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美國生態批評論述里的全球化轉向

當代美國生態批評論述里的全球化轉向

　　[摘要]本文檢視二十一世紀西方生態研究論述里的生態世界主義思想，并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AL)海瑟(Ursula K. Heise)教授的生態世界主義作為個案探討。在西方學院里全球環境危機意識越來越強烈的氛圍下，不少學者開始批評其生態批評內部的地方性生態思維。海瑟的書《地方感和星球感：全球環境想象》抨擊此在地性思維與認同，并提出一個具有星球觀的生態世界主義。大量運用全球和后結構主義理論如“去地域性”(deterritorialization)、“去嵌入”(disembeddedment)、“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等概念，來豐富她的生態批評理論。

　　[關鍵詞]生態批評;生態世界主義;海瑟;《地方感和星球感》;去地域性

　　根據《明日的星球》(Tomorrow's Planet)期刊《瀕臨絕種的動物：自然的911》一文，每天將近100種物種消失，即每15分鐘就有一個物種滅絕。而在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開始運作后所帶來的經濟全球整合化，動物消失的速度有增無減。跨國資本家于開發中國家開設工廠以低工資雇員窮困的勞工，也更加深化世界不同社會、社區里的貧富不均現象，再加上大規模環境的破壞，最終導致生態系統與人文文明價值的全盤崩潰。此全球化跨國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種種破壞與危機促使當代生態文學文化批評家開始反思所謂的人類文明，并企圖建立一個具有全球視野的環境與動物正義和倫理論述。鑒于生態危機實為人類全球化、后工業、消費社會、科技“文明發展”意識形態之危機，也就是說當前上述主流的意識形態無法維續生態永續，若要逆轉此危機，人類必須全盤反省人類本身的偏狹的價值觀，并重建一個以非人類為中心、涵蓋大地萬物世界觀及秩序。在這里我來討論前任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ASLE)的會長暨加州洛杉磯大學(UCLA)的英文系和比較文學系的生態批評學者烏穌拉・海瑟(Ursula K. Heise)教授對西方生態批評界內部的在地化論述之批評，并提出全球化視野的“生態世界主義”(eco-cosmopolitanism)論述之觀點，以供其他非西方生態批評學者作為參考。

　　一、早期美國生態批評論述里的地方認同

　　受到美國環境主義啟發而開展出來的生態批評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它的生態視野與實踐上的地方性與反現代性色彩。有意思的是，美國生態批評里的一種絕緣式或反全球化的地方主義本身與美國1960和1970年代環境主義的全球視野與國際觀背道而馳，如1972年阿波羅17號航天飛機在外層空間拍攝的“藍色彈珠”(Blue Marble)的照片和“全球性思考，在地性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口號等等。海瑟教授指出，雖然環境正義運動在美國文學文化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其重要性甚至可與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媲美，但是此政治抗爭之視野尚未從“次國家的”(subnational)層面提升至一個“超國家的”層面(supranational)。它的原因在于這些具有政治抗爭色彩的環境主義者從來沒將苗頭指向國家(nation-state)之層面，只停留批判某些現代社會的面向。同樣，學術界里的生態批評理論的視野，還有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生態文學里的地方想象也背道而馳地傾向在地認同的地方主義(localism)，而忽略當代全球連接性與跨國連接對當地(或異地)的生態影響。

