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隱者-李柏思想構成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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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隱者-李柏思想構成探析

　　內容提要：李柏稱為“關中三李”之一，是一位儒家的隱者。他在思想上對儒學（包括理學、心學、關學）的有關方面都有自己的獨特體悟和闡發，特別是對儒家的隱逸思想有諸多發揮，這實質上是吸取佛道思想的結果。他以儒為本，兼取佛道，有揉合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傾向。李柏的學術思想在明清之際的關中乃至全國都有影響。

　　關鍵詞：李柏；儒家的隱者；思想構成

　　一

　　李柏，字雪木，號太白山人，陜西眉縣人。生于明崇禎三年（公元1628年），“生而赤面偉軀，器宇異常兒。”①9歲一入小學，就常吐奇語，令師生驚嘆。17歲時，偶讀朱子小學，見古人嘉行嘉言，便焚去案頭科舉時文，受塾師怒斥而不顧，發誓要學古人。后來又屢次避鄉試，漫游山野。后因母逼責，應試受博士弟子員。母逝后，他守墓三年，后只身入太白山中，發憤讀書，成為關中大儒，與李二曲、李因篤并稱“關中三李”。李柏飽經艱難，曾避兵移家入太白山，生計頗為艱難，但他安貧樂道，不為五斗米折腰。48歲時曾舉貢太學，但旋即謝去。51歲時曾至周至訪晤李中孚（二曲），切磋學藝。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李柏61歲，應好友之邀游南岳，漫游江、漢、洞庭湖、衡山等地，歸后有《湘中草》詩集問世。南游歸家后，正逢西岐大旱，李柏舉家遷至陜西洋縣等地，又有《漢南草》問世。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李柏自洋縣攜家北返，寓居樊川。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李柏卒于眉縣故居。李柏生前有詩文集《槲葉集》問世，“其文率出自胸臆，不蹈襲前人；詩則自成一家”①（王爾輯《墓碣》）是其思想情感的結晶。

　　綜觀李柏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他是儒家的隱者。所謂“儒家的隱者”是指信奉儒家學說，但又由于諸多原因，不出仁，不參與社會政治活動，隱以求志、堅定儒道的士人。一般學術界認為，儒家學說是人世的，汲汲于治國平天下的，這是對的。但不要忘了從孔子起就有了隱逸思想，如他說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②如他還有想“居九夷”（《論語·子罕》）②想法，這都是一種隱者的“避世”思想。這種思想影響了他的弟子，出現了像原憲這樣不追求官職，安貧樂道的隱者。原憲忠實地實踐孔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論語·泰伯》）②和“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論語·憲問》）②的思想，在孔子卒后三十七歲時就“亡在草澤中”（《史記·仲尼弟子列傳》）③。儒家的隱者之所以走避世之路，主要是在因時的思想指導下，根據社會政治的清明與否，治世還是亂世，以及自己的理想是否有實現的可能，自己的人格是否得到尊重來作出選擇的。李柏就是如此，他自己曾說：“柏也，山林而儒服者。”這就是說他是一個隱匿山林的儒者。

　　二

　　從以嚴格的學術角度來看，李柏的思想似乎是豐富多樣而又雜亂無章，多是靈感式的詩文，隨感式的札記，包括題敘、書信和格言，沒有構思精致、嚴謹充實的論文。他沒有開門授徒，也沒有留下師生切磋學問、闡發思想的材料，這一定程度影響了他在當時和后來的社會影響。然而，只要我們深入其思想深處，會發現他的思想還是有線索可尋的，可以整理出一個頭緒來。概括地說，李柏作為儒家的隱者，還是對儒家學說及其各種變化了的新形態，如理學——心學、關學以及一些基本觀點都有自己獨特的體悟與闡發，特別是對儒家隱逸思想作了許多發展，它實際上是吸收佛道思想的結果。從總體上看，李柏思想是以儒為本，兼取佛（禪）道，有揉合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傾向。這里我得再說明一點，前面我說“儒家的隱者”是說明儒家內部有一個趨向于避世的隱者傳統，這表現在思想上就是儒家隱逸思想。筆者是這樣想的，儒家的隱者在“隱”（不仕、避世）上與佛、道是一樣的，但儒家的隱者卻篤信儒家的基本思想，如仁義禮智信，以及忠孝等，他們避世而不出世，不為官而作民，但也不拋棄家庭親情和塵世的友情。這一傳統最遠可追到伯夷、叔齊、許由、巢父，春秋戰國以后，特別是道教的確立，佛教的傳入，儒家的隱逸思想從道佛中獲得了許多啟發和發展。漢代以后，儒學主流雖說取得了獨尊地位，然而一則社會歷史周期的動蕩使儒士們遭遇困窘，二則儒學的獨尊使士人都鉆研儒學，可并不是每個儒生都得到重用的，于是總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不得時用，懷才不遇，于是只好走隱逸之路。這其中也有個別人是試圖走終南捷徑的，但主體上還是安貧樂道，清高自守，往往成為地方賢達、鄉間名士，成為正統儒學的樸素的花邊。在腐朽的時代往往還透露出一絲真實人性的亮色。

