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規秩序與異態沖突──對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另一種詮釋

時間：2024-10-13 05:20:56 文化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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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一文在１９９３年夏季號的美國《外交》季刊發表后，立即就在世界各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和回應。對亨氏所開辟的這一國際的文明視野，褒揚者有之，貶斥者有之，毫無疑問，在冷戰結束以后所出現的各種關于國際政治的新論中，再沒有什么別的東西能比得上亨氏的這個“文明沖突”命題更能激發起學者們的爭論熱情了。時至亨文發表后的今日，對享氏“文明沖突論”的議論之聲，仍然時有所聞、余音未絕。亨廷頓本人針對各國學者的反應，也進一步研究起他的文明視角，并于１９９６年寫成《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RKING OF WORLD ORDER ）一書，以系統地闡述其文明沖突理論。

    在對亨氏“文明沖突論”的各種評介中，顯而易見的是，學者們興趣所及，皆是圍繞亨氏理論與現實的印證來作文章，無論所選取的角度是從國際政治層面還是從文明（）層面，莫不如出一轍。所以各式議論，皆無法逃出“亨氏‘文明沖突論’是什么”和“亨氏‘文明沖突論’合理與否”這兩大類，而對亨氏如何研究國際政治問題即“怎么談‘文明沖突’”，卻著墨了了、所見稀疏。筆者認為，要完整準確解亨氏“文明沖突論”，就不僅要了解亨氏理論到底預測了什么，而且還要從中發見亨氏的研究方法。一個新方法的創建往往就意味了一個新理論的形成，比起具體內容，也許，亨氏用以建構“文明沖突論”的研究方法具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它更多地觸及了國際政治的運行規律，從而也更有助于人們去把握國際政治的現在乃至將來，相形之下，具體內容無非是方法的一種具象和表現，它所體現著的僅是現在以及相鄰不遠的將來。

    分析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有這么兩點是應該引起注意的：①亨氏提出“文明沖突論”并不意味著：冷戰后的一切沖突皆源于文明認同上的差異。但不少人在評介亨氏理論時，卻有意無意把它當作了亨氏理論的一個方面。②亨氏之“文明沖突論”勿庸置疑又意味著：文明認同上的差異所導致的沖突將是世界沖突的主要來源和常見形態，由此又將決定新型世界秩序的形成。如何來理解亨氏“文明沖突論”在這兩個問題上的搖擺呢？依筆者之見，厘清了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和聯系，也就理解了亨氏用以建構“文明沖突論”研究方法的真諦。

    在談論亨氏之“文明沖突論”時，有一個細節已經被許多人所不經意地忽略了，那就是亨氏在其文字中所提無多的“文明范式”概念。實際上，亨氏“文明沖突論”的方法論基礎，恰恰又就在他的世界沖突和世界秩序的范式觀念上，而這一觀念又和上文所提到的問題緊密相聯，要回答后者，就必須搞清楚前者。

    什么是亨廷頓所云的“文明范式”，它究竟是以怎樣的形式作為其架構？在探討享氏“文明范式”的方法論內涵時，我們還是應該從“范式”概念的原初含義入手，看一看它的本原面目，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較為準確地把握亨廷頓教授到底是在什么樣的意義上使用“范式”這個詞語的。

    “范式”這一概念，最初是由科學家庫恩所提出。庫恩在研究科學發展的機理時認為：一般情況下，科學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總是會受到一個支配性的理論所，它使科學發展保持著相對穩定性，科學的這種狀態稱作“常規科學”，而這個“支配性理論”，就是范式。當科學革命發生時，往往是從一種范式轉換到另一種范式，而科學整體在經歷一個較短時間的突變后，也將由一種常規步入另一種常規，保持新的穩定。⑴庫恩在五六十年代研究科學發展時所提出的“范式”概念今天已為大多數從事科學研究活動的人所認同并被推廣應用于了科學研究活動的各個領域，范式的內涵，也在原有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拓展。

    從庫恩的原意看，“范式”概念至少包含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含義：①科學在其發展過程中，一般情況下總會存在有一定的范式，正是范式規范了一定時期的科學活動。②科學范式具有時間上的規定性。即，在科學發展中不存在一種可以“置之百世而不惑”的永久性普適范式，科學是不斷發展的，范式也處在周期性的變化之中，一種科學范式只能適用于一定的時期。③科學范式具有內容上的非全包容性。范式所規定的，是科學活動在一定時期內的主要和主導方面，這個主要和主導方面對一定時期的科學發展來說是常規的，但常規之外，仍有作為異態形式的非主流科學活動的存在，即庫恩所說的多范式和雙范式問題。⑵正是由于存在非常規，科學發展才會有革命現象的發生，否則，科學活動的面貌將始終如一。④科學范式具有轉換性，即范式是可轉換的。庫恩認為，科學進步的動力來自于范式轉換，當舊范式日益不能解釋越來越多的新的或新發現的事實時，能夠說明新事物的新范式就將取代舊范式，它使科學活動一直保持活力。