　　生態批評本身的在地認同，若究其原因，還是得回到環境主義者本身對全球的連結(global connectivity)修辭和想象懷著一份不安與焦慮，因為全球化的想象總是與跨國資本財團企業那種表象和諧論調背后的陰謀論連結起來，而不管他們生態和諧論在某方面不斷強調全球整合的不可避免性與跨國視野的重要性。“從生態批評這樣的反全球化視角來看，”海瑟寫道，“任何一個擴大領域的跨國和其他更新的一些世界性現代化方法無法為其提供任何觀念及想象上的貢獻。充其量， 跨國越界的領域只將國家國族視為一主要的壓迫力量。”①其他不少學者也同樣地指出現今西方主流生態視野的地域性的偏狹思維。如Greg Garrard在《生態批評主義》(Ecocriticism)一書中指出，西方(尤其是美國研究領域里的)生態批評研究必須要突破的地方之一是全球化研究或跨國研究。他提到未來的生態批評將面臨的瓶頸是全球化與生態批評之間的關系。他認為此關系在二十一世紀之前很少被提出來。第二個關卡為“綠色人文主義與環境科學之間發展一個有建設性困難。”②另一位學者Simal Bego[n][～]a這樣寫道：“當代環境批評所缺乏的是一個對早期生態批評理論的一個修正與重估的世界觀，使得生態批評理論能夠適用在二十一世紀 ，那就是一個全球化、完全陷入跨國消費資本主義的世界，而其人民也顯現出環境意識的跡象的世紀。”最后，布依爾(Lawrence Buell)在他的重新評估他的《環境想象》(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一書當中也曾這樣反省道：

　　我發現我自己的立場與那些認為自然寫作為最具代表性的環境文學文類這樣的視角太狹隘的看法一致。 我也同意一個成熟的環境美學、倫理，或政治必須將都會與內地相互滲透，以及人類中心主義與生物中心主義兩者間相交錯列入考慮。①

　　上述例子足以證明西方生態批評學者已開始意識到此研究本身的地域性及其視野的局限，而此局限難以應付當前的世界全球化所要面對的問題 。舉例來說，它不足以用來分析或提供一個整體性的視野來探討北太平洋環流的垃圾漩渦問題(North Pacific Gyre garbage patch)或其他氣候暖化、公共海域的污染和海洋、空中遷徙動物災難問題。正如布依爾(Lawrence Buell)所指出的：大規模的經濟、社會過程以及與全球暖化有關的自然現象如美國卡崔娜颶風，皆需要我們超越國家式的思考。

　　二、第三波生態批評思潮與具有生態意識的“世界主義”

　　后期“修正”的生態批評除了開始結合全球理論如環境正義、后殖民主義，企圖打破以國家、種族為單位的疆域思想的局限性，重要著作如Graham Huggan和Helen Tiffi合寫的《綠色的后殖民批評》(Green Postcolonialism)與《后殖民生態批評主義：文學、動物與環境》(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此書結合后殖民主義批評與生態文學批評以進行跨地域性之文化研究以及文本分析。斯洛維克(Scott Slovic)則將此生態批評的新轉向稱為生態批評(或有時被稱之為環境批評的)“第三波”。有別于1980年代著重于自然寫作的第一波生態批評和1990年代擴展到其他非文學媒體、環境正義、都市生態和后殖民主義的第二波生態批評， 斯洛維克寫道：“第三波的生態批評主義以儼然被接受成為一個新的批評寫作形式。其范式超越了國家、種族的界限，并將不同人類文化將之比較。”他認為生態批評學者采用跨文化(transcultural)的方法來探索全球與地方之間的沖突。②斯洛維克和現任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ASLE)的會長的亞當森(Joni Adamson)兩人共同為MELUS：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這一學術刊物合編的專輯，將此專刊之焦點擺在此“第三波”的生態批評關注的議題上，即在承認種族、國家的特殊性之下，也同時超越種族、國家之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此第三波的超越種族、國家之界限是超越后殖民生態的想象，而朝向網狀交錯重疊的不同的社區連結與想象取代。③

　　全球化的快速蔓延使得各國間的互動與交流已不再是按照傳統線性的那種由宗主國和殖民地的向外式，即“從中心到邊緣”的模式進行。全球化理論已逐漸取代后殖民主義，或者說，后殖民主義逐漸轉向過渡到后現代全球化多元中心、異質文化的多地認同與多地經驗(multiplicity of places and place experiences)。也由于此全球化網絡(或借用德勒茲“塊莖”/ rhizome一詞)現象之發展，學術界也開始出現“跨國主義”和“批判式國際主義”等論述， “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一詞也再度被提出。不少學者開始架構一個全球性，以非人類為中心的生態文明或生態世界主義之理論，鼓吹“全球市民社會” (Global civil society)、“全球公民權和身份”(global citizenship)。印度的生態女性學者與行動家席娃提出“地球民主”(earth democracy)。最廣為人知的還有貝克(Ulrick Beck)的“大都會宣言”和“世界主義化”(cosmopolitization)、海頓(Patrick Hayden)的“世界環境公民”、海瑟的“生態世界主義”，還有這兩年哈佛大學東亞生態批評研究學者唐麗園(Karen Thornber)教授提出有別于海瑟教授的生態世界主義論述 。最后順道一提的還有帕拉特(Mary Pratt)的宇宙想象，在她的 《行星渴望》(“Planetary Longings”)一文里，她將人類與地球置于宇宙星球體系內來點出人在浩瀚宇宙中的渺茫，進而質問人文主義的合法性。①這些都可以被視為是后期生態論述的全球想象：將全球化視為一個新社會的認同建構和想象社區的新方式。這些論述可以視為從地方論述出發的生態批評的國際化。

