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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影響關系中的中介性
對于20世紀的中國文學來說，中西方關系構成了其深層的背景，中國現代文學深受西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文學的全面影響，這是公認的事實。所以，以一種比較的意識來研究西方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不論是從歷史的層面上來說還是從現實的層面上來說，都有特別的意義，它對于我們認識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品格都具有關鍵性。在這一意義上，我認為從影響的角度研究外國文學與20世紀中國文學之間的關系，這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向深度拓展的一種表現。
中國現代文學是深受西方從政治到經濟到文化到文學全方位影響的文學，從西方輸人的科學、民主、自由等精神以及小說、詩歌、戲劇等文體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資源和藝術資源，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很多方面都必須從中西關系中才能得到深刻的闡釋，中與西、傳統與現代，這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排解不開的困擾，又是必須面對的問題。回避“比較研究”和“影響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就存在著某種缺陷。所以，近年來，從比較和影響的角度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
但同時也必須承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比較和影響研究方面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對比較和影響本身卻缺乏向深度的拓展，表現為過分集中在“事實的聯系”上，而對“事實的聯系”是如何實現的，通過什么方式和途徑實現的，卻缺乏理論上的探討。或者說，我們目前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比較研究主要限于對影響作為歷史現象的描述，而缺乏對這種現象作深入的追問。但對于中國現代文學比較研究來說，更重要的不是中國現代文學是否有受了西方文學的影響以及受了哪些影響，而是西方文學是如何影響中國文學的?是通過什么方式實現這種影響的?西方文學本身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內涵非常豐富而復雜，是一個非常龐雜的體系，并沒有內在的統一性。中國文學向西方學習顯然是有選擇地接受，但為什么要向西方學習?選擇的內在邏輯理路是什么?如何接受，通過什么方式和途徑接受，接受到什么程度?接受的效果是什么樣的?西方文學在輸人中國的過程中為什么會發生變異?變異的個人原因以及更為深廣的文化原因是什么?這才是中國現代文學比較研究的關鍵，才是更為深層的問題。我認為，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通過翻譯文學作為中介而實現的，中國現代所接受的是翻譯文學即中文化的外國文學而不是原生形態的外國文學，翻譯的過程其實就反映了影響的過程。梵·第根說：“在兩個民族文學交流的方式中，‘媒介’應給予重要的地位。媒介為外國文學在一個國家中的擴散，為一個民族文學吸收采納外國文學中的思想、形式提供了便利。” 研究中國近現代翻譯文學作為西方文學對中國近現代文學影響的中介，對于我們認識中國近現代文學的品格以及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等重大問題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翻譯文學作為中介既體現為一種形態，又體現為一種精神的方式。前者指具體的作品，即外國文學進入中文語境之后表現為翻譯文學的形態，“中介”的意思是指，西方文q=x,J-中國文學的影響不是通過原語外國文學直接實現的，而是通過翻譯文學間接實現的。