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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時代世界歷史的重構文化論文
當前，經濟全球化與信息全球化的發展正在迫使我們全面接受全球化這一概念。伴隨著經濟和信息全球化的來臨，西方價值觀向全球擴張的趨勢愈加明顯，然而，作為西方文化的一種反思性和批判性力量，后現代主義思潮同樣向全球散播，它在西方文化征服世界的過程中也喚醒被征服地區的文化自覺，支持非西方文化反對文化全球化。如果我們需要繼續延用全球化這一概念來描述當前整個世界的形勢，那么，全球化就必須是一體化和多元化的綜合。它在物質層面，如在經濟、技術、信息交流上追求一體化；而在精神層面，如在政治、文化和價值觀上追求多元化。當然，要想使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正常進行，人們就不得不在精神層面尋求某種文化間性，以此作為人們普遍認同而維系交往的原則。這是一種現實的情境，任何源自西方現代性傳統的敘述實踐都不得不與此適應，同時也要參與當下社會情境的演化。世界歷史寫作作為一種敘述實踐的行為，它曾經描繪出不同地區的政治、經濟力量，表達作者的世界觀，并定位不同文化。在全球化時代，人們逐漸得知，重構世界歷史的思想包含了太多的意識形態要素。這不是一個純粹的歷史學問題，事實上，連歷史學本身也從來不是某種超脫現實的學術活動，世界歷史的重構必須直面現實，回應現實對歷史學的要求。
歷史上曾有過許多種世界歷史，讀者會意識到，每一種世界歷史都是圍繞著它自己的主題構造而成。這種主題有的記錄帝國的興起（如波里比阿的《歷史》），有的表明宗教信仰的力量（如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有的確立自我中心（如伏爾泰的《風俗論》、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蘇聯科學院的《世界通史》），有的證明某種交往體系的形成（如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世界歷史的表現多種多樣，但無一例外的是，每一位新的世界歷史敘述者都在重構世界歷史，希望讀者按照他/她的敘述來重新理解世界。這樣，當我們將世界歷史編纂視為一種敘述實踐時，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中的世界歷史編纂者事實上就在爭奪一種話語權力，每時每刻都在現實世界中為自己所代表的力量爭取前進的有利位置。作為一個反例，中國世界史界曾經普遍接受以西方中心論為核心的世界歷史解釋體系，這無疑證明了西方世界歷史編纂曾獲得的巨大權力。
如今，后現代主義的盛行要求解構現代歷史敘述中那種追求一體化的世界歷史，這并非是說它們不應存在，而是它們不應自認為是唯一性的存在。任何世界歷史敘述都不應具有絕對權威。人們或許會這樣理解，世界有多種面貌，任何世界歷史敘述不過是表現了其中的一種，以此來反對某種試圖一統天下的世界歷史或普遍史。其實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來認識：“世界歷史”作為一個觀念，它首先代表的是一種概念性存在，既然我們按照某種形式、結構、體系來接受并唯有如此才可能接受的世界歷史都是歷史敘述的產物，那么，我們就可以說從來不存在客觀的世界歷史。這同樣是在說，世界原本沒有什么現成的、等待歷史敘述者去發現的面貌，任何世界歷史的敘述都是在建構某種世界的面貌之時來展現這種面貌。
認識到客觀的世界歷史是由歷史敘述建構而成，這將有助于我們擺脫世界歷史在人們心目中的客觀化幻象，也是承認世界歷史多元化的首要原則。據此，我們將意識到，有多少個建構世界歷史的心靈，就將出現多少種世界歷史，并且，只要我們承認人們有進行歷史敘述的自由，就應當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承認每一種世界歷史具有的存在的權利。
個體性世界歷史理應是世界歷史存在的基本形態，只有以此為基礎，人們才可能追求獲得更大認同的世界歷史，如主體間的或文化間的世界歷史。鑒于每一部世界歷史都會有自己的主題，而且，這個主題總是反映出敘述者的利益所在，因此，我們不能要求作為個體的世界歷史敘述者超越自我中心，撰寫一部他人的世界歷史。在當前所謂的全球化時代，世界歷史必定是以多元的方式存在，這不是因為人們刻意要排斥一元性的世界歷史，而是因為人們尚未對某個主題及其體現的價值形成全面的認同。我們若是將表現世界大同視為世界歷史的終極理想，顯然，只有在世界大同實現之時，這樣的世界歷史才有可能真正出現。
