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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識字教學歷史經驗的總結與吸收論文
題目：從字理的視角開展漢字識字教學
摘要：中國的識字教學有幾千年的歷史, 在教材編寫和教學方法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傳統的識字教學經驗中就有體現科學漢字觀的六書分析法以及主觀性較強的俗形義分析法。本文主要從字理的角度探討漢字教學的方法, 并提出了兩種不同方法在當前教學中的應用條件。
關鍵詞：識字教學; 字理; 俗字源;
古人很早就認識到漢字在漢語中的地位, 古代漢語以單音節詞為主, 一個漢字具有一個形體, 代表一個音節, 也往往代表一個詞。漢字集形、音、義于一體, 不僅是書寫單位, 也是語義單位。所以, 中國傳統語文教育一向重視對“字”的分析, 強調“字”的學習, 認為識字是學習中國語言文化的基礎, 體現了“字本位”的理念。識字教學成為語文教育的核心, 其內容是教學生識別、書寫并運用漢字, 而成功的關鍵在于獲得對漢字的科學認識, 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正確的教學方法和手段。
一、傳統識字教學歷史經驗的總結與吸收
我國有悠久的識字教學歷史, 早在周代就已經開始了識字教學, 《周禮》講:“天子八歲入小學, 十五歲入大學”。“小學”學習的內容是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 其中“六書”是“小學”首要的也是主要的學習內容。這里“六書”的內涵并不是六種造字法或結構類型, 應該屬于古代基礎教育中的一門教育學科, 具體內容涉及漢字的形體來源、功能分析、類聚關系、用字法則等, 是構成漢字基礎知識的教學體系[1]。
識字教學自周朝開始成為官方認定的基礎教育學習內容之一, 系列的教材便應運而生。早已失傳的《史籀篇》是最早的蒙童識字教材;秦代“書同文”在大規模整理文字的同時也注重字書的編寫, 先后編有《倉頡篇》《爰歷篇》和《博學篇》;漢代以后《急就篇》成為了最流行的識字教材;南北朝時期的《千字文》, 宋代的《三字經》《百家姓》更是影響廣泛, 流傳至今。這些識字教材內容多涉及社會生活常識及道德規范養成, 兼具教育和教化的作用, 形式上采用韻語, 教學手段強調誦讀。代代相承的識字教材為識字教學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經驗。
首先, 在識字量和字種的選擇方面確立了科學、適當的標準, “秦三倉”共收3300字, 《急就篇》收字2016個, “三百千”收字共計2708個, 清代王筠的《文字蒙求》收字2050個, 可見古代識字教學的識字量基本維持在2000~4000之間。陳黎明等對“三百千”用字的流向進行了考察, 從2708字次中統計出1474個字種, 發現這些字出現在《現代漢語常用字表》 (3500字) 的有1235個, 也就是說“三百千”中83.79%的字到了現代漢語中仍然是常用字[2]。這些古今通用的常用字是漢語的核心用字, 這說明古代識字教學的內容主要就是這些社會基本用字。
其次, 傳統的識字教學在“集中識字”的過程中積累了很多有效的教學方法: (1) 歸類法, 按照部首歸類、按照聲旁歸類、按照同義歸類等; (2) 六書析字法, 用“六書”理論分析漢字的結構來進行識字教學; (3) 俗形義分析法, 不考慮造字動機, 僅根據漢字字形和個人理解來解釋形義關系。
二、當前識字教學的傳承與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 在分散識字和集中識字兩種教學思想下涌現出了眾多的教學流派和教學方法, 特別是隨著多媒體技術的普及, 各種傳統及現代的教學手段交匯呈現于識字課堂。本文主要討論有歷史傳承的理據教學法。
1. 利用傳統漢字結構理論進行理據教學
自許慎《說文解字》開始, “六書”便成為分析漢字結構的主流理論依據, 被歷代學者普遍認為是科學的分析方法。“六書”對漢字形體的分析不應僅限于漢字的學術層面, 在識字教學中也應充分加以利用。解釋漢字的構造原理及其演變過程, 幫助學生建立起“形—義”、“形—音”聯系, 可以有效提高漢字教學的效率。
(1) 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的理據教學
