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中國近代對文學本體的認識
一
西方近代文學的一個重要變化，便是文學從神學、歷史、哲學等學科的附屬地位獨立出來，成為獨立的學科。中國文學觀念的近代變革，理當要借鑒西方文學觀念近代變革的成功經(jīng)驗，然而事實上這種借鑒一直遲至20世紀初，其原因便在于中國早期吸收西學，是以傳教士為媒介的。
中國近代的“西學”，主要是由西方傳教士介紹進來的，以往惜未得到公正的評價。由于傳教士的努力，出版了大量西方科學的教科書，才將大量西方科學知識輸入中國，改變中國傳統(tǒng)的知識結構。中國近代的社會改革，也多與傳教士有關。
然而，西方傳教士也有自身的知識局限，他們未曾介紹西方近代的文學觀念，所持的還是西方中世紀基督教會“勸善懲惡”的文學觀念，將文學的功能僅僅看做“教化”。1895年，傳教士傅蘭雅在《萬國公報》上刊登“求著時新小說啟”這是中國最早以“開通民智”，驅(qū)除惡俗為目的提倡“新小說”的啟事，可惜的是，當時的中國作家還創(chuàng)作不出這樣的“新小說”，應征的小說沒有一部符合傅蘭雅的需要。
然而傅蘭雅提倡的“時新小說”，卻給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以極大的觸動，他們接受了傅蘭雅的主張，加以發(fā)展，梁啟超后來提倡“新小說”，發(fā)動“小說界革命”的最初設想，顯然受到傳教士提倡的“時新小說”的啟發(fā)。
如果說傅蘭雅提倡的還是“時新小說”，未曾涉及整個文學，那么，另一位傳教士林樂知便提出了他對“文學”的看法，這一看法開了近代“文學救國論”的先河。
林樂知翻譯了日本的《文學興國策》，該書主張：“文學為教化必需之端”。其中的文學觀念，與中國傳統(tǒng)以文學教化的觀念大體一致，惟一的重要不同在于教化的內(nèi)容變更：“夫文學之有益于大眾者，能使人勤求家國之富耳”。突出了文學的“救國”功能。
《文學興國策》所談并非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而是“文化教育”，它與今天意義上的“文學”并無多大關系，但是它卻與中國古代的文學觀念相符。如果從文學觀念的近代變革來考察，《文學興國策》在中國近代便起了特殊的作用。
《文學興國策》在當時具有權威性，似乎送來了日本富強的秘訣，不僅是日本的，也是歐洲列強和美國富強的秘訣：就是將文學變成各種各樣的教科書。它對先進士大夫的吸引力自不待言，中國士大夫幾乎是立即接受了《文學興國策》。這本書中的文學觀念，尤其是在對文學功能的理解上，與中國傳統(tǒng)的“文以載道”、“以文治國”并無什么不同，甚至更加厲害。由于它宣稱介紹的是西方當時對“文學”功能的看法，提出“興國”的方略，而傳教士對“西學”的傳播已經(jīng)建立了威信，這就使中國的士大夫誤以為西方近代的文學觀念便是如此。于是，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觀念也就沒有什么錯誤，只要將所載的“道”換成“勤求家國之富”的“通”就可以了。所以，西方傳教士并沒有將真正的西方近代文學觀念介紹進中國，他們介紹的是基督教會的文學觀，《文學興國策》宣揚“西國振興之故，全在于基督之教道，及新舊約之圣經(jīng)耳。”也證明了這一點。
“戊戌變法”時的中國士大夫，除了像嚴復這樣極個別的曾經(jīng)到西方留過學之外，絕大多數(shù)人接受西學的途徑只有兩條：一條是聽在中國的西方傳教士介紹，一條是向日本學習，研究日本介紹的西學。“戊戌變法”之后，學習日本成了主要途徑。
二
日本的學術原來是學習中國的，“明治維新”時才改學西方，福澤渝吉在論證什么叫“半開化”，還沒有達到文明程度的國家時，曾特別提出一條標準：“文學雖盛而研究實用之學的人卻很少。”當時日本學習西方還沒有注意到吸取西方近代文學觀念，還不能借助它來批判中國傳統(tǒng)文學觀念，所以福澤渝吉并不具備西方近代文學觀念，他只是從“實用”角度來看待文學。日本近代文學觀念的形成是從坪內(nèi)消遙開始，到北村透谷逐步確立。這一過程發(fā)生在中國“戊戌變法”之前，然而當時對中國沒有產(chǎn)生影響，當時學習日本的士大夫沒有注意到日本文學觀的變化，近代文學觀的形成。
表面看來，福澤渝吉認為文學的興盛與國家的興盛是矛盾的，文學的興旺將會導致國家的貧弱，看起來似乎與《文學興國策》矛盾，其實不然。他反對的是空談“性理”，或只注重“詞章”的文學，并不反對以文學“使人勤求家國之致富”，與傳教士的主張并不矛盾。這一主張與近代士大夫提倡“經(jīng)世致用”也是相通的。事實上，近代先進士大夫在接觸福澤渝吉著作之前，就已經(jīng)擯棄了只注重“詞章”的文學。另一方面，譚嗣同、梁啟超、嚴復等人又提倡“實用”的，與“救國”有關的文學。這種文學觀念與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和日本福澤諭吉的文學觀念其實是一致的，與中國古代正統(tǒng)文學觀念“文以載道”“以文治國”也是一致的。
無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的政治家，對文學的看法都帶有很強的政治功利性，其功利色彩甚至較古代正統(tǒng)文學觀念更甚。他們之中并不是無人接觸過西方近代文學觀念，嚴復留英多年，對西方近代文學觀念便有一定的認識，他認為藝術的缺乏尤其是“美學”的缺乏是中國需要補上的一課，可謂頗具卓論。可惜的是，他認為此時中國急需“救國”，藝術尚“未暇講求”，所以他沒有繼續(xù)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