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人生態度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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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的人生態度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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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的人生態度論文

　　摘要： 長期以來，人們都十分重視對于陶淵明的研究，但多數是從文學角度對其作品進行分析。本文作者試圖從陶淵明作品的基本內容來分析其人生觀，并由陶淵明對戰爭、士庶、自然及貧困生死等方面的認知來對其闡釋并探析其影響。

　　關鍵詞： 陶淵明；客體；自我生存方式；人生態度

　　人的社會行為往往受到其人生態度的影響，尤其是像陶淵明這樣生活在動蕩時代之中，社會地位變化無常的官僚士大夫人物。陶淵明(公元365-427年)，名潛，又字元亮，東晉末年人。他是我國文學史上最有成就的文學家之一，同時，又是這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其所特有的人生態度決定了其文學作品的基本內容價值和其行為走向。

　　一、陶淵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曾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其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從《命子》詩中“直方二臺、惠和千里”、“寄跡風云，冥茲慍喜”，“大禹圣者，乃惜寸陰，至于眾人，當惜分陰”（《晉書?陶侃傳》）［1］的話來看，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正直有為、胸襟坦蕩、建立過功勛的人，他們的言行直接影響著陶淵明的成長過程，伴隨著其價值觀的建立和人生觀的形成。

　　陶淵明處在東晉的分裂崩亡時期和晉末的社會轉型之際，政治腐壞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大小軍閥為了爭奪權力，互相攻殺，兵禍連年不絕。陶淵明自幼經歷一系列戰亂兵變，認識到戰爭對人民的傷害，對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破壞，因此痛恨戰亂，關注民生，憂國憂民，進而心生輔佐明君之愿，胸懷匡扶天下之志。同時，戰爭造成的顛沛流離生活使陶淵明對現實感受有切膚之痛；戰爭破壞和軍閥人物的行徑迫使陶淵明對去留志向作出選擇；對現實悲慘狀況的認識，陶淵明明晰了思想意識中的善惡觀，堅定了其人生價值抉擇，并在其詩作《桃花源詩并記》中，描述一種美好和諧田園生活圖景，表達自己對戰爭的厭惡，希望構建一種無壓迫、無剝削、人們和諧相處的理想社會。

　　家庭與社會環境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使人們在擁有準確知覺自我的愿望的同時，還有提升自我、改善自我的愿望。雖然日漸衰落的家庭使陶淵明有幸學經讀史、彈琴習劍，但與士族出身、家境優裕的文人相比，其生活是艱辛的。而這種艱辛是陶淵明真正咀嚼過并刻骨銘心地鐫刻在腦海之中與心靈深處的。

　　同時，傳統思想及同時代思想家，也對陶淵明的人生態度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陶淵明自幼受到儒家經典的熏陶，“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2］。另，孟子在《齊桓晉文之事章》中所描述的“恒產”理想：“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陶淵明對其也進行了借鑒與吸收，這主要體現在其所描繪桃花源理想的生活場面中。由此可以看出，孔孟思想對其是有一定影響的。

　　另外，老子的“小國寡民”的設想，對陶淵明桃花源理想社會模式的架構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如“黃綺之商山”，“賢者避其世”也和老子“小國”、“寡民”思想相像；“土地平曠，屋舍儼然……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這些在陶淵桃花源理想社會中的社會生活描寫，可以說是對《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繼承與闡釋。

　　一定的人生態度受一定時代的影響。陶淵明的人生態度，產生于東晉南初特定的時代，當時魏晉玄學之風盛行。陶淵明受到魏晉玄學思想的影響，表現在他生活及各個方面：崇尚自然并以自然為核心，追求人生的淳樸真誠、淡泊致遠、幽美的田園生活。而崇尚自然，則是魏晉玄學的重要思想特征。關于此，陳寅恪先生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一文也著重談了這點。

　　同時，阮籍、嵇康、鮑敬言的“無君論”思想，陶淵明也對其吸收應用。

　　總之，受傳統及同時代思想的影響，并由于政治社會化是人們習得其政治取向、意識形態或行為模式的發展過程，因而使得陶淵明在自覺或者不自覺中成為政治社會化中的一員。陶淵明在接觸社會和他人的過程中，更加理性的去認知，將自己與擁有自己向往的技能或者特質表現為一種文學的東西，即用詩作來實現自己的認知目的，用行動詮釋自己的另類人生，進而確立自己的人生價值取向，形成了陶淵明的人生觀。