后者指意識，即內在的心理過程，就是說，西方文學在進人中國語境之后，不僅外在形態上發生了變異，而且在精神上也發生了變異，即西方文學精神中國化了，伴隨著西方文學的中文化過程即翻譯，中文的精神也被賦予在西方文學中。中國現代文學就是在翻譯文學這種外在形態與內在精神的雙重影響下發生現代轉型的。中國現代文學是在中國從政治到經濟到文化全面地向西方學習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現代文學不論是在文學形式上還是在文學精神上都深受西方文學的影響，但中國現代文學不論是在文學形式上還是在文學精神上都與西方文學具有本質的區別，中國現代文學既具有西方性，又具有中國性；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民族性；既具有異質性，又具有本土性。這里，翻譯文學在這種變異中顯然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中國現代文學的民族性、本土性、中國性以及現代性等其實都可以從這里找到根源，可以通過翻譯文學的品性及其翻譯過程得到深刻的闡釋。
中國現代文學深受西方文學的影響，主要是指中國向西方學習，從外在形式上和內在精神上借鑒和模仿西方文學。但不論是借鑒還是模仿，直接面對的都不是原語外國文學，而是翻譯文學。究竟是原語外國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發生影響還是譯語外國文學即翻譯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發生影響，這是有本質性區別的。從根本上，原語外國文學不同于譯語外國文學。④翻譯雖然根源于原語外國文學，沒有外國文學就沒有翻譯文學，譯語外國文學依賴于原語外國文學，但翻譯文學有新的根，即譯語以及深藏或者說積淀在語言中的本土文學傳統和文化背景。
文字翻譯在語言的轉換過程中，語言背后所潛藏的藝術精神、文化精神以及文學意味、思想觀念、思維方式等也同語言一道潛移到外國文學中去。所以，文學翻譯從根本上不同于科技翻譯和日常交際翻譯⑨，它不是“等值”或“等效”性質的語言轉換，而從根本上是兩種文化之間的對話，兩種藝術之間的對話，是一種創造性活動。
關于翻譯，傳統的觀點認為，翻譯就是把一種語言所具有的內容用另一種語言傳達出來。現代翻譯學已經充分證明，文學翻譯不是原封不動地把一種語言的文學內容搬移到另一種語言中去，翻譯文學必然有所“歸化”，即本土化、民族化。具體于中國近現代翻譯文學來說，外國文學一經翻譯便脫離了原語的語境以及相應的文化背景而進入了漢語語境以及相應的中國文化背景，這樣，翻譯文學就不再是純粹的外國文學，不論是在語言的性質上還是在文學的性質上以及文化的性質上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具有漢語性和中國性或者說民族性。從文本的角度來說，它是漢語形態，從外在形式上來看，翻譯文學更像是中國文學而不是外國文學。從文學接受的角度來說，深層的漢語言以及漢文化、漢文學深深地影響我們對翻譯文學的理解和欣賞。我們總是用我們的思維方式和文學經驗去理解它，閱讀它，我們時時都能意識到翻譯文學作品是外國文學，但同時我們又感覺到它像中國文學，好像外國人就是在用漢語寫作，就是在用漢語進行表達。從閱讀的角度來說，我們更多地是接受中文所傳達的信息，我們覺得好或者不好常常與中文的表達有著更為密切的關系。
陳平原曾詳細地考察了晚清科普讀物和科學小說中有關“飛車”的形象和觀念。㈤現在看來，晚清的這些描述和評論簡直令人啼笑皆非，但當時，這些介紹和議論卻是“一本正經”
的，讀的人也絲毫不覺得好笑。我們覺得好笑，是因為我們站在今天的科學和文化本位立場來看，這些描述充滿了誤解，而議論則多為臆測且缺乏應有的文化警惕性。但這些誤解和臆測具有它自身的歷史和文化根據，“飛車”作為一種全新事物是中國從未有過的，在當時的知識和文化背景下，人們自然會聯想到中國古代的“騰云駕霧”、“列子御風而行”、“奇肱國飛車”
并作相應的比附。西方的科學傳進中國而變成了神話甚至于迷信，是已有的文化從根本上限制了人們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
夏曉虹詳細考察了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錄》在晚清的誤讀過程，認為：“因誤譯而造成的誤讀，得到的卻是正解與正果。”
其實，所謂“誤譯”和“誤讀”，本質上是文化使然，是觀念使然，是有意為之。今天看來是誤譯與誤讀，但當時的譯者和讀者卻并不這樣認為，支持他們的是另一種翻譯觀和翻譯標準。
錢鐘書曾談到林紓翻譯小說的“訛誤”問題， 分析非常精彩。