    亨廷頓教授的“文明范式”概念明顯是脫胎于庫恩的“科學范式”概念，對此亨氏作出了說明。⑶范式作為一種具體的“看的方式”。⑷它對客觀復雜的現實所起的是簡化作用，即幫助人們在繁多中把握主要。用“范式”概念來“看”后冷戰時代的世界政治圖景，亨氏在“省略了許多事物，歪曲了一些事物，模糊了其他事物”⑸之后，“看”出了一幅國際政治的新圖景，即“文明沖突”圖景，這一圖景構成了后冷戰時代國際政治的新范式──即由文明的沖突所決定的范式。這一國際政治的新范式實際上是由兩個相互關聯的范式構成：一是國際政治的沖突范式，即文明間的沖突；二是國際政治的秩序范式，即由文明的沖突和合作所決定的新型國際秩序──文明多極秩序。實際上，泛泛而言的“文明范式”應該是“國際政治的文明范式”的簡化。

    概略說來，與庫恩的“科學范式”一脈相承的亨廷頓的“文明范式”所敘說著的是：冷戰結束以后，由于文明和文化認同上的差異所導致的文明沖突將取代意識形態沖突成為世界沖突的主要來源和常見形態，文明的沖突規范了后冷戰時代世界沖突的基本性質。而新型世界秩序的建立又由新的占主導地位的沖突所決定。在此前提下，重建世界秩序就意味著：一種新的主導沖突的來臨將決定冷戰后的世界秩序在通常情況下表現為文明多極秩序。當然這是從總體而言的，在常規秩序之外，亨廷頓又并不諱言：仍然存在著亞層次的沖突類型和亞層次的國際秩序，但這些沖突在所有沖突中所占據的比重是微小的，對新型世界秩序的重建其作用也極其有限。正如亨廷頓在其書中分析冷戰范式時所說的那樣，范式展示的是世界政治的簡化圖景，在冷戰時期，世界政治的范式是冷戰范式，但是，“這一范式不能說明世界政治中發生的一切事情”。⑹與此同時，他又強調，“然而，作為全球政治的簡單模式，它比其他任何競爭對手都更能夠說明更重要的現象”。⑺亨氏對文明范式的認識大體也作如是觀。比如，他在分析波黑內戰時說，美國對波斯尼亞穆斯林的支持就可能不能用文明范式來解釋，“這是親緣國家支持親緣國家普遍模式的一個破例現象。”⑻

    破例的存在是對文明范式的反動，但一兩個破例并不足以就否定文明范式。亨氏的“文明沖突論”進一步可概括為：在世界沖突和世界秩序的主層次上，后冷戰時代的文明沖突（常規沖突）決定著后冷戰時代的文明多極秩序（常規秩序），但除了文明沖突之外，仍存在有其他沖突類型（異態沖突），它們對國際政治產生次要影響。這一文明范式其結構可以表達如下：

     ┌ 主層次：常規沖突決定常規秩序
     世界沖突 │（范式）
     和類型─│
     世界秩序 │ 亞層次：異態沖突決定異態秩序⑼
     └（次范式）

    依照以上認識，本文開頭時所提出的“文明沖突論”在兩點內涵上的搖擺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顯然，亨廷頓確是在庫恩的“范式”意義上來使用“文明范式”概念的，這一范式在亨廷頓的國際視野里也就在形式上復制了庫恩的原意，即，亨廷頓的意思是：①如同科學活動中存在范式一樣，人類的國際政治活動也存在有范式。②國際政治范式也具有時間上的規定性。即如亨氏所說的“沒有一個范式是永久有效的，雖然文明的研究方法可能有助于理解２０世紀末和２１世紀初的全球政治，但并不意味著它同樣有助于理解２０世紀中葉和２１世紀中葉的全球政治”。⑽③國際政治范式也具有內容上的非全包容性。除了常規沖突和常規秩序之外，還有異態沖突和異態秩序。④國際政治范式也會因一定時間人類政治活動中大量新現象和新事物的超常涌現而發生新舊轉換。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是否能夠解釋后冷戰時代的國際政治，這不是本文所要關心的問題。在探討亨氏的文明范式時，筆者認為，亨氏文明范式的理論意義，不僅僅體現在解釋現實的國際政治上，更重要的是，亨氏所開辟的視角具有著國際政治的基本理論的性質，它不太明確地告訴了人們一套用來觀察國際政治的方法和手段，并且按他的方式揭示了國際政治活動的一些基本運動規律。把握亨氏文明范式的方法論意義，這對于豐富我們的國際政治視野、幫助我們更加透徹解和認識人類現在乃至將來的國際政治行為，將起到重要的作用。亨氏文明范式對現今國際政治理論所帶來的啟示至少有以下兩點。

