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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世紀的中國形象文化論文
90年代的中國，處在世界多極多元話語的總體氛圍中。可以說，文化論爭的尖銳沖突，大眾傳媒的不斷擴張，全球化市場化的不斷裂變和重組，以經濟金融為主軸的世界舞臺的復雜化，以及90年代出現的全球性政治大重組和經濟大動蕩，使得跨世紀中國充滿著問題和希望。
在這個風云變幻的世紀末，真正的全球性眼光是：既不以一種冷戰式的二元對立思維去看這個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一種多元即無元的心態對一切價值加以解構，走向絕對的個體欲望和個體差異性，而是在全球文化轉型的語境中，重視民族文化中的差異性和特殊性的同時，又超越這一層面而透視到人類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適性和共通性，在"新理性"指導下，正確地重新闡釋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確立曾經被改寫的民族文化身份。
應該看到，90年代中國的改革在取得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社會分配不公、精神價值失落和文化衰頹等。對此，我們只能找出其文化癥候，加以文化理論闡釋和務實的現實性解決。在這充滿機遇和選擇的后殖民主義時代，如何在全球資本運作中重新闡釋和確立"中國形象"，如何看待新世紀的"中國形象"，已經成為當代學術的前沿課題。
其一，從"政治文化中國"走向"知識經濟中國"。
在我看來，中國無疑是從70年代的"政治中國"，走向了80年代的"文化中國"，即注重探討文化，將文化命運和中國的命運聯系起來，進而將文化中國的命運和整個世界的最新發展聯系在一起。然而到90年代轉軌進入了"經濟中國"時代，中國在迅速地傳遞著關于經濟的話語，關于經濟生活決定自身命運的一系列切身問題，關于泡沫經濟現象的出現與消除，關于富人俱樂部神話和富人消費神話。于是，隨著文化論戰和知識分子問題的被邊緣化，經濟上升為時代的主戰場，并日益成為時代的主軸。
可以認為，"經濟中國"從一種失序、無序、雜序的狀態慢慢進入有序和整飭的階段，并將在世紀末和下世紀初進入"法治中國"階段。不管是經濟法、知識法、國際法，還是社會生活的種種法規，都將使中國形象與真正的國際性軌道"并軌"。
那么，在世紀末和下世紀的中國，將具有怎樣的"形象"呢？我以為，既不完全是"政治中國"、"經濟中國"，也不完全是"文化中國"、"法治中國"，而應該是整合之后的"知識中國"（或"知識經濟中國"）形象。學界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國際化語境中，提出了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這一核心范疇以后，知識經濟成為90年代的重要話題。經濟學家大多強調尋求一種能夠將知識作為內生變量納入經濟分析范疇的理論，認為知識經濟是指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新型經濟，即將知識作為資本來開拓。而人文社會科學家則堅持，這是一個全新的"經濟-文化"轉型，這一從"工業時代"向"信息時代"的邁進意味著，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價值"的重要性空前突出，"知識話語"的生產和再生產，已然成為一個民族文化和經濟高速發展的基本前提。而個體創新能力和知識資源的開發，成為國民精神文化和經濟推進的真正動力。這已經超越了一般的現代化"進步""發展"概念，而使以知識生產和創新為目的的知識分子的人的因素得到空前的張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知識中國"與"法制中國"的建立，是21世紀中國新發展的重要契機和動力，并使中國得以切實解決自身的各種問題，參與新的國際事務。
其二，"中國形象"的多重性和生成性。
應當看到，當代國際化語境使得"中國形象"具有開放的多重性和生成性，使得使知識分子必得在不同的利益階層或價值圈層、不同的理解角度或闡釋空間中，在激進和保守、社會批判和自由主義的論爭中，把握和描述自身存在的合法形象，從而使中國的未來形象多元開放而難定于一尊。這也許是某種遺憾，然而，正是這種"握手已違"的遺憾，使新世紀的"中國形象"不至僵化，并使我們不在遽下結論中保存持問題的開放性和可能性。
世紀之交的世界格局問題很多，怎樣才能使中國不至于走偏鋒而正確地洞悉問題的難點呢？我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認真清理當代話語中的基本問題，看那些是假問題，那些是真問題的虛假解決。二是從中國文化身份的立場重新界定自我的文化發展戰略和基本價值走向。，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悖論在于，當代知識分子在強調自己的本土獨立性的同時，又常常標榜自己的國際主義立場，二者在矛盾中卻似乎又相反相成：作為世界公共權力話語場中的一員有著"走向世界"自覺，但同時在整合進國際新秩序中時又深隱著失去文化身份的不安。民族文化身份成為自身的本土身份符碼，而身份確認之時又向往成為世界公民。應該說，在對西方的新冷戰式對抗時，只能獲得一種狹隘的身份意識，這有可能既斷送了現代性也斷送了本土性。而只有在東西方話語有效對話的前提下，進行現代性反思和價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與全球性獲得整合，從而冷靜清醒堅實地進行自身的現代化。
后殖民語境中的問題使我們明白，當代中國問題決非任何單一模式可以解決，這種呈現交織狀態的話語糾纏，使問題的任何解決都變得相當棘手。這使得我們必須既認識到狹隘民族主義的危害，同時也厘清全球化理論的某些誤區；既清醒地審理這些日益嚴重的網狀問題，又不是情緒化甚至煽情式地決然對立，從而對新世紀的跨國際語境的東西方文化的基本走向，對復雜的文化沖突和對話中的華夏文化策略有著正確意向性判斷。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形象與當代中國學者的努力分不開--在新的層面上認真分析當代國際文化的基本動態，對民族主義和霸權主義同時保持充分的注意，在文化研究中不以冷戰的方式加以對抗，喪失進入世界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機會。歷史已然說明，中國20世紀中對"現代化"的延宕，已經造成了重要的民族生存的問題癥結，如今，只有在全球語境中切實地從事自身的現代化建設，才有可能使改革開放的策略，成為新世紀中國形象重新書寫的基本保證。
其三，"中國形象"的實現與公共空間的建立。
作為總體的"中國形象"的設計，對當代知識框架和思想資源的自我梳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中國精神意識庫存加以清理，從而消減中國意識危機，排除自我幻象，建立公共社會的公正原則和有限性原則。這意味著，當代知識審理和文化研究，既不可能是過去時代那種一般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發展史，也不是階級斗爭史，更不是那種冷戰模式的簡單挪用。它強調知識話語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以及對各種界限的打破和重新設置。同時，在運用各種方法的時候，又不完全雜糅拼湊，而是力圖揭示其關系、間隔、差距、獨立性、自律性。這為今天的知識社會學、知識經濟學、知識文化學、知識哲學的研究提出了一種新的要求。
無疑，后現代使當代中國已經進入消費社會行列，消費自由逐漸成為經濟文化和政治體制再生產、社會和個人協調整合，以及個體與個體行為之間的關鍵性話語。在這個多元時代，在國際環境日趨復雜的權力語境中，應盡力避免文化相對主義的絕對化表述，盡可能地促進有關公共領域的知識話語建構，使當代人在真實的文化對話和跨文化溝通中避免公共性空間的喪失，終究達成某種基本原則意義上的共識。
90年代的"中國問題"研究對新世紀"中國形象"的呈現有著重要意義：把握90年代中國文化轉型和知識經濟的引入對當代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清醒地認識下世紀中國文化、政治、經濟的基本走向和內在脈絡，在經濟轉軌中進行公共空間話語的有效建立。這已經不是一般的文化策略問題，而是跨國語境中的"中國形象"定位和呈現問題，同時也是中國自身形象不斷完善、豐富、發展和創新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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