雖然錢先生百般為林紓辯解，但從我們有關翻譯本質觀的反省的立場來看，錢先生對林紓恐怕還是過于苛求了。中國現代翻譯是從晚清走過來的，晚清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翻譯標準，翻譯呈現出非常復雜的局面，具有豐富的可能性。在中國近現代翻譯剛剛起步，翻譯向何處去，如何建立起翻譯的標準等一切都還未定時，林紓的翻譯恐怕更體現了一種對翻譯及翻譯標準的探索。用現代的翻譯觀和翻譯標準去衡量，林紓的翻譯的確“訛誤”很多，但問題是現代翻譯觀和翻譯標準本質上也是假設和歷史建構，并沒有充分的學理根據。換一種翻譯觀和翻譯標準，林紓的“訛誤”可能恰恰是“正解”。也許在后人看來，我們今天的非常標準和“準確”的翻譯同樣充滿了誤解與誤譯。
所以，在文化、知識的差異性和翻譯的對等性與互譯性難以成立的意義上，“訛誤”恐怕是翻譯的固有特征，是翻譯作為概念的題中應有之意。這樣，把外國詩歌翻譯成中國的唐詩、宋詞和漢樂府，把外國的小說翻譯成中國古代的說書、傳奇和章回小說，就不能看做是不適當。
由于跨時間、跨空間、跨文化、跨語言，對于文學來說，翻譯和原文在價值和功能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一點，中外翻譯實踐和翻譯理論已經予以充分的證明。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不同的語言體系形成相應的文化系統，整個民族和國家文學作為一個系統構成了文化系統的子系統，其功能和價值與整個文化系統有密切的關系，把某一部作品從其文學系統或者更為寬廣的文化系統中獨立出來而置于另一文學和文化系統中，其性質和意義都會發生變化。結構主義認為，作品中每一個詞都與同一作品中其他語言成分發生共時性聯系，又與體現同一文學標準的其他作品中的詞發生歷時性關系。具體對于中國現代翻譯文學來說，把西方文學作品翻譯成漢語，實際上是割斷了外國語言之問的詞與詞、詞與語篇之間的聯系，割斷了其語言與其文化之問的內在的聯系，打破了具體作品語言和文學的整體性，打破了具體作品的語言和整個民族語言以及具體文學作品和整個民族文學作品之問的統一性。同時，外國文學作品翻譯成漢語時，由于語言的變化，它有了新的具體作品中的詞與詞、詞與語篇、具體翻譯作品的語言與整個漢語體系、具體翻譯文學與整個中國文學類型之問的整體性和統一性。龐德認為思想幾乎不能翻譯，或者不能照譯，因為如果你真正搞清楚了原作者的思想狀況，你可能就找不到相應的詞語來翻譯了。
圖里認為：“沒有哪篇譯文能完全被目標文化接受，因為譯文總會給系統帶來新的信息以及陌生的形式；也沒有哪篇譯文能跟原文完全一致，因為文化準則總會使原文文本結構發生遷移。” 波波維奇認為，“由于兩種文化在思維方式、審美價值上的內在差異，翻譯過程中意義丟失、增加或變化都是不可避免的。”㈣韋斯坦因說：“在翻譯的過程中，一些重要的(甚至可以說決定性的)因素——我們不妨稱之為‘真實性’、‘氣氛’或‘情調’——總是幾乎要失掉。” 所以美國翻譯家弗羅斯特說：
“詩就是在翻譯時從散文和韻文中消失的東西。” 解構主義則認為，文本是一個開放的，不完整的體系，沒有終極意義，對原作也沒有一個絕對的理解，所謂把原作完全弄清楚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就是在語內也存在著多重意義，多種解讀，翻譯之后其意義更加豐富，任何對原文的理解和翻譯都不可能窮盡其可能的意義。
在這一意義上，翻譯文學與原語文學有質的區別，翻譯文學實際上具有雙重性，即原語性與譯語性，具體對于中國翻譯文學來說，它既具有外國文學性，又具有中國文學性。而于“中國性”來說，又由于時間的不同，性質也存在著差別，總體上來說，中國近代翻譯文學具有“古代性”，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具有“現代性”。 所以，文學翻譯與科技翻譯和日常交際翻譯具有根本的不同，它不是技術，不能通過技術的方式予以解決，而本質上是跨文化性質的文學交流、文化交流，具有強烈的人文性。翻譯文學作為文學，具有一般文學的普遍性，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創造性。文學翻譯和文學創作一樣，也是一種創造，郭沫若說：“翻譯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譯等于創作，甚至還可能超過創作。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時候翻譯比創作還要難。” 費爾斯蒂納認為，真正譯詩是不可能的，詩歌翻譯實際上是用第二種語言創作一首新詩，“詩歌翻譯是雙重性的活動——既是批評性的，也是創造性的。” 斯坦納說：
