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華北農村人口消長及其流動-兼論黃宗智“沒有發展的增長”

時間：2024-10-08 01:53:39 其他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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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清代咸豐朝以后，華北四省的人口數量一直呈增長趨勢，這一地區出現了人滿為患的局面。嚴重的人口壓力和由此產生的謀求基本生存條件的迫切需要，造成了華北地區人口成百萬地向東北和內蒙古地區遷移。在人口壓力的驅動下，近代華北農村技術經濟作物的擴大，亦農亦商的普遍趨向，以副補農的普遍存在等，都可以視為農業經濟發展的表征。判斷明清以來中國農業有無發展，并不能僅僅局限于單位工作日勞動生產率的狹窄范疇。衡量農業發展的標準，應當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

【關鍵詞】人口/華北農村

【正文】

　　人口壓力與小農經濟的關系，作為一個理解明清以來資本主義化的問題，已引起國內外學界的廣泛討論，對美籍學者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版）、《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3年版）及《中國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與當前規范認識的危機》（《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等論著中提出的理論模式，國內學界評價不一。本文擬在考察近代華北農村人口消長及其流動的基礎上，就黃宗智先生的理論提出拙見，不妥之處，尚祈指正。

　　從區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華北地區指通常所說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大體以長城為北界，秦嶺—淮河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及周邊地區，雖較黃氏所指范圍更為廣泛，但對問題的討論當不會有太大影響。

　　一

　　古代華北地區不僅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而且是全國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紀元初年全國13州及司隸部人口總數為5760余萬，而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兗、豫、青、冀、徐、司隸、并州的人口即有3800余萬，占全國總人口的66%，班固所謂“地小人眾”正是對此時這一地區人口狀況的高度概括。自紀元初年至明后期的1000多年間，中國人口經歷了一個緩慢增長的過程。研究表明，西漢末年，全國人口總數增加到6000萬；自東漢至五代末，幾經增減，總數未突破8000萬；12世紀初突破1億；13世紀初達到1.2億；17世紀初達到約1.5億（注：見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46頁。）。伴隨著王朝的興衰，周期性的波動是人口數量變化的明顯特征。華北地區是中國封建時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也是戰亂最為頻仍和集中的地區，幾乎每一次社會動蕩都給華北地區社會經濟造成極大破壞，人口的流亡也相伴出現。正是由于長期的社會動蕩，華北地區的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重逐漸下降。大體而言，唐“安史之亂”后，華北已失去作為全國人口重心的地位，胡煥庸等認為，唐末黃河流域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重跌至40%，明初已不足30%（注：參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14-17頁。）。具體而言，西漢元始二年（2年），華北人口總數為38041307人，唐天寶元年（742年）25232884人，明萬歷六年（1578年）22724951人（注：據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以下簡稱《統計》）甲表2、甲表25、甲表72 計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整個封建時代，華北地區人口總數呈下降趨勢，總量當不會超過4000萬人。

　　清代是中國人口發展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清初，歷經近20年的兵荒馬亂，全國人口亡失嚴重，直至17世紀末全國人丁戶口才大致恢復到明代末年的水平。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王朝在全國范圍內的統治趨于穩定，人口總數恢復并平穩在1億左右。乾隆一朝，全國人口總數突破3億，此后嘉慶、道光朝仍繼續增長。1840年，全國人口總數為412814828人。咸豐元年（1851年）增長到4.3億多，達到清代人口總數的最高點。同全國各地人口增長大勢一樣，華北地區的人口總數也有了明顯增長。統計資料表明，乾隆朝后期，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四省人口共計80677833人，嘉慶時期增加到93991016人，道光朝后期達94234910人，咸豐元年達到96341715人（注：據梁方仲《統計》甲表82計算。）。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以后，華北地區的人口數量雖然也呈上升趨勢，但卻明顯低于全國平均增長值。若以乾隆末年人口平均數為基數100，至咸豐元年直隸為101.02、山西118.09、山東144.82、河南112.88，四省平均上升到119.20，而全國已上升到145.42。此時，全國各省區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當屬四川、奉天、巴里坤、烏魯木齊、吉林、云南等邊緣地區（注：見梁方仲《統計》甲表84。）。此種人口發展態勢說明，在一定的生產力條件下，華北地區已出現“人滿為患”之勢，未開發和待開發的邊疆地區則成為全國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

