《寓林詩集》卷一有《五月授進賢令出都辭諸游好作》詩可作證。《與吳伯霖》這封信既然寫于鐘陵令任上，具體時間究竟是哪一年呢?信中說到為仲初撰行狀事，此仲初是誰?查《寓林集》卷十八，確有《亡友張仲初夫婦行狀》，文章一開頭就交代了撰寫行狀的緣由:
予自弱冠弄筆墨，游于文學先生，即交仲初，迨今二十余年交好。而仲初竟郁郁死，死之夕，會有天假予從計吏還鐘陵，猶得撫其床而哭。無何，其長子堯元走一介，涉江逾山千余里，草其生平來請狀。……鞅掌案牘，無能修辭為仲初重，以知仲初深，即草草庶其似之。
此“行狀”與信中所說情況完全一致。仲初名文輝，為人偉岸而有奇氣，六試不第，郁郁而死。他卒于萬歷辛丑（二十九年，1601）四月初九日。明制:外官三年進京一朝覲，接受考核，謂之外察，也叫計吏。辛丑正是黃汝亨上計之年，所以信中說“天假予從計吏還鐘陵”，可能由北京先回杭州探親，然后再赴鐘陵，這樣才有機會見張仲初最后一面。為張氏夫婦所撰寫的“行狀”以及《與吳伯霖》的信，都應寫于萬歷二十九年黃氏回任所之后。信中既然說道將《再生緣》與行狀一并捎回，因此，《題李夫人再生緣雜劇》也可能在此時寫成，而劇本很可能創作于寫“題詞”前不久。
《寓林集》中有與吳仁仲酬答之詩四首，卷三《讀吳仁仲年兄所志內行詩以悼之》云:
與汝憐同病，瑤編不忍看。悲風下木葉，殘月墜欄桿。案遠惟青史，幃虛只黝冠。鼓盆寧是達，政苦有情難。 同卷還有《答吳仁仲》:
痼疾君無問，煙霞意獨偏。前魚寧有泣，飛鳥自堪憐。璧以連城重，花因并蒂妍。情重還我輩，相眎每嫣然。
從這兩首五律來看，吳仁仲有鼓盆之喪，心情非常悲痛，借詩以抒發，并寄給友人黃汝亨，黃答詩以慰之。黃氏也有過悼亡之痛，他在《亡兒茂梧壙志》中說:“茂梧余長子，原配贈孺人沈氏出也。生十月而母沈見背。” （《寓林集》卷十五） 從這篇“壙志”，可知他的結發妻沈氏，卒于萬歷十七年。《寓林集》卷一有《悼內十首》，其序說:“忽焉中棄，垂白在堂，啼孤在膝，塊然獨處，能無傷懷?深愧太上無情之達，不勝古人忘寐之慘。”正因為黃氏也遭遇過喪妻的痛楚，所以讀完同年吳仁仲的詩后，才能感同身受，發出“與汝憐同病，瑤編不忍看”的感嘆。“案遠惟青史，幃虛只黝冠。鼓盆寧是達，政苦有情難”四句詩，寫吳仁仲伏案面對青史時，可能用漢武帝和李夫人再生緣的動人故事，來表達自己的悲哀和鐘情，這是否也在暗示他想寫或者正在創作《再生緣》雜劇呢?吳仁仲的妻子死于何年，雖然難以確切考訂，但從黃汝亨《讀吳仁仲所志內行詩以悼之》來看，當在萬歷十九年吳氏中舉之后，萬歷二十八年冬，北上參加明年春的會試之前，這樣，雜劇有可能寫于題詞前的兩三年內，即萬歷二十六七年間。他和黃汝亨既然有著相同的命運，所以吳仁仲又將自己為悼亡而作的《再生緣》，送給好友黃氏，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并請他撰寫題詞。《盛明雜劇》本《再生緣》的眉批說:“一字一思，一字一淚，不堪多讀”;“說道堪憐處，令人凄絕”;“情語，非深情人不能道”，很能體會作者在劇中對亡妻的深切懷念和悲痛之情。而黃汝亨也被劇中的真情所感動，“一涉情境，便自有黯然處，直須付之川上”。