“所有的理解同時也是誤解，所有的思維與情感上的共識也同樣只是歧見。” 所謂“誤解”、“歧見”，其實是傳統翻譯工具觀的一種觀念，從現代翻譯文化觀的角度來看，所謂“誤解”、“歧見”，恰恰是一種創造。謝天振從文化交流學、詮釋學、接受學等不同的角度，列舉了大量的翻譯事實和理論根據，證明文學翻譯是一種創造性叛逆。“文學翻譯與文學創作已經取得了相同的意義，文學翻譯也已顯而易見不再是簡單的語言文字的轉換，而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文學翻譯家所考慮的問題已經超出了原作文本的語言問題的框框，他所思考的很多問題許多已經進入了作家的創作領域。”“翻譯的創造性質還是有所不同，它屬于二度創造，即再創造。’’⑥正是在翻譯文學的創造性更準確地說是二度創造的性質上，翻譯文學在中西文學交流主要是在西方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關系中具有中介性的作用。
根據這樣一種對于文學翻譯的性質以及中國近現代翻譯文學的性質的基本認識，我認為，西方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從根本上說，所謂西方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其實是翻譯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翻譯文學的復雜性既是西方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影響復雜性的原因，又是表癥，中國現代文學在特征、品格和性質上都與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在“忠實”與“變異”、傳達與創造的雙重運作中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有關。所謂中國現代文學受西方文學的影響，根本上是指中國現代文學接受西方文學，但中國人接受的不是原語的西方文學，而是漢語的西方文學即翻譯文學，在這里，就接受而言，翻譯文學實際上扮演的是中介者的角色，中國文學向西方文學學習，就是通過這種中介而發生了質的變化，從而既西化、現代化，又中國化、民族化。中國文學受西方文學的影響是通過翻譯文學作為中介而實現的，是通過接受翻譯文學而實現的。正如謝天振說：“在任何國家里都有一個能閱讀原文作品的讀者群，然而，外國文學的影響卻不是通過這批讀者產生的，也不是通過其本身直接產生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它仍然需要借助翻譯才能產生。” 翻譯文學的影響包括兩個方面，即對讀者的影響與對作者的影響，也就是說，讀者主要是通過翻譯文學而了解和接受外國文學，作家主要是通過翻譯文學而了解和接受外國文學并在創作中表現出來。
不論是從作家創作的角度來說還是從一般讀者接受的角度來說，影響都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涉及到文化背景、語言體系等深層次的問題。在讀者這一層面，對于中國現代文學來說，影響的復雜性主要表現在讀者選擇和接受的主動性以及潛藏在這種個體主動性后面的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主動性。讀者的閱讀是整個文學活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文學閱讀和接受對文學創作具有很大的制約性，這是現代閱讀學的基本理論。
具體于中國近現代來說，中國讀者對西方文學的接受有一個逐漸適應的過程，也有一個逐漸改造其性質的過程，也就是說，從接受的角度來說，西方文學在中國實際上是在一種“中國化”
與“西方化”的雙向價值取向中運作的。對于長期浸染在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中的中國讀者來說，對于完全陌生化的西方文學，大多數人都難以理解，即使能夠理解，也難以接受。所以，魯迅和周作人早年譯的《域外小說集》，在今天看來，明顯比同時期的文學翻譯要準確，更接近西方的文學形式與文學精神，但這部上下兩冊的翻譯短篇小說集最初卻只銷售了20多冊。林紓本人不懂外文，但他卻翻譯了大量的西方小說，并且紅極一時，廣受歡迎，影響了整整一個時代，對中國現代文學也具有深遠的影響。嚴復的名譯《天演論》現在看來有很多問題，僅從翻譯的準確性和科學性來說，遠不及他后來翻譯的《群學肄言》、《原富》、《群已權界論》等，但就影響來說，《群學肄言》、《原富》、《群已權界論》等根本沒法和《天演論》相提并論。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西方文學是一種與中國傳統文學完全不同的文學，即異質的文學，中國讀者對西方文化和文學的了解與理解有一個過程，在這種了解與理解的過程中逐漸適應其精神方式和表達方式。另一方面，中國讀者由于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和文學的思維習慣，又總是用中國的方式去選擇、理解和欣賞西方文學，西方文學在中國語境中的西方性又不完全由西方文學本身決定，接受的因素在其中也起了同樣重要的作用。