　　咸豐元年爆發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是清代全國人口由升而降的轉折點。這一時期，全國人口最為稠密的江南地區成為太平軍和清軍及外國侵略軍長期廝殺的主要戰場，戰后，江南地區人口銳減。以蘇、浙、皖三省而論，江蘇戰后“一望平蕪，荊榛塞路，有數里無居民者，有二三十里無居民者”（注：李鴻章：《李文忠公奏稿》卷3。）。浙江“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饑餓，死于疾疫，蓋幾靡有孑遺”（注：左宗棠：《書牘·家書》卷上。）。安徽“人民死傷無數”（注：民國《安徽通志稿·民政考·戶口》。）。據清官方統計，三省在此期間凈減人口5400多萬（注：有關太平天國起義前后江南地區的人口變動，可參見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下卷，第10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王業健《太平天國對于蘇南人口的影響》，載《中國論叢》（英文版）19卷；行龍《論太平天國革命前后江南地區人口變動及其影響》，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2期。）。而在華北地區，雖然也有捻軍起義、太平軍北伐等戰事，但除直隸而外，河南、山東、山西三省人口仍在繼續增長，而直隸人口數字銳減實為統計缺失（注：據清官方統計，直隸人口1851年為23455000人，1858年減至974000人。按1858年數字僅為承德一府人口數字。）。到光緒三年（1877年），華北四省人口總數增長到1億，按清朝戶部清冊，是年山東人口35657000人，河南23944000人，山西16443000人，直隸若以1857年數字23032000人計之，則四省人口總數為99066000人，比咸豐元年凈增約270萬人（注：1858年至1898年直隸人口僅承德一府造報。），這一數字達到清代華北人口增長的最高峰。

　　“正因為制度上的不合理和天災人禍同是對人口增長不利的，所以研究中國人口史的先決條件是能正確的分期。”（注：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254頁。）何炳棣先生這一論斷，對于研究近代華北人口變化是極富意義的。全國人口由升而降的轉折點是咸豐初年的太平天國戰爭，而華北人口的轉折點則是光緒初年的“丁戊奇荒”。
　　光緒元年（1875年），華北各省出現旱象，至1877-1878年（陰歷干支丁丑、戊寅年）達到巔峰期，并波及陜西、隴東、川北及蘇、皖北部，史稱“丁戊奇荒”。整個華北呈現出殘破不堪的局面：

　　山西“平、蒲、解、絳、霍、隰赤地千里，太、汾、澤、潞、沁、遼次之，盂、壽以雹，省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寧武、平定、忻、代、保德數處而已。”（注：王錫綸：《怡青堂文集》卷6。）　河南全省有87個州縣報災，饑民五六百萬，“被災之廣，受災之重，為二百數十年來所未有”。

　　山東青州饑民“不得不以五谷各糠并草種以及樹葉樹皮磨面充饑，其中老弱不堪行動，不能自如，只得坐以待斃……自縊、投井、投河、服毒者，種種情形，筆難盡述”。

　　直隸災情極廣，僅河間一府就有災民200余萬，災情之重為“數十年所未有”。為死里求生，武強、霸州、通州等地災民紛紛組織武裝，進行抗糧斗爭（注：參見李文海等著《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6-97頁。）。

