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旉農書》與“三才”理論-《陳旉農書》與《齊民要術》農學

時間：2023-03-18 00:53:54 其他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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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傳統技術體系，或稱傳統農法[1] ，包括兩大系統：以旱地為中心的北方農法和以水田為中心的南方農法。兩者有共通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點。在南方農業中，江南農業長期以來處于先進的地位，是最有代表性的。江南農業唐宋以來形成精耕細作技術體系，而第一個對它進行系統的是《陳旉農書》。因此，要研究以水田為中心的中國南方農法，尤其是研究南方精耕細作農業技術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應從《陳旉農書》開始。對于《陳旉農書》，前人已多所研究[2] ，本文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陳旉農書》農學思想——“三才”理論，與《齊民要術》作一比較，從中可以看到《陳旉農書》比前代農書有所前進的一個側面，也可以反映出江南農法的某些特點。

“盜天地之時利”命題的提出

“三才”理論是在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長期的農業實踐的結晶，又反過來成為中國傳統農學的指導思想[3] 。研究中國傳統農學，不能不接觸“三才”理論。賈思勰和陳旉農學思想的中心都是“三才”理論。賈思勰說：“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入泉伐木，登山求魚，手必虛；迎風散水，逆坡走丸，其勢難）。”（《齊民要術·耕田第一》）在《齊民要術》中，這一精神貫徹到農業生產技術的所有環節中，集中表現為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則[4] 。《陳旉農書》中也有類似的論述，如：“故農事必知天地時宜，則生之蓄之，長之育之，無不遂矣。”“然則順天地時利之宜，識陰陽消長之理，則百谷之成，斯可必矣。”（卷上《天時之宜篇》）具體到育秧，“欲根苗壯好，在夫種之以時，擇地得宜，用糞得理。三者皆得，又從而勤勤顧省修治，俾無旱干水潦蟲獸之害，則盡善矣”（《善其根苗篇》）—— “時宜”、“地宜”、“物宜”加上人的勤勉——這正是“三才”理論在育秧上的運用。

陳旉在“三才”理論表述上除對前人的繼承外，也有所創新，集中表現在“在耕稼盜天地之時利”（“天時之宜篇”）這一命題的提出。“盜天地之時利”一語源出《列子·天瑞篇》：“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云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陳旉自號“全真子”，是的信徒，接受屬于道家的《列子》的有關理念不足為奇；但不應把它簡單歸結為道家思想的影響或對前人論述的蹈襲，因為陳旉把它作為自己農學理論的綱領。石聲漢甚至稱《陳旉農書》為“以‘盜天地之時利’ 為目標的農書”。因此，我們應該從《陳旉農書》所載的農學和農法中去理解它的全部意義。

“盜天地之時利”這一命題的“新意”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比“順天時，量地利”顯然更為積極主動，反映出一種更充分地利用自然界所賦予的光熱資源和水土資源的要求。二是以前農書一般分言“天時”、“地利”，陳旉卻把它們合在一起，稱之為“天地之時利”，這是由于他認識到天時地利的不可分性。三是《陳旉農書》全書突出一個“宜”字，“天地之時利”或稱“天地之時宜”，也就是“天地時利之宜”。這個“宜”，反映了從實際情況出發，遵循自然規律的這一根本要求。“宜”與“利”可以相通：只有得其“宜”，才能獲其“利”——這是一種符合辯證法的認識。

關于自然規律，《齊民要術》借用《淮南子》“勢”的概念，揭示了客觀規律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性質[5] 。《陳旉農書》對自然規律的某些根本特點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自然規律的一個特點是能夠重復的，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陳旉稱之為“常”和“必”，而把與之相對的偶然性稱之為“幸”；他認為，農業上遵循的法則應該建立在這種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自然規律的基礎上，求取其“必效”，而不應該把希望寄托在僥幸成功之上。他主張：“深思熟計，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終必有成遂之常矣，豈圖茍徼一時之幸哉！”（《財力之宜篇》）又說：“古人種桑育蠶，莫不有法，不知其法，未有能得者；縱或得之，亦幸而已矣。蓋法可以為常，而幸不可以為常也。”（《蠶桑敘》）[6]

《陳旉農書》卷上屬于總論性質，其篇章不是按作物而是按專題劃分的，稱為“十二宜”。這“十二宜”大體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主要講天時及其利用的，2篇（“天時之宜篇第四”、“六種之宜篇第五”）；第二類是主要講土地利用及耕作培肥的，4篇（“地勢之宜篇第二”、“耕耨之宜篇第三”、“糞田之宜篇第七”、“薅耘之宜篇第八”）；第三類是主要講經營的，6篇（“財力之宜篇第一”、“居處之宜篇第六”、“節用之宜第篇九”、“稽功之宜篇第十”、“器用之宜篇第十一”、“念慮之宜篇第十二”），這在一定意義上是與“三才”理論的天地人相對應的。下面，我們分別進行一些考察。