中國文學接受西方文學是通過翻譯文學作為中介實現的，但這并不是說中國人包括一般讀者和作家就不閱讀原文，不直接受原語外國文學的影響，恰恰相反，任何時候都有一批能夠讀原著的讀者和作家，并且這種閱讀對于外來文學的傳播和對本土文學的影響都具有直接性。但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人閱讀原語外國文學作品與外國人閱讀原語外國文學作品是有本質不同的，不同的根源就在于語言、文化身份、文學意識和知識背景的不同，中國人總是以漢語的思維方式，以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習慣去理解和解讀外國文學，所以，翻譯文學始終以一種無形的方式起著潛在的作用。對于一般讀者來說，他們閱讀原文，以最直接的方式感受和理解外國文學，但在漢語語境中，外國文學作為一種形態，它的接受最終要以有形或無形的中文和中國文學的方式而存在。就創作的現實而言，作家閱讀原語外國文學，直接受原語文學的影響，但作家要把他所接受的影響在創作上表達出來，他必須把他所接受的外國文學方式在寫作過程中轉化為中國文學的方式，作家的接受意識在深層上仍然是中國文學的。所以，直接讀原著并不意味著不受翻譯的影響，語境以及文化背景等從深層上規定了影響和接受是以翻譯作為中介而實現的，接受的中文方式或者表述的中文方式始終是隱在的。
在這一意義上，外國文學是否能對中國文學發生影響以及如何影響，這與本國的文學狀況有密切的關系。佐哈爾認為，“翻譯作品與多元體系的關系不能簡單地分為或主或次，而是可變的，這取決于在文學系統內部運作的特定條件”，他認為有三種使翻譯處于主要地位的社會條件。“第一，當一種文學還處于‘幼稚期’或處于建立過程中時；第二，當一種文學處于‘外圍’狀態或處于‘弱小’狀態時；第三，當一種文學正經歷某種‘危機’或轉折時”0⑥相比較而言，當今中國文學在類型和特征上都保持相對的穩定，外國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相對就小些；而近現代，中國社會文化和文學都處于轉型時期，外國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相對就大些。事實上，西方文學的影響對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就中國近現代翻譯文學史的情況來看，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中國的接受始終具有主動性，在西方影響大的作品在中國不一定就影響大，在西方是經典的作品在中國不一定就是經典；翻譯得好不一定就影響大，翻譯得不好不一定影響就小，翻譯的質量與影響之間往往并不構成比例關系。
這樣，接受和影響就表現為一種復雜的關系。過去，我們只重視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而忽視中國文學對西方文學的接受，這是相當偏頗的。其實，所謂“影響研究”的“影響”
只是一個視角，在“影響”一詞的背后潛藏著某種目的和價值取向，但就過程而言，“影響”其實仍然是一個雙向的對話活動，一方面是西方文學的輸出，一方面是中國文學對西方文學的接受，并且這兩個方面是復雜地糾合在一起的，如何輸出影響如何接受，如何接受影響如何輸出。翻譯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具有雙重性，即一方面西方文學作為異質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其結果是造成中國文學的西化或者“異化”；另一方面則中國文學以一種強大的力量對西方文學在性質上的影響，其結果是造成西方文學的同化或者“歸化”。 而不論是“異化”
還是“歸化”，它都是通過翻譯文學實現的，也是在翻譯的過程中完成的。所以，研究翻譯文學，對于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其形成的過程以及內在的精神品質，具有認識論上的比附性。