　　“丁戊奇荒”致使華北地區人口大量耗減，晉豫兩省尤甚。據清戶部清冊，1877年山西人口16433000人，至1883年僅存10744000人，凈減1/3以上。河南省1877年人口23944000，次年急劇下降到22144000人，共亡失人口180萬（注：梁方仲：《統計》甲表86。）。在某些重災州縣，“有全家俱斃者，有闔村同盡者”。“人十斃六七”、戶口減2/3的類似記載，可謂俯拾皆是。大體而言，經“丁戊奇荒”，華北四省人口減少約700萬，是為災前山西全省人口的1/2。

　　光緒初年的特大災害后至1949年前，整個華北地區的人口又處在緩慢增長的過程中。清末戶口統計時，直隸全省人口為26721358人，山東為29556688人，山西為10099135人，河南為26109931人（注：梁方仲：《統計》甲表86。），四省合計92487112人，仍未超出光緒元年的人口數字。民國以后，無論是清末警察系統的人口登記，還是30年代保甲機構的人口統計，都存在著嚴重不實的現象，何炳棣認為，這是中國人口統計史上的“真空時期”。珀金斯明確指出，“凡是考察過1851年和1953年的人口調查的人，不會不注意到這兩套各自為政獨立完成的資料之間有廣泛的一致性。這種看法不僅適用于人口總數，而且也同樣適用于各省的數字。”（注：〔美〕德·希·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277頁。）根據1953年人口普查的數據，河北人口總數為35984644人，山東48876548人，河南44214594人，山西14314485人，四省合計為143390271人。若與咸豐元年或“丁戊奇荒”前比較，除山西一省外，其余三省人口均有一定幅度增長。反觀咸豐以后江南各省區的人口發展，江蘇、浙江、安徽以及江西、湖北、福建均未超出咸豐初年的水平。由此可以斷言，咸豐朝以后，直至1949年前后的一個世紀中，江南地區人口在下降，而華北平原人口則在迅速地增加。

　　二

　　華北地區的人口流動是在人口數量消長的基礎上展開的。

　　由于黃河中下游地區開發時間早，人口相對集中，因而自古以來，華北地區就是人口流動的主要遷出區。早在公元前3世紀，秦始皇就征發數十萬人越南嶺、征越族，在嶺南地區建立郡縣，這可以視為北方人口南遷的先聲。至西漢后期，華北平原地區人口集中，而長江流域人口卻相對稀少，江南雖開發困難卻易于維持生計，故而大量北方人口南遷成為人口流動的主流。大而言之，自秦漢至元末，華北地區的人口南遷出現過三次高潮，即西晉永嘉年間、唐安史之亂后和南宋靖康年間。這三次南遷高潮幾乎遍及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時間持續百年以上，移民總數均在百萬以上。葛劍雄先生明確指出：“從秦漢至元末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自北而南的移民是中國移民史上最重要的一章。”（注：葛劍雄等：《簡明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510頁。）時至明代，南方地區不僅再也無法容納過多的華北移民，而且連本地人口也不得不向西南邊疆、山區和海外尋找出路了，中國人口流動由此進入新的歷史時期。