    啟示之一：亨氏為我們把握國際政治的現實和分析國際政治的過程提供了一種新思路，即把國際政治的現實和過程簡化為范式及其轉換的思想方法。

    研究國際政治，有兩個問題是必須要搞清楚的，即：①對一定時期國際政治的現狀及其基本特征，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應該能夠給予一個較為明晰的回答。②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還應該能夠回答：國際政治的進程究竟是按照什么樣的方式而展開？雖然，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不會也不應該有什么統一而標準化的答案，但假如不對這兩個問題明確作出某種解答，所謂國際政治理論也將是空中樓閣，不會能夠幫助人們解決具體問題。

    國際政治在一定時期的圖景盡管可能是復雜而紛繁的，但是，假如因為圖景的繁復而就放棄對國際政治的歸納和，這顯然是不可取的，無論在什么時候，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都要給一定時期的國際政治理出一個頭緒來，只有這樣才會幫助人們較好地理解和把握現實。對這一問題，亨廷頓毫無疑問是注意到了，他所選取的方法是簡化，即把表象看來復雜紛繁的國際政治的現狀和過程簡化為某些國際政治范式的生長和運動。他說：“簡化的范式和地圖對于人類的思想和行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⑾顯而易見，將國際政治進行簡化是有必要的，當然，這種簡化的圖景從功能上來說必須能夠大致地對國際政治作出較為合理的解釋。享廷頓用“范式”來解釋國際政治，這是對國際政治的一個簡化，這種簡化的合理性在筆者看來是沒有太大的疑問的，雖然，“范式”概念原本只是一個科學的用語，但人類的國際政治活動和科學活動之間是存在著相類似的運動規律的。

    按照亨廷頓的國際政治范式，要把握國際政治的現實，就要想方設法去發現一定時期國際政治的范式。這一范式包含沖突和秩序兩個方面。在亨廷頓看來，國際政治的核心內容，無非就是國際政治共同體⑿為協調沖突而建立秩序，恰如他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的書名所表明的那樣。秩序又是從沖突中創生的，世界秩序是由于國際政治共同體為協調沖突的需要而被迫合作的結果，要認識世界秩序，就首先要認識世界常規沖突，沖突的范式決定了國際政治的范式。因此，發見國際政治的范式即又可表達為：要想方設法發見國際沖突范式。

    國際政治不是靜止不變的事物，它也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而且有時還會發生結構性的大變化，所以，一個在一定時期有效的國際政治范式，并不能保證在另外的時期同樣有效。亨廷頓用“范式”來解釋國際政治便又意味著：國際政治的過程究其本質來說是范式的運動，即國際政治活動如同科學活動一樣，在一般情況下表現為穩定有序的常規狀態，但在一定的時期又可能會經歷短暫的失范和混亂，并很快又進入另一種常規，國際政治的范式同時也發生改變。如是觀之，要分析國際政治的過程，就必然要去分析范式的轉換機理，而從根本上說，又是要去分析國際沖突范式的轉換機理。國際沖突范式又是如何轉換的呢？

    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還是讓我們先回到庫恩那里去尋找一些啟發吧。庫恩認為，科學發展其實是“常規科學－非常科學－常規科學”的循環，科學由一種常規步入另一種常規必然要發生范式的轉換，這一轉換是在非常科學階段完成的，在這一階段，一個新范式的確立是多個范式相競爭的結果。⒀非常科學階段的多個范式又是從哪里來的呢？顯然我們不能設想它們是突然生成的，事實上，它們本身就孕含在常規科學當中，不過，它們所規范的僅僅是科學整體中的一些細節而已，相應于范式，筆者認為它們應該稱作為次范式（如前文所稱呼的那樣）。據此，所謂范式轉換，無非是舊范式與新范式間的消長運動，某一種次范式由于更易于解釋新事實而躍遷為新范式，一種新常規科學便由此而來。

    把這一原理應用于國際沖突的范式轉換，道理是一樣的。在一定時期的國際沖突常規中，作為整體景觀的常規沖突和作為局部景觀的異態沖突是并存的，它們分別由范式和次范式支配。在范式轉換期，次范式地位將日益上升，而其中的某一個又終將由解釋局部躍遷至解釋全局成為新范式。這一運動的循環即構成了國際政治的歷史發展。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當然就是對這種國際沖突機理的一個應用。客觀而言，即使在冷戰以意識形態對峙為主要特征的兩極時代，世界沖突也并非完全以兩極對抗為全部模式。任何范式都是非全包容的，在冷戰時代，文明沖突、領土主權之爭、利益爭奪等等也是存在的，只不過它們并未對作為常規的意識形態范式構成挑戰而已。但冷戰結束以后，在亨廷頓看來，作為次范式的文明沖突無疑已經地位上升成為了世界沖突的新范式。