就西方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之間的關系來說，影響是非常內在的。是否受影響，不能從表面上的相像或者不相像來進行判斷。有的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在表現形式、創作方法、風格以及藝術精神上和西方的某個作家的作品都非常相似，但實際上二者之間并不存在影響與被影響的關系，或者至少沒有明顯的影響或被影響的關系；相反，有的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在表現形式、創作方法、風格以及藝術精神上和西方的某個作家的作品相距很遠，但從寫作的實際情況來看，直接影響卻很深。
同時，影響又是非常深層的。西方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既表現在直接的對藝術手法、創作方法以及結構、情節等的模仿、借鑒、學習等方面，又表現在深層的文學精神的影響上。
精神的東西很多時候是不露痕跡的，有時連作家本人也未必意識到了。我們常常說某作家受了某作家或某思潮的影響，大多是根據作品的比較而得出的結論，相像就說是受了影響。其實這是非常膚淺的，并且很不準確。只有三流的作家才會在學習和借鑒中留下非常相像的痕跡，大作家的影響常常是無跡可求的。有的非常相像，但并不存在借鑒關系，有的受影響很深，但卻一點也不相像。真正研究影響關系，作家受教育的情況、閱讀的情況是重要的根據，要利用傳記材料才能弄得比較清楚。
當今的比較研究在這方面存在著相當大的缺陷。所以，根據作品的表象來研究影響關系，其實是不得要領的，也是困難的，其中有很多假相。在這一意義上，我們非常強調現代文學研究的比較意識，強調從中國近現代文學的角度去研究中國近現代翻譯文學，強調“比較研究”、“影響研究”和“中介研究”。
但比較、影響和中介本身并不是目的，“比較研究”、“影響研究”和“中介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更深刻地認識中國現代文學。所以，簡單的確立中國現代文學與西方文學之間的“事實聯系”還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研究中國文學受西方文學影響的這一事實的邏輯關系和歷史過程。但目前的中西文學關系史研究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品格認識似乎并沒有多大的幫助。所有的影響和比較研究似乎就是在證明一個論題：中國現代文學是深受西方文學影響的文學。這種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定性當然是重要的，但僅有這種定位卻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不是確定和證明這一事實，而是從深層上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是如何受西方文學的影響從而形成現代性文學的。并且，從這樣一種中國現代文學與西方文學聯系的事實中并不能從根本上證明中國現代文學是現代性的文學，至少并不能從深層上證明，因為，這無論如何只是從一個側面看問題，材料再多也不能說明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之間的關系。中國現代文學與西方文學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復雜的關系，僅依靠事實是不能把問題從根本上論證清楚的。外國文學的影響對中國現代文學作為類型的形成具有決定性作用，這可以說是公論。但外國文學如何影響中國文學?影響到什么程度?影響是通過什么途徑和方式實現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界對這些問題卻缺乏應有深度的研究。現代文學研究總是千篇一律地考證中國現代文學的某一文學觀念和創作方法以及藝術手法的外國文學來源，總是千篇一律地把中國某一作家的某種文學觀點和創作現象與外國某一作家的某種文學觀點和創作現象作比較研究，找出他們之間的共同處從而證明二者之間的影響關系，而對過程則缺乏具體的解剖。本質上，不管這種淵源研究和比較研究有多么仔細和具體，對于影響研究來說，它都是粗糙的，都屬于外部研究，屬于功能研究。外國文學以什么形態和方式進入中國?中外文學如何相遇?是否有沖突?如果有，在什么意義上構成沖突以及沖突的程度和如何沖突?是否有融合?如果有，在什么意義上構成融合以及融合的程度和如何融合?外國文學是否被誤譯以及如何被誤譯?是否被誤讀以及如何被誤讀?外國文學資源如何被借用?如何被挪用?如何被賦予新的意義?如何轉化和生發?