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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人格之分析
摘要：關于陶淵明的人格分析，向來有不少意見。有人認為他的性格是“寡默任放“，也有人說是“明徹達觀”，本文認為是“獨立率真”、“任放中和”，并從陶淵明的人生觀、哲學思想以及家庭教育、傳統文化、時代背景對他的影響來分析其原因，同時結合機能主義哲學家瞻姆士關于“人的社會形象”理論和現代心理學的性格理論來共同進行探討。關鍵詞：人格；獨立率真；任放中和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氣質、能力等特征的總和。性格作為一個人穩定的心理因素，它的構成是十分復雜的，是在其哲學思想、人生觀以及人生經歷等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形成的。它與氣質、能力、興趣等一起成為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想就陶淵明的人格及其形成原因進行簡要評述。
談到陶淵明的性格，前人和今人有太多的觀點和看法，有人認為是“寡默與任放”《讀陶叢札》，也有人說是“明徹達觀”《明徹達觀，新奇真實》。我認為陶淵明的性格是“獨立率真”、“中和任放”。蕭統在《陶淵明傳》中說陶淵明是“穎脫不群，任真自得”。這在陶詩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證。如“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莊子·漁父篇》說：“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可見“真”就是自然。在陶淵明而言就是如何保持自然，也就是如何才能不被異化。
實用主義哲學家和機能主義心理學家瞻姆士將人的“自我”分析為“客我”和“主我”。“主我是行動的自我，人格的動力和獨特性均來自于主我；客我則是社會的自我，以及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會的經驗。”淵明想保持自然就必須任“主我”而同“客我”進行斗爭。這種斗爭的力量來自向往自由的生命本性，斗爭的目的也是為了解放被束縛的心靈。所以對生活在兩漢經學統治相對松弛的陶淵明，出于對形體和精神雙重自由的追求，言行舉止表征為對自然的向往熱愛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是應當指出的是，這里的“自然”不是我們現在所認為的“自然”，“淵明之‘自然，而是一個來自老、莊、郭象的哲學范疇，指的是一種自在的狀態；含有自由的趣味；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惱，以‘自然之患。所以淵明的歸田，既非為了虛浮的隱居的高名，也非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義，而只是為了在‘大偽斯興。”《歸園田居五首之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這是詩人從彭澤隱居后的第二年春天所寫，開頭就點明自己從小就不迎合世俗，本性就喜愛恬美靜穆的山林園田生活。《讀史述九章之九》：“遠哉張公，肅然何事。……獨養其志。”擺脫了現有的生存方式，不慕榮利，忘懷得失，這在詩人心中是早有此意的，他的居官，除了一般士人共有的信念和抱負之外，更重要是以居官為途徑通向更為自由的大道。不料事與愿違，淵明非但沒有獲得先前所希企的自由，相反失去了更為重要、更為本原的自由。“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不是世上沒有安邦定國的棟梁之才，而是當時的社會制度幾乎把所有通往正道的仕途之路全部阻塞了。所以我們的詩人“寧故窮以濟志，不委曲而累己。”他的堅定信念可見一斑。首先，他經受住了來自官方的壓力。朝廷多次對他征召，都堅決頂住了：“頃之，征著作郎，不就。”。“義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他是真正不同于“身在江湖，心懷魏闕”之輩的。其次，他同樣經受住了生活困窘的折磨，轉而躬耕不怠，大有收獲。淵明“任真”，因此他不言諱利，而所需不過乃正當衣食。既不同于傳統儒家鄙視勞動的觀念，也異于同時代“虛談廢務浮文”的玄學家。儒家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中國封建社會，只有通過讀書進而出仕為官才是正道，其他實現自身價值的途徑、方式都是不足掛齒、不登大雅之堂的。即使是隱士，骨子里對儒家的這一信條也是始終恪守不渝的。只有淵明是既歸隱又力耕的，這正是他任真的體現。他在《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一》中寫到：“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來歡時務，解顏勸農人。”他自嘲對孔老夫子的“憂道不憂貧”力有未逮，因而就轉向躬耕，并對農業勞動信心十足。試想如果一個只以隱居為平臺而內心另有他求的所謂隱者，要毫不猶豫并持之以恒地操持起為儒家所鄙夷的稼穡之事，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也已證明了這一點。而陶公做到了，“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他把躬耕勞動放置在了人性起碼良知的心理層面，成了他的生活憑借和精神寄托。另有《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新。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歸園田居》其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陶公力耕自養的欣喜之情躍然紙上。正如李澤厚所說：“所以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樂和心靈慰安的較為現實的途徑，無論人生感嘆或政治憂傷，都在對自然和農居生活的質樸的愛戀中得到了安息。陶潛在田園勞動中找到了歸宿和寄托。”綜上所述，陶潛的哲學思想、人生觀以及他的出仕、歸隱與躬耕，無不體現著他“獨立率真”的性格，而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中和任放”也是貫穿其中。如果說“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是他“任放”性格的最好表現的話，那么他與眾不同的歸隱方式和態度，則最能說明他的中和。淵明的入山，不是盧藏用待價而沽的市儈手段的“終南捷徑”式的隱逸，不是陶弘景幕后操縱的遙控伎倆的“山中宰相”式的隱逸，也不是皇甫希之點綴當朝的假冒勾當，更不是謝靈運無補于世的自我麻醉。而是“在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滿智慧之油膏的燈火，終于覓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靈上與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棲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執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所得，千載不相違。將孔子道家化。受老莊和魏晉玄學影響，但并不沉溺于老莊和玄談，他是一個很實際的、腳踏實地的人，做縣吏就有勸農之舉，做隱士又堅持力耕，與虛談廢務浮文妨要的玄學家很不同。”淵明的思想熔鑄了儒道兩家的精華，圓融無礙，并結合自身的生活實踐，因而具有與眾不同的視點和特色，更為可貴的是，他還把思考生活的結論用來實踐，以實際行動反過來證明自身觀點的正確性。可以說正是在儒道兩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淵明獨立而不群，率真而不矯糅，中和而不偏激，曠放而不任誕的獨特性格，鶴立于兩晉文人之林，屹立于古代詩人之列。
陶淵明的家教、學識以及時世加上他個人先天的素養、哲學思想和人生觀，造就了他那“獨立率真”、“中和任放”的性格，使他最終得以脫離主流社會而能自由地翱翔于心中的“桃花源”世界。陶淵明的這種獨有性格在活著的時候并無人問津，有的話也只是附庸風雅而已。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卻征服了無數后人，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陶淵明是中國士大夫精神上的一個歸宿，許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厭倦了官場的時候，往往回歸到陶淵明，從他身上尋找新的人生價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蘇軾、陸游、辛棄疾等莫不如此。”名聲具有遞增效應，尼采曾說：“星光很遙遠，到達人們的眼睛需要許多時間。”淵明的煊赫名聲，不是因為同時代的人們知道他，而是在他百年之后，為越來越多的人知道。由此可見陶淵明人格魅力影響之深之遠。在缺乏對自身生存狀態、生活方式反省和觀照的年代，陶公無疑也給了我們勇氣與希望，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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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建中《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3頁
7宋恪震《陶淵明歸隱之我見》，鄭州大學學報，1988年，第5期
8孫明君《陶淵明：幻滅的田園夢》 論文出處(作者):
陶淵明的人生態度
談古龍、金庸、梁羽生:何處不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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