上文所引的前一首詩，還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即黃汝亨稱吳仁仲為“年兄”，他們可能同年中鄉試，或者同年考上進士。經查《乾隆杭州府志》卷六十九“選舉”，與黃汝亨同時中萬歷十六年戊子科的吳姓舉人有多人，逐一排除后，剩下“吳大山”，最有可能是吳仁仲的姓名，他是“錢塘人，順天中式”。再檢《康熙錢塘縣志》卷十“選舉”，果然在萬歷十九年辛卯科毛鳳起榜下發現:
吳大山 順天中式
黃汝亨 貫仁和，見進士 卷二十“人物政事”有吳氏小傳:
吳大山，萬歷時隨父任京師，召試楷書，授內閣中書。辛卯中順天鄉試，以孝廉為部郎，歷任滇南參政。
由于小傳過于簡單，又未載其字號，況且中式時間為萬歷十九年，與府志所記十六年有出入，不能不讓人產生疑竇。后來終于在《乾隆杭州府志》卷八十八“循吏”、《浙江通志》卷一百九十“介節上”查到吳大山的小傳，記載比較詳細。今錄后一篇小傳于下:
吳大山，字仁仲，居鳳凰山之燕窩。江西副使吳源之孫，光祿寺卿果之子。萬歷時隨父任京師，召試楷書，授內閣中書。萬歷辛卯，中順天鄉試，為部郎，歷云南參政。有富商為盜所誣，家破而冤不雪，大山至，一讞而出。州牧有以寶玉精锨笞⑸峽頰擼大山曰:“暮夜之金可畏也。”其人懷愧而去。未幾，乞休，歸于西湖，筑別業，植老桂修篁，顏曰“輞川”。
從上述記載來看，仁仲確系吳大山的表字，為萬歷十九年舉人，《乾隆杭州府志》卻誤成萬歷十六年中鄉試。然而，此傳結尾與縣志、通志稍有不同:
天啟時，魏忠賢竊政滇南，為立生祠，求大山記，大山毅然不可，遂告歸。 可以看出吳大山不巴結權銜褐蟻停在當時也是很難得的。
大山的至交駱從宇撰有《澹然齋存稿》，卷五有《吳公墓志銘》。其書國內僅存孤本，庋藏于外地，此稿草就后才獲見 ⑧ 。“墓志”記載生平較詳，可對其生卒年、科第及宦歷作如下補充:（一）據墓志所載:“長憲州來吳公，余同年友，年少于我，才谞倍我，以丁卯六月卒。”可知大山號“州來”;丁卯，即天啟七年（1627），他卒于這一年。他辭職歸來時，“年僅及艾”，《荀子·致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楊倞注云:“五十曰艾，六十曰耆。”天啟二年，大山年屆五十，順此上推，他當生于萬歷元年（1573）。因此，他的生卒年為1573—1622。（二）大山九歲喪母，弱冠游太學，為大司成田鐘臺所賞識，聲譽鵲起，會修《寶訓實錄》，被征召參與其事。《實錄》成，授中書舍人，未就。于是發憤讀書，萬歷十九年中順天鄉試。萬歷二十八年（1600），北上參加會試，因父病重急馳南還。從此就再也沒有參加科舉考試。（三）萬歷三十二年（1604），史館乏人被延之入，除誥敕房辦事，次年改制敕房。萬歷三十八年（1610），實授中書舍人，因擅長制詞，為當政相國葉向高所欣賞稱善，恐他離去而難以覓人替代，故屢不予以遷升。由于前相國朱賡竭力推薦，直至萬歷三十九年（1611），才擢工部虞衡司主事。萬歷四十年（1612），署屯田司員外郎。這年冬，升都水司郎中，會河工告急，奉旨督理淮、徐、中河，修筑三山口決堤。萬歷四十六年（1618），論治河功，晉升云南參政兼僉事，整飭曲靖等府兵備。天啟二年（1622），擢云南按察使，未蒞任，以病辭，歸于西湖終老。