　　明代，尤其是明初，華北地區人口流動的主流是本區域內的自遷，即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區的遷移。元末明初，中原地區再一次陷入混亂的局面，先是劉福通的紅巾軍與元軍決戰于兩淮、河南、山東、河北等地，繼則朱元璋出兵江淮，舉師北伐，收復中原，北定京都。加之元末以來，中原地區災荒頻仍，水旱并襲，致使人煙稀少，土地荒蕪。而山西大部分地區則風調雨順，天災人禍很少波及，是一個相對人丁興盛，安定繁榮的歷史時期。《明太祖實錄》載，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189萬余，河北人口189萬余，而山西則有403萬余，相當于河南、河北人口之總和（注：《明太祖實錄》卷14。）。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戶部郎中劉九皋建議：“今河北諸處，自兵后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山東、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閑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朱元璋則認為，“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眾，宜如其言。”（注：《明太祖實錄》卷193。）當時，山西人口稠密，首推晉南，而洪洞又是平陽一帶人口稠密之縣，且地處交通要道，以此作為遷民的重點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據載，明政府曾在洪洞城北二里的廣勝寺設局駐員，集中移民，編排隊伍，發放“憑照”。廣勝寺前的漢植大槐樹下，成為移民外遷的集中地，于是便有“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這句數百年來世代相傳、綿延神州的民謠（注：有關洪洞大槐樹移民的資料，包括正史、方志、碑刻、族譜、傳說等極為豐富。詳見張玉吉等《洪洞古大槐樹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從明代山西移民的遷出地來看，除洪洞而外，平陽、太原、澤州、潞州、遼州、沁州都有大量人口遷出。而移民的遷入地主要集中在豫、冀、魯三省。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區是：河南省之彰德府、懷慶府、開封府、歸德府、河南府、汝寧府、南陽府；河北之北京、真定府、廣平府、順德府、大名府、保安州；山東之東昌府、濟南府、兗州府、萊州府、青州府。另外，安徽、江蘇、湖北、陜西、甘肅、寧夏、內蒙也吸收了不同數量的移民。

　　清代以來，全國人口總數迅速增加，內地大有人滿之勢。與歷史上自北向南的人口遷移流向不同，這時大量內地人口開始向東北、西南、西北等邊緣地區遷移，形成了內地向邊疆擴散的移民浪潮（注：參見行龍《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人民出版社，1992年，102-103頁。）。華北地區人口成百萬計地向東北和內蒙古地區遷移，其勢日益浩大，成為中國移民史上重要的組成部分。

　　華北地區人口向東北地區的遷移，俗稱“走關東”。關東為滿族發源地，清軍入關后，以其為“龍興之地”而禁止漢人自由遷入，但關內民人，尤其是山東、河南、河北、山西四省人口向此地的流動一直連綿不斷，民國以后形成高潮。史載，康乾之際，清政府多次頒布法令，厲行封禁，禁止流民移入關東，而事實上內地人民自發地流遷一直在進行。乾隆十三年（1748年），僅“吉林寧古塔及船廠地方所有商賈、工匠、傭工等三四萬不等，多系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各省之人”（注：《盛京通志》卷129。）。時至近代，沙俄大有吞并東北之勢，因此朝野上下移民實邊“以固邊圉”的呼聲日漸高漲。自咸豐年間開始，清政府部分開放東北，光緒初年全面開禁，并采取放荒、免稅、補助等措施，積極鼓勵關內人民到關外開墾荒地，“直隸、山東游民出關謀生者，日益眾多”（注：徐宗亮：《黑龍江述略》卷4，《貢賦》。）。清末中東鐵路通車后，關內人民向東北流遷的浪潮更加擴大，到宣統年間，東三省人口總數已達到18415714人，其中奉天省人口從咸豐元年的2581951人增加到11018517人（注：梁方仲：《統計》甲表86。），人口增加4.27倍。民國建立后，“走關東”的移民浪潮仍在繼續。所不同的是，清代奉天、吉林二省吸收移民較多，民國時期，黑龍江省則成為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區。據國際聯合會《中國代表處說帖》中的統計，僅1927年到1929年，三年中黑龍江地區的移民即有112萬人（注：引自石方《中國人口遷移史稿》，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413頁。）。就遷出地而言，山東人最多，其次為直隸，再次為河南、山西兩省。有人估計，到1911年華北地區移入東北的人口達1000萬人，而山東即占70%至80%（注：路遇：《清代和民國山東移民東北史略》，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20頁。）。