“天時”及其利用

關于天時，陳旉指出了“時”和“氣”可能發生的矛盾，強調不能刻板地按照既定的時令安排農事，而要根據實際的氣候變化靈活加以掌握。書中說：

四時八節之行，氣候有盈縮踦贏之度；五運六氣所主，陰陽消長，有太過不及之差。其道甚微，其效甚著。蓋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其或氣至而時不至，或時至而氣未至，則造化發生之理因之也。

在這里，“時”指時令，即所謂“四時八節”，“氣”指氣候的實際變化。陳旉不但對“時”和“氣”做出這樣的區分，不但對作物的生長發育與時令、氣候的關系做出“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這樣的新概括，而且指出它們之間可能發生不完全符合的情況；這在中國傳統農學的發展中，大概是第一人。“時”在甲骨文中從“日”從“之”（甲骨文的“之”字從“止”在“一”上，“止”為足形，象人足在地上有所往之形），意指“日之行”，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太陽的視運動。太陽的視運動引起了氣候的季節變化。后來人們把“時”視為“氣”（指氣候，或各種氣象因素的集合）運行所呈現的秩序，這在當時是人們認識的一個極大的進步。按照氣候變化的這種時序性制定的歷法和節氣，即指時系統，人們也稱之為“時”。在我國傳統農學的發展中，后一種意義上的“時”的體系（指時系統）是以二十四節氣為中心的，它形成于戰國秦漢之際（同時還總結了與之配套的七十二候），漢代的歷法改革又使月份和節氣協調起來，使得這個指時系統更為完善[7] 。《齊民要術》就是依據這一指時系統來安排農業生產的；由于月份已經和節氣協調起來，有時只需按月安排生產就可以了。這種“時”的體系是根據氣候的季節變化的一般規律而制定的，但它一旦形成，就相對固定起來，而實際氣候則因時因地而變化多端的，甚至會出現偏離常軌的情況。但在很長時期內人們強調的是“時”和“氣”一致的一面，以致把“時”和“氣”聯結成一個常用的詞[8] 。一直到了陳旉才明確地指出了它們可能出現的矛盾的一面。

為什么人們的認識會發生這樣的發展和變化，我認為原因有二：一是地區性的因素。作為我國傳統指時體系核心部分的二十四節氣，反映了日地關系的變化規律，帶有普遍性，但它畢竟是在黃河流域形成的，其具體內容打上黃河流域氣候變化規律的烙印。中唐以后全國重心逐步轉移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原來的以二十四節氣為坐標基于黃河流域農業生產經驗的具體農事安排，已不能刻板地搬用到江南地區。二是時代性的因素。中國氣候在宋代進入一個變化較多的時期。根據氣候史專家張丕遠等人的研究，五代至宋中國氣候總的說來比現代溫暖，但常常出現寒冷的氣候，也就是說氣候很不穩定，是典型的氣候“混沌”期；到1230—1260年間發生了突變，中國氣候從此進入了一個氣溫較低、降水較少的時期。陳旉正是生長在這樣一個氣候多變的“混沌”時期，處于氣候突變的前夕。他深切地感受到“氣候有盈縮踦贏之度”，“陰陽消長有太過不及之差”，“其或氣至而時不至，或時至而氣未至”，氣候微小的變化都會對生產發生巨大的影響。因此，用刻板的態度對待既定的時令而不知變通顯然是有害的；正確的態度應該是靈活地對待時令。指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注意到這一點，才能真正從氣候的實際情況出發安排農業，把“時宜”落到實處。至于具體應如何靈活掌握時令，陳旉沒有詳細的論述，只是引用《尚書·堯典》指出，不但要“稽之天文”，而且要“驗之”。所謂“驗之物理”指以物候指時。即以物候校正時令中的農事安排。在沒有溫度計、濕度計的古代，物候確實更能反映氣候的實際變化，從而能夠比較準確地把握農時；在實際的農業生產中，它直到今天仍然是重要的輔助指時手段。

如何利用“時宜”呢？最值得注意的是“六種之宜篇”的一段論述：

種蒔之事，各有攸敘，能知時宜，不違先后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一歲所資，綿綿相繼，尚何匱乏之足患，凍綏之足憂哉！（《六種之宜篇》）

在這里，陳旉指出合理安排種植制度的前提是“知時宜”。上文已經指出，在《陳旉農書》中“宜”與“利”是相通的，因此，所謂“知時宜”，可以理解為充分了解和利用“天時”所提供的有利條件，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充分利用氣候資源（光熱資源）。《陳旉農書》給出的辦法是在“天時”所許可的各種作物的生長季節中，按照作物生長和收獲的順序，把耕地安排得滿滿的，使各種作物“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一歲所資，綿綿相繼”。換句話說，種植制度的要義是充分利用天時地利，而“天地之時利”的充分發揮，又是以種植制度的巧妙安排結合在一起的。