　　作為儒家的隱者，李柏對儒家隱逸思想的諸多方面都有進一步的發展。

　　選擇隱居道路的原因儒家士人選擇隱遁避世之路，大都有客觀的原因，往往是社會變革、動蕩之際，政治黑暗，士人分化，思想混亂，一部分儒家學者看到圣賢之道不可能行于世，便為了守道而退隱。李柏生當明末，親眼看到明王朝走向滅亡，卻又無可奈何。他曾多次總結明亡的歷史教訓：首先，明末多盜，是因為“近世嘉慶天啟以來，篤實君子在野，虛文小人滿朝延，上欺其君，下虐其民，民不堪命，聚而為盜，盜滿天下由盜滿朝延也”①（《過函谷關論》）。其次，明代實行八股取士，培養出來的都是只知背誦時文，頭腦僵化，無見解、無真才實學的“白面書生”，國家依賴這要樣的人必然會落得個大廈傾頹的結局。李柏在河南看到李自成大亂后留下的千里無人煙的凄涼情景，但他把這一罪責歸結到統治者，“明季文臣不能無罪矣！”正是對社會政治的觀感，他既不愿參與社會活動，又極端反感舉業。進入清朝，滿人入主中原，強烈的正統觀念和夏夷意識使他像許多前朝遺民一樣，不愿與滿清王朝合作，便走上了放浪山水，隱居求志的道路。對此，后人曾寄予深切的同情。趙舒翹曾說：“雪木先生生當明季，抱草莽孤憤無所發抒，遂放浪山水間，其志亦大可悲矣”（《跋淡園亦山園記墨跡卷》）。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李柏還從歷史上尋找理論依據。在《歲寒齋記》①中，他說：“《易》曰履霜堅冰至，孔子曰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皆圣人教天下以善處歲寒之道也。……伯夷遇歲寒于周者，龐德公、管幼安遇歲寒于漢魏之際者也，陶淵明遇歲寒于晉宋者也，……”。我們完全可以再補充一句：“李雪木遇歲寒于明清之際。”

　　選擇隱居道路的原則李柏選取隱居之路的指導思想是“六則”：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都出自《論語》，應該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自然也應是儒家思想。李柏對這六句話多有闡發，他在《語錄》中有一則，說此六則“何等決絕，何等勇斷，認為當時士人“因循荏苒，以為通達權變，故終身不濟事。”他還專門寫了一篇《六則箴》①，認為六則的大義是“因乎時者也”，“時者無可無不可也，可以行則行，可以仕則仕，可以卷懷則卷而懷之。”并舉歷史上帝堯、許由、諸葛亮來說明知時的重要。關于知時，孟子曾經說孔子是“圣之時者”，還說：“士窮不失義，大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利天下”（《孟子·盡心上》）。窮達知時應該是原始儒家一個重要觀點，這已為新發現的郭店楚簡所證明。楚簡儒家文獻中有一篇《窮達以時》，這里的“時”就是指時遇、時世之意。或窮或達取決于“時”，君子應知時。在知時的基礎上，才能作出選擇。選擇無非是廊廟或山林。在《駁王維與魏居士書》①中李柏引用嚴子陵的話：“士故有志，去山林，去廊廟，因乎時也。時可利見，辭煙霞而依日月；時可潛隱，棄軒冕而友鹿豕。”因時而異，作出選擇。他自己就是這樣的，“宇宙事業有兩，曰山林，曰廊廟。廊非吾事也”（《寄張素石》）①，于是就走入山林。