識字教學一般先教獨體字, 然后教合體字, 根據漢字不同的結構類型采用不同的教學方法。現行漢字中的獨體字主要來自于古象形字和指事字, 這類字中的大部分, 如“牛、羊、馬、日、月”等變成了記號字, 對于這類字我們可以采用“溯源”的方法。“溯源”就是追溯象形字或者指事字的形體源頭, 借助古文字字形, 化抽象符號為聯想性的象形符號來幫助學生記憶, 這種方法便于學生從漢字字形中直接獲取漢字的字義。認知實驗證明, 利用圖像、聯想的方法記憶漢字是一種有效的學習策略。我們可以通過圖片展示讓學生了解這些漢字產生和演變的過程, 如:“馬 ”。會意字由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構件組合而成, 在教學中我們可以把各構件進行分解, 了解各構件的基本含義, 然后將其組合, 從整體上理解該字的意思。對于“以形會意”的字我們依然可以借助古文字形體進行闡釋, 如: {家}, 甲骨文字形上面的“宀”像屋的側面形, 讀作“mián”, 表示房屋, 下面是“豕”, 即豬。現代漢字變得符號化以后, 很多形近字難以區分, 比如“即”和“既”是音近形近字, 我們可以借助古文字形體通過同形構件分析進行對比講解。 {即} {既}都有相同的構件 , 表示食器, 面對食器表示將要吃飯, 扭頭背對食器表示吃完飯。從字形上未然的“即”和已然的“既”一目了然。
(2) 形聲字的理據教學
形聲字從結構方面來講是聲符和意符的二元組合, 因而更能體現出漢字形、音、義結合體的特征。形聲字的理據主要體現在聲符的表音度和意符的表義度上。
聲符系統歷來缺乏整理, 有開放性的特點, 導致了系統的龐大及表音狀況的復雜。在《說文解字》中許慎一方面從結構上分析某些形聲字的聲符, 另一方面又利用同一聲符的形聲字來注明讀音, 如“跛……從足皮聲……讀若彼” (《說文解字》二下) , 說明在許慎的時代, 聲符系統的讀音已經產生分歧。現代形聲字與其聲符字的聲、韻、調可分析出八種關系, 根據李燕、康加深研究, 7000通用字范圍內的形聲結構中聲韻調完全相同的占37.51%, 僅調不同的占18.17%, 可見有一半以上的聲符是可以準確或者基本準確的表音的, 教學中可以利用聲符的這一特點來認讀漢字[3]。而且根據歷史經驗, 同聲符字 (如:峰/逢/鋒/蜂) 保留了大量的語音信息, 提供了字水平的語音線索, 有時比聲旁字更能提供讀音示范。
形聲字的意符表示模糊的意義范圍或者說義類, 一般來源于獨體的表意字。如: {貝}, 像一種甲殼動物的外形, 因為其外殼美觀、難得, 被古人認為是珍貴的物品, 后來用作原始貨幣。用“貝”作意符的字都與錢財或財富有關, 如財、賬、貴、貨等。 {阜}, 像山崖邊的石磴形, 用“阜”作意符的字一般都與地勢或升降有關, 如階、降、陷等; {邑}, 表示人所居住的封國, 用“邑”作意符的字多與邦國、城市或區域有關, 如郊、都、郭等, 雖然在漢字發展過程中{阜}{邑}偏旁混同為“阝”, 但是居于字左和字右的“阝”仍表示不同的義類。可以看出, 意符相同的字大都和同一事物有關, 反映了這類事物的共同屬性。施正宇對3500常用字中的形聲字進行考察, 發現意符有效表義度共為83% (含直接表義和間接表義) , 意符不表義的僅占17%, 可見現代常用漢字形聲字的意符絕大多數對字義有提示作用[4]。我們將構字數最多的20個意符 (氵艸口扌木钅亻蟲讠土月纟忄女竹足石王疒辶) 和個體表義度進行交叉考察, 發現構字能力強的意符表義度也相對比較高。
形聲字在現行漢字中的比例高達80%, 在教學過程中充分利用其音、義理據, 通過講解聲符、意符與形聲字音、義之間的關系來提高識記形聲字的效率將會事半功倍。
在幾千年的演變過程中漢字形體發生了許多變化, 現代漢字與古漢字在形、音、義方面都已相去甚遠。隸變、楷化、簡化都對漢字的構形理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隸變使漢字結構發生了變形和簡化, 破壞了漢字原來的結構, 從根本上改變了漢字的象形特征。楷化增加了一些基本點畫并規范了漢字的筆畫形態, 對漢字構形理據的影響并不太大。簡化是對漢字構形系統的一次大的調整, 簡化后的漢字形體發生了很大變化, 有些字只強調了筆畫的減少而沒有顧及漢字的構形理據, 比如草書楷化之后的字“長、東、專、為、頭、導、樂”等, 已經完全不符合“六書”的原則。也有的漢字簡化過程中進行了理據重構, 仍然可以用“六書”的分析法進行教學, 如“滅{滅}、竈{灶}、寶{寶}、筆{筆}、塵{塵}、淚{淚}”等簡化后都成了會意字, “補{補}、遲{遲}、償{償}、趕{趕}、驚{驚}”簡化后仍然是形聲字, 但是聲符表音度更高。對這些建立在現代漢字字形基礎之上的新“會意字”、“形聲字”, 我們不需要一味從古, 應該探求和現行漢字形義聯系更一致的詮釋, 這種情況下以現代字形進行解說更容易被學生理解和識記。
2. 利用“俗字源”教學
漢字的表意性質決定了其形體結構的可解釋性, 漢字教學中分析漢字形義關系、闡釋字理的主要依據是“六書”理論。但是由于漢字數量多, 結構復雜, 機械記憶負擔重, 很多教師在教學中嘗試采用“俗字源”來解釋漢字。“俗字源”在解釋字形和字義關系時不進行溯源分析, 憑借個人想象和主觀聯想隨意地解釋漢字結構的形義關系, 其解釋帶有隨意性和主觀性, 不同的人對同樣的漢字會有不同的詮釋。