　　三、海瑟的生態世界主義

　　海瑟為美國生態研究領域里少數極力主張西方生態批評結合全球化理論的人物之一。海瑟提出的生態世界主義結合生態批評與全球化、跨國理論和世界主義理論(cosmopolitanism)，其生態世界主義思想主要闡述于她的《地方感與星球感：全球環境想象》(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一書。在書中，她強調發展生態世界主義或環境世界公民的一個迫切性，認為我們應該將文化研究的領域里的世界主義理論重新拿出來討論 。她寫道：“一個具有生態取向的思潮仍需與現今的全球化理論協商：也就是說，地球的社會與社會間日漸連接在一起，此連結包括了一些新的文化模式，而這些新的模式不再固定膠著在地方上。這樣的一個新的過程，許多理論家如今已將之稱為‘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②雖然“去地域化”概念通常讓人聯想到后結構主義者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達利(Félix Guattari)，海瑟 的“去地域化”卻是從像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哈維 (David Harvey)等人類學和社會學者而來的，其“去地域化”論述主要是在探討人類在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影響下，他們的場所經驗(experiences of place)是如何隨之改變的。除此之外，對海瑟而言，“去地域化”指的是從地方的連結上抽取(detach)出來的一種社會文化實踐。這里她用吉登斯的“去嵌入”(disembedding)之概念來進一步解釋，也就是： 在現代化過程里難免會出現“去嵌入”的現象，因為現代化、全球化改變了治理者和掌權者的結構，從早先的鄉村小社區過渡到國家，然后再由國家過渡到更遠的地區或更大規模的社區。它促進了經由象征記號(如金錢)來做交換的網絡的興起。 最后，它也促進了執行大規模社會社區程序上所需的社會互信之網絡的建立。海瑟還借用哈維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概念。哈維認為“時空壓縮”是二十世紀后半期后現代化的一個典型的過程。全球資本主義迫使遙遠的地區距離拉近，也促使地方開始同質化和異化。①

　　最后，海瑟引用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所寫的《路線》(Routes)一書來解構“根”(在地化/在地連結)的概念。《路線》的書名雖與英文的“根”(roots)同音，但是他選擇的字卻是“路線”(routes)，其用意在指出整個文化雖然傳統上被視為根植于地方(place-bound)，但是他們本質上還是流離的(diasporic)，因為“他們的認同是來自許多不同地方的連結(“routes”)，而不是膠著在一個場所(“locale”)。”②所以，一個地方性認同事實上是一個錯誤的認知與想象。

　　的確，從一個國際或非西方視角來看，此“流離”、“去地域化”世界觀與世界公民認同是有問題的，尤其是從底層或“第三世界”人們的角度。 如漢內茲(Ulf Hannerz) 指出，并不是所有在世界上移動(或旅行)的人都是一個“世界人”(cosmopolitan)，因為在世界上移動的人不一定就是會與其他地方的“他者”打交道，就算與他者打交道也不見得構成一個“世界人”的條件。③基本上，漢內茲的觀點承襲并擴充了美國新馬克思社會學家和世界系統分析家伊曼努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的全球經濟宏觀理論，把他全球化理論中的“中心-邊緣”的不平等模式應用到經濟以外的文化互動上。根據漢內茲的觀點，文化流動是從中心流入邊緣(如好萊塢主流文化對邊緣文化的散播)，在這里也同時暗示了世界文化系統的同質化與不對稱，從這里不難理解漢內茲對“世界人”這個概念之批判。漢內茲談到：首先， 移居國外的人不能算是一個世界人，他們并沒有參與其中;流亡人士或移居國外(expatriates)不能算是一個“世界人”，他們與其它文化的涉入是被迫的，而非出于自愿的;多數勞工移民也不能算是一個世界人，因為這個族群的人寧愿待在自己的家園，而在其他地方工作的薪資通常為最低工資。在漢內茲眼里，這些流離(diasporic)族群不能被稱之為世界公民。