“相繼以生成”，無疑是指復種[10] ；“相資以利用”則既包含復種，也包含間作[11] 。《農陳旉書》“耕耨之宜篇”說：

早田刈獲才畢，隨即耕治曬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且其收，又足以助歲計也。

這是包括稻麥復種在內的復種制度，其作用不但可以“省來歲功役”和以其收成“助歲計”，而且由于經過“耕治曬暴，加糞壅培”，改變水田長期漬水的狀態，具有“熟土壤而肥沃之”的功效——這既是“相繼以生成”，又是“相資以利用”。《陳旉農書》 “種桑之法篇”云：

若桑圃近家，即可作墻籬，仍更疏植桑，令畦壟差闊，其下遍栽苧；因糞苧桑亦獲肥矣，是兩得之也。桑根植深，苧根植淺，并不相妨，而利倍差。

這是把深根的桑和淺根的苧麻搭配間作，而達到兩“不相妨，而利倍差”的功效。這也是“相資以利用”的一例。

據此，可以說，“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是種植制度中復種和間作經驗的一種理論概括。間作是秦漢以來已經有的種植方式，以稻麥復種為中心的大田復種則主要唐宋以后發展起來的新的經驗。這種經驗和理論概括在中國農學史上是空前的。《呂氏春秋》、《氾勝之書》、《齊民要術》都沒有談大田復種問題，唯有《陳旉農書》談了這個問題，并概括出精彩的理論。這是耕作制度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可見在《陳旉農書》中，充分利用“天時”和充分利用“地利”是一致的，互為條件的，并與種植制度的巧妙安排結合在一起。這種種植制度既充分利用了“天時”（氣候資源），又充分利用了“地利”（土地資源），真可謂“盜天地之時利”了。從中，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為什么陳旉總是合起來講“天地之時利”。

“土宜論”與土地利用

土地是農業生產的基本要素之一。中國古代人民在長期的農業實踐中對土地的認識逐漸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土壤學理論——“土宜論”和“土脈論”[12] 。《陳旉農書》繼承了這種在先秦時代已經出現的理論而有所發展。

關于“土宜論”，《陳旉農書》的新貢獻主要有兩點：其一是上面提到的，為了充分發揮土地的生產能力，陳旉總結了間作和復種的老經驗和新經驗，提出在作物可以生長的季節里，盡量不讓耕地閑置，要做到“種無虛日，收無虛月”；其二是提出了一個地區各類土地的全面利用規劃。下面，我們著重談談第二點。

“地宜”或“土宜”概念的內涵之一，就是按照一個地區內的不同土地類型來全面安排農業生產。《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王命布農事，……善相丘陵、坂險、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導民”。《齊民要術》不但強調因土種植，而且指出“山澤有異宜”（《收種第二》），應該安排不同的作物和品種：“山田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也。”賈思勰在規劃土地利用時，實際上也是有統籌兼顧的全盤考慮的。不過有關論述在《齊民要術》很分散，沒有形成系統[13] 。陳旉《農書》則不同，他以專篇（“地勢之宜篇”）論述土地利用問題，給出了一個地區的比較完整的土地利用規劃，這個規劃完全是從江南具體的自然條件出發、從江南自身農業實踐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它把各類土地的利用和開發和治理結合在一起，也體現了鮮明的南方特色。這在中國農書中是前所未有的。

陳旉在該篇首先指出，同一地區的不同土地類型，由于地勢和地形的差異，氣候的冷暖和土壤的肥瘠是各不相同的。“大率高地多寒，泉冽而土冷，傳所謂高山多冬，以言常風寒也；且易以干旱。下地多肥饒，易以渰沒。故治之各有宜也。”接著，陳旉《農書》介紹了高田、下地和藪澤三類土地的不同利用方式。概括說來，高田治理方案的要點是建造陂塘和加寬坵壟，實際上是建造可灌溉的梯田。易以淹沒的下地，修建“高大圩岸環繞之”，實際上就是圩田；灌溉不到的斜坡和邊角地也要加以利用：“可種蔬茹麥麻粟豆，兩旁亦可種桑牧牛，牛得水草之便，用力省而功兼倍也”。湖灘藪澤有兩種利用方式：一是每年芒種節大水過后湖灘搶種一季早熟的黃綠稻，即所謂“湖田”；二是在水面縛架為田，即“葑田”。作者接著引述《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一段而加以闡發，談到蓄水、防洪和泄水，重點是防洪和泄水，反映了南方稻田排灌的一些特點。有關記述比較清楚，論者亦不乏其人，毋庸細述。