　　隱者之志趣走山林之路，也得有堅定之意志、高尚之情趣，不然可能如唐朝盧藏用，把隱居作為追求高官厚祿的“終南捷徑”，留下笑柄。李柏少有隱志，后來終生不仕，堅定不移，他曾經把隱志比如鋼鐵，“時不可為則存鐵心，養鐵膝，蓄鐵膽，堅鐵骨，以鐵老漢可也，慎無捷徑于終南”①（《鐵墨吟序》）。在《后題牽飲上流圖》①中他說：“士固有志，志在丘壑，無論生帝代即生皇代亦隱也。”他特別推崇陶淵明的人品詩品，許多詩文抒發這種思想情緒，原因便在于陶淵明的志向很堅定。陶淵明生為晉人，志在為晉，恥食宋祿。李柏認為既然走了隱者之路，就要有隱者高尚的情趣，這就是要追求一種淡泊、清白、高潔的逸情高韻。他寫《淡園記》①闡發“淡”之大義：“子思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諸葛孔明：‘淡泊足以明志’。邵康節曰：‘元酒味方淡’。莊子曰：‘虛靜怡淡’，又曰：‘游心于淡’。”他例舉了歷史上辭富貴高位隱居求淡的人，說明“淡則心逸而日休，不淡則心勞日拙，是以學道君子為此而不為彼。”在《仲貞張公淡園跋》①一文中他還把“淡”看成一種至德之境：“淡之風清，淡之韻高，淡之用簡，淡之致閑，淡之清靜，淡之氣穆，淡之思定，淡之操嚴，淡之行廉，淡之量弘；弘則不忮，廉則不貪，嚴則不濫，定則不擾，穆則不浮，靜則不躁，閑則不勞，簡則不煩，高則不俗，清則不污。……淡之德至矣。”與“淡”相近的是“清”。李柏多處歌頌隱者之“清”，還把清看成“圣人之道”。在《花之圣人》①中他通過梅花、菊花、蓮花、牡丹花的生性及古圣賢逸愛各有所衷情進行比較，最后說“梅，花之圣人也”。因為“天下之名園勝圃，萬花爛漫，逞艷斗媚，一旦時移運去，夏日烈斯凋殘矣，秋風起斯搖落矣。惟梅也，萬國飛霜而獨傲霜，四海雨雪而獨凌雪。”他把伯夷與梅相比，孟子曾說伯夷為“圣之清者”，那么，“梅之清，夷之清也”，“天下皆冬而梅無冬，與天下皆周而夷無周，同一清也。清之圣，圣人之道也。”李柏隱于山林后最愛太白山的雪和月，他寫了許多詩文，抒發其高潔清白的情趣。如《太白山雪月》①云：“我愛月下雪，我愛雪上月。月光蕩雪花，乾坤胥白徹。高士懷素心，寧與雪月別。一滴飲貪泉，雪殘月亦缺。”在《太白山月歌》中描寫冬天入太白山，見到的是白雪、白月、白鶴、白石，特別是太白山月在昏曉及春夏秋冬的不同美景，最后把雪月之清白潔凈與歷史上古圣先賢的事跡結合起來，如見山月思渭川，姜太公釣于渭濱，后輔周八百年；見山月思首陽，伯夷叔齊“清風吹動蕨薇香”等等。李白托物寓志，借景抒情，表達自己的志趣，對此后人表示了贊嘆：“先生抱不可一世之概，志潔行芳，皎然絕俗”（王仙洲《重刻<槲葉集>》序）。

