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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鬼記》版本考論
[摘 要]《才鬼記》不是依傍前人的增輯產物，而是梅鼎祚別具手眼編纂的專題小說集。本文首先考證了兩種題暑的《才鬼記》一卷本為偽托之作，然后梳理、比照、探討梅鼎祚《才鬼記》流傳中各版本的關系及其影響。 [關鍵詞]梅鼎祚；才鬼記；版本；考論
《才鬼記》(十六卷)，是明梅鼎祚編選“歷代才鬼故事”的專題類書型小說集。誠如梅氏自言“是編予聊以隱頤標卓詭于世外，而祥妖自招，諷誡具存，人謀鬼謀亦庶以使與能廣幽贊乎!”又如明末清初閔景賢《才鬼題辭》所論“讀才鬼錄而掩卷嘆焉，非憐鬼才，正惜人才之不終，置天地英華于無用耳”，此小說集不僅浸潤了編纂者個人復雜的人生體驗，同時也體現了鮮明的非道學思想。也正是因為這些不為封建衛道者所容的異質思想，《四庫全書總目》貶斥其“捃拾殘剩，以成是編，本無所取義，而體例龐雜又如是，真可謂作為無益矣”，以致自明末后，它幾被淹沒了二百多年，該集的篇目內容、思想主旨、文本情況、編選體例、版本流傳等也隨之變得模糊和復雜。本文擬就上述問題進行梳理、考證，以期能更切歷史地來探討《才鬼記》這部小說集的特色與價值。
一
上海圖書館《中國叢書綜錄》(1959)對《才鬼記》的著錄，在撰者、篇目、卷數及版本等方面已有不少模糊不清的地方，該綜錄著錄情況如下：
《才鬼記》一卷，(唐)鄭簧撰，版本有“合刻三志·志鬼類”、“唐人說薈六集”(乾隆本、道光本、宣統石印本、民國石印本)、“唐代叢書六集”、“龍威祕書四集”和“晉唐小說暢觀”。
《才鬼記》題宋張君房撰，版本有“說郛”(宛委山堂本)卷一百十三。
才鬼記五則，題唐鄭哲撰，版本有“舊小說”(民國奉、1957年本)乙集。
《才鬼記》一卷，(唐)鄭簧撰，(明)梅鼎祚增輯，版本有“快書”。
其中的模糊不清處為：一是梅氏《才鬼記》的編纂方式是增輯嗎?如果是，那么底本，是鄭黃，是張君房，還是鄭哲?二是以上各版本《才鬼記》之間是何關系?三是篇目卷次的變化情況如何解釋?
要理清這些，關鍵就是“才鬼記一卷”真實性的辯偽。上世紀90年代，李劍國、寧稼雨二位先生已作了詳細的考辯，李先生第一個對這個問題作了詳細的辯訂：
《才鬼記》，載重編《說郛》卷一一六、《合刻三志》志鬼類、《唐人說薈》一五集、《龍威祕書》四集、《唐代叢書》卷十九、《晉唐小說六十種》七冊。重編《說郛》題宋張君房。北京大學所藏本收五篇：《李章武》(此篇原無標目)、《長孫紹祖》、《劉諷》、《獨孤穆》、《崔煒》。南開大學藏本首篇為李章武事；后為獨孤穆事之殘文，只存“以君為我腐穢”以下一節，前皆闕去。《四庫全書》本只有李章武一事。《合刻三志》本題“唐鄭黃纂，明梅鼎祚重訂”，凡收《盧充》、《王敬伯》、《長孫紹祖》、《劉諷》、《獨孤穆》、《崔煒》、《孟氏》、《李章武》、《竇玉傳》、《曾季衡》、《韋氏子》十一篇。《唐人說薈》等本又增二篇，題署全同《合刻三志》。今據《唐人說薈》本考辯如下：略(對十三則文本差異、故事來源的考辯)
《四庫提要》卷一四四小說類存目著錄梅鼎祚《才鬼記》十六卷……明閔景賢輯《快書》(天啟六年刊本)，卷五0收有《才鬼記》，小宇注“梅禹金刪本”，自紫玉至侯官吳洪共七十八事，大抵明事詳而余皆略，乃刪縮梅書而成。《合刻三志》、重編《說郛》所收即取自梅書，而妄加撰人以充古書。
《舊小說》乙集選輯《才鬼記》五則(《王敬伯》、《獨孤穆》、《盂氏》、《竇玉》、《曾季衡》)，撰人署鄭哲，純為杜撰。(《偽書辨證》)
如上考辯，李先生明確指出“才鬼記一卷”各版本所題撰人“鄭黃”、“張君房”、“鄭哲”都不可信。無獨有偶，寧先生也認為題署“宋張君房、唐鄭黃、鄭哲”的《才鬼記》確為偽訛書，其論證見其《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之《偽訛書目》。此后，陸續有不少學者認同上述考辯結果，如《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文言》“才鬼記一卷”辭條撰寫中，穆之文先生基本沿襲李、寧二人的觀點與表述。又如卜鍵先生也認為一卷本《才鬼記》是偽書，不過，他認為是梅鼎祚本人作偽，即他偽托唐鄭黃纂《才鬼記》十三則而后因之擴大為現萬歷甲辰十六卷本”，不知所據為何?但這些觀點都基本認定“才鬼記一卷”是部偽書。
