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企業性質和所有權的新闡釋

時間：2023-03-23 22:12:35 企業管理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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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企業性質和所有權的新闡釋

內容摘要：企業是對市場的替換，是一種合約對另一種合約的代替。企業的外部邊界的界定是以交換剩余、分工的好處和交易本錢、組織本錢的關系為判定依據。企業的“內部結構”在企業的所有權安排上起著重要作用。
　　關鍵詞：民族文化特質產業競爭上風
　　
　　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們對市場的運行機制做了大量的研究，到阿羅·德布魯為止，在微觀層面建立了完善的新古典體系。從理性的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假設中推導出了需求函數，于生產者的利潤最大化引出了供給函數，從而描述了市場交換的兩個方面，最后證實了“看不見的手”原理的存在性。然而在新古典體系的假定中，生產者即企業，僅僅是一種生產函數，一種取值于凸性的連續的緊致的生產可能性集合的生產函數，是一個“黑匣子”，至于這個“黑匣子”內部的運作無法得知，至于這個“黑匣子”為什么會存在、應該回誰所有等題目不是新古典理論所能明確闡釋，因而科斯于1937年在其論文《企業的性質》中所提出的“企業為什么會存在”這個題目，實在質上是對傳統的新古典理論的挑戰。
　　
　　企業和市場的關系
　　
　　所謂的企業的性質，就是企業作為一種機制區別于市場機制的地方。在科斯看來，企業與市場是對交易活動進行組織的兩種不同的方式。或者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可以替換的手段。當人類的交易活動通過價格在不同經濟主體間發生時，就形成了市場機制；當人類的交易活動是通過企業家的協調在內部進行時，就形成了企業組織。也就是說，在市場上，資源的配置由非人格化的價格來調節，而在企業內，相同的工作則通過權威來完成。二者之間的選擇依靠于市場交易的本錢與企業內的組織本錢之間的平衡關系。同時這種關系則決定了企業的邊界，當組織本錢低于交易本錢時，企業就出現或邊界從企業向市場推進，假如以市場交易節約本錢時，則邊界從市場向企業擴張。
　　進一步說，企業與市場的不同只是一個程度的題目，是契約安排的兩種不同形式而已。企業并非為取代市場而設立，而僅僅是用要素市場取代產品市場，或者說是一種合約取代另一種合約。市場交易對象是產品或商品，而企業交易的對象則是生產要素。由于估價某產品或獲得某產品的有關信息通常需支付本錢，通過對某些投進品代替物進行估價的定價方式，其本錢通常小于對產出物的直接定價。然而對代替物的定價并不能獲得像對產品定價那樣充分的信息，因此對這兩種合約安排的選擇取決于由對代替物定價所節約的交易用度是否能彌補由相應的信息不足而造成的損失。
　　
　　企業出現的歷史邏輯
　　
　　交易是需要本錢的，企業運作是需要組織本錢的，分工是有好處的，交易有剩余產生，我們可以用本錢與收益分析工具來解釋企業的產生。
　　當整個社會的經濟都處于自主自給狀態時是沒有市場也沒有企業的。然而，每個人的偏好不一樣，每個人的自有稟賦也不同。這樣，有人所偏好的卻是自已所缺少的，交換就有必要。當把自己所多余的物品與他人交換自己所偏愛的物品，必然有兩個因素：一是交換后自己效用能進步多少；二是交易過程中需要尋找交易對象進行討價還價，這需要一筆交易用度。當所得效用進步多于交易用度時，交易數目和頻率就會增加，相反，所得效用進步少于交易用度時，交易市場就可能萎縮或消失。我們可把交換后所進步社會總體效用稱為“交換剩余”，當偏好和稟賦確定時潛伏的社會總交換剩余是一個固定的量。當然偏好和稟賦大都是私人信息，如何發現這些信息獲得好處就需要本錢，因而如何把潛伏的交換剩余轉換為實際的交換剩余就成為進步社會福利的重要一環。這時出現了一種眼光敏銳的人，他能發現這種交換的好處，而且具有信息的上風了解大量的他人偏好和稟賦狀況，于是他便成為了商人。商人逐漸多起來，就形成了以專門商人為中介的市場。