　　孔顏之樂隱居不仕，必然要守貧賤，手磨難。然而儒家之隱者大都安貧樂道，以貧賤為樂，自苦中尋樂，真樂在其中。李柏終生不仕，無奉無祿，又加之天災人禍，生計一向十分艱難。他在窮愁潦倒之時，但在心靈上與孔顏溝通，始終保持樂觀精神。在《萬味珍饈解》①中，他寫道全家人曾經“絕麥”、“絕鹽”，每天只喝兩餐玉米粥，但他以孔子絕糧于陳蔡、孟子絕糧于鄒薛，子思居衛三旬九餐，陶潛歸里叩門乞食為例，說明“大圣大賢猶有此厄”，自己的饑餓算什么呢？他在《山房詠懷》①中寫道：“貧賤休嗟隱者骨，山家富貴世無知；茹毛口御三皇膳，結草身安帝王居。……客來如論玄薰事，笑指飛鴻過太虛。”在《可以集敘》①中寫道：“貧賤之樂，孔顏之樂”，并舉古人為例：古人有七日不火者，有三旬九餐者，有併日而炊者，有食木子像栗者，有采蕨茹芝者，有屑榆者，有咬菜根者，有一食常坐者，有餐氈齒雪十九年者。這些人都“主于中不動于外，抱節仗義不忘溝壑者之所樂。”他自己“母寡兄幼，兵盜賦役旁舞，蕭條四壁，饑寒四十余年”，但“自信性能安貧且好讀書，好與客談山林，好看劍，好吟詩作文，好蒲團靜坐，好臨水把鉤，故終日羅勒有余而尚未有戚戚不足之意。”

　　李柏主體思想是儒家的，特別是對儒家隱逸思想多有發揮，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佛禪和道家思想的影響。李柏隱退山林，自有眾多的禪林、道庵，有濃厚的宗教氛圍。他從歷史上的高僧高道那里汲取智慧的思想，使他的思想呈現儒釋道糅合的駁雜色彩，并有鮮明的三教合一的傾向。

　　與李柏交往的禪師主要是憨休禪師。當時憨休住在敦煌寺院，二人之間多有往來，李柏留下了許多文字，如《憨休和尚語錄敘》、《送憨休禪師敲空遺響集敘》等著名詩文，反映了他吸收佛（禪）思想的痕跡。李柏對憨休頗為崇敬，認為其乃“所謂英雄回首而逃禪者”。他與憨休不僅談佛、談禪，還談儒學，“溯源象山，派分東越”，還談經濟、談文章，這樣自然會萌芽儒佛結合的思緒。他對憨休《敲空遺響》一文甚為欣賞，并循著憨休“空”的思路闡發三教合一的思想：“三教圣人，皆以空為把柄者。是故孔子曰：‘空空如也，空無知也。’老子曰：‘空無所空，空無物也。’佛曰：‘萬法歸空，空無法也。’”“空”實際上乃三教圣人所教人的無窮大道，它無形無相，長住不壞，圣人的傳教，是以空敲空，空生響，空無盡，響亦無盡，空無壞，響亦無壞。因此，“三教圣人把柄在空”，“空之義大矣哉？”在《重修大興善寺大佛殿碑記》①中李柏更明確地表示三教歸一的看法：“天有三光，治有三統，教有三種。”他在與憨休禪師討論這個問題時，憨休舉例說，孔子曰欲無言，佛曰無一字。既曰無言復刪修六經，不知其幾千萬言也，其幾千萬言不過言其無言而已。既曰無一字，可為說經八萬四千，其說經八萬四千不過說其不一字而已。儒曰愛人，佛曰慈悲；儒曰萬物一體，佛曰昆蟲草木皆有佛性；儒曰戒慎懼，毋自欺，佛曰念起即覺，以智慧劍斬斷葛藤；儒曰不勉而中，不思二得，佛曰出有入無，法輪常轉，自在無邊等等，這些實質上是一致的，故說“教有三種，道歸一致”。