在這里需要著重指出的是，這些土地利用方式，是從江南地區的實際出發的，是江南地區農業經驗的結晶。江南地區沒有黃河中下游地區那樣廣闊的平原，這里山林較多，水面較大。《齊民要術》雖然也偶爾談到“下田”、“高田”、“山田”等，但主體仍然是平野中的農田。但從《陳旉農書》看，這里有山地高田，有易于淹水的低地，有湖灘藪澤，而高田治理方案記述尤詳；它所反映的應該是江南的一個丘陵地區。由于缺乏廣闊的平原，江南地區當增長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不能不向山區和水面擴展耕地。于是有梯田、圩田、葑田等土地利用形式的創造。繆啟愉早就指出，圍田和圩田起源于吳越時期的江南[14] 。葑田也起源于南方，東晉郭璞的《江賦》云：“標之以翠蘙，泛之以游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應該就是對江南地區葑田的描述；它與《陳旉農書》把《周禮·地官·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是吻合的[15] 。其實，梯田的起源亦與江南有關，江南起碼是其起源地之一。陳旉《農書》介紹的陂塘與高田結合的梯田模式，顯然不是北方農法的移植，而是從當地農業經驗的積累中發展起來的[16] 。我國陂塘灌溉工程的起源不晚于春秋時代，首先出現在南方地區。漢代有所謂“陂田”，即憑借陂塘灌溉的水利田；但在很長時期內，陂塘主要用于灌溉比較低平的田[17] 。應該指出的是，江南地區陂田有悠久，而且很早就在山上修筑陂塘。如《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吳地傳第三》：“吳西野鹿陂者，吳王田也。”“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為陂，鑿語昭瀆以東到大田。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寫西野。去縣三十五里。”這里講的就是陂田。又據《太平御覽》卷935引《吳越春秋》載：越王勾踐駐扎在會稽山時，發現會稽山上有上下兩處魚池[18] 。這種魚池很可能是與稻田灌溉用的人工陂塘結合在一起的。即使它當時沒有用于灌溉，但當條件發生變化時（如增加，需要開墾山地），這種經驗的推衍，山區的陂塘遲早也會用于灌溉，從而產生梯田的。江南的這種梯田最早出現于何時，現在還難以確考，《陳旉農書》不過第一次記載了了這一事實而已。[19]
總之，《陳旉農書·地勢之宜篇》是對中國傳統土宜論的發展，而充分利用各類土地資源正是南方農法的一個重要特點。

“土脈論”與土壤改良

關于“土脈論”，《陳旉農書》的新貢獻主要也有兩點，這就是萬國鼎所稱“兩個杰出的對土壤看法的基本原則”：一是“土壤有多種，好壞不一，但只要治理得宜，都可以改造得適合作物生長”；二是“土壤可以經常保持新壯的基本原則” [20] 。這些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我想強調的是，這些原則都是建立在“土脈論”的基礎上的，是對“土脈論”的發展。

在中國，“土脈論”思想始見于《國語·周語》，虢文公在他的一段議論中[21] 提出了“土氣”、“土脈”、“土膏”等相互依存的概念。“土氣”指土壤溫濕度的變化，水分、養分、氣體的流動的綜合性狀。“土膏”是指土壤中某種肥沃潤澤的精華之物。“土脈”則是指“土氣”或“土膏”有規律的博動和流通。人們把土壤看成是有氣脈的活的機體，是可以變化的、運動著的物質[22] 。這種思想的提出意義十分深遠，正是由于認識到土壤及其肥力是可以變動的（實際上也是如此），人們才有可能通過自己的干預使之向適合人類需要的方向轉化。《呂氏春秋·任地》指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并了調節土壤五對矛盾性狀的“耕之大方”；《氾勝之書》“和土”的理論，王充“勉致人功，以助地力”的論述，都是建立在上述理念的基礎之上的，而《陳旉農書》的上述兩原則，也是這種理念的發展。

《陳旉農書·糞田之宜篇》說：

土壤氣脈，其類不一，肥沃磽埆，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且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過，惑苗茂而實不堅，當取生新之土以利解之，即疏爽得宜也。磽埆之土信瘠惡矣，然糞壤滋培，即其苗茂盛而實堅栗也。雖土壤異宜，顧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

這里指出土壤的肥瘠差異是由土壤“氣脈”決定的，這種“氣脈”，可以理解為土壤的肥力，或土壤肥力的基礎。陳旉認為，由于“氣脈”的差異，形成土壤的不同類別，而治理也要采取不同的辦法。這樣，陳旉就把“土脈論”與“土宜論”結合起來了。從中又引出按土宜施肥的思想。陳旉引證了《周禮》土化之法，提出“皆相視其土之性類，以其所宜糞而糞之，斯得其理矣。俚諺謂之糞，以言用糞猶用藥也”。

陳旉對地力遞減論提出批判：

或謂土敝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凡田土種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語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時加新沃之土壤，以糞治之，則益精熟肥美，其力當常新壯矣，抑何弊何衰之有！