　　二、陶淵明以其大量的詩文著作、以詩歌散文的文學形式和論證嚴密的政論文體從不同方面、不同深度表現了自己堅定的人生態度和價值取向。

　　（一）對戰爭、士庶、自然及貧困生死等的看法

　　1.對戰爭的深惡痛絕

　　社會的動蕩，戰亂無數，使陶淵明對戰爭產生了厭惡之情，不滿之意。在《和劉柴桑》中，“荒途無歸人，時時見廢墟”點出民生之凋敝，田園之荒蕪。也正是這樣“乾坤含瘡痍”的痛苦現實加劇了陶淵明對戰爭的厭惡。另外，在《飲酒并序》其四中，“昔曾遠游，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馀。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也點明當他為貧窮所迫而求仕時，做了鎮軍參軍之后，隨劉裕東討孫恩時，目睹“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跡”(見《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的現象時，強烈反對他們的兇暴行為，也為由戰爭給人民所帶來的災難感到不安。同時，在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一文中說“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3］也是對戰爭所造成人民流離失所的譴責。由此得知，陶淵明是強烈反對戰爭并厭惡戰爭的。

　　2.對士族階層的鄙夷

　　雖然陶淵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但是其一直對魏晉以來的士、庶頗有看法。魏晉以來社會政治、經濟、秩序以及風氣使然，使得魏晉來的九品中正制已經違背了其初衷，淪落成為世族豪強壟斷政權的工具，所選薦人才不再是為統治階層選拔服務型的有用人才，而是社會寄生蟲，引起了社會各階層的不滿，催生激化了士族地主與庶族地主之間的嚴重利益沖突，使社會矛盾激化、加劇了社會的動蕩和政局的不穩定性，也最終使得士族開始衰落，寒門庶族興起。另據《抱樸子?疾謬》載：“或假財色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足見這種社會巴望高門、趨炎附勢的社會惡習。鑒于此，陶淵明對士族腐朽及必然消亡是有深刻認識的，一方面，他反對士族的特權和驕奢淫逸的腐化生活，另一方面，又憐憫這種階層政權。而對于寒門，陶淵明則沒有好感。在其詩作《贈羊長史并序》中，“愚生三季后，慨然年黃虞。得知千載上，正賴古人書。圣賢留余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逾。”嘲諷庶族出身的劉裕，對其表現出了不屑和嘲諷，顯示出陶淵明不趨權勢的高尚人格修養。

　　在士、庶的權力爭斗中，陶淵明選擇了超脫的行為。在《飲酒并序》其二中，“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提壺掛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 陶淵明以青松自喻，借青松來表現自己堅貞高潔的人格。左思在《詠史》中曾用“澗底松”和“山上苗”對比，來揭露當時的士族門閥制度。而陶淵明以“青松”和“眾草”對比，顯然也含有對士族門閥制度所造成的賢愚倒置現象的揭露。

　　3.對自然及貧窮生死的看法

　　從陶淵明一生的事跡中可以看出他是個生性熱愛自然，不喜拘束的人。如他在《歸田園居》中寫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隨口念來，讓人心向往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4］。一種超凡脫俗的氣質油然而生，不再是對自然的簡單欣賞，而是融入自然，回歸自然，使自己的人生境界達到物我兩忘的質界，凸顯出陶淵明淳樸率直的自然生活風貌，這與其以后的歸隱田園，遠離官場的人生態度轉變是分不開的。

　　基于此，陶淵明對自然的態度也很大程度影響了其對貧窮生死的認識。“萬族各有托，孤云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馀暉。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茍不存，已矣何所悲” （《詠貧士》），“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自祭文》），陶淵明回憶了自己艱難曲折，寧可窮困潦倒、忍凍受餓向人乞食也不回頭同時又順達自然、無怨無悔的一生。此時的陶淵明已經把財富的多寡不再看作是一種人生的極致，而把勞動謀生的手段作為人生的一種新坐標，如在《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中，陶淵明認為“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但愿長如此，躬耕非所嘆。”以此來抒發他在收獲早稻之后的勞動喜悅之情，藉以表明立田自足是合乎自己人生大道的。

　　對于生死，在《挽歌詩》中，“千秋萬歲后，誰知榮與辱……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5］陶淵明抒發了自己對生死的徹悟，表達對“死”的達觀看法：死是平常不過的事情。表露其視死如歸的精神，流露出瀟灑的生死觀。

　　通過對戰爭、士庶、自然及貧困生死等客體的看法，逐漸構筑了陶淵明本人的人生觀，即厭惡戰爭、不愿意與庶族為伍、崇尚自然和看淡生死。這種人生觀也決定了其自身價值體系及理念和本身人生的設計軌跡。

