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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患意識與主體覺悟
論文關鍵詞：道德主體 憂患意識 儒家
論文摘要：憂患意識產生于殷周時期。它的出現標志著人的主體意識開始走向自覺。直面苦難的責任感和“天人一體”的悲情，轉變成“窮變通久”的誓愿，是憂患意識嬗變為道德理想的關鍵。中國人的憂患意識引發的是一個道德秩序，即在“天命”、“天道”的層層下貫中．“敬德”、“明德”使人最后在自己的真正主體中實現自我肯定。
一、憂患意識探源
“憂”，《說文》解釋為:“憂，心動也，從心尤聲”。《辭源》把“憂”解釋為“憂患、擔心;疾病”。
“患”，《說文》解釋為:“患，優也，從心。”有優患、擔優、禍害、災難等義。《辭源》則把“患”解釋為優慮、災患、憂患、疾病等。
“憂患”一詞最早見于戰國中期的《易傳》和《孟子》。《周易·系辭下》:“《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川《孟子·告子章句下》:“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優患，而死于安樂也。”Lzl“憂患”一詞雖出現較晚，但優患意識的產生卻要早得多。“憂患意識，不同于作為原始宗教動機的恐怖、絕望。……憂患心理的形成，乃是從當事者對吉兇成敗的深思熟慮而來的遠見;在這種遠見中，主要發現了吉兇成敗與當事者行為的密切關系，及當事者在行為上所應負的責任。優患正是由這種責任感來的要求以己之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所以優患意識，乃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的自覺的表現。’r (3120-21
徐復觀把憂患意識的產生追溯到殷周時期，認為優患意識是源自對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深刻反省，是主體意識自覺的雛形。“從上古到夏商周三代，原始宗教始終是中國社會占主體地位的文化形態，它憑借其祭祀與卜盆的形式而彰顯了天帝鬼神地位的至高無上性;人卻因此而感到自己的渺小與卑微，因此放棄自己的責任，憑借外在的神為自己作決定。這時人還沒有優患意識，只有恐俱。但經過數千年的歷史積淀與演進，人們的思想里漸漸萌生出一種隱動:人的行為，可以影響到天時的順逆。‑[3]28一一一這一束從原始宗教的迷信中透射出的人文精神的微光，在歷史隧道的穿越中逐漸明亮。從“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書·帛陶漠》)的深層感慨，到“民，神之主也”的石破天驚，“天”、“神”的地位在不斷地下降，曾經被認為是亙古不變的天人關系也發生了歷史性的改變，從而衍生出了華夏先民最初的憂患意識:曾經完全由天、神擔負的責任，現在該由誰來承擔?凡人能否擔此大任?又該如何擔此大任?這一彰顯人文精神，“有了人的自覺”的憂患意識，最終促使人對自己的行為不斷進行反思和審視。而隨著“天”、“神”地位的下降，帝皇天子的地位也受到了動搖，君王如果以個人的欲念統治天下，則他的地位終將難保，因此商湯伐萊、武王伐封便成為民之所順、理之所趨。殷商滅亡后，武王并沒有陶醉于諸侯歸順和君臨天下的顯耀，而是憂患于天下興亡、吉兇成敗的循環，祈望能在天人之間覓得一座理想的橋梁，使天下繼續和諧地運行。于是，周人“以戒慎恐懼的精神整飾自己的行為;把政治的目的安置于愛民之上”，并且“建立了一個由‘敬’所貫注的‘敬德’、‘明德’的觀念世界，來照察、指導自己的行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s’[3R3
二、憂患意識彭顯偏家道德主體的資任意識
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認為:“中國哲學注重道德性是根源于憂患的意識。中國人的優患意識特別強烈，由這種憂患意識便可以產生道德意識。;[4111-12憂患并不是祀人憂天，更不是患得患失，“君子”所憂的不是財貨權勢的不足，而是德之未修與學之未講。我們以《周易》為例，加以分析。《周易·系辭下》說:“《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封之事邪?”可見，《周易》的作者很可能生活在一個艱難困苦的時代，具有極為強烈的憂患意識。《周易·系辭上》又描述上天之道“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圣人同其憂”。這正是程穎常說的“天地無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無為”。上天在“無心”中(自然而然的過程中)成就萬物，當然沒有“圣人”的憂患，可是“圣人”不能容許自己“無心”。“圣人”所遺憾、所擔憂的，不是萬物不能生育，而是萬物生育之不得其所。這樣的憂患意識，逐漸伸張擴大，最后形成悲天憫人的觀念。悲憫是理想主義者才有的感情，在理想主義者看來，悲憫本身已具有最高的道德價值。儒家正是基于這種悲憫之情，積極人世，參贊天地的化育，使“天地位”，使“萬物育”。
如果儒家這種憂患意識只是無窮無盡的悲痛、傷感，就會造成個體對現實世界的徹底絕望，從而無法參透生命，悟得天機，人類道德所彰顯的精神理想也就無法提升，“天人合德”、“贊化育”的理想亦無法實現。因此，當儒家的憂患意識產生悲憫之情以后，其關鍵就在于還要生出承擔苦痛的責任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孟子·萬章章句上》)。這種拯救一切生命于流離、困苦之中的責任之心，就是積極人世、民胞物與、輔時及物的精神。儒家的道德理想是在現實世界中建立有秩序的社會，要求“內圣外王”，并不追求彼岸世界，即使面對極大的苦難，也不能讓個體置身事外，而是要當下承擔:“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章句下》)這正是“當其窮，而有無窮之愿欲。所以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51的精神。