這樣，我們可以構想世界歷史的存在形態，即將它描述成一個連續統：連續統的一極是個體性世界歷史，另一極是表現出世界大同的理想化世界歷史。我們已經見識過多種世界歷史，但我們并沒有充分的理由將它們所體現的敘述實踐描述成一種連續的、合目的的行為鏈中的一環。這也就是說，我們當前所接觸到的敘述世界歷史的實際經驗，還無法在連續統的兩極之間建構起一部進步的歷史，問題在于，我們并沒有證據表明普遍人性或世界大同是每一次世界歷史的敘述實踐暗含的目的。我們可以將世界大同作為一種理想，我們可以預先將現實中的世界歷史敘述構想成實現這種理想的艱難歷程中的一個環節，但同樣必須明確的是，我們必須清楚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為此，在現實情境下重構世界歷史必須采取某些適宜的策略。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策略？我們要將世界歷史重構成怎樣的？帶著這樣的疑慮，我們很容易將目光集中到世界歷史敘述者身上。然而，在我們明白了客觀的世界歷史不過由歷史敘述建構而成，每一位敘述者都有權編纂他/她自己的世界歷史之后，現階段有關世界歷史之重構的核心問題就不再只與世界史家相關，它更是有關世界歷史接受者/讀者的問題。一旦接受世界歷史的讀者意識到，他/她所面對的世界歷史，是世界史家通過其主觀構想對處于混沌狀態的歷史經驗進行概括與綜合的產物，世界歷史曾經擁有的客觀性以及由此具有的權威性便將還原成世界史家個人具有的權威性，而在日常生活中，對這種個體權威性的質疑并非不可能之事，這樣就為世界歷史編纂的大眾化開辟了道路。在精英文化主導的世界歷史編纂中，重構世界歷史的目的在于征服，即以文本中表現的單一的價值觀念征服世界，種種體現西方中心論的世界歷史文本便是例證；而在大眾文化主導的世界歷史編纂中，重構世界歷史意在豐富，即自覺表明世界歷史文本中的主觀性，盡可能多地豐富世界歷史文本，令讀者可以按照培養自身世界觀的需要不斷進行選擇。這樣，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歷史仍然可以在其編纂過程中圍繞單一性主題進行，更多在文本內部具有單一性主題的世界歷史共同構成了多樣性的世界歷史呈現并被接受的形態。一方面，它符合后現代主義對多元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也仍然滿足了世界歷史或普遍史概念本身對于單個世界歷史文本提出的要求。
通過在認識論層面上對全球化時代世界歷史構成的揭示，世界歷史編纂將處于一種全面的競爭狀態，它們都想表達自身的價值，不過這些價值是否成為普遍價值卻依賴于讀者接受的程度。物質層面的全球化將為傳播蘊含了不同價值觀念的世界歷史提供技術支持，最終使得某種單一性世界歷史成為更多讀者的可選項，也為某位讀者提供更多的單一性世界歷史文本供他選擇。于是，即時、低廉并觸及世界各個角落的信息傳播方式將造就一種世界歷史觀念的自由競爭狀態，世界歷史將伴隨著現實的發展，在讀者的心靈中進行不斷的交流、碰撞、重構，諸多單一性世界歷史內含的主觀敘述動機，客觀上將通過交流，促使世界歷史敘述成為尋求主體間性、文化間性的一種有效的敘述實踐。
由上所知，我們所說的全球化時代世界歷史的重構，并不是指以某種單一性主題及其代表的價值觀為中心來重構世界歷史，從而取代原有的單一性世界歷史敘述，它事實上旨在以更多的單一性世界歷史敘述豐富已有的世界歷史敘述，并將選擇甚至重構的權利交予大眾，避免某些文化精英假借客觀性世界歷史之名，行壟斷世界歷史解釋權之實，最終令世界歷史敘述重新回到現代性的陰影之下。
在人們對歷史敘述具有更多自覺的情形下，我們重構世界歷史還將有更多的表現形式。我們不再否認西方中心論、東方中心論、人類中心主義等等觀念主導的世界歷史在現實中具有的合理性，因為我們目前還不可能要求這些世界歷史的敘述者成為那種普遍人性的替身。如果上述世界歷史可以視為集體性世界歷史的話，個體性世界歷史可能僅僅表現個人眼中的世界。這種世界歷史可能只表現他對自己所生活的現實世界的看法，也可能表現他就整個人類歷史的個人觀點；它可能只反映空間范圍內的局部地區，也可能包括全球任何地域；它可能只是呈現歷史上某個時間片斷下（如某一年、某一個時代）的全部世界，也可能描繪生命起源直至現在的歷史，甚至還以預構的未來作為整個世界歷史的目的。世界歷史將被重構成何種形態，這完全取決于在敘述者的概念體系中，世界歷史的觀念是什么，就好像巴勒克拉夫僅僅將他所確定的當代史視為全球史或世界歷史。這樣，只要作者認為這個歷史文本表達了他對世界的看法，我們都可以將它納入世界歷史的范疇。
在我們認可多樣性世界歷史的存在之時，表現世界歷史的權力分散了，這是在全球化時代破除絕對中心、破除絕對權威、破除迷信的方式，我們將不再接受哪一種力量以自命不凡的方式宣稱自己代表了世界的潮流。如果說我們仍然將世界大同預設為重構世界歷史這種敘述實踐的終極理想，那么，多樣性世界歷史的存在，便是我們追求那種理想切實可行的現實策略。這種策略將賦予讀者選擇和接受的權利，敘述和實踐的權利，而不容許人們具有遏制這些行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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