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地力常新壯”說。它是“土脈論”的合理延伸。試想，如果土壤性狀不是可變的，如果人們不能影響這種變化，“地力常新壯”又從何談起呢？所以，它與從《周語》、《呂氏春秋》到氾勝之、王充的理論，是一脈相承的；同時又有超越前人的重大發展。這種發展，不但在于明確論述了“地力常新壯”的可能性及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而且在于這種論述清楚地體現了用地與養地相結合的原則。這正是我國傳統土地種了幾千年而地力基本不衰的奧秘所在；對于今天要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國傳統農業改良土壤或改善土壤的措施主要有三：耕作、施肥和合理排灌。《陳旉農書》以前的農書，論述較多的是耕作措施。《呂氏春秋·任地》糾正地性狀偏向的主要手段是耕作。《氾勝之書》“和土”也主要靠耕作，即所謂“強土弱之，弱土強之”。王充改良土壤的辦法是“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已提出了施肥，但重點仍在耕作。《齊民要術》主要通過耕作達到土壤的熟化；當時肥料比較缺乏，除麻田和菜地外，大田很少施肥，一般依靠種植綠肥或禾豆輪作。《陳旉農書》也采用耕作和合理排灌的手段（如水旱輪作、冬閑田的不同耕作處理、稻田和秧田的合理的水漿、開溝烤田等）改良土壤，但重點是施肥。《陳旉農書》中關于施肥的內容十分突出。萬國鼎指出：

《陳旉農書》的篇幅，遠小于《齊民要術》（總字數為《齊民要術》的九分之一），但是《陳旉農書》用于肥料問題上的字數，顯然超過《齊民要術》，在《齊民要術》中，書前雜說有踏糞法，但不是賈氏原文；有《要術》本文中，若把引者古書的（主要是《氾勝之書》）除外，只有對于綠肥的強調很突出，除此以外，只有零星地偶爾談到施肥問題。但在《陳旉農書》中，不但寫了糞田之宜篇專論肥料，其他各篇也頗有談到肥料的，而且不是零星地談到，往往是具體而細致的敘述。把這些敘述合并起來，不論字數或內容上都超過糞田之宜篇。它給人一種深刻的印象，到處顯示出對肥料的重視（引者按，陳旉的“地力常新壯”說強調的也是施肥），對于它有不少新的創始和發展。[23]

《陳旉農書》在肥料問題上的創新和發展，萬國鼎先生論之已詳，無須重復。我在這里補充幾點：一，肥料的來源主要是生產和生活中的廢棄物（如“掃除之土，燃燒之灰，簸揚之糠粃，斷稿落葉”，“糞汁”，“滌器肥水”，“泔淀”等）或副產品（如“麻枯”等），體現了農業生態系統內的一種物質循環利用和對農副產品的多層次利用。二，肥料上的這些創新和發展，是從《齊民要術》到《陳旉農書》六百年間勞動人民生產經驗的總結，首先是江南人民生產經驗的總結。六朝以來，尤其是隋唐以來，江南人口增多，耕地相對不足，需要提高單產；同時，人們一面向山林水面擴展耕地，一面提高復種指數，發展多熟種植，同時，南方氣候溫暖，雨水較多，土壤的肥分容易流失，亟待補充，這樣，對肥料的需求量就大大增加了。重視施肥、千方百計開辟肥源，成為江南農法的一大特點。三，由于重視施肥，不但增加了產量，而且培肥了地力，使人們對種地可以增產而不使地力下降充滿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作為“土脈論”發展的“地力常新壯”等理論正是這種經驗的結晶，是江南農業生產和農業技術進步的產物。

“三才”中的“人”與經營管理

作為中國傳統農學思想的“三才”理論，除講“天”和“地”以外，還包括“人”。這個“人”，一方面表現為對農業技術的掌握，即如何認識和利用“天時”、“地利”，《陳旉農書》中“治”字出現的頻率頗高，如“治田”、“治糞”“治苗”，并強調“治之各有宜”，這就是突顯了人的作用；另一方面，表現為對農業生產的管理。在中國傳統農書中，前者一般融入講天時、地利、物宜等技術內容中，后者則往往有其獨立的存在。例如，《呂氏春秋》所載先秦農家言四篇中的“上農”，主要就是講國家對農業生產和農業勞動力的管理的。從《氾勝之書》起，《四民月令》和《齊民要術》等重要農書都包含了對私人農場經營管理的內容。由于中國傳統史記述的“食貨”系列[24] 中只著重講國家對經濟的管理（或稱“官經濟”、“公經濟”），上述農書的有關記述保存了中國上對“私經濟”的管理及其發展狀況的珍貴資料。對農業生產的管理是中國傳統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前有些研究中國傳統農學的論著有意或無意地把“人”學排除在外，是不夠妥當的；中國傳統農學絕非“見物不見人”。