為了進一步證實這點，筆者首先翻檢唐至元的史志目錄以及《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遂初堂書目》、《通志·藝文志》、《玉海·藝文》、《文獻通考·經籍考》等私家目錄，結果都未發現鄭、張二人撰《才鬼記》的記載。然后又查找二人史料，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五上》、徐松《登科記考》、孟二冬《登科記補正》、《闕史》記載，鄭黃為鄭魯之子，唐咸通三年(862)進士，曾官員外郎、萬年縣宰，著述中無《才鬼記》；據《宋史》及《嘉慶湖北通志》、《安陸縣志》等記載，張君房，字尹方(或作尹才、允方)，岳州安陸人(今湖北)，北宋真宗時期的道士，其編著中也沒有《才鬼記》。這么長一段歷史，公私目錄和個人史料中都無二人撰著《才鬼記》的記載，可見，上述“《才鬼記》為偽書”的考辯是可信的。但也有不同觀點，如臺灣陳益源、大陸陳大康等先生，他們基本都不加懷疑地認為“梅鼎祚依據唐鄭黃纂《才鬼記》十三則擴編而成《才鬼記》十六卷”。
二陳這類看法也不是空穴來風，依據就是明末至清小說匯編中出現的上述“才鬼記”題署。但這些題署的出現都是遠遠晚于梅鼎祚《才鬼記》編纂和出版時間(萬歷甲辰、乙巳年)。相對而言，《快書》刊刻于與梅氏《才鬼記》較近的天啟六年，其卷五十收錄的《才鬼記》，目錄頁和正文頁的標題下都注明為“梅禹金刪本”(同上)；此外，為閔景賢最后編訂《快書》和寫序的何偉然，與梅氏朋友潘之恒、臧晉叔有交游，由此可見，閔、何對梅氏編纂(才鬼記)情況的了解應是符合實際的，所以才會在收錄《才鬼記》時明確注明“梅禹金刪本”。那么這些題署“唐鄭黃”或“宋張君房”的《才鬼記》又是如何出現的呢?據調查，最早出現題署“唐鄭黃撰，明梅鼎祚重訂”的是《合刻三志》和《唐人百家小說》，二者的刊刻年代最早都不能超過明末；此外，筆者通過比勘，發現《唐人百家小說》收錄的《才鬼記》，在題署、篇目、行款、圈點等版式以及版框斷痕都與《合刻三志》一樣，而且如《杜秋娘》、《冤債志》等其他相同選錄篇目圈點情況也是一模一樣的，可見這兩部明末小說叢刻中《才鬼記》其實就是使用同一個版片刻印的。由于受資料的限制，《唐人百家小說》的編纂至今未能明晰；但《合刻三志》的編纂情況，經魯迅、程毅中、杜澤遜等專家研究，初步已知該集的編纂態度不嚴肅，編輯情況很混亂——偽托現象嚴重、充分體現了明人“妄制篇目、改題撰人”的陋習。此外，程先生通過考訂，還發現“《唐人說薈》曾受《合刻三志》的影響，在《五朝小說·晉唐百家小說》的基礎上，又專抄了一大批偽書，貽誤更廣。《合刻三志》編印較早，作偽極多，造成的混亂非常嚴重。幸而刻本不多，流傳不廣，但它的謬種卻通過《唐人說薈》、《唐代叢書》而得以散布。正本清源，必須考訂”。承襲它們偽誤，清代晉唐小說熱時出版的一些小說叢書，如乾隆五十七年《唐人說薈》，雖然它收錄的《才鬼記》版式與前二者不同，題署也只是“唐鄭黃撰”，但其原文及其中的圈點情況卻是基本相同的，稍后一年的《唐人說薈》除新增的“酒徒鮑生”和“錢起”兩篇外，其他也是一樣。從乾隆五十八年《唐人說薈》扉頁中的牌記來看，其交代的“書雖舊集”，正說明它們的編纂是利用明末諸如《合刻三志》、《唐人小說百家》等舊版本重新編輯、翻印后成書的。由此可見，所謂題署“鄭黃”或“鄭黃撰，梅鼎祚重訂”都是非常不可靠的，因為它們是明末書商制造的贗品的復制品。