　　對漢內茲而言，外在力量所造成的“去地域化”通常會產生一種失落感、被剝奪感，甚至是公民權褫奪的經驗，但海瑟對“去地域化”的流離身份還是保持著比較樂觀的態度。海瑟雖然承認“去地域化”里的一些問題，但權宜地認為這些“去地化”族群除了可以解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稱的“想象的社區”(imagined communities)(即以國家為單位之社區想象)，從生態世界主義的角度下來看，這些的族群，不管被迫或自愿，皆具有的不同的寶貴的知識。她寫道：

　　那些沒有多余的休閑時間去追求地方性知識的個人，如從其它國家來的移民，可能對他們先前的家鄉的氣候和社會經濟有著很深入的了解;他們當中有些人可能是很富裕的，這個新進移民的族群可能就會對城市蔓延的下場有著比較敏銳的感受力……長時間坐在電腦銀幕前比跟那些在外面街頭可以當地核子廠的人可能知道許多關于全球農業生產、人口成長或經濟發展的最新統計數據”。④

　　在此，海瑟對全球化所持的態度比較傾向于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的全球化觀點，她不認為全球化的過程為單一中心到邊緣之過程，全球化跨國交流之現象錯綜復雜超越早期傳統的中心-邊緣的關系。在這樣的視角下任何“去地域”的族群與個人皆有可能成為“世界人”。

　　還有一點值得指出：就算是世界公民里的公民權和責任義務里所涉及的世界知識，也可能冒著產生新的精英主義的危險。即便如此，另一位如海瑟一樣提倡世界主義的學者羅賓斯(Bruce Robbins)認為，如果美國公民具有此世界公民意識，他們就不會對其他國家動不動就發動戰爭。他認為，與其培育世界警察，我們更值得去做的是保存并傳遞此世界主義知識、教育未來的世界公民，這才是任何人文主義知識分子在知性與同情的想象中應該做的嘗試。①

　　從一個環境行動與倡導的角度，海瑟認為環境主義者的在地行動和倡導地方主義是不妥的，因為個人的自然接觸和地方深度涉入是無法幫助還原現代化所帶來的扭曲的。海瑟指出，全球化已經徹底改變了我們跟自然/地方的關系。除了以往的部落居民、農夫或獵人以外，我們絕大多數的人對地方知識的獲得并非是出于一種生存之必要性，很多時候反而是當成一種高度專業化的興趣如賞鳥、園藝等。諸如此類的活動只是生態知識的一小部分，而非整個生態系統。還有，全球化與媒體也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人與地方的關系。現在多數的西方國家居民因為接觸到許多不同的地方，不管是經由旅行還是大眾媒體傳播，他們對其地方自然的觀點和其他地方的生態系統的知識皆是由媒體里再現出來。我們今日之所以能夠居住在某個地方，絕大多數是與物資和科技斡旋有關，而這又脫離不了全球化的事實，故不得不正視之。因此，我們不能再繼續倡導一個錯誤的、與世隔絕的地方烏托邦思想和地方性的環境行動主義。

　　總之，世界意識的“去地域化”暗示新的不同的文化交流方式，它給環境主義者和環境政治運動新的想象空間生態意識。海瑟認為，這樣“超越地方和國家的環境連盟”的考慮，不僅可以更正確地了解在第三個千禧年的個人與社區是如何居住在一個特定的地方，也可以提供一個更細微的理解來看像寓言或拼貼式的美學形式是如何提供一個全球環境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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