　　與“走關東”相呼應的是“走西口”。“西口”即指河北長城西段的張家口、獨石口。進入內蒙古地區的移民除了從東部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出關外，大多經由西口。因而，“走西口”幾乎成為華北民人移入內蒙古地區的代名詞。清初，統治者對蒙古采取懷柔政策，對塞外地區實行封禁。康熙以后，隨著“招墾令”在全國逐步推廣，清政府對口外蒙古的封禁稍為松弛，漢人已大量遷入察哈爾地區。雍正時設置多倫、張家口、獨石口三廳，至乾隆年間，僅張家口同知屬下即有村落286個，約計6000戶，3萬人，估計三廳村落總人口在5萬左右，且全屬移民（注：葛劍雄等：《簡明中國移民史》，455頁。）。乾隆十四年（1749年），華北各省百姓往“歸化城、八溝、多倫諾爾數處所集之人，已至數十萬”（注：《大清會典事例》卷994。）。陜西的延安、榆林二府，緊鄰內蒙古伊克昭盟，“地處沿邊，土多沙漠，各邑農民全賴耕種口外地畝以資生計，春出秋歸，歲以為常”（注：《皇清奏議》卷55。）。承德地區在乾隆以前“本無土著”，至1827年移民已達16339戶，110171人（注：道光《承德府志》卷23，《田賦》。）。內蒙古西北部地區，自康、雍朝始即有山西、陜西貧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古族人租地墾種，由是，伊盟七旗境內，凡近黃河、長城處，所在多有漢人足跡。嘉道年間，在天災饑荒的逼迫之下，華北四省及陜西、甘肅等地饑民，更是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地蜂擁塞外，覓食求生。

　　晚清政府在內憂外患的威逼之下，對內地人民移向塞外，實際上采取了默許和鼓勵的態度。光緒后期，完全廢除禁令，并設招墾局鼓勵移民，河套、土默特、鄂爾多斯、察哈爾、喀喇沁、科爾沁等地，均成為華北民人的樂遷之地。歸化、包頭、海拉爾、滿洲里已發展成為相當規模的邊塞城鎮，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地人口總數即達3525937人（注：據梁方仲《統計》甲表86計算。）。民國建立后，在清代原有的基礎上曾設立熱河、察哈爾、綏遠等特別區，1928年正式建省，仍有大量華北地區的人口移往其地。1927年的英文《中國經濟月刊》曾介紹說：“中國人向察哈爾的移植，不過在二十年以來才開始，而現在這個特別區，幾乎有一半的地方都住滿了人。耕地連接著耕地，好幾百個村落和許多小的自治城鎮，已經成長起來。”至建省前，察哈爾、綏遠兩特區，“統計開放土地，無慮十余萬頃。”（注：轉引自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2輯，三聯書店，1957年，662頁。）需要指出的是，在“走西口”的移民浪潮中，早期仍以山東人為多，康熙帝在1712年的一道上諭中提及“山東民人往來口外墾地者，多至十萬余”（注：《清圣祖實錄》卷250。）。其后，直隸、山西及陜北民人亦逐漸增多。而清末民初，“走西口”人數最多者當為山西人，次則河北、山東、河南人。據載，“光緒末年，蒙地放墾，口內貧民，接踵而來，遂至后套一帶，筑室耕田，儼同內地。其中以山西人為最多，其臨套亦最早……山西人以外，河北省人數亦不少，約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魯、豫籍人，清末即有移入”（注：《包寧線包臨段經濟調查報告書·社會概況》，轉引自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2輯，663頁。）。自光緒“丁戊奇荒”直至1949年前，華北四省中山東、河北、河南人口均有一定幅度增長，惟山西一直沒有達到“丁戊奇荒”前的人口數字，或許大量人口流向內蒙古地區當是其中原因之一。

　　概而言之，古代華北人口流動表現為三次大規模的南遷；明代華北地區人口流動則表現為本區內部的遷徙——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區的遷移；清代以降，華北人口的流向轉為“走關東”和“走西口”。古代的三次南遷和明代區域內遷徙主要是軍事征戰及天災人禍引起的，而清代華北人口大量向邊疆地區遷移的動力則是謀求基本的生存條件。這種遷移表明，近代華北地區已承受著嚴重的人口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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