憂患意識，是人類開始直接面對自然、社會所產生的責任感的表現。承受苦難的責任感和“天人一體”的悲情，形成“窮變通久”的誓愿，正是憂患意識轉變為道德理想的關鍵。
三、憂患意識與主體的自我肯定
中國人的憂患意識絕不是源自于人生的苦惱和原罪，所以它引發的是一個正面的道德意識，是德之不修、學之不講的憂慮，是一種責任感。與此相聯系的是敬、敬德與天命等觀念。孟子說:“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孟子·告子下》)憂患的最初表現是“臨事而俱”的負責認真的態度。從認真負責引發出來的是戒備、謹慎、恐懼的“敬”觀念。“敬”逐漸形成一個道德觀念，即“敬德”。另一方面，中國上古就已經有“天道”、“天命”的“天”之觀念，華夏民族的“天”雖然表面上與西方的上帝相似，為宇宙的最高主宰，但天的“降命”則是由人的道德決定，這又與西方宗教意識中的上帝大不相同。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天命”、“天道”通過憂患意識所生的“敬”而步步下貫，貫注到人的身上，便成為人的主體。因此，在“敬”之中，我們的主體并未投靠到上帝一邊，我們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在“敬”的過程中，“天命”、“天道”越往下貫，我們的主體就越得到肯定，彰顯出自我肯定的價值。表面看來，中國人是通過“敬”的作用肯定自己;但本質上，是通過“天道”、“天命”的層層下貫在自己的真正主體中肯定自己。《尚書·召浩》說:“唯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唯恤。嗚呼!易其奈何弗敬!”召公在對他的侄子成王的告誡中，已經由憂患(恤)說到了“敬”。召公認為，無窮無盡的幸福，都是上天所降，但是，切記不可只知道安樂而忘記憂患。永遠處在憂患之中，保持著戒慎虔謹的態度，天命才可以得到永保，否則上天會收回福扯。召公在這里深深感嘆:“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民用憋，王其疾敬德。”“敬德”最后又演變成“明德”，所以((尚書·康浩》說:“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這是周公告誡康叔的說話，要康叔發揚文王的美德，要明智謹慎，特別在施刑方面，須公正無私。至于“天命”，《尚書·召浩》又說:“今天其命哲，命吉兇，命歷年。”意思是天不但可以命吉兇，命歷年，而且可以命“我”以明哲。天既然命“我”以明哲，“我”就應該好好盡“我”的明哲，那就是“敬德”，就是明德慎罰了。無形的“天命”，終于取決于人類自身的“敬德”與“明德”。反之，如果人墮落了，不能“敬德”、“明德”，“天命”必然隨之消失。所以，如欲“受天永命”(《尚書·召浩》)，就必須“疾敬德”。否則，“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尚書·召浩》)。
通過“敬德”、“明德”決定“天命”、“天道”的意義，是一個道德秩序，相當于希臘哲學中的公正。然而后者的含義遠不及前者豐富深遠。孟子的民本思想，源自《尚書·泰誓》中的“天視自我明視，天聽自我民聽”。這兩句話言近旨遠，天沒有眼耳等感官，天的視聽言行是由人民體現的。也就是說，統治者和人民的關系是“民貴君輕”，人民說你好，那么表示上天也認為你好;人民說你壞，那么上天自然也認為你壞。因此，人民的革命寓示統治者統治的不合理性，就統治者的方面來說，則是自革其“天命”。人民在“敬德”和“明德”之中，得以正視和肯定“天道”和“天命”的意義。“天道”與“天命”不單在人的“敬之功能”中肯定，更在人的“本體”中肯定。因此，道德的秩序也就是“宇宙的秩序”。
四、主體的覺悟—真實主體性的形成
牟宗三認為，“天命、天道乃通過憂患意識而步步下貫，貫注到人的自身，使之作為人的主體，因此，我們的主體并未投注到上帝那里去，我們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m [6)唐君毅認為:“憂患意識使人不再從無常的天那里祈求降福，而反諸自身之修德配天，把傳統宗教下的天德，轉化為自覺的人德，這正是理性的運用。a>(4}“優患意識的產生即是人類精神上開始了人的自覺。每一個人的自身，即是一個宇宙，即是一個普遍，即是一個永恒，可以透過一個人的性、一個人的心，以看出人類的命運，掌握人類的命運，解決人類的運用。a,(71
“天命”與“天道”既然下降而為人的本體，那么人的“真實的主體性”就會立即形成。這里的主體不是生物學或心理學意義上所謂的主體，即它不是形而下的，不是“有身之患”的身體，而是形而上的、體現價值的、真實無妄的主體。孔子所說的“仁”，孟子所說的“性善”，都由這種真實主體而導出。中國人性論中的主流思想，就是這樣形成的。在西方人性論的主流理論中，人性直接是人的自然屬性，沒有從超越的天下降而為人的主體。西方的上帝與人類的距離極遠。
西方文化中的“天命”觀念，與中國傳統的“天命”觀大不相同。西方文化中的“天命”，對于人類是永遠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們只講神差遣耶穌來拯救人類，卻并不講“天命之為性”而正視人自己的覺悟。西方文化中的天人關系，依然停滯于宗教的形態，沒有如中國的孟子一樣，發展出天人合一的哲學。中國哲學從先秦的孔子開始，注重人的道德主體性，到了孟子的性善論，人的真實主體性得以確立，從此中國傳統哲學進入牟宗三所說的“道德形而上學”的漫長時期，這種道德形而上學以“心性”為核心范疇，主導著中國哲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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