與“鄭黃”說不同，除重編說郛系統外，“張君房”說在明及清的圖書著錄史上中基本沒被提及。實際上，題署“宋張君房”的“才鬼記一卷”，因重編《說郛》版本的不同，有“一篇”或“五篇”的不同說法。據諸多學者研究，重編《說郛》的偽托情況也是很普遍；其中昌彼得先生的《說郛考》考訂：“重編說郛的刊刻時間大致為明末”(也比梅氏《才鬼記》晚)；重編說郛各本，“皆非原編初印，乃掇拾殘余版片并補刻重印者”；其所據底本，絕大多數并非出自郁文伯本，而另有四種來源，“重編說郛……廣搜博采，流傳之叢刻雜纂，無不囊括，欲符其數。于是明人之書或偽本竄入者有之……”。上述考證，無疑比較接近《重編說郛》的成書實際。況且，梅氏于萬歷年間也曾校刻過《說郛》，如若他所見的《說郛》本中有題署“宋張君房”的“才鬼記一卷”，也應會在其《才鬼記》中有所體現；而且據筆者對《才鬼記》文本情況的梳理，梅氏曾從張君房《脞說》中搜輯《謝小波》，并注明了出處，這說明梅氏對張君房并沒有任何規避。(子部249冊)此外，梅氏嚴謹的治學編纂態度也不會允許自己剽竊他人成果，事實上，他也沒有必要掩沒張君房或鄭黃的功勞，因為即使此二人確有《才鬼記》在先，也絲毫不會影響梅氏《才鬼記》的存在價值。筆者還通檢過梅氏詩文總集《鹿裘石室集》，也沒發現任何梅鼎祚讀過前二人《才鬼記》的蛛絲馬跡。可見，前面卜鍵先生所提“梅鼎祚自己作偽”說或某些認為“梅鼎祚增輯”等說，都不可信。實際上，明清這些坊刻小說叢書的題署并未被明清以來的公私目錄所認可，如《澹生堂書目》、《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總目》、《續通志》和《續文獻通考》等都未接受。同時，也沒有出現任何有關“梅鼎祚增輯《才鬼記》”的記載，這些足以說明所謂“鄭黃”說或“張君房”說、或“鄭黃撰，梅鼎祚增輯”說，一直以來都沒有得到明清學界的認可。20世紀以來一些重要書目，如王重民先生《中國善本書提要》、袁行霈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總目》等也未有這類著錄。
綜上各點，筆者認為李劍國、寧稼雨二學者“才鬼記一卷是偽書”的判斷是可信的，而且明清三百多年來的學界普遍沒有接受“梅鼎祚增輯《才鬼記》”的看法，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才鬼記》為“唐鄭黃撰，明梅鼎祚增輯”或“宋張君房撰，明梅鼎祚增輯”的史實。因此，《才鬼記》十六卷本決不是依傍前人的增輯產物，相反，它是梅鼎祚別具手眼編纂的一部專題小說集；而上所涉及各版本的《才鬼記》，應是梅氏《才鬼記》十六卷本的刪節、改動本。
二
如上，梅氏《才鬼記》編纂、版刻及流傳情況雖然很復雜，但大體上仍可分為“足本”和“節本”兩類。現據目錄書、現存版本及學界研究成果，就《才鬼記》足本作如下梳理和辯訂：就卷數、篇目情況而言，除《千頃堂書目》為“十五卷”外，其他足本均為“十六卷”；除《四庫全書總目》為“末二卷為箕語”外，其他足本均為“正編十三卷，末有箕語三卷”。就版本源流而言，臺北故宮博物院本自稱為萬歷三十三年譚氏原刻本，臺灣偉文書局“秘籍叢編”本即是據此重排；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也是萬歷三十三年譚氏刻本；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歷間刻本”，據王重民描述，也是萬歷三十三年譚氏刻本；現被收入進四庫存目叢書的《才鬼記》，是影印上海圖書館藏萬歷三十三年蟬隱居譚氏刻本，該書書函上題有“四庫發還本明刻才鬼記”和“永耀樓收藏張原煒題”，扉頁題字不清，大概是講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撫采進鮑家藏本(浙江鮑士恭)，另有“余姚謝氏永耀樓”的藏書印和“宛陵劉大德鐫”的題名，十六卷五冊；1987年田璞、查洪德依據上海古今小說社排印本和1977年臺灣“秘籍叢書”本的《才鬼記》校注本，也是我們容易見到的整理本。盡管臺灣這兩種《才鬼記》未能親見，但據其版本著錄情況，以上各種足本的源頭都是萬歷三十三譚氏刻本。由此可推定，四庫存目叢書收入的萬歷三十三年譚氏刻本是目前較好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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