　　李柏對老莊也甚為喜好，對道學有自己深刻的體悟。他評價韓信，認為韓信的被殺，罪在不讀《老子》。老子說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而韓信功成名遂而身不退，違反了天之道，并以張良與老子相提并論，認為張良深諳老子之道，老子被孔子視為龍，張良也有龍之德。什么是龍之德？李柏在《答焦臥云亢龍說》①中作了回答，因為《易》乾卦有亢龍之論，所謂亢龍即知進不知退，漢代霍光就是如此，而周公則知進知退，為有龍德之人。所謂龍德就是“因時變化”，“潛見躍飛無所不可”，“學者貴乎知時，知時則知龍德矣，則知《易》矣。”可見，李柏論儒者隱逸時的知時之論，其實是吸取道家和《周易》的結果。李柏深受莊子思想浸潤，如“齊生死，忘人我，泯得失，一寤寐”①（《語錄》），就深得莊學之旨。他屢次闡發莊子“有用無用”之論，如說“君子處世露才不如斂才，有用不如無用，故瞽者鮮坑長平之土，而躄者不焚赤壁之火”①（《無才》）。在《柴關》①中表達了同樣的思想，認為“桂以香伐，桐以聲斬，……麝以臍災，猩以血擒，自古然矣。”李柏還有許多詩表達莊周夢蝶，人生如夢如幻的思想。《游郡東湖序》①便是這樣一篇洋洋灑灑，堪與《莊子》媲美的美文，情與景融，現實與夢幻不分，千萬年與今日同一，我與蜂鳥混然同在夢中游，我化蜂鳥，蜂鳥亦化我，我夢蜂鳥，蜂鳥亦夢我，“往古今來，世界皆夢幻也”。《夢》①一詩還寫道：“把夢思量夢更長，覺為蝴蝶夢為莊，因緣說破真堪笈，悔在邯鄲做一場。”

　　三

　　盡管李柏思想中有濃郁的佛道色彩，但總體上他還是一個隱退山林的儒生，他是以儒為本，兼取佛道的，這一點應清楚。但是，在李柏當時和身后，是有人對他的行為和思想進行指責的，但真正理解他的人還是多數。錢儀吉在《太白山人傳》①中說：“吾眉乾隆間縣志稱李雪木先生奇服詭行，任情放誕……不肯隨俗俯仰，宜人以為怪誕，然其皎然自立，志在圣賢，則人罕有識者。”高熙亭在《重刻<槲葉集>敘》中評述李柏：“始則見朱子小學而燔時文，即則學業文章誠足羽翼六經，發蒙振聵。……而世之論者若謂其不專習程朱之書，刻程朱之集，襲程朱之語錄，而為書攻其稱異于程朱者，以張吾道之門戶，遂不許為名儒而屏之關學之外，蓋有不可解者矣。”沈杏卿《重刻<槲葉集>序》中說李柏“平生手不釋卷，于書無所不讀，貫穿百家而惟守關閩之學為宗旨。”近世賀瑞麟在《創修李雪木先生祠堂記》①中也寫道：“吾秦當國初，多碩儒鴻才，博學高士。周至李二曲先生，富平李天生先生，及眉縣李雪木先生，并稱為關中三李。云二曲理學，天生文學，雪木則高隱。成就雖各不同，要其根本之地，未嘗不一。……且先生（李柏）修德立言，亦自有其理學，亦自有其文學，與二曲、天生性情氣誼深相契合者也。”余堃在《學憲余公履邑候》①中說：“故儒雪木李先生，亮節清風，征車不就……《槲葉集》逸情高韻，托旨深遠，不謂永嘉之開，復聞正始之音，關中元氣醇厚，代有絕學，典型不墜，端在斯人。”蕭柳庵在《<槲葉集>敘》中曾引李柏自己在明亡之際，嘗步觀九原，顧墟墓累累，嘆曰：“百年或化為荒煙蔓草，學者當為身后計。欲為身后計，當別有正學。”這“正學”就是先生追慕終生的圣賢之道。由以上看來，李柏總體上還是個儒者，只不過生不逢時，故知時而退，又始終生活在鄉間山林，在社會地層，與許多平民百姓一樣，過著艱難困苦的生活。但他又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有思想有激情，上觀千古，慕古圣先賢的佳言佳行；中述關閩，發展理學、心學；下顧及后世，將豐富的思想、高尚的德操、清白的志趣、高潔的人格留給后人；旁及佛道，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留有一定的地位；他以隱為名，然而在理學、文學上也有建樹，有成就，成為關中三李之一。總之，作為一位帶有強烈詩人風格的思想家，李柏在明清之際的關中乃至全國都有不可忽視的學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關中、陜南的士風、學風，他的思想及情操至今仍有著現實意義和教育作用。

　　[參考文獻]

　　① 李柏.槲葉集[M].清光緒重刻本.

　　② 阮元.十三經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

　　③ 司馬遷.史記[M].北京: 中華書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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