    啟示之二：亨氏的國際政治范式概念還告訴人們，在觀照現實的國際政治圖景時，一方面，要把握住主導性的事物，另一方面，又要建立起多維視野，學會從不同角度透視國際政治，以形成對國際政治的全面綜合認識。

    復雜紛繁的人類國際政治活動，是無法用一個簡化的范式就能完全說明的，沒有一個國際政治范式是全能的范式。即以亨氏之文明范式而論，它并不是所向披糜的，亨氏也坦然承認，國際政治中存在的一些破例無法用它來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對這些破例，又該如何處理呢？對于研究國際政治的人來說，破例當然是不能視而不見的。支配著破例（異態）的是次范式，顯然，觀照國際政治，必須要把范式和次范式結合起來，既要以范式來把握整體，又要以作為多維視野的次范式來把握細節，這樣，才有可能對國際政治活動有一個全景式的認識。

    觀照國際政治的合理方式應該是把范式觀念和次范式觀念相結合。為說明其必要性，下面借用量子力學大師玻爾的“互補理論”加以說明。

    玻爾的“互補理論”表達如下：

    設Ａ、Ｂ代表兩個概念，Ａ和Ｂ是互補的，則意味Ａ和Ｂ滿足下列條件：
    １）Ａ和Ｂ具有某些互相反對的性質和行為；
    ２）Ａ和Ｂ不能按照人們習慣了的邏輯法則來結合成一個唯一的、統一的、無矛盾的圖象和體系；
    ３）為了得到所研究對象的完備描述，Ａ和Ｂ是同樣不可缺少的，只能按照當時（或所選的）的條件分別利用Ａ和Ｂ，而不可以一勞永逸地拋掉Ａ或拋掉Ｂ。

    對立即互補。玻爾的“互補理論”告訴人們：對同一研究對象的不同描述都有存在的理由，要完整準確地把握某一研究對象，就要用“互補”思維來看待問題。這一理論同樣適用于對國際的分析。雖然，享廷頓認為在其《文明的沖突與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所列舉的四種互相矛盾的國際政治范式⒁不能真正充當起冷戰后的國際政治范式，但是，如若假定享氏之文明范式真能成立的話，這也并不就意味著：其他四種范式就全無用處，作為對文明范式的補充，它們其實可以充當國際政治的次范式而發揮作用，這同樣是不可或缺的。況且，對國際政治未來的展望又必須寓于對現實國際政治次范式的觀察當中，或者說，對國際政治現實（比如：沖突范式）的把握也必然離不開對國際政治過去的次范式的考察。

    異態也有異態存在的權利。當我們真正是以“互補”思維來看待人類的國際政治行為時，我們又應該意識到：那種指望以一種國際政治理論來統攬天下的想法其實也是不足取的，國際政治的理論也大有必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開辟出多種多樣的視野。由此又不難理解：為什么國際政治理論中看起來不可通約的傳統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相互依存理論等等皆能在相互批評中而大行其道并各有其堅持者。顯而易見的是，“互補”型的國際政治理論格局比起單一型的國際政治理論更有助于我們來完整準確地觀察理解這個世界，雖然，又肯定存在著某一種理論會比其它理論更能對這個世界作出合理解釋。 1998/4


    注釋：
    １、(1)(4)(13)分別參見伊姆雷·拉卡托斯、艾蘭·馬斯格雷夫《批判與知識的增長》第33和39頁、第97頁、第95頁，華夏出版社，1987
    ２、(3)(5)(6)(7)(8)(10)(11) 分別參見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9頁、第9頁、第9頁、第10頁、第321頁、第2頁、第10頁，新華出版社，1998
    ３、(2)參見《批判與知識的增長》第95頁。按照筆者的理解，庫恩的意思，是說除了范式之外，科學活動中同時又存在著作為異態的次范式，它們規范了科學活動的細節，其中的某一個還有可能在下一步發展躍遷為范式。
    ４、(9)本文中所使用的“常規秩序”“常規沖突”“異態秩序”“異態沖突”等概念是由庫恩的“常規科學”“非常科學”等概念所引申。
    ５、(12)這一概念套用卡爾·波普和庫恩等人的“科學共同體”之概念，意為共同參與國際政治活動的諸國際行為主體。
    ６、(14)即①一個世界范式②兩個世界范式③國家主義范式④混亂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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