　　當稟賦變為生產的專長時，人們就專門生產某一種商品，于是就形成了分工。勞動分工促進了市場的形成和發展，反過來，市場的形成也促進了分工的深化。當這種分工從消費和交換領域轉向生產領域時，就出現了企業。從另一個角度看，企業作為促進勞動分工的一種形式與自給經濟相比，也許會使交易用度上升，但只要勞動分工經濟收益的增加超過交易用度的增加，企業就會出現。
　　有些生產可分為更小的單位，當人們發現把一個可分解的生產分為幾個生產的組合時效率更高，換句話說就是先分解生產而后合作組合則能生產更多的產品，這樣分工就從消費或交換領域向生產領域延伸。當然合作生產就會出現生產成果劃分的困難，歷史發展可能的情況：一是生產合作中占有生產資料的且愿承擔風險者給沒有生產資料的風險規避者提供固定的收進而自己占有因合作產生的好處；二是專門商人不僅發現交換的好處而且也發現生產合作的好處從而提供生產資料使各有專長的勞動者合作生產，當然商人也是給沒有生產資料和風險規避者提供固定的收進而自己占有合作而產生的好處。這樣就解決了合作生產而出現生產成果劃分的困難。當解決這個困難時就意味著古典的企業出現了：雇主提供給雇員固定的收進而占有剩余控制權、剩余索取權和對雇員的權威。
　　企業的出現需要分工和交換。當交換剩余大于交易本錢時市場就擴大，市場的擴大反過來刺激分工的發展，進而也刺激企業的發展。生產內的分工所得好處假如大于組織本錢，則企業的邊界就往外推進，而企業和市場總的關系就要以交換剩余分工的好處和交易本錢、組織本錢的關系為判定依據。
　　
　　企業內部的權力分配
　　
　　企業回誰所有？企業內應該由誰擁有企業所有權，這是“企業”產生之后的一個重大題目。企業的所有權安排應該是企業價值最大化的所有權安排，其安排的手段應該是所有參與人之間討價還價的結果。對參與人來說，其參與討價還價的憑借是討價還價后的得益，用博弈論的語言我們可以說，企業所有權安排是使理性的參與人以支付為標準，參與討價還價博弈達到一個集體支付的最大化。
　　生產者是為了市場生產商品。他的效用取決于他對自己的產品能要價多少和銷售多少，也就是總收進。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決定做什么以及如何往做”，或用科斯的話說：“發現相關價格”。而為了發現“相關價格”，就需要了解他人的偏好和他人的稟賦等信息，而后選擇生產技術。但是獲得完全信息的用度太大且能力也有限，自然而然未來必須面對不確定性。也就是說，生產者的決策不得不面對風險，而且這種風險是不可保險的，因此他收益的波動就要受他經營決策的支配，當然也受生產活動的支配。我們這里把這種面對不確定性而又不得不“尋找相關價格”的決策稱為“經營”，而貫徹這一決策的其他活動則定義為“生產”。
　　建立一個企業必然要求有剩余產生，也就是有潛伏的利潤。但是面臨不確定性，企業的收益是隨機變量，經營風險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用分配剩余索取的方法在企業成員中分擔風險就是個題目。同時，由于經營和生產成員合作，每個成員對整體收益的貢獻是不輕易度量的，因此就有監視題目。從相反的角度考慮，也就是激勵的題目，因此所有權安排與剩余和激勵或監視用度有關，最優的所有權安排能夠使得剩余最大化和激勵或監視本錢最小化。
　　企業的所有權，或者說是企業的剩余的控制權和剩余的索取權，被賦予所有權的一方必須能夠獲得支付合約規定的固定用度之外的由利潤產生的剩余。很顯然，在獲得剩余之前必須支付固定合同工資，這在風險的意義上就意味著委托人承擔了代理人的一部分或大部分風險。而代理人轉移自己的風險時就需要付出代價，即接受委托人的“權威”。當然這里沒有先驗地說明經營職員應該是委托人還是生產職員應該是委托人，只是界定了委托人的權利和義務。　張維迎（1999）分析表明企業所有權安排取決于企業成員的相對重要性和監視的相對有效性。假如生產者對經營者的監視是無效率的，而經營者對生產者的監視是有效率的，最優的契約是經營者獨占剩余；反之，最優的契約安排是生產成員獨占剩余；更進一步，即使雙方監視都是可能的，但假如經營者監視生產者比生產者監視經營者更有效，則經營者獨占剩余是最優的，反之，生產者獨占剩余是最優的。而現實生活中經營者的決策活動主導著企業收益的不確定性，而且經營者的行為是較難監視的，所以一般地把委托權安排給經營者。