雖然《齊民要術》及以前的農書已經包含了生產經營的內容，但《齊民要術》的有關記述是分散的，將有關經營管理的內容集中起來，以若干專篇予以系統的論述，在中國傳統農書中，《陳旉農書》是第一次這樣做。《陳旉農書》有關經營管理的專題，在卷上“十二宜”中占了6篇，可見其份量之重。這些講述經營管理的專題是和講述農業技術的專題穿插在一起的，反映了作者“不能把技術和管理分開”的思想。“十二宜”中以“財力之宜篇”開篇，以“念慮之宜篇”結尾，這兩篇都是講經營管理的，尤其是“念慮之宜篇”，稱得上是全卷的總綱，陳旉拿它來做“十二宜”的“壓軸”。我們著重對這兩篇作些分析。

“念慮之宜篇”強調農業生產的計劃性。這是精耕細作農業的特點所規定的。因為精耕細作不但是增加勞動力投入，而且是在認識和掌握自然規律的基礎上采取適當的技術措施去爭取高產，農業生產與“天地”打交道，牽涉到方方面面，因此，需要用心思，有計劃地進行。春秋時代的鄭子產就已經說過：“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25] 農功要有縝密的思考和計劃，其中包含了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和掌握。《太平經》也指出：“比若耕田，得谷獨成實多善者，是用心密，用力多也。”[26] 《四民月令》被稱為“地主的經營手冊”，其中已包含了對農業生產的整體計劃和安排。《齊民要術》沒有專門談生產計劃的篇章，但書中處處體現了精細計算、統籌安排的精神。例如，把種植商品菜的農田選擇在靠近的“負郭良田”，菜田的布局要考慮灌溉、管理和的方便[27] ；各種糧食作物安排在什么地方，也有一個全局的考慮[28] 。

陳旉繼承了上述思想和理論，他說：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農事尤宜念慮者也。孟子曰：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常人之情，多于閑裕之時，因循廢事，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念念在是，不以須臾忘廢，料理輯治，則日成一日，歲成一歲，何為不充足備具也？……

這里講的有兩個要點：一是引證“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的古訓，指出農業生產要預先作計劃。而且，這計劃是建立在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之上的。陳旉在《財力之宜篇》中說：“深思熟計，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終必有成遂之常矣，豈圖茍徼一時之幸哉！”所謂“必”和“常”，就是陳旉對客觀規律必然性和重復性的表述。二是從事農業生產要專心致志，“念念在是，不以須臾忘廢”。宋代江南農業的發展使它具有比前代更為豐富的內容，并產生了比前代更為復雜的關系，例如，既要根據天時地利，合理安排各類土地的生產項目，又要合理安排同一地塊的間作復種，在這種情況下，強調“念慮之宜”就不足為奇了。所以，《陳旉農書》對農業生產計劃性的強調，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視為江南地區精耕細作農業獲得長足發展的一種反映。

“念慮”和計劃要貫徹到農業生產的一切環節，首先是合理確定經營規模。“財力之宜篇”就是解決這個問題，它提出的原則是“量力而為，財力相稱”。陳旉說：

凡從事于務者，皆當量力而為之，不可茍且，貪多務得，以致終無成遂也。傳曰：少則得，多則惑。況稼穡在艱難之尤者，詎可不先度其財足以贍，力足以給，優游不迫，可以取必效，然后為之？儻或財不贍、力不給，而務多貪得，未免茍簡滅裂之患，十不得一二，幸其成功，已不可必矣。雖多其田畝，是多其患害，未見其利益也。若深思熟計，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終必有成遂之常矣，豈徒徼一時之幸哉。

諺有之曰：多虛不如少實，廣種不如狹收。豈不信哉！……農之治田，不在連阡跨陌之多，唯其財力相稱，則豐穰可期也審矣。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已出現以精耕細作求高產主張，突出表現就是戰國初年李悝的“盡地力之教”，從那時起，它成為中國傳統農學最重要的思想之一。《齊民要術·種谷第三》在引述了《氾勝之書》以后說：“諺曰：頃不比畝善。謂多惡不如少善也。”《齊民要術》卷首《雜說》：“凡人家營田，須量已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陳旉農書》的“量力而為，財力相稱”論與上述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這里，可注意的有兩點：一，《齊民要術》提法比較籠統；卷首《雜說》也只是提到“量力”。《陳旉農書》則進一步提出，既要“力足以給”，即家庭勞動力或雇傭勞動力能夠耕作過來；又要“財足以贍”，即具有進行必要的農業投入的財力（如果是地主，則還必須具備足以支付雇工工錢或提供承租人必要生產資料的財力）。可見，《陳旉農書》對于確定農場耕作規模的條件的考慮更加周全了。二，《齊民要術》對“多惡不如少善”只是簡單的引用農諺（“頃不比畝善”），基本上沒有展開論證，《陳旉農書》則以專篇進行認真的論證。而且這種論證并非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如引證反映農民經驗的諺語：“多虛不如少實，廣種不如狹收”），而是提高到規律性的認識，指出只有財力相稱，才能“取必效”，“必有成遂之常”。其實這也是農業生產計劃性的一種體現。