　　（二）對自我生存方式的定位

　　主體對客體的認識，加深了主體自身對社會現實生活的選擇性。陶淵明認識到了社會的腐朽，統治階層的腐化墮落，產生了厭惡戰爭，同情老百姓的看法，也因為如此，選擇了一條棄官歸田、隱居田園的人生道路。

　　陶淵明少年時期“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傳》），養成了陶淵明積極進取和直率的品質。為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現狀，陶淵明立志宏圖，“猛志逸四海”，“大濟于蒼生”，其從二十九歲起，曾幾度出仕，終因不愿“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蕭統《陶淵明傳》）。關于此在《晉書?陶潛傳》（唐?房玄齡等）中也有記載：“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其展示了陶淵明蔑視功名富貴，不肯趨炎附勢的高尚人格。在陶淵明后來的《詠荊軻》：“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作品中，陶淵明借詠荊軻歌頌那種英勇報仇精神，影射對劉裕政權的憎惡，這對后來辭官歸田的有很大影響的。

　　將解甲歸田作為自己生活方式的最好歸宿。在《歸去來兮辭》中，陶淵明明確了“富貴非吾愿，帝鄉不可期”的思想，表現了他對仕途生活的淡漠和對淳樸的懷安止足生活的熱愛。在《飲酒并序》（其一）中，陶淵明也描繪了一種“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的思想意境，指明自己在思想上遠離了那些達官貴人的高車駟馬的喧擾，不再對渾濁的官場有留戀之意。同樣，在《飲酒并序》（其三）中，其對拒絕出仕也有所表述。該作是為答復友人勸他做官而作。陶淵明采用《楚辭?漁父》中屈原和漁父問答的形式來反映自己拒絕仕宦的決心和堅貞不屈的意志，表明自己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人格。

　　在《擬古》(五首) 其二中“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陶淵明也通過對燕子的問話來表達他隱居不仕的堅決意志。

　　既然不愿意出仕，那么作為社會中的人，總要去尋找一種謀生手段，或者說去追求一種理想人生。歸田初期，“樂知天命”、“安貧樂道”（《癸卯歲始春懷古思舍》）、“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歸去來辭》）在《歸園田居》（五首）中，“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6］，陶淵明開始體會躬耕生活的樂趣，并開始懷疑孔子說的“憂道不憂貧”的合理性。在詩中陶淵明進一步說明其辭官歸田是適合本性的。自述在園田中深居簡出，摒棄一切塵俗雜念，參加勞動，加深了對勞動的感情，表達對古人躬耕生活的仰慕之意，初步建立了以“躬耕自資”作為自己人生落腳點的思想。而在其《歸園田居》（其四）中憑吊故墟，描寫農村殘破的景象，感慨人生無常，表明心跡，感悟自己對淳樸的、怡然自得的田園生活非凡志趣。

　　在田園生活中感受人生樂趣，在鄰里相處中體會人生極致。“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殫”（《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其一)，“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移居》其二)把官場上的爾虞我詐等遠遠拋置腦后，而是在農閑時和鄰人相招飲酒、高談闊論，在辯難析理中探討人生哲理的趣味。

　　走入田園的陶淵明，內心并未真正的平靜，更沒有完全超脫。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貫穿他的一生。傳統人生價值觀的失落使他尤為痛苦。在其四言詩《榮木》序云：“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為成”感嘆自己歲月虛度，功業無成。另外，生活的貧困，死亡的痛苦也時時困擾著他。而思想矛盾的沖突也是其歸園及創作的一種內在異化。

　　（三）對現實人生的積極總結

　　陶淵明在對社會和人生作出設計之后，并沒有一味消極地在社會中生存，而是對社會更加積極地去關注，熱愛人生，積極參與現實生活，在生活中不斷總結、不斷追求更加積極向上的生活。在《飲酒并序》（其六）中“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極力希望當時污濁的社會能返樸還真，具體的辦法即像孔子那樣研習詩書禮樂；然而當時卻無人問津，自己感到十分痛心。他懷著以六經來彌補敗壞的社會風尚的抱負，但得不到實現，所以只有以飲酒遣悲而已。