現代文學是如何從這種復雜的局面中衍生出來的?這些問題恰恰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生成過程中最重要的步驟，也是最重要的課題。但我們卻只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是從哪里來的，而不研究是如何來的，以為從西方借鑒而來的，就是西方的，很少研究轉化的過程以及這種轉化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而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從作為中介性質的翻譯文學中部分地找到答案。所以，中介視角或者中介意識的翻譯文學研究對于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具有重大的價值和意義。通過作為西方文學影響中國現代文學的中介的翻譯文學，我們可以看到，所謂一種文學對另一種文學的影響，其關系并不是直接的，就是說，原語文學不能直接對本土文學發生影響，而要通過一定的中介來實現。具體于中國近現代來說，翻譯文學本質上是中西兩種文學和構成文學背景的更為廣泛的兩種文化知識以及構成文學和文化的更為深層的兩種語言體系的交通、互補、契合、融會的產物，本質上是一種以漢語和中國文學的方式對西方文學的閱讀和詮釋，是西方文學的中國化或者說中國文化本位化。翻譯文學反映了站在中國文學的立場上對西方文學的一種理解，這個理解實際上反映了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關系。如何受影響，我們現在沒有心理資料，沒有直接的過程材料，翻譯文學可以做這種資料。通過翻譯文學，我們可以看到外國文學是如何傳播進來的，如何實現影響的，可以看到其中哪些中國性的因素對這種影響具有關鍵性。
事實上，從迄今為止的中國近現代文學歷史來看，外國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主要是通過翻譯的中介來實現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家中很多人的外語程度都非常好，他們有很多人都有國外留學的經歷，很多人同時又是重要的翻譯家，還有很多人是雙語寫作。他們的翻譯其實也反映了他們站在漢語和中國文學立場上對外國文學的一種理解，中國文學、外國文學、沖突、矛盾、融合、創造、轉化、生發等其實都可以在他們的翻譯中找到痕跡。這樣，從翻譯觀、翻譯標準、翻譯過程和翻譯史的角度來研究“外國文學”并進而研究它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就具有一種癥結性和特別的意義。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化以及現代政治、經濟一樣，走的是學習西方的道路，但是，如何學習西方文學?學習什么與不學習什么?如何選擇?
西方文學如何進入中國?以何種方式和形態進入?西方文學以漢語的方式進入中國以后，在漢語語境中如何再生產和流通?
如何評論和閱讀以“外國文學”形態存在的翻譯文學?這些都深受中國文化和語言的影響。這樣，學習西方文學的理論在實踐中就要大打折扣。中國現代文學實際上就是在激進的學習西方文學的理論主張與傳統文學強大的實踐惰性的雙重作用下生成的。所以，中國現代文學實際上是在中西文化的激烈沖突和矛盾下的一種文學選擇，是中西差異下的一種文學折衷，它既不同于西方文學，也不同于中國傳統文學即古代文學，而是一種與二者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新文學類型。
翻譯的標準是歷史地建構起來的，建構翻譯標準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現代文學建構的過程，或者至少反映了影響的過程。翻譯文學可以說是影響研究在資料上的“活”
的證據，在其中保留了很多接受和影響的具體的細節。翻譯文學反映了兩種不同文化背景，更準確地說是兩種語言體系在翻譯的過程中其中的文化信息如何失落、變形、擴展、增生等，某種意義上說，一部翻譯文學史，同時也是一部文學交流史、文學關系史和一部文學影響史。因此，我們強調翻譯文學在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影響關系中的中介性，強調從中介的角度對中國現代文學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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