“念慮”與計劃精神也貫徹在經營管理的其他環節。例如，“居處之宜篇”講不同住所與農田的安排，“節用之宜篇”講通過節約加強儲備，以防遇到災害和突然事故時陷于“倉卒窘迫”的境地，“器用之宜篇”講事先準備好需要使用的各種工具和設施。即使屬于農業生產的具體安排也不例外。如“地勢之宜篇”講的土地利用規劃，“耕耨之宜篇”講的各種土地秋收后的不同耕作措施，“六種之宜篇”講各種作物種植順序的合理安排，“糞田之宜篇”講用地養地結合和對農業生產生活中各種廢棄物質的利用，“薅耘之宜篇”講如何巧妙安排各塊田坵的排水和耘田的次序等，無不體現了在專心致志、深思熟慮基礎上對農業生產各種因素統籌安排的精神。

《陳旉農書》在一定意義上是江南農業生產與農業技術經驗的結晶，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江南農法的一些特點。在很長時期內，江南農法是南方農法的先進典型和代表。江南農法是在唐宋以后進入成熟的階段，即形成了其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的。以江南農法為代表的南方農業精耕細作技術體系，與早在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即已形成的北方農業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相比，農學指導思想和基本的技術原理原則是相通的，又有各自的特點。過去研究者著眼于兩地自然條件和種植結構的差異，突顯了北方旱地和南方水田耕作技術的不同，分別稱之為北方旱地以“耕—耙—耢”（或“耕—耙—耢—壓—鋤”）為特征的精耕細作體系和南方水田以“耕—耙—耖”（或“耕—耙—耖—耘—耥”）為特征的精耕細作體系。這的確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南北兩地農業技術體系的重要特點。但這并沒有包括南北兩地農業技術體系的全部特點，也沒有包括全部的主要特點。在水田耕作栽培技術方面，育秧移栽和高度重視施肥是與水田耕作同樣重要的技術環節。《陳旉農書》著重闡述了這方面的問題。此外，南方農法主要特點之一是具有比北方地區更高的土地利用率：一方面在同一耕地上通過間作和復種安排更多的作物，在作物可以生長的季節中盡量不讓耕地閑置；另一方面，千方百計向山林水面擴展耕地，創造出各種具有南方特色的土地利用方式。這一特點，在《陳旉農書》中已有明顯的表現。而且，正如《陳旉農書》有關記述所表明的，這種方式把“地利”與“天時”、“物宜”結合在一起，對自然界氣候資源和土地資源的利用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南方農業的許多技術，如育秧移栽、積肥養地，水旱輪作和水田的各種耕作技術，培育適合復種和各類土地的品種等，都是與這一特點相聯系的。與之相聯系的還有南方另一重要特點——對農副產品多層次利用和循環利用，這一點，在《陳旉農書》中已有反映，雖然還不大充分。對氣候資源、土地資源和農副產品資源利用技術的發展和彼此的結合，到了明清時期，形成了對農業生態系統內各種資源綜合的、立體的、多層次的利用的生態農業的雛形，這主要也是在南方地區出現的。的進步，說到底是資源利用廣度、深度和合理程度的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說，以江南地區為代表的南方地區對農業資源利用技術和理論的發展，既體現了地區的特點，也反映了傳統農法時代性的進步。這一特點和進步，在《陳旉農書》中已經開始鮮明地表現出來了。