　　同樣，在《乞食》中，“愧我非韓才”，陶淵明感慨自己不能像韓信那樣輔佐劉邦平定天下，得遂其志，而是窮困潦倒志不得申，但他并不灰心，即使死后也要報答朋友“一飯之恩”，甚至想到“結草”相報。也正因為懷著對現實社會的關注，在與普通人的共同生活中忘卻戰爭動亂、權力爭斗，找到了人生快樂［7］。陶淵明一度希翼通過自己的人生政治理想來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在《擬古》（其四）中“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便是陶淵明政治理想的表現，即收復中原。然而，他這種思想在當時是得不到共鳴的，即使想聽到別人在這方面的思想言論都不可能，但是涵蓋了其對東晉統治集團茍且偷安、不謀恢復的強烈憤慨。與此同時，在《雜詩》（其四）“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陶淵明感慨自己努力耕作，然而連最低的生活保障也無法維持。表達自己的憤懣和不平：對那些善于投機取巧的人都各得所宜，而自己耕作不輟，反而受凍挨餓，從而對不合理的社會現實提出質疑。

　　基于對社會現實的不滿，陶淵明提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即構筑“桃花源”式的理想社會。在其作品《桃花源詩并記》里，詳盡勾勒了一幅人人自耕自食、真誠和諧相處、甚至無君無臣、自由自在和平安樂的社會圖景。《桃花源詩并記》是描繪作者所幻想的烏托邦社會，比較詳細地記敘了桃花源社會制度的情況，而這個社會的主要特點就是沒有剝削，所謂"秋熟靡王稅"，從而也就沒有壓迫，人人勞動，自耕自食。這種社會理想是在現實斗爭中產生的，是陶淵明政治思想的結晶。它反映了封建社會小私有者農民反對剝削，反對兼并，反對專制的思想要求，是對當時戰亂、污濁、殘酷的社會現實的否定［8］。

　　三、文學作為意識形態的東西是對特定社會現實存在的反映，通過這種意識形態的東西也使人們了解了作品作者豐富的內心世界。陶淵明便是如此，其以大量文學作品表現他以及這個時代的士人對社會的態度意識。

　　陶淵明通過自身的人生經歷，以文學作品的形式抒發胸懷，以浪漫主義的文學手筆，將自己思想意識、人生態度表現得淋漓盡致，富于十分強烈的感染力。

　　1.以具有鮮明形象性的作品表現人生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是千年以來膾炙人口的名句。因為有了“心遠地自偏”的精神境界，才會悠閑地在籬下采菊，抬頭見山，是那樣地怡然自得，那樣地超凡脫俗！這兩句以客觀景物的描寫襯托出詩人的閑適心情，“悠然”二字說明陶淵明所見所感，南山的美景正好與采菊時悠然自得的心境相映襯，合成物我兩忘的“無我之境”。接著“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陶淵明無意之中看見在南山那美好的黃昏景色中，飛鳥結伴飛返山林，萬物自由自在，適性而動，正像其擺脫官場束縛，悠然自在，在這里悟出了自然界和人生的真諦“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按“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來理解，“真意”則可以理解為人生的真正意義，那就是人生不應該汲汲于名利，不應該被官場的齷齪玷污了自己自然的天性，而應該回到自然中去，去賞析大自然的無限清新與生機勃勃！很大程度上，這樣的境界與素描都彰顯其作品的形象性與表露人生態度的哲理性。

　　在《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中，“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陶淵明從自己半生的艱難遭遇出發，細細描繪自己晚年的悲慘生活情景，表明心跡：自己已經橫下心來，無論怎么貧困，將再也不出去做官，不與那個黑暗淡上層社會同流合污。

　　2.以富有濃厚感情色彩的作品宣泄人生

　　同樣，作品如果沒有濃厚的感情滲透，便失去了作品的生命力。陶淵明獨特的生活經歷，對樸素的農村生活和平淡的田園景色的切身感受，使其詩作植根于田園生活，方宅草屋，綠樹繁花，遠村近煙，雞鳴狗吠，在他的細膩勾勒下，都顯示出無限的生機，構成一幅幅美麗的鄉村圖畫，農家生活氣息濃厚。在其詩作中，陶淵明對飛禽走獸、花卉草木和山山水水都飽含強烈的思想感情；同時，陶淵明又善于寓情于理，把自己對人生、對現實的深刻認識形象化，把詩情與哲理、與景物緊密結合起來，因而給人以清新自然、毫不枯燥的感覺，又體現了“貧士”詩人自己的性格。

　　“靄靄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臥起弄書琴。園蔬有余滋，舊谷猶儲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其一））［9］陶淵明從平淡沖和，意境混成，令人感到純真親切、富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寧靜清幽的莊園，繁木林蔭下的愜意，朗朗書聲與悠然琴韻，小康和諧的農家樂趣等等無不包含著一種真摯的情感。