綜上所述，一位湮沒了四百多年的劇作家的形象及其家世，已經浮現在我們的面前。吳大山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吳培為松江府同知，曾叔祖吳玭和吳扁，不是官至參政就是當過御史;祖父吳源終官江西按察副使 ⑨ ;父親吳果通過召試書法，授中書舍人，累遷至光祿寺卿。他自己也是步其父的后塵，由中書舍人而官至云南按察使，一個正三品的地方大員，這在僅中過舉人的士子中非常罕見。在明代戲曲家中只有汪道昆官至兵部侍郎（正三品），與他的品級相當。他很善于為官，但廉潔自律，尤其不巴結權銜褐蟻停在當時也是很難得的。大山篤于情愛，為悼念亡妻創作了《再生緣》雜劇。可能由于出身和地位的顯赫，或者為了避嫌疑，不愿在劇作上署真名，以蘅蕪室作為題署。版本學家魏隱如在《古籍版本鑒賞》一書中，曾提到汪廷訥刻有《環翠堂精訂五種曲》，收《真傀儡》、《再生緣》、《男王后》、《一文錢》、《齊東絕倒》五個雜劇。此書尚未獲見，但北京大學古籍善本部所藏明刊《名家雜劇》，就收有這五種雜劇，也題作《環翠堂精訂五種曲》，它們應當是一部書。其中《再生緣》題“蘅蕪室編，西湖季黃沈士伸、仕喬黃士佳閱”，并有眉批。因此，崇禎時，沈泰所編《盛明雜劇》，將這五個劇收錄集中，而《再生緣》則完全沿用《名家雜劇》的題署和眉批。至于吳大山與祁承杏形蘗系，由于資料的缺乏尚不得知，但是黃汝亨《寓林集》中有與祁氏唱和之作，他們之間往來密切。《再生緣》有可能通過黃氏而為澹生堂所收藏，故祁彪佳《遠山堂劇品》著錄《再生緣》，題吳仁仲著。而此劇又收入其子祁理孫所編《名劇匯》 ⑩中;這是一個大型戲曲集，共七十二本，收錄雜劇二百七十種，惜其已經散佚。由于《名家雜劇》（《環翠堂精訂五種曲》）極為罕見，《再生緣》以《盛明雜劇》所收本廣為流傳。吳大山與吳之鯨被時人目為“江皋二俊”，他不僅會寫劇，而且也能詩，據“墓志”，所著有《大云編》、《傲素軒》（徐□《紅雨樓書目》著錄，為《傲素軒詩》二卷）和《秋柳》諸稿，已不見傳本;他與當時著名文人謝曰可、屠隆、沈孔真等共結詩社，諸家均為其詩集作過序。同馮夢楨、虞淳熙也交往甚密。他任中書舍人時，還和張萱等校理纂輯過《內閣藏書目錄》八卷11 。
注釋
①此信題為《馮文所妻叔翁》，見《緱山先生集》卷二十二，馮時可當時正在桂林任廣西按察副使（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三十四“職官十九”）。
②見《晚明曲家年譜》第一卷《王衡年譜·引論》。
③見《東京觀書記》，收入《白川集》，東京文求堂1943年版。
④《遠山堂曲品劇品校錄》，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版。
⑤《寓林集》卷二十六，明天啟四年刻本。伯畏，丘民貴字，號仲鶴，嘉興人。曾官福建長汀知縣。
⑥傳見《啟禎野乘》卷七。
⑦傳見《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八“文苑一”。
⑧這篇墓志銘承北京大學圖書館張玉范教授所提供，在此僅致以謝意。
⑨以上均見茅瓚《江西按察副使吳公墓志銘》，載焦摺豆朝獻征錄》卷八十六。
⑩見祁理孫《奕慶樓藏書目》。
11見述古堂抄本《內閣藏書目》卷末題署。張萱，字孟奇，號九岳、西園，廣東博羅人。萬歷十年舉人，授內閣中書，歷戶部郎中，官至平越知府。著有《西園全集》、《蘇子瞻春夢記》雜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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