　　按直觀的理解就是，讓經營者當委托人則在經營方面自我激勵，而對生產者的監視，則監視輕易,本錢花費較低。因而產生的總收益比生產者當委托人多。在討價還價的情況下，生產者獲得的固定契約收益甚至可能比自己當委托人而獲得的總收益中扣除固定支付外的企業剩余還要來的多，所以生產者自己也愿意當代理人，讓經營者承受風險，自己獲得比自己當委托人更多的固定契約收進，同時接受經營者對自己的“權威”。
　　張維迎夸大成員的相對重要性與監視的有效性作為決定最優所有權安排的關鍵因素。但是在分析簡化了企業內部的成員結構，從而對現實解釋造成了偏離。本文以為，正是被簡化的內部結構才是理解委托權分配的關鍵。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簡單以為，為了解決生產者偷懶題目而引進監視，但是假如存在監視上的偷懶，就使得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把委托權賦予監視者的團隊理論陷進困境。而在監視上的偷懶在張維迎的“一對一成員結構”的模型中消失了。眾所周知，生產者無法監視經營者和經營決策的過程，但他可看到最后的產出結果，因此他可以在不用監視的情況下而設計激勵合同引誘經營者努力工作，比起監視來說，激勵合同的本錢可能比監視本錢低得多。可見監視并不能成為企業所有權安排的關鍵因素，而關鍵因素應該在企業的結構中尋找。
　　本文在張維迎的模型中進一步分析。這里假設，企業里有一個經營者和二個生產者（A和B），那么該由生產者當委托人還是經營者當委托人呢？假如監視是重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話，則經營者當委托人監視生產者是可能的，當然這其中經營者亦可以設計激勵合同誘使生產者努力工作。
　　一方面，假如監視是重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那么也可以由A和B 來監視經營者。假如A和B是非合作博弈的，則造成了誰都想搭對方的便車，最后的納什均衡是誰都不監視。或許，兩個人不一定是非合作博弈， A和B有可能合作，但是假如只有一個經營者的情況下而生產者不是僅有兩個而是三個、四個或更多，則合作博弈幾乎不可能形成的，而現實中生產者與經營者的比例是遠遠大于這個數，因此生產者之間即使有可能是委托人，也會由于非合作博弈造成監視的無效率。另一方面，本文假定生產者為委托人，經營者為代理人，且監視為不可能的或者說不重要的，設計激勵合同更為便宜。那么，A和B之間達成設計激勵合同的意見也是困難的。多個委托人對單一代理人的“權威”分配幾乎不可能，剩余的分割也是困難的。當然在這里多個委托人之間在生產上也會搭便車。可見企業所有權的安排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企業的“內部結構”。
　　由于企業的內部結構，以及經營決策面對的不確定性及監視的有效性等各方面的原因，本文以為在文中假設條件下古典企業里把所有權安排給經營者可能是最優的。但是在現在股份制企業將克服搭便車這個困難，這將留待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張維迎.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聯出版社，1999
　　2.周其仁.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經濟研究，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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