　　又如，在《桃花源記并序》，陶淵明將桃花源描繪得神奇美麗而又撲朔迷離，感染讀者情緒，震撼讀者心靈，關鍵在于“情融乎內而深且長，景耀于外而真且實。”（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它融入了作者全部的人生體驗，全部的思想情感，寫出了他對黑暗丑惡現實的強烈不滿，對自己濟世壯志難酬的深沉憤慨，對誠實勞動、和平幸福生活的由衷贊美，對“抱樸含真”美好社會的熱情向往。

　　3.以表現出強烈的感召力的作品來感悟人生

　　陶淵明是我國文學史上藝術與人格高度統一的詩人，他的詩作曾使無數讀者為之陶醉；而他的人格，自古至今，也一直受人們所敬仰和羨慕。陶淵明的文學作品是其人格的煥發，蘊含著巨大的道德感召力。辭官歸田后，陶淵明沒有置身世外，也沒有停止對正義的謳歌，并且在其作品中時時顯出一副“金剛怒目”的樣子。如作品《詠荊軻》、《擬古》等，陶淵明借稱頌荊軻除暴安良的豪俠人格以及視死如歸的豪俠壯志，對黑暗的社會現實是無能為力的，只能以此來抒發胸臆，再現其正義和勇敢的人格，具有強烈的感召力。

　　陶淵明的作品中，很多以緬懷古之先賢、圣人，多以伯夷、顏回之志自勉，以他們的行為規范自己的生活準則，從而樹立起自己人格的豐碑，對后世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固窮”、“守節”是陶淵明高尚的品格節操，這正是后人仰慕的重要原因，這也是陶淵明人格的精神支柱，表明他所向往的也是那種遠離塵世的生活，從而樹立起自己“固窮守節”、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人格。蕭統說：“陶淵明‘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守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為此乎？”（《陶淵明集?序》）蘇軾說：“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10］（《東坡題跋》卷三《書李簡夫詩集后》）

　　再如，其在《桃花源記并序》里面所勾勒出的 “秋熟靡王稅”的大膽設想，對后人創作揭露封建剝削、賦稅征徭的作品很有啟發。如，唐代大詩人王維在《桃源行》中寫道：“初因避地去人間，更聞成仙遂不還……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辯仙源何處尋。”劉禹錫寫道：“俗人毛骨驚仙子。爭來致詞何至此……筵羞石髓勸客餐”（《桃源行》）。清初黃宗羲提出：“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原君》）主張為了全體人民的福利，取消君位，建立和諧有序社會，這種思想和陶淵明的思想是相通的。

　　4.以對當時及以后人們的人生選擇爆發出強力沖擊力的作品來啟迪后人

　　陶淵明近乎完美的人格，對當時及以后人們的人生選擇爆發出強力的沖擊力，而這種完美人格成為其后中國傳統文人的最高典范，也成為他一千五百多年來能被人們恒久贊頌的根本所在。陶淵明自然真趣的詩風，將文人詩推向了一個全新的境界，直至唐代，孟浩然、王維、韋應物、柳宗元等，“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沈德潛《說詩睟語》）宋代以后，更是聲譽大增，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等無不傾心贊美，“淵明文名，至宋而極。永叔推《歸去來辭》為晉文獨一；東坡和陶，稱為曹、劉、鮑、謝、李、杜所不及。自是厥后，說詩者幾于萬口同聲，翕然無間。”（錢鐘書《談藝錄》）陶淵明的人品詩風，人生態度深刻地影響著后世的詩壇風尚、審美觀念、人生處世。

　　陶淵明以鄙薄世俗的人生態度，一方面不甘同流合污、潔身自好的精神，另一方面更是出于對精神放曠的自由境界的追求［11］。朱熹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晉、宋人物。”（陶澍《陶靖節集》引）陶淵明的社會觀和人生觀都是以“自然”為皈依所在，向往和平安樂、躬耕自資的社會，追求淳樸真誠、淡泊高遠的人生，喜愛恬靜幽美、充滿自然意趣的鄉居，在田園生活中體味自然之“道”，尋求自然之“真意”，獲得無限的樂趣快慰，這正是其人生境界和文學情趣的最好結合。

　　以上這些表現，都是陶淵明以陶醉喜悅之情的簡約文筆真切描繪出蘊含著厚實的社會人生內容的優美畫面，是純粹理論描述所不能達到的境界。所以，陶淵明所要渲染的意境最終在生存本體中牢固確立起社會價值的核心地位，將自然人的切身關懷引向社會人的理想追求之中，將個體生命的終極意義安置在改造社會的偉大實踐上，從而更全面地理解人性，更合理地實踐人生。而這種意境隨著其優美動人的詩歌、散文等文學載體千古流芳，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人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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