漢族人習慣了漢字的可解釋性, 以形別義的習字心理早已固化。早在春秋時期, 就出現了對一些漢字形義關系的解釋, 最早記載在《左傳》里, 如:
《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曰:“夫文, 止戈為武。”
《左傳·宣公十五年》伯宗曰:“故文, 反正為乏。”
《左傳·昭公元年》和曰:“于文, 皿蟲為蠱。”
當時人們解析漢字字形不是為了文字學的目的, 而是為了闡述自己的哲理和政治主張, 解析的結果并不能體現漢字的構形本意, 很多說法甚至很是牽強。許慎在《說文解字》中也保留了一些春秋時期解析漢字的例子, 如:
《說文解字》第一上王字下:“孔子曰:一貫三為王。”
《說文解字》第一上士字下:“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
這可以說是俗形義學的源頭, 漢代用這種方式解釋字形的人有兩種, “一種是所謂‘諸生’, 即今文經學家。他們表面上是要闡發先圣微言大義, 實質上要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張, 恐怕不需要古人的真實造字動機來束縛自己。另一種是所謂‘俗儒鄙夫’, 即一般教書先生……他們沒有什么政見需要闡發, 只要教會學童識字就行了。這類闡述不反映任何政治見解, 且與古人造字動機不符, 但學童們卻可以輕易記住。”[5]可見, 在中國古代, “俗字源”就在民間蒙童識字教學中予以使用了。
我們收集了一些教師教學中使用“俗字源”的例子:
早:日升到教堂的十字架上, 表示早上。
奶:一個拄著彎彎曲曲拐杖的女人。
春:三個人一起曬太陽。
宿:一百個人住在房子里。
哭:一個大人在哭, 兩只眼睛都哭腫了, 流出了一滴眼淚。
麗:兩個小朋友在兩個并排的窗戶里, 往外看美麗的風景。
從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俗字源”釋義內容多貼近生活實際, 表述簡單、幽默風趣、通俗易懂。“俗字源”用于漢字課堂有一定的實用價值和現實意義, 這種形象化的闡釋方法寓教于樂, 能夠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緩解機械記憶的壓力。但是“俗字源”的解釋方法放棄真正的字源, 不顧及漢字歷史演變, 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漢字和傳統文化的關系。這種方法僅根據漢字現在的字形結構做解釋, 忽略了漢字結構的系統性, 夸大了漢字的表意性, 雖然短時間內有助于漢字的記憶, 但是長遠來看大大損害了漢字的科學性。所以, 利用“俗字源”分析漢字是一種相對靈活的教學方法, 在漢字教學中可以使用, 應該合理利用。但是對于一些構字理據弱化甚至喪失、用“六書”理論解釋不了的漢字以及漢字的造字意圖不容易被理解時, 可以采用“俗字源”解釋, 但要讓學生知道這種方法只是識記漢字的輔助手段, 而不是科學的字理。而且要盡量控制此類解釋的數量。目前用于教學的“俗字源”解釋缺乏規范, 隨意性強, 有的解釋內容甚至離題萬里, 如果使用頻率太高, 會有損漢字系統的嚴肅性和科學性。所以, 我們建議對于那些構字理據尚在且比較容易解釋的漢字, 應首選傳統字理分析的方法來客觀真實地闡釋字理, 做到“信而有征”。“俗字源”解釋漢字只是一種可以“利用”的課堂教學技巧, 而不是系統的科學的教學方法。
漢字教學的方法可以多種多樣, 我們可以根據漢字字形的實際情況選擇不同的方法, 或者依據功能理據, 或者依據形體溯源, 或者進行字形的分解。在此基礎上, 如果我們能利用一些靈活的課堂技巧, 如字謎識字、韻語識字、游戲識字等, 就可以讓漢字教學有理有據, 活潑生動, 系統高效。
參考文獻
[1]李運富.“六書”性質及價值的重新認識[J].世界漢語教學, 2012 (1) .
[2]陳黎明, 張晗.“三百千”的用字及其流向[J].漢字文化, 2010 (1) .
[3]李燕, 康加深.現代漢語形聲字聲符研究[M].//陳原.現代漢語用字信息分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4]施正宇.現代形聲字形符表義功能分析[J].語言文字應用, 1992 (4) .
[5]李萬福.談俗形義學[J].漢字文化, 199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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