注釋

[1] “農法”是借用日本學者使用的概念，相當于中者說的“農業技術體系”或廣義的“耕作制度”；它比較簡明，也有更大的涵容性。
[2] 比較重要的成果有萬國鼎的《陳旉農書校注》（農業出版社，1965年版）和《中國農學史》下冊（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十二章；日本學者大澤正昭也撰寫了《陳旉農書的研究》（日本農山漁村出版，1993年）。
[3]參閱《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一篇第七章。
[4] 參閱《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二篇第十章第三節。
[5] 《齊民要術》引述《淮南子·主術訓》說：“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這里的所謂“勢”，就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對于“勢”，人們不能“逆”，只能“因”。“迎風散水，逆坡走丸，其勢難”，講的就是這個意思。《淮南子》的思想屬于的體系。從這點看，賈思勰和陳旉一樣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
[6] “三才”理論不但是陳旉農學的中心思想，而且是他農書的根本依據。陳旉說他的《農書》有助于“圣君賢相”完成“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的根本任務（《序》），說明他是以“三才”理論的大框架為歷代重農政策及其農書的使命定位的。
[7] 參閱《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一篇第四章和第二篇第十一章的有關部分。
[8] 例如后漢皇帝的詔書中屢有“務順時氣”、“勉順時氣”、“宜順時氣”等語，見《后漢書》明帝、章帝等“本紀”。
[9] 張丕遠、王錚、劉嘯雷：中國近2000年氣候演變的階段性，中國科學，1994，B24（9）；張丕遠，中國氣候的變化，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關于唐宋氣候，竺可楨認為唐代是溫暖期，晩唐后進入寒冷期。有些學者認為中唐已出現寒冷氣候。張丕遠等人經過研究，維持竺氏唐代為溫暖期的結論，但不完全同意竺氏晩唐后進入寒冷期的觀點。
[10] 南宋晚年黃震在江西撫州勸民種麥時說：“每年春夏之間，舊谷既盡，新谷未種，天特生麥以濟缺乏，使爾人民吃此麥飯，種此禾稻，循環接續，常得飽足。”（《黃氏日鈔》卷78《咸淳七年中秋勸種麥文》）可作陳旉所說“相繼以生成”的注腳。
[11] 萬國鼎在《陳旉農書校注》中說：“‘相資’，有互相資助的意思。‘相資以利用’可能是指前作和后作配合，交互利用的意思。”這一解釋大體是正確的，但還可以作一些補充，“相資以利用”還包括間作的經驗在內。
[12] 參閱《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一篇第五章。
[13] 參閱《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二篇第五章第二節中的“《齊民要術》中的土宜論和土地利用原則”。
[14] 繆啟愉：《大湖地區的塘埔圩田的形成和發展》，中國農史，1982年第1期；參閱盧勛、李根蟠：《與物質文化史考略》第174—179頁，民族出版社，1991年。
[15] 參閱李惠林：中國農業浮田的起源和歷史，農史研究第8輯，農業出版社，1985年；盧勛、李根蟠：《民族與物質文化史考略》第179—183頁。
[16] 黃土高原后來也有梯田，但這種梯田往往是“天水田”，與南方陂塘與山田相結合的梯田是不同的。
[17] 《后漢書》卷53《周燮傳》：“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吳存浩《中國農業史》認為這條反映的是陂塘灌溉的山田，即梯田的雛形。這是一種新的觀點，但理由似乎不夠充分。因為“岡畔”猶言“山麓”，“下有陂田”，這種陂田應該在山腳下，何以斷定它是山田？按，周燮是汝南人。
[18] 原文是：“越王陂塘棲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上，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涘六谷之廣，上池宜君王，下池宜民臣。畜魚三年，其利可數千萬，越國當富強。”
[19] 我國考古出土的西南地區東漢水田陂塘模型，往往是陂塘養魚、種植水生植物，與灌溉稻田相結合，反映了大田與水體綜合利用的經驗。江南地區以“飯稻羹魚”著稱，有利用陂塘灌溉和養魚的傳統。《陳旉農書》有陂塘灌溉稻田的規劃，卻沒有陂塘養魚的記載。這有兩種可能，一是陳旉生活的地區沒有利用陂塘養魚，一是雖有陂塘養魚的事實而陳旉沒有加以記載。如果是后者（可能性較大），則為《陳旉農書》不足之處。不過，《陳旉農書》規劃在陂塘的堤岸種桑系牛，也是一種立體的土地利用方式，與后世的桑基魚塘生產方式依稀有某種相通之處。
[20] 萬國鼎：《陳旉農書評介》，載《陳旉農書校注》。
[21] 《國語·周語上》載虢文公云：夫民之大事在農。……古者太史順時?（韋注，視也）土，陽癉（厚也）憤（積也）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也），日月厎于天廟（厎，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太史吿稷曰：“自今至于初吉（按，初吉指每月上旬的吉日，這里指立春而言），陽氣俱烝（升也），土膏其動（膏，土潤也；其動，潤澤欲行），弗震弗渝（變也），脈乃滿眚（災也），谷乃不殖。”
[22] 參閱《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一篇第五章第三節中的“土脈論”部分。
[23] 萬國鼎：《陳旉農書校注》第12—13頁。
[24] 從《史記·平準書》和《漢書·食貨志》開始，中國歷代正史中多有“食貨志”，是記述經濟發展歷史的專志，形成首尾相續的系列。中國古代政書《十通》（《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及其后續著作共10本）中也有“食貨門”，形成另一首尾相續的經濟史記述系列。
[25] 《左傳》襄公25年。
[26] 《太平經合校》第415頁，中華書局，1960年。
[27] 《齊民要術·種葵第十七》
[28] 如旱稻就其自身而言，種在高田下田都可以，但夏天積水的“下田”，卻不能種禾、豆、麥，如果旱稻種在高田，就會擠占了禾、豆、麥的位置，下田就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因而從全局考慮，把旱稻安排在下田。參閱《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二篇第五章第一節的有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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